报复与自杀，以及这两个极端方式中的很多方式，都是日本人维护荣誉所采取的手段。日本人就是这样想的：一个正派的人会同时感受到恩情和侮辱，并对两者都要认真回报。只要一个人遵守“情义”、洗刷污名，就决不能说他犯有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算清旧账罢了。
所谓对名分的“情义”，也就是使名声不被玷污的义务。一系列德行列德行构成了这一“情义”。这些德行在西欧人看来，有的是互相矛盾的；但对日本人来说它们却是完全统一的。因为这类义务不属于恩的范围，不需报恩，也不涉及以前受恩于人的问题，这只是保持自身名誉的行为。所以其内容包括：遵守“各得其所，各安其分”的各种繁琐的礼仪规则、能够忍受苦痛维护自己在专业和技能上需要维护的名声。对名分之“情义”，需要他们消除毁谤或侮辱，毁谤、侮辱会玷污名誉，必须加以消除；必要时还要报复毁谤者，甚至自杀。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可能还有很多其他方法，但无论如何也不能淡然置之。
日本人并没有给“对名分的情义”单独起其他的名字，只是将它描述为报恩范围之外的情义。这只是分类的不同，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的情义”就是对善意关切的回报，而“对名分的情义”就突出地包含了报复。西方语言中，上述两者是被区分为感激和报复两个对立的范畴的，但日本人对此则没有严格的区分。一种德行为什么不能既包括对他人善行的反应，又包括对他人恶意或者轻蔑的反应呢？
日本人就是这样想的。一个正派的人会同时感受到恩情和侮辱，并对两者都要认真回报。我们则会把两者区分开来，把一种称为侵犯，另一种称为非侵犯，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对他们来说，只有超出了“情义范围”的行为才被称之为侵犯。只要一个人遵守“情义”、洗刷污名，就决不能说他犯有侵犯之罪，他只不过是算清旧账罢了。在他们看来，如果受到侮辱、毁谤或失败而没有报复，没有消除这些侮辱、诽谤和失败，那么世界就不会太平。一个正派的人必须尽力恢复世界的平衡。这是做人的美德，而绝对不是人性中的罪恶。欧洲历史上的某些时代，对名分的“情义”，也包括像日本人那样把感激和忠诚结合在一起的表达方式，那也曾经是一种西方的道德。特别是在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在意大利，曾经极为盛行。这种道德与古典时期西班牙的el valor Espa？ol（西班牙的勇敢）和德意志的die Ehre（名誉）有很多相似之处，甚至和100多年前欧洲盛行的决斗中的潜意识也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无论在日本，还是在西欧各国，只要是在这种重视消除名誉污点的道德观占优势的地方，道德的核心总是超越一切物质意义上的利益。一个人越是为了名誉而牺牲其财产、家庭和个人的性命，人们就越认为他是道德高尚的人。这成了道德本身的一部分，是这些国家常常提倡的精神价值基础。它虽然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物质损失，但这些确是很难用利害得失来衡量的。基于这一点，这种名誉观与充斥于美国生活中的激烈竞争和公开对抗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在美国某些政治或经济交往中，也许并不限制保守，然而要获得或保有某种物质利益则一定要进行一场战争。至于肯塔基山中居民之间的械斗，那只是个例外，盛行于那里的为名誉习俗而战，就属于“对名分的情义”的范畴。
任何文化中“对名分的情义”都使人们之间产生了敌意和伺机报复，这绝不仅是亚洲大陆道德的特点。它并不是独有的东方气质。中国人、暹罗人、印度人都没有这种气质。中国人认为，如果听到侮辱和诽谤就过于神经质，那么这样的人是“小人”，也就是说这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的特征。而不像日本那样，把对名誉的敏感归于是理想高尚的特征。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忽然用不正当的暴力来肆意报复自己遭受的侮辱是错误的。他们觉得如此神经过敏是可笑的。他们也不会下决心用所有善良和伟大的行动来证明诽谤是没有根据的。在暹罗人身上也压根看不到对侮辱如此敏感的行动。和中国人一样，他们宁愿让诽谤者处于尴尬境地，也不会设想自己的名誉会受到伤害。他们说：容忍退让是使对方暴露卑鄙的最好方式。
