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场花事一场梦
1981年3月19日，这一天，我离开乡村，以一个合同工的身份，到枣阳县文化馆吴店镇文化分馆报到。
我的同学，有好些都陆续地考了中专、大学，到大城市里生活去了，我在挣扎与等待中，来到了这个小镇上，倒也没有多少失落，由山村到集镇，怎么说都是一种进步，虽然是属合同工，可总算拿工资的人了，又是从事我喜欢的绘画职业，我心里是满足的。
从东街口走进去，穿过一条湿漉漉的，叫狗骨头巷的巷子，巷子细而拐，拐到滚河岸边就是镇文化馆了。文化馆在一座不算小的四合院儿内，院儿还有些味道，地面是磨得光光的麻石板，房子宽砖窄瓦，看起来很有点历史了。但年久失修，屋脊上的如意兽、祥云鸟等都缺头少尾，有狗尾巴草在砖泥缝里旺盛地生长。院子里耸立着一大一小两棵梧桐，身躯都高过了屋顶去，春夏枝繁叶茂，阳光很难照进来。大白天屋里也得点上100瓦电灯泡。
我住东厢房。东厢房有两间属于文化馆，我住一间，另一间是画室。屋后就是滚河，推开后窗，可看到日夜西流的河水，稍远，是长满芦苇的鱼台岛。文化馆我来过好多次，有时跟赵馆长来，有时跟付先生来，跟付先生来就要看他在画室里画几笔山水人物。最喜欢那个画案子，快有乒乓球台子大了。东厢房对面的西厢房，住了一户李姓人家，两位老人都在镇食品所工作，去年下半年我在那儿画过一阵儿招牌画儿（广告），认识，我进院儿时，他们一家子正围坐在大树底下吃晚饭，要邀我一起吃。我说我在隔壁东街小学搭伙食，刚吃过。几只鸡见了生人咯咯咯地跳一边去了。他家小儿子福吉丢下饭碗跑过来，热情地要帮我收拾床铺，帐蚊帐，问我，你是不是正式工？一月多少票子？专门来画画儿的吗？
出厢房朝北，是三间正屋，外带一偏厦，分别为文化馆办公室、阅览室，摄影和资料室在一间。赵馆长住厦子里。赵馆长把各个门的钥匙交给我，说，你来了这馆里就有人气了。说这些“室”平时都空着，没人来。原来文化馆还有一位姓蒲的老师，半年前调县城里去了，现在就落赵馆长一个人。赵馆长平常不大来。
赵馆长喜欢戏曲，而且迷。西街群众剧院那边头年成立了曲剧团，是他一手创办的，几十号人，选本儿（搞戏曲移植），排练，出外演出，吃喝拉撒，他都要管。他忙不开。赵馆长是半边户，家住河对岸的村庄里，天黑了要回家去。村庄里事情也多。
我到文化馆的主要工作，是要完成每年上级交给馆里的美术和摄影创作任务。可赵馆长说那些事不急，你还是抓紧给剧团画布景吧，等米下锅哩。
收拾完房间，付先生过来了，他带给我几本画集，有油画和水墨，另有《卷席筒》、《霓裳曲》、《秦香莲》等几出戏本子（除《卷席筒》外，其他都是移植戏），叫我先看看。说画布景首先要熟悉戏本子，多画小样，要认真，要预想到大布景上的效果。交代完就走了。付先生是我老师，他五十年代末毕业于上海美专，本是上海话剧院画家，因打成“黑帮”才到了这个僻远的小镇上。现在在东街小学教语文。最近忙着跑平反。我让他放心，不要再为我操心了，工作上的事我能对付。他说不是不放心，是想让我画得出色一点，争取早转正。付先生和赵馆长是老朋友，也迷戏，这之前剧团的一些美工方面的事情都是他帮忙。赵馆长几回提出想要调他到文化馆来，可他不干。他说他就是画画儿惹的祸，帮帮忙可以，但这辈子不想再搞绘画这个专业了。
他先前也曾劝过我，不要学画画儿，去考别的学校，我没听。
