慈禧以兰贵人的身份进入清宫，住在长春宫。居于深宫的女性往往会被权力折磨的变态，或者变态的追逐着权力，后来的慈禧就印证了这一点，在中国的古代历史人物中，她最欣赏的就是吕后和武则天，她甚至还说过类似于“女子须像则天女皇，才不枉度一生”的话。
机会永远都是给“有准备的头脑”，特别是那种对于权力有着特殊渴望的头脑。兰贵妃的后宫生活虽然没有“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的夸张，但起码也是“一入侯门深似海”，直到咸丰四年（1854）才被晋封为懿嫔，随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慈禧抓住“咸丰”这个大机会迅速晋升，咸丰六年（1856）被册封为懿妃，咸丰七年（1857）晋升为懿贵妃，成为咸丰帝备受恩宠的妃子。
没有咸丰，就没有慈禧。对于忧患皇帝和风流天子咸丰的执政期间来说，《清史稿》的评论是：“外强要盟，内孽竞作，奄忽一纪，遂无一日之安。”“外强”指的是当时正在蓄谋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的各列强，最终也是“外强”逼迫咸丰北逃热河。“内孽”指的就是各地风起云涌的农民起义，特别是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而“太平天国”这个农民政权的诞生恰恰和咸丰登基的时间相差无几。《慈禧外纪》中对此时的咸丰的评价就是：“清世祖以下，稽古右文，学问事业，卓越前古，光耀史策，著述宏富，有裨士夫。咸丰帝则皆逊之。”当时的士大夫和普通士绅普遍认为咸丰帝的政治经验、学问素养、意志品质和心理态势，都不足以应付这样的大动荡大起伏的局面。在这样的内忧外患的危机下，咸丰并没有励精图治，反而“方寄情声色以自娱，暇辄携妃嫔游行园中”，在圆明园中，咸丰尽情女色，还不断地使用烈性春药。不仅如此，咸丰还嗜酒，抽大烟，爱看戏演戏，整天过着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生活。
历史走到这样的关头，往往不是权臣就是后宫当政，漂亮、工于心计、擅长书法的慈禧趁着昏庸咸丰的信任开始了自己的“从政道路”。慈禧先从类似于明朝秉笔司礼太监的工作做起，《慈禧传信录》中记载：“时洪杨乱炽，军书旁午，帝有宵旰劳瘁，以后书法端腴，常命其代笔批答章奏，然胥帝口授，后仅司朱而已”。接下来，慈禧开始有意识地充当咸丰的智囊博取更进一步的好感与信任。对于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人选，慈禧曾向咸丰大力推荐曾国藩，《慈禧外纪》中记载：“劝咸丰帝任用曾国藩，节制各师，借给湘军粮饷，无有缺乏。曾国藩得以平定粤匪，慈禧之力也。”
由于以上各种原因，慈禧在咸丰心中的影响力日增，并且天遂人愿，咸丰六年（1856）慈禧产下了咸丰帝唯一的皇子即载淳，地位愈加崇盛。《清后外传》记：“六年，穆宗生，进懿妃，又进懿贵妃。册文略曰：咨尔懿妃那拉氏，赋性柔嘉，秉性淑慎，祥开麟定，恩奉龙章，瑞毓螽诜，吉符燕喜。既蕃禧之茂介，宜显秩之攸加。是用晋封尔为懿贵妃。赐之宝册。”
在慈禧通过种种手段，伴随着太平军的血迹一步步“思盗权柄”之时，第二次鸦片战争开始了。腐朽的清政府在洋人的坚船利炮下不堪一击，于咸丰八年（1858）与英法美俄签订了屈辱的不平等条约《天津条约》，并约定一年以后在北京换约，英国公使额尔金甚至扬言，这个条约是“对准咽喉的一枪”。当时的慈禧是强硬的主战派，这与她没有“开眼看世界”有很大的关系，同样也是“天朝上国”的心态使然。咸丰九年（1859）五月二十九日，英法“名为换约而来，实系意在占据天津，借端要挟。”联合舰队强行侵入大沽海口，进攻南北炮台，但是却被清军意外击退。马克思当时分析道：“既然天津条约中并无条文赋予英国人和法国人派遣舰队驶入白河的权利，那么非常明显，破坏条约的不是中国人而是英国人。而且，英国人预先就决意要在规定的交换批准书日期以前向中国寻衅了。”
然而，狼对于羊是不会讲道理的。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做好了充分的战前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负责防御的僧格林沁大军大败，英法联军攻占天津，占领北京，正如雨果所说，“两个强盗”焚毁了“万园之园”圆明园，至今北京仍可看其残垣断壁。而此时的咸丰早就逃到了热河行宫（今河北承德市）“木兰秋狝”去了，当然对于这次出逃，慈禧是颇有微辞的（当然她也没想到自己最后把出逃的戏又演了一遍），《慈禧外纪》中：“当皇上之将行也，贵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镇慑一切。圣驾若行，则宗庙无主，恐为夷人践毁。昔周室东迁，天子蒙尘，永为后世之羞。今若遽弃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可见当时的26岁慈禧虽然没有政治家的战略眼光，但是其对外辱的强硬态度还是值得肯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