我们要准确地理解“对名分的情义”的全部意义，就必须对日本各种非侵犯性的道德进行通盘考虑。复仇只是特定场合要求的德行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一些稳定的、克制的行为。一个自重的日本人必须坚韧和自我克制，这是他“对名分的情义”的一部分。妇女分娩时不能大喊大叫，男人对痛苦和危险必须泰然处之。当洪水冲到日本的村庄时，每个自重的日本人都带好必需品去寻找高地，而不是张皇失措地乱喊乱跑。秋分前后遇到台风暴雨袭击时，也能发现同样的一些自我克制的场面。这些行为是每个日本人所特有的自尊心的一部分，即使他们不能完全做到。在他们看来，美国人的自尊心不要求自我克制。日本人的这种自我克制中还包含了一种位高责任重的意义。封建时代，对武士的要求要高于对庶民的要求，虽然对平民要求的不那么严格，但这也是一切阶级的生活准则。如果说，要求武士能忍耐极端的肉体痛苦，那么就要要求庶民极端地顺从和忍受持刀武士的侵犯。
有很多著名的故事讲的都是武士的坚韧。武士必须忍耐饥饿，这是无须说明的小事，但如果他们奉命忍受饥饿，那么即使是饿死，也必须佯装是刚吃完饭的样子，而且还要用牙签剔牙。俗话说“雏禽求食而鸣，武士口含牙签”。这句话是这次战争中士兵们的格言。他们不能屈服于痛苦。日本人的态度就像是当年少年兵回答拿破仑问题的故事：“受伤了？不，报告陛下，我是被打死了！”武士临死前不能显露出一丝痛苦，更不能有丝毫的畏缩。1899年去世的胜伯爵（指胜海舟，1823—1899，幕末及明治初年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历任幕府陆军总裁、明治政府外务大、兵部大、海军卿等。——译者注）曾说过，他虽然出身于武士家庭，但当时家境已是一贫如洗，小时候睾丸被狗咬伤，当医生为他做手术时，父亲用刀戳着他的鼻梁说：一声都不许哭出来。要是哭，我就会让你死，要不愧为一个武士。
“对名分的情义”，还要求其生活要与身份相符。如果一个人缺乏这种“情义”，他的自尊便丧失了。德川时代取缔的奢侈令中几乎详细地规定了各类人的衣着、财产以及用品。按照身份而生活，就意味着要接受这种规定，并且将其视为是自尊的一部分。美国人会对这种按世袭阶级地位而作出规定的法律感到异常诧异。在美国，自尊与提高自己的地位是无论如何也联系不到一起。一成不变的奢侈令是对我们这个社会基础的一种否定。德川时代规定，某一等级的农民可以给孩子买某种布娃娃，而另一等级的农民则只能买其他样子的。对这一类的法律，我们会感到不寒而栗。在美国，我们有其他的规定可以达到同样的效果。我们心安理得地承认着这样的事实：工厂主的孩子可以有一列电动火车，而佃农的孩子只要有一个用玉米棒做的娃娃就满足了。我们承认收入的差异，并将其视为合理。努力获得较高的薪水成为我们自尊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获得不同的布娃娃要根据收入的高低，这与我们的道德观念并不相违背，有钱的人就可以给孩子买高级的布娃娃。然而，在日本，有钱会使人产生疑惑，守本分才会让人放心。即使是在现在，日本的穷人和富人也都是一样的，都通过遵守等级制的习惯来保持他们的自尊。美国人是无法理解这些的。早在19世纪30年代，法国人托克维尔尔（Tocqueville）就在前引著作中说明了这一点。托克维尔尔生于18世纪的法国，尽管他很赞赏平等制的美国，但对于贵族生活他也了解颇多，并十分钟情于此。他认为美国虽然有其美德，却缺乏真正的尊严。他说：真正的尊严在于各安其分，不卑不亢。自王子至农夫，皆可以自许。托克维尔尔一定可以理解日本人的态度，即不认为阶级差别是不体面的。
今天，我们对各民族的文化都有了客观的研究。在人们看来，不同民族可以给真正的尊严下不同的定义，就像他们对屈辱的解释各自不同一样。一些美国人叫嚣，只有用我们推行的平等原则，日本人才能最终获得自尊。其实，他们这是犯了民族自我中心主义的错误。这些美国人如果真如他们所说的那样，确实希望有一个自尊的日本，他们就必须搞清楚日本人自尊的基础。正如托克维尔尔说的那样，我们必须承认，这种贵族制度的真正尊严正从近代世界中消逝，我们相信另一种更加优异的尊严正在取而代之。毫无疑问，日本也将如此。直至现在，日本的自尊只能是建立在它自身的基础之上，而不是在我们的自尊基础上重建。并且它只能用自己的方式来纯化自身。
除了守本分之外，“对名分的情义”还要求履行其他多种义务。借款者在借钱时要把“对名分的情义”抵押给债主。直至二三十年前，一般借款者都要向债主表示：如果还不了债，我愿意在大庭广众前被耻笑。事实上，即使还不了债，他也不会真的公开被侮辱。这是因为日本没有当众揭丑这种惩罚。不过，新年来临之际，是债务必须偿还的时候，借款者如果无力还债，就会用自杀来洗刷污名。直到今天，除夕之夜还会发生一些为了挽回名誉而自杀的事情。