晚上，我独坐在画室里，磨墨展纸，却迟迟找不出感觉来，心里似有一种说不清的隐隐的躁动。墨、立白粉、牛皮胶水和绘画颜料混淆的气味直往鼻孔里钻。我推开窗户，院子里树影婆娑。近段时间少雨，下午天阴了一阵儿，可到夜黑儿云又散了，月色亮得如美人的脸。对面老李家像是来了串门的街坊，说话声调高昂。他家女儿（后来知道她叫李福玲，在供销社百货店当售货员）提了把长嘴铝壶，在浇院角的一架葡萄和几盆花草。于是便有了心情，合上画册，走出屋来。福玲见我轻轻声地“嗨”了一声，说有两天没浇它们了，还以为天要下雨呢，又没下。架上的葡萄刚刚冒出叶芽，一小撮一小撮的，其枝藤纵横已呈蔓延之势，想必不久将会盖去半个院子；花也不少，有茉莉、栀子、月季、芍药、木槿，另有几盆圆叶的草。月光里，月季开得朦胧，芍药也开了，白色，柔润润的，还新结了不少蕾；栀子和木槿同在一个半破的陶缸里，都长到了有半人高。几盆圆叶的草我没认出是什么。福玲说她也不认得，是她妈妈春头上去后河鱼台岛挖地米菜碰到的，说是怪好看的，就挖回来栽到盆子里。也开花呢，才开了，是伞状的细细碎碎的小紫花。陡然想起来春天马上就要过去了。春天是一个梦，花开梦起，花落梦去，细细碎碎的小紫花已经开过了，春天就要去了。
西街的曲剧团正在排演移植戏《牡丹亭》。背景大幕是付先生画的粉彩：一座后花园的亭子里，杜丽娘与柳梦梅梦里相遇，似曾相识，娇羞疑惑，周围繁盛的杜鹃与牡丹满眼。付先生选的是《惊梦》中的一场景，风格写实，是“遍青山，啼红了杜鹃，那荼縻外烟丝醉软”的写实。但一处戏唱下来就这一个景儿，赵馆长不满足，要我再画一幕，好在演唱中换一换。画什么呢？想到一场花事一场梦，又想到赵馆长也曾说，《牡丹亭》，不就是汤显祖做的一个白日梦吗？觉得有道理，那我就画一场春天的大梦吧！
这么思考着回到屋里，重新展纸磨墨，心里就沉静了。画小样一般用水粉，我则在一念间想到了水墨，似乎用水墨更能彰显我的想法。五尺宣，裁成四三的黄金比，横幅，远处用特号提斗吸饱水，膏石绿、湖蓝、花青，淡墨、少许曙红，作水气淋漓的大块泼染；近前使烟脂、藤黄、朱膘、调花青和辛白，点攒随意，或梅或桃，或李或杏，或柳絮榆钱，或丝兰牡丹，并不具体到某叶、某枝、某树，也不管谁开谁谢的时序，只写虚实偃仰的各样姿态，手法上有装饰的大胆，其意，又在于春日里春光无限的姹紫嫣红，一地落英的似真似幻。一口气画下来，看看，还有点意思。然后燃一支烟，待画幅略干，又于重重花深处，钩几笔半露半隐的“断井颓垣”，——我以为，“断井颓垣”是梦醒的药引子，不可或缺。
画面上没有人物。这在舞台布景里不少见，弄不好会给人感觉空。但我的确很喜欢自己的这个设计，这个画法，并且已考虑到上大幕时，虽然用的是粉彩，但也应采取中国画的表现形式，避实就虚，画面上没有人物，人物在画外，人物正在牡丹亭畔（戏台上）载歌起舞呢。而且刚刚是雨后天晴，水气在枝叶花丛间氤氲，想象着白衣青衫的杜丽娘和柳梦梅，在如云如雾的众花神里流连，“近睹分明似俨然，远观自在若飞仙”，那该是何等浪漫的事啊！这不正是看官们心中所向往的境界吗？
现实生活里不常见，或者说不曾有，但可以想象，可以做梦。可惜我不会唱戏，否则真想走上台去当一回杜丽娘，或柳梦梅。
谷雨有雨
画大布景在前街供销社机关的大礼堂里。文化馆房子矮，展不开。付先生先前也是在那儿画的。三乘五米的画布，几乎占了大礼堂的一面墙。画小样与画大幅布景毕竟不同，小样我可放开手脚，跟着感觉走，而面对如此大的画幅，稍有不慎就会失去掌控。还记得第一次画布景，是去年春天在城里办美术训练班，正赶上各公社都到县人民广场搞文艺汇演，我也被抽调去搞舞美，那次画的是江河芦苇，戏文为张飞假扮渔夫捉周瑜的故事，——深秋里茫茫芦花，阵阵鸿影，以为画布景理应是从大处着眼，我亦是以壮阔之势，恣意纵横疾风扫叶，结果潇洒是潇洒矣，但一扯到夜晚的舞台上，就浑浑然一片完全不知为何物了。后来我请教付先生，付先生说，布景虽然是戏文的衬托，可也是要供看官看的，既然供人看，就要讲究细节刻画，你缺的是起码的细节；其次，布景毕竟不是绘画作品，重点要考虑到灯光下的效果，尤其乡镇剧团，灯光不专业，有的只是马灯和汽灯，色彩该鲜艳的一定得鲜艳。
