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黄永玉写他的从文表叔，总是离不开水，并爱用《老子》里面说的“上善若水”等语。以水喻从文，真是准确之极。
幽碧、博大、深邃、透明。当你站在虹桥边上，看着悠悠清澈的沱江水，就似乎看着了活着的沈从文，看着了他慈眉善眼的真诚、温和和宽容。——自处于下，恬淡无争，遇事总是忍让，在寂寞中去默默承受命运的压力。也有“执拗”，认定该做的事情，又会锲而不舍，以柔水激石，溅起了明亮而纯净的浪花。读《太阳下的风景》、《这些忧郁的碎屑》，晚年的沈从文，当是这个样子。
一九八三年春，在家人的陪同下，八十二高龄的他，有过一次故乡之行（也是最后一次故乡之行）。那时侯沈从文故宅还不姓沈，住在黄永玉先生的老屋里。这真是一处风水宝地！——“一座大青石铺的院子，三面是树，对着堂屋，看得见周围的南华山、观景山、喜雀坡、八角楼……南华山脚下是文昌阁小学，他念过书的母校，几里远的孩子们唱的晨歌能传到跟前……”
那么大的年岁了，还要在一大早去挤菜市场，上虹桥，在水灵灵、鲜亮亮的青菜之间，在古老的虹桥之上，在熙熙攘攘的故乡人中，他一定是在寻找流逝已久的感觉吧！一定是在同故乡拥抱，同他的童年拥抱。当他听到他童年常听的，一生之中须臾不能忘怀的锣鼓“高腔”和“傩堂”，眼睛里流满泪水。但是，我不能猜想，当他的目光和沱江的柔柔波光相遇时，脑子里该是个什么图景，是否想到过他这一生就是这般随山成溪地流过来的？
一个人的品行、人格魅力，都是在别人眼里，或许他自己根本就浑然不觉。濛濛的细雨，给小城笼上了一层淡淡的诗意。我一连用了几天时间，反复地走在沈从文曾经住过、走过的地方，——粉红石铺就的小巷、城墙、北门古城楼、码头……试图追寻什么，追寻什么呢？我不知道。中营街里那座不大的四合院，已被政府买下来了，辟为故居供人观瞻，但并不像想的那么热闹。——几个提相机散淡的游人；门前正做着姜糖的街坊；一些书摊正卖着他写的书。
桥头是他小时最爱的去处。“那桥上有洋广杂货店，有猪牛羊屠户案桌，有炮仗铺与成衣铺，有理发馆，有布号与盐号。我既有机会常常到回生堂去看病，也就可以同一切小铺子发生关系。我很满意那个桥头……”
四围群峰的苍翠已转丹红，十月天了，可河里依然有一群洗澡的孩子。他们从高高的岸上嗵声响地跳下去，鱼一样地在江里兴风作浪。有的还故意爬上岸来，光溜溜的蹲在那儿，惹得女游客们时时的惊叫、张望。嘴巴冻得青乌青乌，也毫不在乎。一个把生活根植于重山险水的民族，勇敢已成为习惯。“大家把衣服在河滩上用石头压牢，一天的节目就在水面上开始了。”（沈从文语）自然是孩子们的乐园，也是他们人生磨砺的开始。胆量、忍性、经验也从这里获得，然后带着绮思梦想奔赴他乡。沈从文和黄永玉就是从这条河流里漂流出去的，都是在十二三岁上，背着个小小的包袱，穿过洞庭去“翻阅另一本大书”的。
凤凰，乃至整个湘西，就这样成了一个漂泊者心中永远的牵挂。也因为“漂泊”与牵挂，才有了迷人的《边城》、《长河》、《湘行散记》和《湘西》；才有了一系列的向世人诉说不尽的原始的传奇和神秘……
二
也曾困惑过，以沈从文清波一样的柔弱之身，究竟是什么力量促使他背离故乡去漂泊？是什么力量促使他勇于放弃已摆在眼前的“如锦前程”？要知道那时（一九二二年）的沈从文已经由一个士兵做到了书记，并获得了“湘西王”陈渠珍的赏识，“只要忍耐下去，承认这个现时，并好好利用它，就可以一步一步做到科长、县长、厅长。”（《从文自传》）而他的“理想”呢？或者说他后来所取得的一切文学上的成就在当时仅仅是一个五彩的梦，虽然有着色彩的诱惑，但毕竟还是个梦啊！山外是什么样儿，北京是什么样儿，靠什么去衣食，他全然不知道也全然不顾，单凭一袭长衫，一只秀笔就闯荡去了，用现在的话说就叫“京漂”。人还不满二十，生活技能不曾学到几样，这种胆量和行为方式的确令人吃惊！