“对自身名分的情义”也与各种职业责任密切相关。特殊情况下，一个人成为众矢之的并备受责难时，日本人往往会有很奇怪的要求。譬如，很多校长会因为学校遭遇火灾而引咎自杀。他们对火灾是没有任何责任的，只是因为挂在学校中的天皇御像因为火灾而受到了惊吓。也有些教师冲进大火，抢救天皇御像而被烧死。他们的死，证明对“名分的情义”的高度重视。相对天皇的“忠”，至今仍然有流传说，在庄严捧读教育敕语或军人敕谕时，有些人会偶尔读错，然后他们竟然会用自杀来洗刷污名。在当今天皇的统治下，也有人曾不小心，误给其孩子起名为“裕仁”（当今天皇的御名，这在日本必须要避讳，绝不能说的），因而自杀并且杀死了自己的孩子。
在日本，一个专业工作者对其专业上“名分的情义”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并一定要靠美国人所理解的那种高度专业水平来维持。教师说：教师对名分的情义，不允许我说不知道。也就是说，他即使不知道青蛙的种属，也必须佯装知道。他即使教授英文凭借的只是在学校学了几年的基础，也不能容忍别人指出他自己的错误。“教师名分的情义”所特指的就是这种自我防御。实业家也是如此。“实业家名分的情义”要求他绝不能向任何人透露自己的资产已枯竭，或者他制定的公司计划已失败。出于“情义”，外交家也不能承认自己的外交方针失败。关于“情义”的上述定义都是把一个人和他的工作密切地联系起来，批评一个人工作中的行为或能力，就自然地是指在批评这个人本身。
在美国也会出现类似日本人这种对失败和无能等没有名誉行为的反应。我们都知道，有些人一听到诽谤就暴跳如雷。不过，像日本人那样高度戒备状态的自我防御，在美国人身上是很少见的。如果一位教师不知道青蛙的属类，即使他可能掩饰了自己的无知，但他也会觉得，如实地承认自己无知要比佯装知道要好一点。如果实业家不满于自己的创业方针，他会觉得自己可以再宣布另外一种新的方针。他不会认为，要保持自尊就必须坚持自己的错误。他也不会认为，一旦承认自己的错误，他就必须引咎辞职或退休。在日本，这种自我防御有着十分牢固的基础。所以我们不能当面过多地谈论别人专业上的失误，这不仅是一种一般性的礼节，还是一种明智的选择。
一个人在竞争中失败时，这种敏感显得尤为显著。譬如，找工作时录用了别人或者自己在竞争考试中落选这类情况。失败者会因为失败而蒙羞。有时候，这种羞耻感会成为发奋图强的强烈动力，但更多的情况下会变成危险的沮丧。或者他会丧失自信心，一蹶不振，或者他会怒发冲冠，又或者两种情况兼而有之。于是，他遭受了挫折。对美国人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应当认识到竞争在国内生活中发挥的那种有益的效果在日本是不会发生的。我们将竞争看做是好事并高度依赖它。心理测验表明，我们会受到竞争的刺激而作出最杰出的努力。工作效率也会在竞争的刺激下提高。而当我们单独一个人工作时，通常达不到有竞争者时的效果。但是，在日本，测验的结果恰恰相反。在青少年期结束后，这种现象尤为明显。因为日本的儿童们大都视竞争为游戏，并不那么看重。青年人和成年人中一旦有竞争，工作效率就随之降低。当人们单独工作时，进步得比较快，错误也会减少，速度也相应提高，一旦有了竞争对手，错误就会增加，速度也迅速下降。当拿自己的成绩来衡量自己的进步时，他们会做得最好，如果和别人对照测试，情况就有所不同了。针对竞争状态下成绩不佳的原因，几位日本实验者作出了正确的分析。他们说，如果在一个项目中采取竞争的做法，被测试者的思想就会集中在对失败的担心上，因而会使工作受到干扰。他们对竞争对手非常敏感，仿佛是给自己构成了一种侵犯，因而把注意力从专心工作上转移到了与侵犯者的关系上。
测试表明，被测的学生，一想到可能因失败而蒙羞，心理就会受到很大影响。就像教师和实业家要各自维护其在专业上对“名分的情义”一样，他们也十分看重学生“名分的情义”。学生在竞赛中失败，会因这种耻辱而采取极端行动。赛艇运动员会手握船桨趴在船上而号啕大哭、垒球队员失败后会抱成一团而失声痛哭。在美国，我们会说这些人太小气了。我们的礼节是，失败的人应该承认对方是因为优秀而获胜的。失败者应该向胜利者伸手致意。无论我们如何讨厌在比赛中失败，因失败而情绪冲动的人会受到鄙视。
日本人常常想方设法避免直接竞争。美国人无法想象日本小学中竞争机会是多么少。日本教师的职责是教育每一个儿童，使其提高成绩，而不是给学生们提供彼此之间竞争的机会。日本小学里没有留级重读的规定，同时入学的儿童要一起学习全部课程，然后一起毕业。小学生成绩表上不记录学业成绩，而是记载着操行品质。如果无法避免竞争，譬如小学升中学的考试，那么他们的紧张程度是我们所无法理解的。每一位老师都知道有很多学生因为没考好而企图自杀的事情。
