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之前的六个月里，刘先后在上海、福建、北平、天津工作过，后来又去了绥远战区。
刘离开后不几天，我在街头散步。一个工人边走边摇晃着他的工具，嘴里哼着《义勇军进行曲》。几个星期过去了，唱的人越来越多。“这是什么歌？”有欧洲人问，“所有的中国人都在唱。”
那两个矮胖的侦探和他们的上司对此干了些什么事，无从知道。但是用橡皮棍子来对付，显然是太迟了。
随着歌咏运动的发展，新歌不断出现—为工人、农民、士兵、学生和妇女而写的歌曲，名目繁多。既有好歌，也有差劲的歌曲，但所有的歌子都被人们唱着，因为需求量太大了，作曲家和词作者们人数太少。真是举国唱歌。
青年们离开华北那些被日本人控制的、令人窒息的大城市，涌向田野和山岭去野营和旅行。夏天，数以千计的人在同一个时间内离开北平城，去附近的西山，爬上陡峭的山坡，举行集会，引吭高歌。几个月后，其中许多人成了游击战士，从那些山岭上突袭分散的小股日军。
在组织者无法渗入的数以百计的地方，新歌曲作为民族统一战线的一股力量，激发了青年人的斗志，把他们的精力引向民族救亡的斗争。例如，青年会就是“老瓶装新酒”。
多年来，政府由于害怕“危险的思想”而禁止一切独立的青年组织。
而青年会则受到鼓励、宠爱，得到各种方便。因为它的大门上写着：“不问政治。”中产阶级的青年，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被送到这里来，以便通过体育活动和各种安排，使他们的热血变冷一点。
中产阶级的青年，由于无处可去，便纷纷涌入青年会。在别的地方受到盯梢和骚扰的男女青年，在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的大厅里则可以享受“治外法权”而受到绝对的尊敬。在这里，他们可以无拘束地畅谈和思考。这样一来，爱国的歌曲湮没了赞美诗，政治课程取代了基督教义的宣讲。年轻的社会工作者通过青年会的教育，懂得了计划的重要性以及组织野营和俱乐部的细节，开始把他们的才能用于组织抵抗活动。
童子军和体育协会也是这样。它们的建立原本是要把青年管束起来，置于监督之下，使他们避免独立地思考民族问题。但是，统一战线是没有边界的。全民团结自救的必要性是如此迫切和明显，以至这些旨在招募忠实的信徒来捍卫少数富有阶层的经济、政治垄断权的组织，也热心于被官方谴责为激进主义甚至“叛国行为”的抵抗运动了。
但是，任何东西都无法蒙蔽这些中产阶级的青年—使这些出身于官僚、商人、军官和专业人员家庭的青年，看不清自己所处的地位。过去有一段时间，他们至少还有可能得到牢靠的工作，在政府系统内稳步上升。但是现在呢？如果中国的工业被摧毁，全国沦为日本剥削的对象，那么，一个初出茅庐的工程师会有什么前途呢？如果本国的军队节节后退，直到堕落为控制在日本手中的警察来与人民为敌—这是进一步投降的必然结果，那么，军事院校的毕业生会落得怎样的下场呢？日本货不上关税，大批涌入中国市场，势必扼杀中国的民族工业。未来的教师们难道能够心安理得地等待根据专门编写的教科书，来教学生们如何做被奴役的民族？东北和冀东在日本铁蹄下的中国一切阶级的悲惨处境，摆在所有人的面前。对中产阶级，以及对中国广大的劳动者来说，未来的抉择，要么沉沦下去，要么奋起斗争。
是战斗的歌曲唤醒了越来越多的人，使他们认识到自己所处的环境。
后来，刘良模给我讲了一件事，生动地说明了这一点。“在发生卢沟桥事变几天前，”他说，“我正带领一批中学生去北平附近的西山野营三天。第一天，围着篝火，我叫每一个学生唱一支他喜爱的歌曲。这些学生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他们唱的歌反映了他们的阶级背景。官僚和出国留学专家的子女们很聪明，他们哼着流行的美国最新电影插曲。
北平小店主和店员的子女们唱着古老的爱情歌曲或爱国歌曲。接着，一个从东北流浪而来的学生站起来。他唱了两首歌：一首是充满悲伤情绪的《在松花江上》，歌中以丧失国土的满怀悲愤，描写了东北富饶壮丽的山川、原野和森林；第二首是流浪的东北人爱唱但被当局禁止的、慷慨激昂的战斗歌曲《打回老家去》。
“他唱得富有感情，使一些学生热泪盈眶。我们的中学生是非常易动感情的，很容易流露情感。他唱完后，一片沉寂。接着一个学生站起来，他体格粗壮结实，来自苏北，是一个军官的儿子。他扯高嗓门儿说：这是一首反叛的歌曲。政府明令禁唱，不让进行收回东北的鼓动宣传。等我们准备好了，我们是要反击日本的。而这种蛊惑人心的宣传是要我们在没有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仓促应战。他们的用心是要破坏我们的整个抵抗计划。我们知道，他们大唱‘民族危机’，是用来掩盖同政府作对的敌对势力的活动。你们东北人大谈打倒日本、收复失地。但你们的所作所为，不过是绑架我们的领袖，把全国推向毁灭的边缘。”
