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这是《义勇军进行曲》的头两行。东北人民为摆脱日本的枷锁而英勇斗争，在他们那勇敢精神鼓舞之下产生的这首激动人心的歌曲，使举国奋起，众志成城。从前线到大城市，从城市到最遥远的乡村，每一个中国人都知道、都会唱这首歌。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历史，就是抵抗日本侵略的浪潮不断高涨的历史。这首歌产生于东北三省被日本占领以后暗无天日的现实，曲和词深深扎根于中国人民之中。
这首歌的作曲者聂耳是个天才；他在中国音乐界的出现，是一个预兆、一道闪光，显示着中国被压迫的底层大众中隐藏着巨大的天才。聂耳出生于中国西南边陲的云南省，早年就开始了中国工人的饥寒交迫、累断脊梁的劳动生涯。他先是当苦力，后来入伍当兵。1933年，他前往上海。他设法弄到了一个口琴，爱不释手，经过勤学苦练，居然完全掌握了这种乐器。他的出色演技赢得上海一位电影导演的赞赏和鼓励。在导演的帮助下，聂耳得到学习钢琴和小提琴的机会。他几乎是玩儿命地学习，几个月之后，他就成为一名合格的演奏者。于是，他又学作曲。1934年，他写出了《大路歌》，即同名电影的主题曲。
《大路歌》是中国电影艺术现实主义方面的一个开拓性努力，它表现了聂耳所熟悉的人民群众的团结力量和战斗精神，因为聂耳本人就是来自人民。劳动者沿着公路齐声高唱“大家一齐流血汗”：“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大家努力！一齐作战！
背起重担朝前走，
自由大路快筑完。”
聂耳的才华使他成为一名歌手。他诚实正直的艺术品德、对其一脉相承的人民群众的固有忠诚，使他成为人民的歌手。他写出人民的抵抗之歌，那是合乎逻辑的。
但聂耳没有来得及看到中国人民响应他的召唤，未能听到中国为自由而斗争的千百万战士唱他的歌曲。当这些战士终于高唱着《义勇军进行曲》团结起来的时候，聂耳已经不在人世。
1934年，在官方严格的审查制度的压力下，现实主义的电影事业无法取得进一步的发展。聂耳便离开上海前往日本，希望在那里继续研究音乐。在日本待了几个月后，他打算去苏联研究该国的新音乐。在那些日子里，他非常乐观，写了很多作品。不幸他在福冈海滨游泳时竟溺水而死。现场是不明不白的，验尸的结果表明，他可能是先被击晕，然后扔进水中的。他死时年方24岁。
聂耳，人虽死，但精神常存，他的歌被千百万群众传唱着。
《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出自田汉之手，他是中国新戏剧家中最富有活力、最有才华的一个。田汉由于早年鼓吹抵抗侵略而吃过苦头。他在南京被捕两年多，备受折磨。抗日战争爆发后，田汉获释，不久便在中国军队新建立的政治部任职。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机构，其任务是向士兵宣传为人民而战的道理，而对老百姓则宣传军队已回到人民的怀抱，不再是异已的力量了。后来田汉主持政治部艺术处的工作。在他的领导下，他所创的新戏剧运动在抗日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数十个流动剧团把斗争的信息告诉军队和人民。他领导的部门还有一批画家，为中国创作了出色的抗日宣传画。
我第一次听到《义勇军进行曲》时，它仍被禁唱。那是抗日战争爆发前四个月在华北的天津市听到的。这个城市虽然名义上在中国手里，但实际上已经被日本军队及其特务机关控制了。
我隐隐约约地听人说过，上海的全国救亡协会发起了一个“大众歌咏运动”。这个倡议有点新奇。因为除了苦力们的无词号子和人们用假嗓子唱的古老京戏外，中国人一般是不唱歌的。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曾经报道过，中国红军在传奇般的万里长征中是唱着歌前进的，但当时很少人知道这一点。这个歌咏运动的最积极的倡导者是青年会的年轻干事刘良模，他曾在上海一所教会大学里读书，后来出席过加利福尼亚的基督教会议。我想象，他可能是一位热心的传教青年，透过角质镶边的眼镜注视着日益高涨的人民抵抗运动，看看有无可能组织一些新的青年会歌咏俱乐部。
后来，一位朋友告诉我，刘从绥远来到天津。刘在绥远曾教部队唱歌，这支部队在冬季战役中使日军及其蒙古雇佣军受挫。那天下午，刘将在天津青年会的体育馆发起大众歌咏运动。我要去吗？