有了上回的经验，这次我自然是画得认真，一叶一花，一丝不苟，而且敢用纯色了，似有了一种不怕“俗”的精神（绘画上有一纯三分俗的说法）。当然，也不是一点不怕，一个半道出家的人，对俗雅二字总是很敏感的。只不过，就眼下来讲，我想得最多的还是画好后所要面对的人群，他们大多是我的家乡父老，他们需要什么，我想，再大的艺术家也没有资格说他们俗罢。杨柳青年画，贵州蜡染，苏州刺绣，日本的浮士绘等，这些来自民间的艺术俗不俗呢？为什么有些东西看起来野调无腔，却反而能登大雅之堂？
艺术上的事，有时真是很难说得清的。我为将自己的一些想法尽量表现出来，在描绘中，不惜费时费力。从请木业社周师傅帮我钉框架、绷布、刷立白粉，到着粉彩完成，断断续续竟然花去八九天时间。这期间，付先生时常抽空来看看，关紧处还动手改几笔。不过完成后效果果然好，应该说比小样儿还要好，纷纭如梦的花事，披烟浮雾，既朦胧又清朗。用赵馆长的话说，是深受群众喜爱。说他这几天带团到乡下演出，只要一扯上这张景儿，立马就围满了人，有不少青年男女还站在布景跟前照相留影呢。
听到这些话，我不禁喜慰盈心。
下午县里的贺老师来了。贺老师早先是县豫剧团的专业舞美，现在在文化局地方文化科当科长，是下来检查工作的。晚上陪他看完了一折戏，吃宵夜，他和赵馆长多喝了几杯酒，一时兴起，要来馆里画画。他先用水粉画了一幅秋日枫林，后又用水墨作了几幅大写意的山水和花卉。在赵馆长的怂恿下，我班门弄斧，也画了一张三友图：铁枝瘦梅、秀石、朱竹两叶。是毫无新意的老一套。因为怕丢丑，没敢画别的，也不敢多画，便草草收场。请贺老师斧正。没想到贺老师狠狠夸了我，说我不愧是付先生的学生，水粉画得不错，水墨功力也不差，花卉嘛走朱耷一路，又见出板桥简笔遗风，年轻轻能有这般模样儿已属难得。其实我明白的，这是贺老师在鼓励我呢。在我们这个小地方，贺老师和付先生都是有名的美术家。可说实话，贺老师的画儿我不是很喜欢，这大概跟一个人的性情有关。我更喜欢单纯明快的东西。老觉得他的墨色是在黄宾虹的积墨窝里打转转，转得拖泥带水糊糊叽叽的不清爽。不过，曲高和寡，也许是我的眼光还不到，对高水准的艺术还缺乏鉴赏力吧。
对门小福吉给送过来几杯茶，一瓶开水。赵馆长连说，正口渴哩，及时雨及时雨。前些天画画，往往一画就画忘，等我慌慌赶到我搭伙的小学食堂，不是开过饭了，就是开水没有了。后来李家婶婶知道了，就叫福吉喊我到她家吃，开水呢她说反正是生一回炉子，烫的水用不完，也叫福吉给我送。送得我真有些不好意思了。可又有什么办法呢？一人在外，孤单得什么都凑合，每每一想到这儿，心里难免郁闷。来时赵馆长曾嘱咐我在屋檐下搪个炉子，说文化馆没食堂，搭伙吃饭毕竟靠不住，弄个炉子以备不时之需。我呵呵地答应过，但答应归答应，还是没有搪。我想即便是搪了，怕我也懒得去烧水做饭的。
喝茶吃烟，说戏谈画，夜深了，送贺老师去镇招待所，出门发现满天漆黑，——下雨了！今年春旱，旱一二十天了，猛然间细细密密的雨点儿落在脸上，心里凉爽爽的。赵馆长兴奋的高声嚷嚷：噢哟，今儿四月二十，是谷雨，谷雨有雨百谷生，百业兴，好兆头呀！老百姓腰里有了票子，我们的戏就能唱大了，唱旺了！
李家婶婶
李家婶婶是基督徒。我在她家吃饭，见正屋北墙上贴了一张大大的“爱“字，鲜红色；“爱”字底下，还有几行小字，竖排，也是鲜红色。小字似乎是《新约》里的句子：“爱是恒久的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恨，是给予；爱是永久不止息……”我嘴里扒拉着饭，看着，心里一下子涌上许多的感动来。有意思的是，这张大大的“爱”字，竟和毛主席像并齐贴着。有回我和李家婶婶开玩笑：婶婶，这搁前些年，你怕是要挨批判的哟。她抿着嘴儿笑。笑完了，脸色庄重起来，缓缓说，其实啊，毛主席的心，和耶稣一样的。