这种尽量避免直接竞争的做法，贯穿于日本人的全部生活中。美国人的最高要求是在同龄人的竞争中取得优异成绩，而以“恩”为基础的伦理则极少地容许竞争的存在。他们的等级制体系中定有繁琐的规定，把直接竞争减少到最低程度。家族制度也对竞争加以限制，因为从制度上讲，日本与美国不同，父亲和儿子之间没有竞争关系，他们可能会排斥对方，但那不是竞争。当日本人看到美国家庭中儿子与父亲在使用汽车以及照顾母亲或妻子等方面相互竞争时，他们总是用惊诧的语气来评论。
中介人在日本到处都是，通过中介是日本人避免让两个竞争者直接对峙的一种办法。当失败让一个人感到羞耻时，这时就需要一个中间人。所以，中介人在提亲、找工作、退职和其他无数日常事务中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当事者双方通过中介人来传达对方的意见，或者在重要交往中，比如说结婚，双方都会请中介人。他们先细致地进行交涉，然后分别汇报给各方。采用这种方式进行间接交往，当事者就不会听到在直接谈判中会招致憎恶或伤及名分“情义”的要求与责难了。由于中介发挥了这种重要作用，中介人获得众望，以其成功的手段获得了社会的尊敬。中介人会因谈判顺利而脸上增光，从而增加顺利签订协议的机会。以同样的方式，中介人还可以帮助求职者打探雇主的意图，或转告雇主雇员的辞职意图。
新几内亚和美拉尼西亚从事园艺的原始民族在遭到侮辱后一定会愤怒，这会变成部族和个人行动的主要推动力。他们在举行部族宴会时，一个村的人议论另一个村子的人，说他们非常吝啬，穷到请不起10个客人的地步；他们把芋头和椰子都藏起来，他们的首领们是批连宴会都组织不了的蠢材等等。然后，被挑战的村子便炫耀他们的奢华和大方，以使得来客感到惊异，以此来洗刷自己的污名。他们也是这样作提亲及在经济上交易的。双方交战时也是如此，在搭弓射箭之前，交战双方必须互相谩骂。哪怕是非常琐细的事情，他们也得把它当做非得一拼死战不可的大事。对采取行动而言，这是一大动力，这些部族通常具有很大的活力。但没有人认为这些部族是崇尚礼节的。
与此相反，日本人却是崇尚礼节的典范，并且这种尚礼正好可以衡量他们是如何全力对那些必须洗刷污名的事端进行限制的。虽然侮辱引起的愤怒被他们视为获取成就的最佳鞭策力，但他们却限制引起侮辱的事端。尚礼这只在某些特定场合或消除侮辱的传统手段被抑制而不能发挥效用的时候才会发生。毫无疑问，日本之所以在远东取得统治地位以及最近10年间推行的对英美战争政策，都是这种鞭策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然而，西欧人关于日本人对侮辱敏感及热衷复仇的诸多议论，更适合用在新几内亚那些喜欢利用侮辱的部族身上，而不是用在日本人身上。西方人没有认识到日本人对名分的“情义”所加的种种特殊限制，所以他们关于日本在战败后行动的诸多预测都是与实际不相符的。
美国人不应该因为日本人的尚礼就低估他们对诽谤的敏感程度。美国人像玩游戏一样随便地评论人。日本人则会把轻微的批评当做是大事，我们很难理解这一点。日本画家牧野芳雄在美国出版的英文自传，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日本人对他所讲的“嘲笑”作出的经典反应。写作这部传记时，他已经在美国和欧洲度过了自己的大部分成年时代，其感受的强烈程度就好像自己仍然生活在故乡—爱知县的农村。他的父亲是一位颇有地位的地主，作为小儿子，他受到了家庭的极大宠爱。母亲在他幼年期即将结束的时候去世了，不久，父亲也破产了，家里变卖了全部家产来偿还欠款。家庭败落后，牧野身无分文，再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愿望了。他的愿望之一就是学习英语。为了学英文，他到附近的教会学校做门房。直到18岁，除了附近几个乡镇外还没有出过远门的他，竟然要决心去美国。
我拜访了一位我自己信赖的传教士，向他表明了自己想去美国的愿望，期望他能告诉我一些有用的东西。然而令我非常失望的是，这位传教士喊道：“什么？你想去美国？”传教士的夫人也在房间里，他们一起嘲笑我，顿时，我感觉脑子里的血全都流到了脚底下。在那里默默地站了两三秒钟后，我连声“再见”也没有说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我对自己说“全都完了！”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离开了。现在我要说明一下原因。我总是坚信，不诚恳是世界上最大的犯罪，而最不诚恳的举动就是嘲笑别人。
我经常原谅人们发脾气，因为有时脾气不好是出于人的本性。我也可以原谅人们的撒谎，因为人的本性是脆弱的，面对困难，人们常常不够坚强，也不敢讲真话。我还可以原谅无根据的流言飞语和背后议论，因为遇到别人说闲话时，人们难免会陷进去。