我还未到门口，就在街上听到了粗犷的、激昂的、强劲有力的中国新式歌声。这种歌，只要听一次，就会永远不忘。它那慷慨激昂的歌词，就好像一位神情紧张、声音沙哑的司令官在发动攻击前夕向充满决心的士兵发表最后一分钟的战斗演说。大厅的门是开着的，里面有400个人站着唱歌。他们是来自各行各业的普通人—大学生、小店员、工人、小学生、报童，甚至还有拉黄包车的，他们站在靠近门口的地方，不时望望外面停着的车子。他们表情严肃，重复着他们学到的歌词。每一句都是一个口号，体现着他们全都想过但却表达不出来的思想。此刻，他们长期被压抑的感情终于爆发出来了：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刘良模完全沉浸在他的工作中。他身材修长，精神焕发，仪表堂堂。他一方面不停地歌唱，一方面似乎倾听着每个人的唱法，进行个别纠正。他仿佛分身为两个人：既是歌唱者，像他的听众一样，吸口气，最后唱出每个中国人的“最后的吼声”；又是教歌者，训练有素，教导有方。
此人不仅是歌咏俱乐部的组织者，以歌唱的成功为乐，而且还是一个时代的象征。他不单单是发展着自己的光辉思想，而且以一种新的方式来表达其人民的潜在力量和觉醒。
在这个城市，日本驻扎着4000人的军队和同样多的（或许更多的）间谍。在歌咏活动的第一天，他们就出现在这种“危险”活动的现场，那是毫不奇怪的。他们是两个日本侦探。他们皮肤黝黑，宽肩膀，矮胖，大腹便便，接近中年。他们大摇大摆地走进来，仿佛是偶然闯入，面部表情似乎是说：“这一切都是索然无味的，不过，却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以橡皮棍子对付你们，那倒是蛮开心的。”在他们的周围，歌唱的声音开始动摇起来。附近的一些人先是望望大门，然后瞧瞧他们那宽阔的后背，估摸着是否有可能在一个特务转身的时候，靠近另一个特务。
刘也看到了他们，但却装着没有看见。他继续一句一句地领唱，大伙儿跟着唱。侦探周围的那些人，唱得不起劲了。他特别针对他们，用有力的手势，激励他们唱下去。这样，总算唱完了。他的视线从日本人那里移开，脸面的紧张表情消失了。他像随便聊天似的，对听众说：“大厅的门是敞开着的，朋友都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如果有人不唱歌，他来这里一定另有企图，也许是要捣乱吧。请大家看看自己附近的人是否在唱歌。”他对日本人狠狠瞪了一眼，挺了挺身子，又带着大家唱起《义勇军进行曲》，现在，听众已经会唱了。
每个人都在检查周围的人，几分钟内全场400人的目光都落在两个矮小肥胖的日本侦探身上，大家自豪地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我们万众一心，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
冒着敌人的炮火，
前进！前进！前进！进！”
两个日本人满脸通红，局促不安，躲避着几百双眼睛的视线。最后，他们的嘴唇也动起来，勉强吐出中国词：“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他们赶忙朝着大门走去。
群情高涨，歌咏会又进行了一个小时。结束的时候，10个青年人向刘报名。他们在刘几小时的亲自指导下，学会了歌，表示愿意再到别处组织和领导永久性歌咏队。
刘敞开怀，脸部和身体明显地露出疲倦的迹象，而刚才他在台上指挥唱歌的四小时中则毫无倦容。他大口大口地喝着茶，微笑着对我打开了话匣子：“对我们这里的工作来说，刚才可是个关键时刻。你知道，从文字上来说，我们并没有抗日的内容；我们没有唱有‘日本’字样的歌曲。正是由于这样，各方面才能容忍我们。今天，如果我不吱声，人们就会散去。如果我们首次举行歌咏活动就遭此失败，那将产生致命后果。群众不习惯任何的自由行动，倒是学会了害怕小日本。如果出现怯懦或消沉的情绪，那么，我们的歌曲所激发出来的大无畏精神就会化为乌有。一面高呼爱国口号，一面却在敌人面前畏缩不前，那是不行的。另一方面，如果我把话说得太重，那就很容易引起群众的公愤，起来把这两个日本人赶走。其结果是成为一个‘事件’，造成群众被逮捕，蒙受新耻辱的后果。那也意味着，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无法再开展下去。这可不行，工作不能中断。
“工作必须继续进行下去。你不知道，一首很容易学会的歌曲可以发挥多么重要的作用啊！我们的许多同胞不认得字。向他们发表演说，又会遭到逮捕。而歌曲则可以把抵抗的口号，通过群众的嘴传开。群众性歌咏活动，可以使人们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和团结的重要性。任何力量都不能阻止一首歌曲的传播。要不了几天，这10个青年就可以建立10个新的歌咏队。每个歌咏队将培养出新的积极分子，他们也将建立自己的歌咏队。他们将懂得歌唱的内容和目的。”
他把我介绍给新的歌咏队队长，同他们一一认识。“这是一位大学生。那位将在青年会教歌。这位是铁路工人，那位是纺织工人。这是一个小商贩，那位是……”
当我离开的时候，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说：“你知道，有朝一日，我的歌咏队将变成战斗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