“虽然他只不过是重复反动派镇压爱国运动时所使用的那些论调，但这些话是发自他的肺腑。他的反驳颇为有力，感动了一些学生，但却不能使他们信服，因为他们居住在北平，亲眼看到了中央军在日本威胁的面前退让，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不断向侵略者让步的后果。”
“那个东北学生站起来了。他感觉受到了侮辱，气得发抖。他说：‘你说我们想回老家、为中国收回失去的省份，是反叛。如果你的家园被烧，你来到仍掌握在咱们手中的领土上，希望同其他同胞一起收复你的老家，你有何感想？如果我站起来对你说：我们正在准备。如果等10年，敌人再来这里进攻我们，那时我们就有力量回击他们。至于你的家园，它已经失去了。甚至歌唱一下对它的热爱，那也是反叛。你将作何感想？如果我对你说这些话，你将泪流满面，怀恨在心。你将像我一样，觉得受到了侮辱。你将不仅憎恨敌人，也憎恨我。难道你想用这样的办法团结全国吗？不要认为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想。请你看看我们伟大的文化中心北平吧。它也在走东北的路。如果一旦它沦陷了，难道人们怀念一下北平，就将是反叛吗？难道日本人侵略到一个地方，那里的同胞认为自己作为爱国者，有责任收复失去的家园，连这样的思想也是反叛吗？你这种政策抛弃的不光是东北，而是整个祖国。”
“他坐下了。许多学生哭起来。其中一个人站起来高呼：‘打回老家去！打回老家去！’60个声音重复着这个口号。对他进行反驳的那个姓张的学生走回自己的帐篷。”
“两天后，小张来看我。他说：‘我左思右想，考虑了很久，现在我认识到，他们是对的。我们可能丧失更多的土地而仍然活着，但如果我们禁止同胞们记住往事并继续斗争，那我们就完蛋了。我们不能在打击敌人的问题上分成两派。我们都是中国人嘛。但是，我们不能仅仅是喊喊口号。就我来说，我可以干一些什么呢？”
“我要求他帮助我组织歌咏队。那天晚上，大家围着篝火，他站起来，提议唱一首歌—《打回老家去》。同学们深为感动。大家展开了讨论，我解释说：我们大家都希望在政府的领导下统一起来，但这种统一是在共同抵抗民族敌人的基础上，通过协商一致而取得的，而不是在国土沦丧、投降敌人的时候用强迫命令的手段勉强形成的。这是一个非常成功的晚会。许多学生主动表示将承担组织歌咏队的任务。”
“在露营结束的那天晚上，卢沟桥的枪声打响了。我们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许多学生谈到了日本用武力夺取华北的用意所在。大家一致认为，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中国必须立即投入战斗。”
“打那以后，我再没有见到小张，但他经常写信给我。北平失陷几天前，他组织了三个歌咏队，不仅唱爱国歌曲，而且帮助奋起抵抗的第29路军。南苑战役时，他冒着枪林弹雨运输伤员。现在他回到了苏北，那里离上海100英里，是抗日的大后方。在敌人进攻几个月以前，他组织了一些歌咏队。后来，他当了区长，还领导着一支人数很多的游击队。
他虽然只有19岁，可已经是区里最有能力的领导人之一。隔两三个月他就托人突破封锁线捎一封信来。他总是热情洋溢地详细讲述区里的民众运动不断加强的情况，还曾顺便提及那次篝火晚会。”
在北方组织歌咏活动的那些领导人，有的参加了游击队，有的在敌占区出版地下报刊，有的去南方参加人民军队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有的牺牲了。在斗争面前，没有一个人消极退缩。
刘良模使许多城市和省份都投入传唱爱国歌曲的火热活动中。爱国歌曲不胫而走，日益传播开来。还有许多更紧迫的事情要做。伤员的悲惨处境，亟需有人去照顾。在处境险恶的上海，在不断遭到轰炸的苏州，在毁于大火的长沙，刘领导着工人和学生团体，哪里最危险、最困难，就往哪里冲去。
田汉也在一片瓦砾的长沙工作着。这个城市毁于警备司令之手。此人曾是扼杀中国进步运动的刽子手之一，当敌人离这个城市还有100英里远的时候，他就吓破了胆，放火烧了自己的城市。他被处决了。田汉是处理30万无家可归的人的善后工作负责人之一。
至于聂耳，他写的歌曲征服了全国。
“大家努力”，是他的《大路歌》的号召。现在，中国人民，大家努力，沿着民族解放的大路向前挺进了。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千百万中国人，一队一队地唱着他的歌，奋起走向战斗。这支歌，像战斗的号令一样，唤醒了无数被压迫的、沉睡的民众。
任何人都不会说聂耳在这场伟大的斗争中是无所作为的，虽然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