这话让我震惊，却一时又说不出为什么。在我们枣南山地，宗教是相当普遍的，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前，佛、道、天主，都有不少信徒。我小时候，母亲信佛，常到白水寺敬菩萨、上香，但她同时也信天主，还带我去南山里的皇村做过“小礼拜”，到镇上天主堂（也有叫福音堂）做“大礼拜”，那时我三岁呢还是四岁？恍惚有很多的人，大半天都挤坐在一个昏暗暗的地方，听老得像老山羊一样的牧师做祷告，唱圣歌。母亲不识字，记性不好，往往记不住牧师祷告的话，一句也记不住，为这，母亲自己生自己的气，还掉过泪。往昔乡下妇女，都是从旧社会走出来的受苦人，没文化，多灾难，我想她们对于诸多教派，估计也分不太清，但在她们心中，释迦佛、圣父耶稣都是神，是神都得信一信，拜一拜，礼多人不怪嘛，不会有坏处的。目的自然也直白，有神的引领，顺风顺水，步履会稳当些；受神的恩祐，祛疾免灾，得大小平安。当然，以我看，李家婶婶跟一般村人信教大概是不一样的，她在县城里长大，初解放的师范生（可惜没能教书），知识分子呢，她皈依的是信仰，修的是心吧。
李家婶婶为人平和、含蓄，早晚见都一脸浅浅的笑。恬淡得很，真诚得很。她在今年年初办了退休。我刚来馆里那几天，看她不是去后河园子里忙种菜，就是在院儿里莳弄花草，要么到集上买点家用，慌进慌出的；偶尔闲些了，就戴上眼镜，坐在檐下一把老式的靠背椅上，读那本黑皮壳的《圣经》。问她为何不上班去，她说都退了好几个月了呢。我这才知道，福玲原来是临时工，现在招工不容易了，为了让福玲能尽早顶职，便提前办了病退。她不过四十多一点，远不够退的条件，是找人帮了忙的。
好像是上个星期天，福玲的男朋友来了，他叫郑晓明。他俩是高中同学，自己谈的恋爱。郑晓明两年前考到湖北医学院，还没毕业，是刚到镇上来当实习医生的。他皮肤黑，矮，人小小的，和福玲的高挑清丽简直没法比。可李家婶婶很高兴，很满意。后来我知道，郑晓明也是基督徒。晚上，福玲领他来画室里看我画画，交谈中，我发现他目光干净，胸前那随着呼吸一跳一跳颤动的银灰色的十字架，显然诉说着他的信仰走向。
有一种东西，似乎在你出生之前就已经融进你的身体里了，平时你并不知晓，它在你身体里游弋、沉潜着，不甚明晰，然而一旦被某种事物撩拨、牵惹，它就活泛起来，爬上你的心头，使你在蓦然间体味出人生的诸多温暖和爱意。我最喜欢看李家婶婶坐在檐底下椅子上唱《赞美诗》的样子，这时候大多在午后，该上班的都上班了，小福吉也去了学堂，春阳很好，偌大的院子只有几只鸡安卧在墙根儿，一地的树阴花影，我也许正在为新的布景设计发着呆呢，就听到从对面传来诵唱圣歌的声音：“哈利路亚，我主耶和华，求主赐圣灵充满我心，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画室的窗口正对着李家婶婶的门檐，我一抬头，就能瞧见她手捧圣歌，满脸的安详虔诚、单纯欢愉犹如童子的神态，仿佛，上帝就站在她的面前，在和她说话。那一刻，我真觉得，这个院子，就是一个天堂。
不过像这样没人打搅的午后不常有，多数的时候，会有一些老街坊来文化馆的阅览室看报纸、聊天。他们老远咳嗽着朝这里走来，只要一有人跨进院儿门，李家婶婶就会停止诵唱，合上诗篇，从椅子上立起来，用手抚一抚前额的头发，微笑着跟人家打招呼：“过来啦！”让人感到她那样的平和温婉，是很深远很深远的，是来自前世今生的信守与修为。
