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一苇
一苇和早起的日光一块儿走进村子。
村子在吃饭。
日光是金色的。一苇是红色的。但一苇一开始出现在村子里是黑灰色的，那条影子细细的长长的。它一直爬到那一溜蹲在墙脚下吃饭的乡里人脚跟前，仿佛想数一数他们全都裸露着的百十个脚趾头儿。谁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那条影子样子有点儿犹豫，这一犹豫也便引起乡里人的注意。他们全都眯细了眼睛，谁也不想和日头对视。这时，乡里人注意到那日光是金色的。它给红色的一苇镀了一圈金边，日光依旧晃眼。
乡里人全都半靠墙蹲着。他们左手托着两块碗，一块大碗，一块小碗。大碗上画着一只大红鸡角，叫鸡角碗；小碗点缀一些儿小花小草，叫花仔碗。大碗里一色盛着番薯。花仔碗里一色盛着瓜脯豆豉。大碗都好大，一碗少说也能盛个三几斤。他们就用拇指、食指、中指三个铁硬的手指头儿支着它。花仔碗一个边儿压在大碗底，又用无名指和小指兜着。在乡里，每一个打捕（男人），每一个在户（女人），都以这种方式吃饭，到大鼎里盛一大碗，用手托着，走出门，哪达闹热就上哪达吃去。也许是吃食太过于单调，没什么好配的，难以下咽，就都凑到一块儿，拿闲话当物配，把一海碗一海碗的番薯打发到肚子里去。在他们前面蹲着仰视他们的还有狗。他们实在无法下咽的吐出去，狗就只能拣这个了。再往前几步，是一条污水沟。一只刚刚从圈里睡得热腾腾、臭烘烘的猪母，在那达不知用嘴拱着些什么。后边跟着一个精赤条条，黑不溜秋的囝子。他抬起一只脏兮兮的脚，去踹那只猪母。猪母屁股一缩，尾巴一夹，往前紧走两步。
这是一苇看到的。她用脚尖走路，小小心心的，到处是砖头瓦块和碎碗片，还有鸡屎鸭屎。乡里的路是没人去打扫的。但一苇还是抬眼看，她注意了金色的日光照着的那一排皱巴巴的脸。也有些后生家，但脸也是黑黑的，不豁亮，不白净。好多嘴都张着，眼都眯着。
“番仔婆。”他们终于迟疑地吐出这两个字来。一苇才二十三岁，在闽南这一带，应该叫在户仔，但他们叫她番仔婆。这达人这节把不像他们这样穿汉装、中山装、干部装的人统统称番仔，女人统称番仔婆，哪怕她只有三五岁，只要她穿番仔裙。而所有的裙子都叫番仔裙。
一苇这日没穿裙子。她知道到这达不能穿裙子，尤其是短裙，露两条白生生的腿，乡里人会看不惯的。她这回，连裙子都没带。但一苇马上瞥见了在那条污水沟的那一头，有一个女人在打水。那是一眼石井，乡里人叫古井。那女人就用手把一只带绳子的小桶顺到井里，然后，打了水，再一下一下地把它拉来上。那女人穿着一条撒满小花的薄裤子，一苇看到，那女人就当着打捕人的面，哈下腰，用双手搓绳子似的，把那裤脚往上搓，一直搓到大腿根儿。她是怕让水给溅湿了，一苇想。一苇发现蹲在墙脚的那一溜打捕人，既不盯着看也不啐唾沫。又有一个年纪轻轻的女人，很难得的一个白净的女人，抱着一个囝子来跟那打水女人说话，她竟然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把一只白嫩嫩的奶子掏出来给孩子吃。一苇感觉，这达的人比她预想的开化，打捕人，甚至那些后生家，没有一个是歹目的。
一苇穿一条水洗布的牛仔裤，一件红色的宽袖衬衣，下边拽两个衣角松松地挽一个扣儿，只有这一点她疏忽了，那达露一截肚皮，露着肚脐眼儿。头上是披肩发，脚下是旅游鞋，她挎一个坤包，还有一个照相机。
一苇很快发现，他们在交头接耳，并用拿箸的手比比划划。从他们的眼神，一苇马上明白，他们是在议论她。
乡里人不能接受的是她的牛仔裤。女人还有穿这种裤子的？那达还开一个口子，还有一条拉链？所有人都受不了那条拉链，可又全都往那达看，他们小小声声地咬着耳朵。
胡子扁扁嘴：“你们瞧她有多大啦？”
光头贼目鼠眼：“三十都得多，番仔婆都化妆，老在户也化妆，让你看不出她多大来。”
大嘴眼睛聚聚光：“看那身条，还是个在户仔。”
