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天，日本人组织了蒙古雇佣军入侵绥远省。他们遇到的不是谈判、妥协和中国人的撤退，而是坚决抵抗。包括中央军在内的中国部队在百灵庙取得了胜利。举国振奋，群情激昂。绥远驻军都是些实实在在的职业兵，他们迷惑不解地说：“我们不怕日本人，但是对这些每天越来越多的慰问团，该怎么办？给人家吃什么？学生呀、工人呀、妇女呀，各行各业的人，手捧着礼品，都是从哪儿来的？”
“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华北人民感受到了这一点。“对保卫国土的人，我们为什么不歌颂呢？”这一堂课，军队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当他们打内战时，他们从来没有见过慰问团和自愿救护队，从未有人把他们叫作英雄，他们是无依无靠的人，现在他们第一次感受到：“这块土地、这些人民群众，是我们的。”
在上海、青岛和天津，也发生了极其重要的事件。日本纱厂的10多万工人举行了总罢工。罢工的要求是经济性的，但其背景则带有政治性。10多万中国工人声援绥远的将士们。他们的口号是：“我们为什么要受侵略者的剥削？”
这次罢工持续了一个月。虽然当局像对待当时的所有群众运动一样，对这次罢工也封锁消息，但全中国的人都知道了，认为这是一件有着极其重要的全国性意义的事件。在青岛，日本的海军陆战队登陆了，以便对罢工的、半饥饿的纺纱工人进行威胁，其中大多数是女工。中国的每一个爱国者都认识到，这些衣衫褴褛的工人在带头领导着全国的斗争。
那些受剥削最深、每损失一天的工资就意味着要饿肚子的人，对民族敌人斗争最坚决。在上海，罢工最有效地加速了一切阶级抗日爱国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加强。全国救亡协会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负责保卫、援助和慰问抗日的罢工工人。参加委员会的有一位著名的刊物发行人、一位上海大学法学院院长、两位律师、一位作家、一位教育家和一位有名的银行家。它预示着未来形势的发展。
政府原先动摇不定，如今已逐渐倾向于采取镇压政策了。它对日益高涨的抗日群众运动感到震惊，它的生存受到威胁。它接受了这个挑战，把救亡协会所有的委员抛入监狱，罪名是“危害民国”，最大的惩罚可以判处死刑。这次逮捕，使中国整个社会舆论哗然。在最高统治阶层中，军事总监冯玉祥将军和其他要员都公开表示反对。抗日统一战线向广度和深度发展着。
在此期间，西北的红军和被派到这里来“剿匪”的军队之间的战争已经停止了。共产党的口号是抗日，而“剿匪”的东北军，其惟一的愿望是同把他们赶出家园的敌人决一死战。但是当局在做出最后的努力，把反共战役实际进行下去。新的部队派来了，结果吃了败仗。当局下令把不愿同共军作战的东北军调到其他地方。结果发生了戏剧性的事件。到西安督战的蒋介石大元帅被东北军扣留，强迫他接受统一战线纲领，其中包括要求释放在上海逮捕的领导全国救亡运动的“七君子”。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西安事变”。
据蒋夫人宋美龄亲自证实，当时流传的所谓共产党幕后策划兵谏之说是完全不正确的。急忙被召来进行磋商的共产党人坚持释放蒋委员长，从而证明了他们是诚心诚意想同中央政府共同抗日和停止任何内战的。
这样，一场大规模的、悲剧性的内部军事冲突总算是避免了。委员长回到南京时，受到了中国历史上最热烈的、几十万人的欢迎，他们把他的释放看作是内战的结束。
蒋介石当了一阵子他领导的政府军队的阶下囚，最后在他视为头号敌人的共产党的影响下而获释，现在他有充分的理由来重新审查他的立场和政策。他似乎终于明确地认识到，他的整个权力基础已经发生了变化。显然，如果继续执行他强迫东北军接受的那条路线，则势必导致无休止的内战，增加日本侵略的机会。人民群众对此普遍不满，使他的政权受到威胁。另一方面，如果他起来领导反内战的人民运动，有力地抵抗日本侵略，那么，他就能够在更牢固得多的政治基础上巩固自己的地位。这样，他就可以真正成为全国领袖，一切阶层的人民都将集合于他的旗帜下。西安事变后，他开始向这个方向发展。后来的岁月表明，不论从巩固他自己地位的角度来看，还是从国家利益的角度来看，他的选择是明智的。