然而，当我把目光投向过去的凤凰，并稍稍扫描一下二十年代的少年沈从文以及他那一段军旅生活，又通读了他几乎所有的作品，一切都释然了，——是性情。水一样的流动不居的性情确定了他最终是一个美的追随者。多情、多愁、多感、多思，加上他酷爱读书，精神层面的不断提升，使他愈来愈难以容忍自己身陷旧军队的肮脏和龌龊。鸦片、妓女、欺誑、杀戮，这些丑恶像瘟疫一般整天在他身边泛滥。他担心哪一日“即或自己终于获得了权力，到头来也会被腐烂了灵魂！”这不是他要的生活！当他明白了这一点，也就产生了要远离污浊、远离粗粝的强烈愿望。即使有着富贵和权力的诱惑，也决不同流、沉沦、麻木和堕落。李辉先生在论及环境与性格的关系时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时常在想，环境与性格究竟哪一方面更对人的行为起决定作用。统而言之，一个公允的说法也许是它们相互作用于个人。但更多情形下我更着重于人的性格。性格决定着命运，性格也决定着环境对个人影响的方式、程度。”我很赞成这个观点。对于同一环境，不同性情的人会有不同的认知和选择。弗洛伊德也曾论证过性格特征内部含有着动力因素，即内驱力，是它构成了人的行为基础。因此，我以为一个看似柔弱的沈从文，其实是心劲十足的，一派清波下面，是时时涌动的急流。一旦作出决定，便会义无反顾。正如他在《一个传奇的本事》中所说：“水和我的生命不可分，教育不可分，作品的倾向不可分。……水的德性为兼容并包，从不排斥拒绝以不同方式浸入生命的任何离奇不经事物！却也从不受它的玷污影响。水的性格似乎特别脆弱，且极容易就范。其实则柔弱中有强韧，如集中一点，即涓涓溪流，滴水穿石，无坚不摧。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并作横海扬帆的美梦……”
如水的性情使他出污泥而不染，如水的性情使他走向流动、漂泊。“知识和权力相比，自己愿意获得知识，放下权力。”
一九二二年，沈从文在经历了五年的军旅生涯之后，在亲眼目睹了一些带长字号的人物凭借手中的权力胡作非为、滥杀几千无辜苗人和乡下农民之后，在去与留的问题上，作出了以上抉择。
单从个人世俗的“前途”来说，这在当时，不能说不是一个艰难的、充满风险的抉择！
三
挫折是必然的，生活的困苦、潦倒也是必然的。想想一个没咋见过世面的“乡下人”陡然地来到北京城，单单一个高耸的大前门，就差点儿把他吓坏了。为度艰难找过北洋政府前总理熊希龄，毕竟沾点儿拐弯抹角的亲戚嘛，可没想人家虽然家赀万贯，却不肯同情这位菜色的小乡亲；找过他舅舅——在香山做事的黄永玉的祖父，也没有得到多大照顾。黄永玉说，那时的从文表叔就住在城里的湖南酉西会馆的一间十分潮湿长年有霉味的小亭子间里。到了冬天，当然是凉快透顶的了。
“下着大雪，没有炉子，身上只两件夹衣，正用旧棉絮裹住双腿，双手发肿，流着鼻血在写他的小说。
“敲门进来的是一位清瘦个子而穿着不十分讲究的，下巴略尖而眯缝着眼睛的中年人。
“‘找谁？’
“‘请问，沈从文先生住在哪里？’
“‘我就是。’
“‘哎呀……你就是沈从文……你原来这么小。……我是郁达夫，我看过你的文章，好好地写下去……我还会再来看你。……’
“听到公寓大厨房炒菜打锅边，知道快开饭了。‘你可吃包饭？’
“‘不。’
“邀去附近吃了顿饭，内有葱炒羊肉片，结账时，一共约一元七角多，饭后两人又回到那个小小住处继续交谈。
“郁达夫走了，留下他的一条浅灰色毛围巾和吃饭后五元钞票找回的三元二毛几分钱。从文表叔俯在桌上哭了起来。”