光头哧了一声：“老鸡啦，少说下过两个蛋。”
闽南话里，有一个“老瓜熟蒂”，因瓜和鸡同音，说讹了，把老瓜说成老鸡。而鸡又和妓近音，这话就带上了挑逗的色彩，有了侮辱的成分。
一苇会说闽南话，但她装着听不懂，装着没听见。她只是在心里骂他们一句，狗嘴吐不出象牙，并不去计较。听懂又怎样呢？还能找人去打架？都是年轻人，说话越点儿轨有什么关系？一苇不能容忍的是他们那副样子，那一排臭脚，倒不是全光脚，有的穿木屐，有的穿人字绊拖鞋，只是都把那拖鞋穿成没样儿了，没有一个穿鞋的，谁也不肯把那些自由地分得开开的脚趾头儿挤到鞋子里边去，他们赤脚惯了。
一苇不会自己到这达来，这达和她毫无关系。但有一个女人，那个女人比她大二十多岁，对她应该有另一种称呼。但一苇叫她大姐，从懂事时，她就觉得应该叫大姐，叫得她无可奈何。她们俩成了忘年交，是那个女人教她学会了闽南话。现在，一苇又是受她的嘱托，来寻找这个村子，来寻找那幢带着大片大片的贝壳的土屋，来寻找一辆锈迹斑斑的脚踏车，来寻找一个住这土屋又用这脚踏车载人的人。
一苇无法接受那些在碗边爬的苍蝇。乡里人叫它们户神。当然没有当神供着，但就这名字就够听的了。
一苇之所以会到这达来，这里有着种种误会。她在城里待久了，她烦了城市的喧嚣。而在她的脑子里和闹市对立的，是乡村俱乐部。她自从去过那里，就喜欢了那里。再也不像城市那样，楼房挤着楼房，到那里突然就疏朗了，全是山，绿色的山，不允许别的楼房挤到这里来。这里只有乡村俱乐部，坐到听潮馆，似乎是凭虚凌空，看礁石撞击潮头，一片飞花溅玉。当然，她知道，她不是去乡村俱乐部，可她心里的乡村也有一种挺美的东西，万顷碧波、小溪、老牛、狗，还有用蚝壳（海蛎壳）造起来的土屋。想起她的忘年交，她的嘴角露出一丝苦笑。
那个女人其实也不十分勉强她，找着也罢，找不着也罢，如果找到那个人，印象好就多谈谈，印象不好不说也罢。但天知道她是怎么想的，还让一苇带来那么多物件。真的找不着，真的对他反感，那可怎么办？难道她就把那些物件扔掉不可？这天底下女人是最矛盾的东西，女人有一大半是别人的。幸好她现在只有二十三岁，二十三岁的一苇囫囵是她自己的。
一苇有一种直觉，认定这一排蹲在墙脚下的乡里人对她并没有太大的敌意，尽管他们对她不恭，甚至是侮慢，但一苇不想就这样走开。她来到这个村子，而且认定这就是她要寻找的村子。那么，她首先就遇到这么一溜蹲着吃饭的人，也许这也是一种缘分，没准儿这达还有她要寻找的人。她不想就这样失之交臂。乡里人从哪达走到哪达是明确的。也许有时也没有什么目标，也就串串门，但上谁家，又上谁家，这都是明确无误的。没有一个乡里人会像一苇这样，就是溜溜，就是走走。当然，这一回，一苇也不是在散步，不是在林荫道上散步，不是在公园里的花径散步。她在寻找，目标也是明确的。也许，这些人能够告诉她所寻找的。他们之所以那样对待她，那是他们认定她和他们之间毫无关系，陌路人而已，说伤了，说狠了，反正往后也不会再见面，不像自己村子里的人，成天磕头碰脑的，抬头不见低头见。一苇是城里长大的，在异国的土地上长大的。她不怵场，明明知道他们在说一些不堪入耳的伤害她的话，她却还向他们走去，用明亮友好的眼睛看着他们，还冲他们微笑。大嘴、光头、胡子尴尬起来，都不说话了，连眼皮也垂下了，所有的动作都不自然起来。这倒叫一苇觉得挺好笑。她想和他们打一声招呼，她知道这达乡里人打招呼，就是问：吃了莫？不管早晚甚至连人家挑粪桶，也问人家：吃了莫？挑粪的人也该怎么应就怎么应：吃了。没吃。对了，这达粪桶不叫粪桶，叫粗桶，也可能叫腥桶。一苇不知如何措辞，她还是说了一句大家好。
“好什么？”一个倔老头回了一句，他想这不知是谁家的亲戚，还是谁家从外边回来的“番客”，他得回人一句，同时翻了一下眼皮。谁知他那么蹲着，眼皮一提，眼睛正好冲着“番仔婆”的下身，正好冲着牛仔裤的那条拉链，老头“嗨”一声，就把脸别开了。
人毕竟是人，更何况今世无冤前世无仇，只要说上一句话，那种对立，那种隔膜，那种尴尬，到底是消除了许多。