在对西安事变的反应中，所有的政治派别都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它属于我们大家所有，任何个人、任何集团都不能出卖它的完整性，不能打内战消耗它的精力，不能剥夺我们参与保卫我们共同遗产的权利。”敌人就在大门口。只有各党各派结成民主联盟，共同努力，中国才能生存下去。
真正团结的第一个条件是对内实行民主，让每一个团体都有机会真正发挥其力量，为国家生存的斗争作出贡献。
中国人民早就认识到这一点了。西安事变的结果是：政府和军队都面对着当时的这一迫切要求。
日本差不多两年来一直在阻挠中国人民的团结，结果是白费劲。这种团结之所以能够形成，有三个因素：
第一、中国一切阶级都日益认识到，进一步对日本屈膝妥协，那对中国一切阶层的人都将意味着毁灭。这种看法的主要依据是日本正对中国进行无情的侵略。统一战线的宣传使这种观点系统化，并且提出了行动纲领。
第二、中国共产党始终不渝地坚持民主抗日团结的政策，自日本入侵东北以来，她使这种政策日臻完善。在西安事变中，东北军扣留了蒋介石，特请共产党人来进行磋商，从而使共产党的领袖们拥有了决定蒋介石命运的权力，而蒋10年来一直在想尽一切办法来消灭他们。然而，他们却毫不犹豫地主张释放蒋介石，让他继续掌权，这并非故作惊人之举，而是因为如果采取别的方针，就会导致内战。但当时全中国，除了不可救药的反动分子和卖国贼外，都迫切要求团结。
第三个因素是蒋介石本人。他的被扣留以及随后发生的事件使他认清了国内的形势。而过去，由于周围人的蒙蔽，他对国内的情况并不怎么了解。他是一个精明的政治家，在以往的岁月中，他靠封官许愿，把一个个可能具有危险性的集团化敌为友，拉拢在他的旗帜下，从而建立了他的权力大厦，可是他看到，在这个精心塑造的结构中惟独没有那个最强大的政治力量—代表着民主和民族愿望的中国人民本身。日本把他逼得走投无路了。他清楚地看到，为了中国的生存，也为了他自己的生存，必须顺着潮流前进，而不能逆流而行。
全国采取了一个新口号：“拥护领袖抗日。”而国民党以前的口号则是“拥护领袖”。增加的字虽不多，却包含了中国政局发生的变化的全部意义。蒋介石曾经是无条件的“领袖”，但西安事变表明，他的权力是建筑在沙滩上的。而在西安事变之后，他则成为真正的领袖，包括共产党在内的所有党派都听从他的号令。但这种领导是有条件的，它必须是抗日的领导、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切身利益相一致的领导。蒋介石过去是军事独裁统治的头目，惴惴不安地坐在充满内部矛盾的沸腾的油锅之上。而现在，他则成为领导着团结一致的人民为其生存而斗争的最高统帅。
这种变化当然不是一夜之间实现的。过去的遗迹是经过痛苦的过程慢慢消除的。释放政治犯的工作开始了，但许多人仍然被关在监狱里，其中包括“七君子”。宣传抗日的出版物仍然不时被扣压。组织民众进行爱国活动的努力仍然遭到官方的怀疑和阻挠。这类事情经过很长的时间才慢慢消失。
虽然西安事变的结果直到6个月后全面爆发抗日战争时才变得完全明朗起来，但所有了解情况的观察家都看到，转折点已经来到了。
对日本人来说，1936年的事态一定是说不出的令人惊恐不安。首先，新年前夕，他们分割华北五省的计划受阻于北平学生的游行示威。他们屏息等待着的内战并没有到来，而中央政府的权威反而进一步提高了。他们本来打算像吞并察哈尔的六个县一样，把绥远也吞并掉，结果却遭到激烈的抵抗。纺纱厂工人的罢工表明，大城市的群众开始采取行动了。最后，一场最大的危机不仅没有摧毁迄今已经实现的团结，反而使它更巩固了，抵抗侵略成为团结的基础和凝聚人心的原则。团结局面终于在中国实现了。