这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道苍凉而又温暖的风景。我每次披读《太阳下的风景》至此，便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而更为敬佩的是，冻饿交加的、哭了的沈从文并没有后悔、退缩，回到湘西，回到陈渠珍的身边去兑现这位“湘西王”临行时给他的许诺，而是面对自己沦落如此的困境，擦干镜片后心酸的泪水，默默在自己选择的山道上继续爬行。山道是那么陡峭而崎岖，手脚都攀爬坏了，流血了，硬是不回头。因为他坚信有一道亮丽的风景就在前面——在山巅或是在山的那一边。如果说郁达夫在他走向那道风景的途中给了他“一饭之恩”，给了他继续前行的力气，徐志摩就是把他迎进景区、并帮他编织风景的人。同是天涯沦落人，宅心仁厚的郁达夫并没有一走了之，而是四处推荐四处延誉，并写下了那篇著名的满纸义愤的散文《给一位文学青年的公开状》，至此，京城各大报刊才纷纷向沈从文敞开大门，尤其是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发表了沈从文的大量的小说。诗一样的文字，画一样的风景，酒一样的故事，边城僻地的原始与神秘，就如一阵阵强劲的乡野清风，一扫都市文坛的颓靡之气，立即受到人们的普遍赞誉。这位“乡下人”，以他的故乡湘西垫底，用如水的德性“即涓涓溪流，滴水穿石，无坚不摧”的执著，终于是挺过来了。这一挺就是半个世纪，这一挺，中国的文学长河里就出现了一段格外清澈透明的碧流。据说，若不是他突然地故去，他完全有可能会为中国捧回一九八八年诺贝尔文学奖。
四
当然，回望历史，以惯常的眼光去审视沈从文，亦有遗憾。这就是沈从文在他写作的巅峰时期突然的停了笔，默默地走出了文坛。这之于他个人或许是身不由己的无奈，之于中国的文学事业无疑是不可低估的巨大损失。在很多的研究沈从文的文献中，字里行间都发出了一声声的叹息。但我以为，叹息大可不必，人首要的是活命，在这一点上沈从文和常人一样，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沈从文从中央“革大”回来后，被安排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是给文物展品写标签。这无须乎用太多的脑子，“但我为他那精密之极的脑子搁下来不用而深深惋惜”（黄永玉语）。事实上哪里是不用？是没有办法再继续用下去了。他不能紧跟形势，导致“政治上的无知”，他无处着笔啊！也曾挣扎过，五十年代初到井冈山体验生活，到四川内江参加土改，但写出的是一大堆“重复性的政治语言”（张兆和的说法）。政治与文学在他的面前原来是这么的格格不入。困惑、痛苦、迷茫是肯定的，自己向往的、追求的、耕耘了半辈子的已经是花团锦簇的玫瑰花园，怎能说走就走？不甘心啊！但他还是走了，没回头，没流泪，心，一定是滴了血的！
“要生活下去，就必须跟‘它’告别另起炉灶。
“‘它，’就是从事多年的文学。
“从文表叔的决心下得很蕴藉，但是坚决。
“……
“倒也是对了。如果解放以后不断地写他的小说的话：第一是老材料，没人看，很容易扫兴；第二，勉强学人写新事物，无异弄险。老媳妇擦粉打胭脂，难得见好。要紧的是逢到‘运动’，抓来当‘丑化新社会’，‘丑化劳动人民形象’的典型，命中率一定是很高的”（黄永玉《这些忧郁的碎屑》）。
写到这里，我不由得想起了田汉、老舍、邓拓、吴晗、赵树理以及许多和沈从文一样从旧社会走到新社会的作家，他们对新时代充满热忱，总是努力将自己融入现实生活，努力地与潮流保持一致，生怕被视为落伍者，不惜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可谁知，心不是那么好洗，骨更是难换。因为，你的良知还在，你还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对社会文化批判的敏锐和责任，你就不会洗去对人民的忠诚，就不会违背艺术规律去一味地迎合政治，你会一直处在文学与政治的矛盾之中。“主题先行”害了多少人？不可为而为之，关心政治终了被政治玩弄，结果自然是凄惨。