有过几次和李家婶婶拉家常，谈工作和学习，也有谈生活的，细细碎碎的温馨里，充满了恩慈和智慧。她问我有二十了吗，找对象了没有，打不打算在小镇长期做下去？但我逐渐发现，这些话，都是皮毛毛的一晃而过。她真正关心的，是我的人生态度。有一次她对我说，真怕你们现在的年轻人什么都不信了，什么都不信了就不知退让收敛，不知敬畏了，那怎么能行得远去？这种担忧，像极了我母亲在煤油灯下对我的声声教诲。嵇康说过，守之以一，养之以和。看来，尽管世面上已是疯狂地抓金抢银，而长辈对晚辈的寄托，更看重的，还是在于无形的，“守之以一”的精神承传。
也许，无形的精神承传，才是最真实、最恒久的吧！
李家婶婶每周都要参加一回教友们的“礼拜”会，一般是周日下午，有从襄阳（有说是从武汉）来的葛牧师讲经布道，地点在天主堂的后走廊。说我要是有兴趣，也可去听听。我满嘴答应过要去。可总是这事那事，给耽误了，一次也没去成。天主堂靠近西河沿儿，晚清建筑，也是小镇上唯一的一座楼房，二层，过去有高高的尖顶，尖顶上还安了一个黑铁的十字架，时常见些麻雀落在上面，只是“文革”时尖顶被砸掉了，黑铁的十字架不知去向。现在这座楼是公社招待所。听李家婶婶说，前不久，襄阳的几座天主堂都还给教会了。她们的会史正在和葛牧师一起，找县里宗教局，要镇上也把天主堂腾出来，还她们。要是真能归还，从乡下来做祷告的教友们，就有个遮风挡雨的地方了。
我突然间就有了一种孤独感。想到了家，想到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家，可为什么我们的心还总是不安？为什么我们的脚步还总在不停地挪动？想到近些年，我们生活中许多必要的仪式，必修的功课，都废弃掉了，想到了我这个心中已落满尘埃的唯物论者，哪一日一旦肉身枯朽，精神上是否也能有一个安妥的抵达？
梧桐
院儿里的桐花开了。一高一矮两树桐花，开了半匝院子。矮的是青桐，花粉白，高些的是泡桐，花淡紫，自四月半以来，其他的花开开落落，都渐渐地残了。梧桐花却一天比一天繁盛，枝压枝朵叠朵，挤挤拥拥不甘人后地争抢着开，格外缤纷绚烂。每日打树下走，总忍不住要停下脚仰脸望望，嗬，满头的花，薄梦似的，是那么一股让人迷醉的味道。
这些日子，李家婶婶扫院子特别勤，青石板的院子，本来干干净净的，她一天还是要扫好多遍，有鸟戏枝间，风过梢头，虽然树的花期正隆，也难免会有几朵要摇落下来，几朵而已，她照样要扫，有时是用手拣，一朵一朵拣。说我、赵馆长，走路都是头昂高高的，不晓得看看地呢，怕踩烂了它们。我听着心里笑笑，笑着，忽然两颊发热。再出门进院儿，自觉不自觉，脚下就小心多了。
（知道小心了，就是说，能把李家婶婶的话当话了，这也不易。成长是不知不觉的。尤其今年，我明显感到有一条河流在静静地向我心中流淌，流进血液，融入骨肉，将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我以前对于诸多花事，大体是不在意的，它们一年一年开放，我是一年年忘却。农村里长大的男娃子，好象不屑于花花草草。——岂止是花草，但凡一些平凡弱小生命，几乎都是忽略。现在，一颗蓬勃的心似乎是沉静些了，懂了一些四时轮转，万物来去的道理了，懂了一些尊重与怜惜。人间好花，都是开在人心里的。）
有关于梧桐的儿时回忆，印象深的，是家乡人都叫它傻大姐儿。为什么这样叫？大概是说它泼皮好长吧，栽下去二三年，就亭亭玉立了。花开得也特别的不甘寂寞，甚至是大大咧咧，那一串串小喇叭一样的朵儿，像藏不住点儿心事似的，见人就要说点什么。这么比并不是说它简单天真没脑袋，而是另一种的喜欢，一种对人热情无邪的好。不像梅竹它们，骨子里透着清高，又没有桃夭（妖）气。所以梧桐是一种特有人气的花树，乡下人（当然也包括城里人）都愿植它于门前窗后，抬眼就能见到，伸手就能摸到，图的是亲近。时间一长，就像是自家的姊妹了，有了烦恼，是大可放心地和它说说私房话的。