连杀人犯，我都可以视情况而体谅。但我无法原谅的确是嘲笑，因为只有当人们内心不诚恳时，才会嘲笑无辜者。
请允许我讲以下自己给两个词下的定义。所谓杀人犯是指杀害别人肉体的人；而嘲笑者则是杀害某人心灵的人。
和肉体比，心灵要更加宝贵。所以，嘲笑是最恶劣的行径。那对传教士夫妇实在是在伤害我的心灵，我内心受到了无比的创痛，我的心在呐喊“你为什么？！”
第二天早晨，他把所有的东西打成一个包裹，就背着走了。一个乡村少年身无分文却想去美国学画，结果遭到传教士的不信任，他感到被残害了。他的名分遭到了玷污，要去除污名，只有实现自己的目标。他既然已遭到传教士的嘲笑，就只能别无选择地离开这里去证明他有到达美国的能力了。他用英文单词“insincerity”（不真诚、不诚恳）来指责传教士。我们对此感到奇怪，因为从我们的视角来看，那位美国人的惊奇是非常符合“sincere”（诚实、正直）的含义的。而牧野先生使用这个单词的时候则是按照日本人所理解的含义。日本人认为那种蔑视别人、不屑于挑起争吵的人是不诚实和不诚恳的。这类嘲笑是非常放肆的，毫无顾忌的，是对人不诚恳的证明。
“我甚至可以酌情体谅杀人犯。但却无法原谅嘲笑。”既然对嘲笑的正确态度不是原谅，那么报仇就变成唯一可行的办法了。牧野来到美国，因此洗刷了污名。复仇在遭到侮辱或失败的情况下也是一件“好事”，它在日本的传统中占据着很高的地位。日本人为西欧人写书时，常常用生动的比喻来描述日本人对待报仇的态度。新渡户稻造是位最富于博爱思想的日本人，他在1900年所著的书中写道：报仇具有某些足以满足正义感的东西，我们的报仇观念就如同数学中必须使方程等式两边相等那样严密，不然，我们总感到心愿未了。在题为《日本的生活与思想》这本书中，冈仓由三郎比较了报仇心理与日本人的独特习惯后写道：
所谓日本人的心理特异性，很多来源于对洁净的钟爱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污秽。不然很多现象就无法解释。我们接受了训练（实际情况如此），每当家庭名誉或者国家荣誉遭到侮蔑的时候，就把这当做是污秽或疤疥，必须要经过申辩并洗刷干净，否则就像不能恢复清洁或健康。我们不妨把日本公私生活中常见的报仇事件看成是一个洁净成的民族所进行的晨浴。
他继续说，日本人的生活是清净无尘的，恰似盛开的樱花，美丽而宁静。换句话说，晨浴就是把别人投给你的污泥洗净。只要身上沾染了一点，你就不再贞洁。
在日本，这样的伦理教育是不存在的，只要一个人自己不觉得受辱，就不算被侮辱了。他们也不会认为：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之，并不是别人对他说了或做了什么。
对这种“晨浴”式的报仇心理，日本的传统经常公开提倡。有无数家喻户晓的事例和英雄故事，其中大家都熟知的就是《四十七士》的故事。人们把这些故事编入教科书，在剧场上演，将其拍成电影，或写成通俗读物。它们已成为日本现有文化的组成部分了。
其他的故事讲的是向自己的主君进行报仇。根据日本的伦理，“情义”意味着家臣必须终生效忠于主君；同时也意味着，如果家臣受辱，也会转变成为仇敌。德川幕府的第一位将军家康的故事中就是这样的典型例子。一位家臣听说，德川曾背后说他是个会被鱼骨头卡死的家伙，这对珍视尊严的武士来说，是一种无法容忍的侮辱。所以，这位家臣就发誓死也不能忘记这种耻辱。那时，德川刚刚定都江户，正着手统一全国，但仍然存在反对他的强大敌对势力，大局尚不平稳。这位家臣就暗中勾结敌方诸侯，策谋做他们的内应，企图放火烧毁江户。他认为这样做是向德川复仇，可以实现“情义”。关于日本人的忠诚，西方人的很多议论是不符合实际的，因为他们不了解，“情义”不仅是一种忠诚，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它也要求背叛。就像他们所说那样：挨了打会成为叛徒，受了侮辱也是如此。
日本历史故事中贯穿着两个主题：一个是犯错的人报复正确的人；另一个是受辱必将报复，即使对方是自己的主君。这两个主题在日本文学作品中屡见不鲜，情节也丰富多样。然而，如果对当代日本人的身世、小说及实况进行一番考察，情况就变得很清楚了，尽管他们的古代传统十分崇尚报仇，但现实生活却和西欧是一样的，很少见复仇的行为，甚至复仇行为比西欧还要少得多。这并不意味人们对名誉观念的日趋淡薄，而是意味对失败和侮辱的反应已逐渐由进攻性转变为自卫性的了。他们仍然十分看重耻辱，但更多地不是挑起争斗，而是自我麻痹。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缺少法律，直接攻击的复仇存在的可能性较大。近代以来，法律、秩序以及处理相互依存关系的条文增加，将复仇行为打入地下，或者使它针对自己的胸膛。人们玩弄计谋报复人却让对方没有丝毫的察觉，这在某些程度上有点像古代的故事，主人暗中把粪便藏于珍馐，来犒劳仇敌，唯一的目的是使对方食而不察。客人竟丝毫没有觉察。现在，甚至使用这种隐秘的攻击也非常少见，常见的是把攻击的矛头指向自己。在这里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将其作为鞭策，激励自己去做不可能的事情；另一种让它侵蚀自己的心灵。
