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身处强势母亲阴影下的同治，于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1875年1月12日）傍晚时分去世，在位时间十三年，享年十九岁。关于同治帝的死因，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留恋风月身染梅毒不治身亡，有人认为是突发天花暴毙，当然也有可能是两者的结合。对于同治的“生活作风”，人们历来评价不高，同治不仅经常出入低等的风月场所，而且还与太监、翰林侍读关系暧昧搞同性恋，同治死后，有人写对联嘲讽同治日常行止——弘德殿广德楼德行何居惯唱曲儿钞曲本，献春方进春册春光能几可怜天子出天花。
同治病逝后的一小时内，慈禧太后下令急调李鸿章淮军入京，命内务府大臣荣禄严守宫门，准备完毕后，才召王公大臣入宫，雷厉风行的处理完全看不出一丝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情形。同治驾崩之后，由于没有子嗣，对于慈禧来说，最大的问题在于，下一颗棋子是谁？权力由谁掌握，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放在一边。
我们从翁同龢的记载中可以还原当时两宫太后召见内阁、六部、九卿、翰、詹、科、道“集体商议”的情况，虽然是两宫太后的共同召见，但是实际发言和控制现场的绝对只有慈禧一人，慈安太后沉浸在丧子之痛中还没有回过神来，而且秉性木讷的她也不会在这些大问题上和慈禧发生争执。
权力欲极重的慈禧，完全忘记了丧子之痛与大清祖制，第一句话问的竟然是：“此后垂帘如何？”现场气氛一片尴尬，有大臣小声提醒：“择贤而立，然后恳乞垂帘”，这时候慈禧才意识到自己对于再次“垂帘听政”实在是过于猴急，当务之急应该是立嗣皇帝，因此立即改口说：“以宗社为重”，然后不等诸王大臣反应，立即就表明自己的态度：“若嗣年长者实不愿，须幼者乃可教育”。翁同龢的笔记中记载，当时诸王大臣并未提出任何异议，这种局面下似乎也没有谁会和慈禧对着干，紧接着，慈禧开始严厉地为自己后面早已准备好的决定作铺垫：“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易，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于是慈禧借着与慈安联合的名义，把早已准备好的人选向诸王大臣宣布，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被立为嗣皇帝，众人虽知慈禧用意，但是无不磕头山呼遵旨。
为了避免夜长梦多，慈禧立即安排李莲英率领十六名太监，在荣禄的一队卫兵的保护下冒着雨雪出宫接载湉入宫，没有多久，鲜艳的杏黄轿就把哇哇啼哭的载湉强行抬进宫中，并安排在同治遗体前行礼，随后更换衣帽，坐上龙椅，接受朝贺，从此大清帝国进入了“光绪”时代，“意谓缵道光之绪也”，也就是继承道光帝传下来的皇位的意思。
为什么是4岁的载湉，而不是其他人？这里面有什么玄机？慈禧为什么坚持立载湉为咸丰帝的嗣皇帝呢？我们可以先看看慈禧与载湉的关系，从父系血脉来看，载湉是道光帝第七子醇亲王奕的儿子，生于同治十年（1871），与同治帝是同一个辈分的兄弟。从母系血脉来看，醇亲王奕的福晋是慈禧太后的亲妹妹。结合这两方面，慈禧太后可以说既是载湉的伯母，又是载湉的姨妈，双重血统关系，亲上加亲，自然肥水不流外人田。另外很关键的一点在于，按照慈禧的安排，载湉由于与同治同是“载”字辈的兄弟，因此，继承的是咸丰帝的皇位，这样一来，慈禧太后名正言顺地当上了皇太后。反过来讲，如果立“溥”字辈的其他皇室成员，先不说亲疏远近，就名分上，慈禧就变成了太皇太后，即使再“垂帘听政”也轮不到太皇太后了。当然慈禧对诸王大臣的说法相当地冠冕堂皇，认为册立载湉，不仅是让他充当同治的继承人，更是充当咸丰的继承人，而且看到载湉就像见到自己的儿子一样，可以让自己放宽心，除了载湉没有任何人适合这个角色。从东汉以来，后宫干政一个前提就是皇帝要年龄小，这样才能名正言顺，而且小皇帝也便于操纵，加上载湉当时只有4岁，容易管教，也容易驾驭。另外一个原因就是，相对来讲，醇亲王奕比其他亲王更为懦弱，便于控制，而且对于慈禧的亲妹妹，在辛酉政变中“居间传话，厥功甚伟”，深得慈禧的信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