偶然读到陈徒手的《人有病，天知否》，简直不敢相信那些令我崇敬的文学前辈们所遭受非人的摧残、虐杀是真的，但它的的确确是真的。
沈从文在经历了灵魂的大搏斗之后，彻底地远离了文坛那个是非之地，认识到以自己的性情不会做也做不了“文学侍臣”时，便蛰伏在故宫博物馆的高墙深院，一心一意做他的古代文物研究了。他“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成味道过得去的嫰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黄永玉语）
竟然躲过了五七年的“右派”帽子，真是侥幸。与其他的因笔口之误轻者落牢狱之灾，重者毙命的文人相比，说沈从文在几年前就有多少智慧的预见，那是事后诸葛，不真实。但说是得益于他惯常的自处卑下，澹泊自守，虚静沉默的性格应该是恰当的。——多做事，少说话，省去政治上的麻烦，免得担惊受怕。
五
其实，在那时的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名人要想完全避开政治又几乎是不可能的。沈从文虽未被打成右派，但政治高压之于他是一刻也没有减轻过。在历史博物馆说是在搞古代服饰研究，可连最起码的哪怕只够容身的办公地方也没有。而当时闲着的办公室确实很多。同事杨文和们看不过去，帮着说话，“得到一个副馆长的回答是：‘沈从文，哼，鸳鸯蝴蝶派！’这都是依据上面的精神，把沈从文当成是‘统战对象’，采取所谓的‘冷处理’”。（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沈从文后来自己也说：“事实上，我就在午门城楼上和两廊转了十年……”（沈从文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检查稿）
倒是经常去展览会自愿给群众当解说员。
作家汪曾祺当年亲眼见到老师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的场面，不免唏嘘而叹：“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分’……只是熟人看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汪曾祺《沈从文转业之谜》）
“这种凄然，在老友萧乾身上同样出现过：‘……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到了“文革”，就更不用说了，连在午门城楼和两廊转一转的工作条件也没有了。新老“牛鬼蛇神”一锅煮——关牛棚。逆境转厄运，生不如死。最痛惜的是，家里的房子被造反的工人强行占去两间，书、家具都扔到院子里……沈从文为此哭过鼻子，身与心都受到了极大的伤害。“他怕在路上突然病倒出意外，在身上带了一个注明单位、住址的卡片。”好不易熬过了弯腰下跪被揪斗日子，下干校，到“广阔的天地里”去，哪晓得干校和“牛棚”好不到哪儿去，“光荣的五七战士”住的是临时搭的草棚子，漏雨，地上全是水，只能垫着砖头进出。做工之余，脑子里若偶然想起什么，没有纸，没有桌子，就坐在床上，记在家里寄来的杂志空白处……（以上均见陈徒手《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这就是沈从文在历史博物馆二十多年的大致的生活和工作境况，就是在这样的境况下，他完成了论文集《中国丝绸图案》，文物论集《明锦》以及工程浩大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最基础的工作。他是怎么研究和写作的？用黄永玉先生的话说，天晓得！