日本人对失败、诽谤或排斥反应十分敏感，他们不是去恼恨别人，而是恼恨自己。近几十年，日本的小说不断描写有教养的日本人是怎样在极端狂怒与悲伤抑郁中辗转不安的。这些小说中的主角厌烦了一切，他们厌烦日常生活、家庭、城市和乡村。他们并不是因为理想无法实现而产生的厌倦，相比较于理想的伟大目标，现实的一切努力都渺小得可怜。这些不是源于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日本人一旦有了追求重大使命的远景目标，他们就不会有厌倦情绪，无论这个目标多么遥远，厌倦情绪也会消失得毫无踪迹。日本人所特有的厌倦，是一种敏于感伤的疾病。他们把被排斥的恐慌引入内心，不知该如何自处。日本小说中描写的厌倦心理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俄国小说。在俄国小说中，小说主人公所有苦闷的基础是现实世界与理想世界的对立。乔治·桑塞姆爵士（Sir George Sansom）曾说过，日本人缺少这种现实与理想的对立感。他这样说的目的并不是要回答日本人厌烦的根源，而是为了说明日本人的哲学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他们对待人生的普遍态度。这种观念与西方的基本观念是对立的，它远远超出此处所指的特殊事例的范围了，但却和日本人动辄忧郁有着特殊的联系。日俄两个民族都喜欢在小说中描写厌倦情绪，这和美国形成了明显的对照。美国小说一般不写这种题材。美国小说很少描写单纯的厌倦，而是把书中人物的不幸归因于性格缺陷或残酷社会的虐待。对一个人与环境不协调的原因的描绘，作者总是让读者从道义上谴责主人公性格的缺陷或是社会秩序中的弊端。日本也有谴责城市中可悲的经济状况、渔船上的恐怖事件的无产小说家。然而，就像一位作家说的那样，日本小说所揭示的是这样一种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情绪爆发时就像有毒的气体在周围漂荡。小说的主人公或作者都认为要弄清乌云来自何处，没有必要分析周围的环境或主人公的经历。阴云来去无踪，人们都很容易感伤。古代英雄惯于攻击敌人，他们却把这种攻击转向自己。在他们眼中，忧郁好像没有明确的起因。虽然也会寻找一些事例作为原因，但这些事件留给人们的印象最多是一种象征。
现代日本人加之于自身的最极端的攻击行为是自杀。依据他们的信条，采取合适的方式自杀，可以洗刷污名并获得身后好评。对自杀美国人是谴责的，认为它只不过是对绝望的屈服而自我毁灭。日本人却尊重自杀，认为它是一种光荣而有意义的举动。在某些场合，从“对名分的情义”来讲，自杀是最体面的做法。如同没有考中的少年和避免做俘虏的士兵一样，那些年关还不了债的人、因某种不幸事故而引咎的官员、无望在一起而双双殉情的恋人、以死抗议政府迟迟不对中国发动战争的“爱国志士”等，都把最后的暴力对准了自身。有日本权威人士说，日本是新近出现这种自杀倾向的。我们很难判断这是否属实。但统计表明，近年来观察者通常都高估了自杀的频率。按照比例，上世纪的丹麦和纳粹前的德国自杀的人数要高于日本的任何一个时代。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日本人喜欢自杀，就像美国人极力描写犯罪一样，两者都有相同的切身之感。相比杀其他的人，日本人更津津乐道于自杀。借用培根（Bacon）的话，他们总是将自杀看成是最喜欢的刺激性事件（flagrant case）。谈论自杀能够得到其他话题所不能达到的某种满足感。
与封建时代历史故事中的自杀相比，近代日本的自杀更加自虐。历史故事中，武士为了避免遭受不名誉的死刑，按照朝廷的命令自杀，就像西方敌方士兵宁愿被枪杀也不愿上绞刑架或落入敌人手中惨遭酷刑一样。也正如不名誉的普鲁士军官被准许秘密自杀一样，武士被恩准可以切腹自杀。当普鲁士军官犯罪后知道除了死以外再也无法挽救名誉时，他的上级就会把一瓶威士忌酒和一把手枪放在他卧室的桌子上。日本武士也是如此，如果注定要死，自杀是对死法的选择。近代的自杀都是主动选择死。人们往往不是残害别人，而是转而对自己实施暴力。封建时代，自杀宣布一个人的勇敢和果断，今天却演变为主动选择自我毁灭。最近的四五十年间，每当日本人感觉到世界混乱、方程式两边不相等或需要“晨浴”以洗净污秽时，他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毁灭自己而不是伤害别人。