年前闲翻《诗经》，在《大雅·卷阿》一节里看到这样的句子：“凤凰鸣矣，于彼高岗；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读着，就好像看到了一只神鸟昂首于高处，翩翩欲飞；而贞干修长的梧桐则面向朝阳，灿然相迎。那是一幅多么清朗明丽的画图啊！原来，天天和我们在一起的“傻大姐儿”，一到了《诗经》里，也可以这般的雅！后来读书渐多，发现梧桐在古代的民间里叫“凤凰木”，凤凰非梧桐不栖。庄子《秋水》里说：“夫鹓鶵发于南海，而飞于北海，非梧桐不止。”那鹓鶵，就是凤凰。这么看来，民间的梧桐，不仅雅，而且祥瑞。
小镇上的梧桐不及我老家多，不过亦不算太少。据我观察，除了文化馆的这两棵外，南街顶头有一棵，靠城墙内堤那一趟还有五六棵，它们以同是正值酣畅花季的洋槐为邻，白紫相间，繁复淋漓，热烈而沉静；有些也是生长在人家的家院里。早晨，我穿过东街走城墙往西，再南拐去供销社礼堂的工作间，远远的，我能看到它们那漫过爬满枯藤的老墙，一团团花开如云的身影，就像是看到了一个（或几个）名叫云的女子，在自家的天井里一边做针线，一边吟叹着抒情小调，使人有种旧的怀想：“春季到来绿满窗，大姑娘窗下绣鸳鸯；忽然一阵无情棒，打得鸳鸯各一方……”好几次，在画室里听李家婶婶在院口喊，小谢，听到了吗，三十年代的，周璇！
流行如风，几乎一夜间，街面上就飘起了周璇老歌。一些蓄长头发，穿喇叭裤的年轻人，手提日本产“三洋牌”录放机，在老人碎牙般的巷子里，身子像散了架样的摇摇晃晃，边走边放，很时髦。近日我忙着画《霓裳曲》一剧的布景，可能是受了剧情的影响，心中沉溺不爽，老觉得那绵软甜蜜的歌声里，有一种光阴恍惚的惆怅。
即便是一代帝王，终也逃不脱似锦繁华宴罢酒散的忧伤吧。在弥漫着四月芳菲的悬浮里，一曲旧梦似的歌声，从融融春日盛景里钻出来，全是凄凉感世的情怀。就像这满脸喜气的树树桐花，一落到伤心客的眼眶里（比如温庭筠、陆龟蒙、李煜、李清照等），照旧会成为伤别离愁的物象。《霓裳曲》，就是这样一出以梧桐作底的戏——
“常记得，霓裳一曲青鸾舞，梧桐花下招新凤，虽无人窃听，也索声儿海誓山盟……”
对于爱情，一直感动于李隆基杨玉环的刻骨与不舍。但也无奈，江山终归是江山，江山欲倾，柔弱红颜又如何顶撑得住？昨日的生生誓言，转身雨打风吹去……
话扯远了。先前和付先生一起画画时，听他说过桃花不好画，易滥；其实梧桐花照样不好画，弄不好就拖泥带水。为了《霓裳曲》这幕布景，除在院子里画写生外，我还借鉴了徐青藤的《杂花图》。徐青藤的花卉大多狂纵，逸笔草草，但这幅《杂花图》却画得安静，牡丹、石榴、紫薇、秋菊……菲拂流影，浅浅清丽。尤其那枝斜逸而出的梧桐花，粉白温润一如德加笔下少女的脸庞。这是徐青藤的晚年之作。晚年的徐青藤不可学，不可学在于他画里留下的大块空白，就像他的人生，空白处全是无尽心事，不可捉摸。
不过，到底，我还是从他这枝温润的桐花里，看到了一颗癫狂的灵魂所抱以的深情、体贴的眼神。
想起诗人索德格郎说过的一句话：我对万物，都只有那唯一的名字，那就是爱。
眼下，毕竟到暮春了，加上天又暖得奇怪，我估摸着，再有一周，院子里的花事就该收场了。热烈的夏会紧跟着呼啸而来。节气与万物的渊源，就像人与植物，都是风吹草动息息相关。前日晚上，我去东街小学付先生那儿讨论画稿，回来时夜深了，李家伯李家婶婶一家人都睡下了。偌大的院落，一弯半月亮在中空，清静异常。“微月照桐花，月微花漠漠……”陡然间，心下就有了上苍的恩赐于人间的万般感念，而人间呢，就是和李家婶婶那一样的怜惜吧，满地桐花落，从每一朵落花开始。