华北各省立即感受到了这种团结的效果。半自治的冀察政委会主席宋哲元一年多来一直消极抵制着日本所有的“经济合作”方案，即用中国人的资金，由日本人开发华北的资源供日本人利用。日本人确信他们能够最后迫使宋哲元至少满足他们的部分要求。他们的信心是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的基础上的：一旦发生危机，宋哲元将继续单枪区匹马地应战，中央政府是不敢给予支持的。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日本对华北的觊觎，自1935年以来第一次遭到不仅是宋哲元及其第29路军，而且是全中国的军政力量的反对。整个中国跟两年以前相比是大不相同了。日本人挖空心思为瓦解地方军队和政府而做出的一切努力全都白费了。华北不仅没有“独立”，而且迅速回到南京中国政府的轨道上。
面对这样一种形势，日本人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对策：挑起冲突，给以打击，然后静观反应。如果宋哲元妥协或者得不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则中国阵营内部将发生深刻的分化，甚至可能重新爆发内战。如果南京认为这个挑衅是考验其实力的一个挑战，因而出兵北方，那就很清楚，只有沉重的军事失败，才能遏制中国日益加强的团结力量。日本认为，使中国在最短的时间内遭受这样的失败，是没有多大困难的。这个计划万无一失。
这就是卢沟桥事变的起因，结果促成了全面战争的爆发。
自那时以来发生的种种事情表明，甚至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聪明也是有其限度的，甚至世界上最好的谍报组织也无法帮助一个国际强盗集团理解一个民族的新生、为保卫家园而战斗的千百万人的不可战胜的力量。
在此后的两年中，它占领了许多城市。它依靠其优越的武器，几乎在每一条战线都打退了中国军队。但它却未能消灭中国军队的主力。这种主力保持完整，以便最后用于反攻。
中国遗留着腐朽的封建残余，日本妄想利用这一点来迅速征服中国。诚然，它的确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它遇到了来自军队和来自人民群众的意想不到的强有力的抵抗。一旦出现人民的抵抗，抵抗就不会消失，而只会日益增强，尽管日本人采取种种残忍、恐怖的手段来进行镇压。中国人民之所以起来战斗，是因为他们从已经取得的胜利中知道，他们是可以战胜敌人的，是因为他们看到在许多地区，通过斗争改善了生活，减租减息，老百姓自己当家作主。中国人民之所以作战，不仅是为了取得他们在战前拥有的东西，而且是为了保住已经得到的东西。他们还相信，通过自己的努力和斗争，他们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
这就是为什么日本人不会赢得这场战争的原因。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中国4亿同胞意识到自己的伟大力量和巨大的潜在财富，终于起来为自己的生存、为自己的未来而斗争。
他们不再是一些被追捕的小团体，不再是仅仅代表一个阶层，而是团结一致，作为一个民族，共同对付危及大家的生存和前途的共同威胁。他们以血与汗，以新的精力和新的信念说：“这块土地是我们的！”
但是，反抗日本侵略的斗争从一开始就注定是艰难困苦的，是需要付出巨大牺牲的。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虽然当地中国守军顽强抵抗，甚至誓死保卫，但还是没有抵挡住日本人进入北平的脚步。7月下旬，日军飞机开始轰炸北平城南郊，接着出动步、炮、骑兵联合进攻。守军的一位军长和一位师长战死沙场。7月29日，日军攻占卢沟桥。当天，北平陷落。第二天，我目睹了天津也落入了日军之手。
从此，我的命运也更紧密地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连接到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