虽然封建时代和现代都有把自杀作为最后论据而争取获胜的。德川时代有个著名故事，讲的就是幕府有一位担任将军监护人的年高德劭的顾问，他曾在其他顾问官和将军代理人面前当众袒露腹部抽刀准备切腹。这种威胁手段发挥了作用，由他推荐的人继承了将军的职位。他并没有自杀就达到了目的。用西方话来说就是，这位监护人是在用切腹威胁反对派。今天，这种抗议性的自杀行为多半是因为所提主张未被采纳出现的，或因为反对某些已签字的协议（如伦敦海军裁军条约）以求名垂史册的。这些场合，只有真实的自杀，才能产生舆论影响力，只摆摆架式进行威胁已经不能奏效了。
在“名分的情义”受到威胁时，把攻击矛头指向自己的倾向正在发展，但这并不一定就是仅指自杀这种极端手段。有时候，自我攻击还表现为沮丧、消沉以及流行于日本知识阶层中的那种典型厌倦情绪。这种情绪之所以能这个阶层广泛得以蔓延，是有其充分的社会学原因的。因为知识分子的过剩，他们在等级制中的地位很不稳定，只有极少数人的雄心壮志可以得到满足。尤其是20世纪30年代，他们被当局怀疑为有危险思想，这使他们更加感伤。日本知识分子常以西方化带来的混乱来解释他们的抑郁，这种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日本人典型的情绪摇摆，由强烈的献身精神转变为极端的厌倦情绪。这种心理毁损是日本传统观念里所固有的，许多知识分子都曾蒙受过。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是采用传统方式来摆脱这种厌倦情绪的。抱着国家主义目标，他们把攻击矛头再次由自己的内心转向外界。他们从对外发动极权主义的侵略中重新发现了自己。他们摆脱了恶劣的心境，感到自己内心有一股新的强大力量。他们相信，这股强大的力量在人际关系上起不到作用，但征服一个民族却可以做到。
这个民族一点都没有变。他们以日本式的方式作出反应。他们的情绪在顽强努力和极端消沉间摇摆不定。对他们来说，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当前，日本人的主要注意力在于维护战败后荣誉，而且他们认为这一目的是可以通过采取友好态度达到的。作为一种派生的理论，很多日本人认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最安全方法就是依赖美国。因此他们极易认为，与其作出努力而遭到怀疑，还不如消磨时光。所以消沉情绪就蔓延开来。
不过，日本人并不欣赏消沉。“从消沉中站起来”，“把别人从消沉中唤醒”，既是当前日本经常用于号召人们改善生活的口号，也是战争期间广播中经常出现的词句。他们用自己的方式跟消极作无为的斗争。1946年春，日本报纸连篇累牍地说：全世界的目光正集中在我们身上，轰炸废墟的瓦砾还未清除，一些公用事业仍处于停顿状态，这对日本名誉该是多大玷污。他们谴责那些无家可归的难民，说他们意志消沉，夜宿车站，让美国人看到了可怜相。日本人对这些启发名誉心的呼吁甚能理解。他们也希望可以倾注最大努力，以便将来可以在联合国组织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都是为了名誉，但方向却完全不同了。如果将来大国之间实现了和平，日本是可以走上这条自尊自重的道路的。
名誉是日本人始终坚守的目标，也是获得普遍尊敬的必要条件。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采取的手段就要根据情况而取舍了。日本人会随着情况的变化而改变态度，不能说这是道德问题。但我们却热衷于“主义”和意识形态上的信念。我们的信念不会随着失败而改变。欧洲人战败后就到处组织地下活动。在日本除了少数极端顽固分子，日本人不需要组织抵制或在地下开展反对美国占领军的活动。在道义上，他们不觉得有必要坚持原有路线。占领后不到几个月，美国人即使单独乘坐拥挤不堪的火车到日本的穷乡僻壤，也不必担心安全问题，并且他们还会受到曾经是国家官员的礼貌的款待，一次报复行为也没有发生过。当我们的吉普车通过村子时，孩子们会站立道旁高喊“Hello”（你好）、“Goodbye”（再见），母亲也会拉着不会招手的婴儿的小手向美国士兵挥动致意。