鱼台苍苍
近些天来，喜欢到后河鱼台岛上去散步、闲坐。
从文化馆后门下河，十几分钟就可以走到岛上。岛是石头岛，不大，但它高高凸起，若站在河底看，很像是一座孤立的山。滚河水在这里被分成两股，一股向南，一股向北，各绕半圈儿再会合西流。其实，鱼台岛在多数时候应该是个半岛，秋冬季，靠镇子这边有条毛道可直接上去，只是到了春夏水旺时，毛道被淹，它才真正成为一个岛屿。赶巧今年春旱，虽然谷雨后三天两头也在落雨，可河水一直没涨起来，我照旧可以轻易地来来去去。
岛上多芦苇、芭茅，少量的葫叶树、麻杆柳、樟树。芦苇，就是《诗经》上所说的蒹葭吧，已经半人多高的蒹葭，绿油油的从岛的靠水的周边向山上蔓延去。再晚一些时日，到五月底六月初，这里将是遍地盛开的花朵——浅绛色的，灰银色的，在初夏的阳光下旗帜一样漫舞。不过那时候我再到岛上来，就要靠渡船了。——也不一定能来了，夏水汤汤，由大洪山一路奔来，河里的独木桥要么被冲走，要么收起来（这些年一直这样），而乡下赶集的人又总是很多，渡口艄公忙，谁还有工夫专门为了我到岛上闲遛去划船呢？
往日的鱼台是很热闹的，上面曾建有水神庙，凉亭。听李家伯讲，他小时（三十四年代）还见过，明朝遗物，不知什么时候就悄悄消失了。后来就传说岛上孤。孤，在本地讲是有厉鬼出没的意思。平常极少有人上去。说那上面老好死人，几乎每年都有死人，年轻人，老年人，好不好的到岛上不是跳河了就是吊颈了。记得几年前我开始拜付先生学绘画，时间是秋天，为练习色彩不断到户外写生，用水粉、水彩去描绘滚河两岸景物。鱼台岛我是经常到的地方。秋日里河水清澈，如果天气晴好，站在岸边可清楚地看见水底的沙丁鱼和不同色彩的鹅卵石；偶尔能碰到一两只小鹰船，鹰子在渔人的竹篙下没入水中，一会儿又从另一个地方冒出头来，把安静的水鸟惊得扑噜噜噜飞远。这些，都成了我描绘的对象。
其实，我画得最多的还是芦苇（至少在二十几幅以上）。我老家在滚河上游，相对于下游的鱼台，我毕竟是外乡人，有关于它种种的不祥传说，我当初并不知晓，只是觉得满目苍苍的芦苇，——青黄的叶，高擎蓬松的已老去的花穗在秋阳的余辉里如燃烧的火焰，而远处的水面则是明晃晃的绯红色，像流淌的血；岛上的石头也大，如坟墓一样圆鼓鼓的，旁边有细弱的芭茅秆来回摇曳。我画着这些，画着，有时间回过味儿来，浑身上下的毛孔像触电似的会猛地麻一下子。再看笔下的画面，则显现出一种致命的伤感。那时志向高，一门心事备考美术学院，我注意力全在那些物象的冷暖、明暗、虚实等等色彩关系上，用付先生话说，我关注的都是技术层面的东西。至于画面所表达的什么意象，大多不去顾及。两眼像风中芦花一样很灿烂，但也很迷茫，因为我根本看不清前面的路途还有多远。就像现在，我依然是看不清。现在我照旧来岛上写生，但我隐约意识到，芦苇之于我，已远非单单的一个描绘物象那么简单了，多次重复地选它作为描写主体，应该是天性使然，是情感的需要，是早已深埋心底的无意识的本能反应。当想到随着日后秋的到来，那白茫茫的花絮羽毛一样在风中卷扬，心里就有一种难以抵达的旷漠。