一个满脸胡茬的老头又问了一句：“在户仔，你是谁家的亲戚？”
一苇微微哈下腰去：“我祖家就在这镇街上，现在这边没人了。”
老头又问：“回来找谁？”
一苇说：“谁也不找，就回来看看。”
一个乡里的老头，他是不太明白“谁也不找”究竟是什么意思的，便又撩起眼皮看看来历不明的番仔婆。这时他才发现，他刚才叫她“在户仔”没错。刚刚他只是故意亲切一点。这回他看真了，这个“番仔婆”，她还挺嫩。他想再找话跟她说，没想到一苇也就哈下腰听他，并把双臂支在膝盖上，那件松松垮垮的水一样活的红衣服往下一坠，露出她的一截胸脯，露出半截乳房来。老头看见她胸罩上的花边，脸唰地红了，连那爬满脸腮的胡茬都盖不住。
一苇发现，跟他们说话很困难，她突然想起她的照相机，也许她可以给他们照照相。谁知她刚打开照相机的镜头，所有的老头便纷纷起身，并用拿箸的手来遮自己的脸，所有的人都回避她的眼睛，这叫一苇再次尴尬起来。
“姐——姐——”那个光屁股的小囝子，扯开嗓子，可着劲地喊。那只猪母已经走开，在污水沟那边，就在离他们三几步远的地方拉了一大堆猪屎。那猪屎正冒着热气，那黑囝仔叉开腿，护着那堆猪屎，还喊，直到一个在户仔提着畚箕，用一把叉耙把那堆猪屎扒进去。那黑囝仔仿佛有功似的，吸了吸鼻子。
一苇看明白了，那黑囝仔刚刚是跟那只猪母的。她的胸脯为那黑囝仔起伏起来，她不由地把目光聚集在那黑囝仔的身上。黑囝仔这时倒背着手，腆着肚子，露出小雀雀。只有他，目光一点儿也不躲闪，以一种十足的“打捕人”的姿态，审视着一苇。
一苇想，我为什么不拍下这孩子呢？她仿佛和那黑囝仔在做买卖，就从自己的包包里掏出一张五元的人民币，塞在那黑囝仔的手里，然后就开始选镜头。那黑囝仔仿佛也就这么承诺了，还那么站着。他得等一苇把快门按下去，只要她一按，这五元钱就是他的了，这是他挣的。
“扁头，不要，扁头。”姐姐已经把畚箕提走，又折回身子。她要来拉那黑囝仔。
黑囝仔却像钉子一样，就钉在那达不动，并且就把那张钱团成一球，攥在手心里。
姐姐就又来剥开他的手：“把钱给人家，要不，我告诉妈。”
黑囝仔急了，吭哧就在姐姐的手上咬了一口。
“呀！”姐姐只好把手撒开了，“妈，妈——你看你们扁头。”
于是，一个黑粗粗的女人跑出来了，她再来拽那黑囝仔。
黑囝仔一闪躲过去了，而后冲着那女人，那是他的妈，张开那只攥紧的手，那里边是那张被攥成一个球的五元钱。要知道，那时，五元钱对一个乡里的女人意味着什么。那女人，那孩子的妈就这样给镇住了。她仄着头，用一双疑惑的眼睛望着一苇。黑囝仔明白，他妈也明白，他们拿了人家五元钱，就欠了人家，不让照相不行。但这五元钱是太好赚了。什么也不用干，就等着人家这一按就行了。这买卖划得来，这达也就这黑囝仔，有人缘，才有这福气。
女人一直等到一苇把快门一按。而后就一把拉着黑囝仔往家跑，跑了十几步，人家不可能再追上她的地方，又站住了，回过头来看一苇。她一点儿也不明白，这番仔婆想干什么？那黑囝仔连脸也没洗，当时应该给他套上一件衣服，她觉得有点儿对不住人家。五元钱呢！
一苇眼看着，刚刚蹲在墙脚上吃饭的一溜人就这么走散了，只剩下几只鸡，它们刚刚因为有狗，躲在一边。现在狗跟主人走了，留下这片墙脚，这时是属于它们的了，它们便在这达觅食。
谁走了也没有跟一苇打一声招呼，见人也就说见到一个番仔婆。番罗罗，裤子当中还有一条拉链。这回只说她番罗罗，不懂规矩，并不再把她当做歹货。
而一苇，她亲眼目睹这一切。这一切并没有大姐说得那么好。她无论如何，接受不了这种生活。人都走空时，她闻到一股古怪的味道。她便拿眼睛找寻，结果看到，就在离水井不到三五尺远，就是一片屎坑，一个一个圆圆的。他们为什么跑到这达来吃饭，那饭是怎样咽下去的？
也许，大姐那时的村子不是这样的；也许，大姐那时是新娘子，她坐着花轿进了这个村子；也许她的男人有一副坚实的身板，叫她靠着。但那又怎么可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