美国人很难相信日本人战败后这种180度的大转变是真的。这是我们无法做到的。对我们而言，这甚至比俘虏营中日本俘虏的态度转变还难以理解。因为俘虏们自认他们对日本来说已经是死人了。那我们就不知道死人会做什么了。几乎对日本没有了解的西欧人预测到，战后的日本公众也会出现上述那种日本俘虏表面性格的变化。他们大都认为日本只知道胜利或失败。而且在日本人看来，失败就是侮辱，一定要用拼死的暴力来报复。另一些人则认为，日本的民族性使他们不可能接受任何媾和条款。这些日本研究者们没有搞清“情义”。在日本人众多维持名誉的各种抉择中，他们只是选出了复仇与侵犯这种传统方式。而没有考虑到日本人还有采取另一种方针的习惯。他们用欧洲人的思维方式来理解日本人关于侵犯的伦理。在欧洲的思维方式中，如果要战斗，任何个人或民族首先都必须确认战争目的的永恒正义性，其力量来源是一直积蓄在胸中的憎恨和义愤。
日本人则在寻找侵略的其他根据。他们迫切要求赢得世界的尊敬。当他们看到大国靠军事实力赢得尊敬的时候，就想和这些国家并立。由于资源缺乏和技术落后的制约，他们不得不采用比希律王更毒辣的手段。虽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他们还是失败了。对他们而言，这意味着侵略不是通往名誉的道路。而“情义”却往往具有双重同等的含义，一方面是采取侵略的方式，另一方面就是坚持互敬的关系。战败之际，日本人从采取侵略方式转向互敬，显然他们并不觉得自己心理上有任何压力。他们的目标仍然是为了名誉。
日本也曾在历史的其他场合有过同样的举动，西方人通常对此甚感不解。1862年，日本刚刚拉开长期锁国的帷幕，一位名叫理查森（Ri-chardson）的英国人在萨摩遭到杀害，萨摩藩是攘夷运动的策源地，萨摩武士在日本是出了名的傲慢和好战。英国派了远征军惩罚他们，他们炮轰萨摩藩的重要港口鹿儿岛。整个德川时代，日本人一直都在制造武器，但都是仿造旧式的葡萄牙枪。鹿儿岛的日军当然敌不过英国的军舰。然而，这次炮击却导致了出人意料的结果，萨摩藩非但没有誓死报复，反而要跟英国建立友谊。日本人亲眼目睹了敌人的强大，并要求敌人赐教。他们和英国建立了通商关系，第二年又在萨摩建立了学校（指开成所）。当时一位日本人描述说，这所学校教授的是西方的学术……因生麦事件而发生的友好关系逐渐发展起来。所谓生麦事件（此处应为“萨英战争”，不应称“生麦事件”。——译者注）就是指英国对萨摩的惩罚以及对鹿儿岛港的轰炸。
这并不是孤立的事件。另一个可以与萨摩藩媲美而以好战和激烈排外著称的是长州藩。这两个藩都是“王政复古”领导者的发源地。没有实权的朝廷曾发布敕令，命令将军在1863年（阴历）5月11之前把一切夷狄赶出日本国土。幕府没有理会这道命令，而长州藩却理睬了。它从要塞炮轰通过下关海峡的西方商船。日本的火炮和炮药很是低劣，炮轰并没有伤害到外国的船只。西欧各国为惩罚长州藩，派来联合舰队迅速击毁其要塞，并索取了300万美元的赔款。然而这次炮击却导致了与萨摩藩同样奇妙的结果。在谈到萨摩事件和长州事件时诺曼写道：这些曾是攘夷急前锋的藩发生了转变，不管背后有多么复杂的动机，这种行动却验证了他们的现实主义和冷静态度，对此人们只能表示尊敬。
这种善于适应情况变化的现实主义反映的是日本人“对名分的情义”的光明面。“情义”跟月亮一样，有光明面和黑暗面。其黑暗面就是把美国限制移民法和伦敦海军裁军条约看成是日本民族的奇耻大辱，并驱使日本开展了这场不幸的战争。它的光明面就是，使日本能够本着善意的态度接受1945年的投降以及随之而来的后果。日本仍然是一如既往，按照自己的性格来行事。
对于“情义”的各项义务，近代日本的著作家及评论家总是选择需要的部分介绍给西方读者，称为是对“武士道”或“武士之道”的崇拜。这种介绍引起了某些误解，这是有根据的。近代以来才有了武士道这个正式名称。和“迫于情义”、“完全出于情义”、“为情义而竭尽全力”等格言不一样，它没有深厚的民族感情背景。它也包罗不了“情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评论家只是出于灵感而创作了它。并且，因为武士道曾是国家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的口号，伴随着这些领导人信誉的扫地，人们也开始怀疑武士道的概念。这绝不意味着日本人以后不再懂情义。刚好相反，与任何时期相比，现在都更需要西方人来理解“情义”在日本的含义。人们产生误解的原因之一就是把武士道等同于武士阶级。“情义”是一切阶级共有的道德。正如日本其他一切义务和纪律，身份高的人，“情义”的责任就越重。但“情义”是所有阶级都要讲的。至少日本人认为“情义”对武士的要求要高于对平民的要求。在外国观察者看来，似乎是“情义”对一般百姓要求最高，因为他们得到的回报比较少。但在日本人眼中，只要得到自己那个圈子的尊敬就是获得了回报，而不懂情义者依然是遭同伴蔑视和厌恶的可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