依照李家伯的指引，那座水神庙和凉亭的位置应该在岛屿南坡靠近山顶的地方。我寻了几次，竟然连一点残存的痕迹也没找见。小道旁的樟树、野藤、芦苇、以及半米多高的野胡萝卜花，都由石头缝里长出来，特别葳蕤茂盛，不断有樟树叶从我头顶摇落下来。我以前并不知道樟树会在春天里落叶，这让我很吃惊。一回我眯起眼向上仰望，在四五米高处的枝桠间，逮住了一片红得透亮的叶子正在慢慢脱离枝梢，它先是在梢头颤了两颤，待叶蒂断开后，便在空气中如一小舟在汪洋里飘飘摇摇，然后滑过我的眼睑，落到地上。这个过程大约有七八秒钟，在这个过程中，我听到了一阵沙沙沙的声音，这声音细若游丝，却很清晰，尤其当它从空中着地的那一刻，就像是巨石击水，极大地震动了我的内心，恍若身置秋后的肃杀之境，顿生悲怆之感。自《霓裳曲》一幕戏排演完成后，我有段时间没画布景了，我估计不会再有布景让我画了，《霓裳曲》可能是戏班排演的最后一场戏。事实上自今春以来，西街剧团已出现了衰势，演员们人心浮动，焦虑。这是一点办法也没有的事。过去一百元、至少八十元演一场的戏，现在只三十元演一场，就这，还得走村串乡去找看家。乡镇剧团，自筹自支，二十几人的衣食住行，经济上愈来愈撑不住，时有断炊之虞。不仅如此，县市以上的专业剧团也常来山地里抢食吃。去年还红红火火的传统戏，说不行就不行了，形势变化之快，令人始料不及。赵馆长急得要疯了去。赵馆长说，他不能眼睁睁瞧着剧团散伙，几年的心血啊，那样他会受不了。金小六、省心、池桂梅是我在剧团的三位好友，金小六是琴师，省心和池桂梅一个黑头一个花旦，他们都是团里的台柱子，可他们去意已定。省心和池桂梅决定去城里做服装生意。金小六说国家在开发深圳，他准备去深圳闯一闯。几天前一个晚上，我们在西门外秦家酒馆小聚，省心和金小六喝高了，他倆都哭了。池桂梅为保护嗓子，过去是不沾酒的，那回也开戒了，也喝了不少。不过池桂梅没哭。她好像无所谓。末了，我扶着歪歪倒倒的二位仁兄回剧团宿舍，池桂梅跟在后面，陡然的，就听到她在后面唱：
辕门外三声炮响如雷霆
天波府走出我保国臣
头戴金盔压两鬓
铁甲战袍再披上身
……
这是《穆桂英挂帅》中穆桂英二度出征的唱段，我熟。平日里气壮山河的曲调二八板，今晚听来，格外苍凉。
滚河水绕着鱼台岛静静流淌，坐在岛边的石头上，透过密密的芦叶、树枝，我能够看到它舒缓西去的从容，能看到河岸上某一段老街的黝黑后墙。我开始怀疑自己，怀疑自己也只是这座小镇的过客而非它的长久居民，会不会在哪一天也要选择离开？想到两月前刚来文化馆时的那种兴奋和眺望，那种要在戏剧美术上作为一番的想法，的确幼稚天真。不过也没太沮丧，烦闷是不可摆脱的，而烦闷过后是内心的苏醒，是加大了我对色彩写生的训练力度。岛上有很多我叫不名字的贴地野花，极小，碎米粒似的朝开暮落；很多芦根裸露于泥土石块之外，有数不清的细丝脚的虫子在芦根上来回奔走，它们相互纠缠，又生生不息。我试图走进鱼台的深处，走进它的往事，包括已远去的水神庙、凉亭，包括脚下的这些草芥生命，也包括我自己。鱼台岛多生水蜻蜓，听李家婶婶讲，到盛夏的旁晚，隔河相望，水面上往往红雾一般，叫人恐惧。在我家乡，水蜻蜓是淹死鬼的化身，是水上飘荡的魂魄，但它的确漂亮，通身水色红，很诱人，小时候为在堰塘边捉住它，没少挨打。我是偶然间发现水蜻蜓的。“还没立夏，怎么就有水蜻蜓了呢？应该在五月底飞起来才对呀！小谢，你听婶婶一句话，那上面不吉利，不要去不要去了，啊？”李家婶婶见我这些天老朝鱼台跑，就很担忧。可我依旧往上面跑，我自认为是个唯物主义者，哪会迷信那些？付先生生病了，他最近上了一趟上海，回来就病了，住进了镇卫生院。付先生很憔悴。他的“黑帮”平反受阻了，据说是因他早先画过女裸体的事。搞绘画艺术的人，能不研究人体吗？真是荒唐！下午，为给损坏的布景补彩，我去了西街剧团，得知又有几位演员也起了要离开戏班的念头，气氛很是郁闷。金小六问我愿不愿跟他到深圳。我没回答他。人的命运里有很多东西是我们自己所不能把握的吧！尽管我目下亦是一副焦灼无措的状态。只是感到，真到了曲终人散的那一天，各位相别于路陌河岸，眼前的这一片迷茫的芦苇，会更加迷茫了我的眼睛。
200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