在重重的魔掌之下，虽“处众人之所恶”，仍能忍辱咽屈，以骆驼般的精神做着利民利国的事情，除开渊博的学识不谈，光这上德者的境界，有几人能够企及？
我不敢用太好的语言去赞美他，怕玷污了他本质的高尚。
一九七九年，几经波折，这部由周总理生前提议编写的，具有开创性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一书终于问世。若照正常情况，沈从文编这部书是用不到三两年的。但实际情况是，从最初动笔到最终完成却经历了整整十六个春秋！到底是悲还是喜？我说不清楚。但无论如何，它都是沈从文，同时也是一代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多灾多难的一个历史的见证。
胡乔木写信向沈从文祝贺说：“以一人之力，历时十余载，几经艰阻，数易其稿，幸获此鸿篇巨制，实为对我国学术界一重大贡献，极为可贺。”
沈从文的生命价值，继文学创作的巅峰之后，通过文物考古又一次得到了极大地提升。
老子说：“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
又说：“攻坚强者莫如水。”
沈从文的一生，大致接近于这个意思吧。
六
一九八八年沈从文逝世。四年之后，张兆和先生用她积攒了四年的花瓣掺拌着骨灰，一部分撒播于沱江，一部分葬在凤凰城北的听涛山。这是沈从文生前的愿望，亦是他灵魂的必然的最后归宿。一个漂泊者，无论他漂向哪里，离得多远，他都是故土这条根上发出的一脉枝，一片叶。他曾说：“一个战士若不战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黄永玉先生把这句话刻在了他的墓前。一个自称“小兵”的大师，已化为轻风一缕萦绕在桑梓的山山水水。
叩拜沈从文墓是在下午稍晚的一些时侯，天色灰暗，细雨如雾。我们从北城门口，找到一个水手，乘扁舟顺流而下，岸两边，洗衣妇的捣衣声声声如故，层叠的青山与参差的吊脚楼朦朦胧胧。忽然就出现了沈从文当年的风景：“河岸上那些人家里，常常可以见到白脸长身、见人善作媚笑的女子。”（《我所生长的地方》）偶有一扇临江的窗户打开，便会引起我无限的遐想。他们可是沈从文心中笔下的翠翠与夭夭？又想到十一年前，沈虎雏与沈红也是乘这样的一条小船，也是从这里摇橹，一路呼唤着沈从文魂归沱江的。张兆和先生就站在虹桥上，目送儿孙，目送向北划去的小船，小船后漂起的那一道美丽的花带……
黄永玉先生说：“文章是为一些山水和人物写的。山水常在，尊敬的人物已经消逝。”
无从知晓张兆和先生当时的心境，而此时的我则是一片怆然。
雨后的听涛山葱郁幽静，浓密的树叶绿得光亮。踩着湿湿的白茬小道，嗅着野菊花的苦香我们走向沈从文的墓地。早就听说过他的墓园简朴，没想到简朴至一块未经任何打磨的粗糙大麻石。它就那么随意地搁置在山半的一弯崎岖的细径旁，若不是刻意寻找，若不是凿凿无欺的中央美院刘焕章教授的雕刻所示，是极易把它混同于一般的山石而被忽视的。说实话，我不知道该怎样去表述我的那种感受，只觉得震撼与忧伤同时给了我重重的一击！一座坟，一块石，这就是沈从文！
不过这样也好，这也正合沈从文为人为文的一惯风格：质朴、坚实、浑厚。我想，天长日久以后，他的坟墓如若真的被人视为一般山石而少去或不去关注、打搅，一定是沈从文最希望不过的了。他一世都在远离热闹，就让他清清静静地回归于故乡的泥土，多好！
在大地的面前，沈从文将成为永恒！
2004.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