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生在世几十年，认识的人是很多的，可记住的少。何先生是我记住了的，那个“少”的其中之一。
上世纪的七六年吧，枣阳县在枣东二十里地的黑河修水库。那是一座很大的水库，照设计，完工后可蓄水几个亿呢。很鼓舞人。因而全县有数万民工在那儿搞冬季大会战。我和几位同学也来了。我们都还在一所中学读新闻班，那时强调学生要与工农相结合，理论要与生产实践相结合，我们学的是新闻，就作为“战场记者”，结合到工地上搞宣传报道来了。
记不得是在什么样的日子到的黑河水库，怎样的就分配到了《战地快报》（另外几个同学被分到了《工地广播站》）。我们的编辑部就设在工地临时搭建的工棚里。我人也住在那儿，床靠在工棚的一个角落上。蜡纸、木桌、油印机、打字机、一垛一垛的白纸、写标语用的各种广告色、印废的快报……像是晚上很晚了还没入睡，油墨味太大了，直冲鼻子。
“是枣二中来的吧？工地上条件差，坚持一下就好啦！”
这个叫我坚持一下就好的人，就是何先生。
何先生安排我坐他对面。我的位置靠近门口，门外是车马道，车马道之外，就是一眼望不到边的红旗飘飘人欢马叫挖土采石肩挑车拉的工地了。我心想，这真还是一个战地编辑部啊！
编辑部比我想像的人少，拢共三个人：美编刘老师，打字的小赵，再就是何先生。我来了就四个人了。何先生是头儿，我叫他何主任，他抬头看看我，说，叫老何。我没好意思叫他老何，还是叫何老师。
于是每日的一大早我就说，何老师，我今天干点啥？
何先生深度近视，戴一幅黑边眼镜，个子小，背挺的也不很直。是那种朝人堆里一丢就难得找见的人。但他说话声音高亢，且干脆简洁：“顺顺稿，顺顺稿（指通信员送来的稿子）。”说完一阵风似的忙他的去了。
感觉何先生总是很忙。不过，白天里何先生是不大编稿子的，白天里他基本上坐不下来，——和来访通讯员谈话，了解各营、连、排（工地上采用部队的叫法，县为团，公社为营，以次类推）当天的工程进展情况；一会进，一会儿出，安排这，安排那。还要时时的下工地。下工地时骑一架破旧的自行车，哐哩哐当风风火火。工地路毛，砖头瓦块坑坑洼洼，他摔过多次跤，眼镜儿都碎了几个，可他依然是风风火火。何先生的稿子都是到晚上了才开始编，然后由小赵打出来，油印，分好，以供第二天各营来人取报。
这样儿就经常要熬通宵了。因为美编刘老师刻插图，经常把蜡纸刻烂了，要重刻；也有时是稿子不凑手。遇到稿子不凑手（大多是数子不实）时，何先生就恼火，一恼火就咂嘴，咂着咂着来一句：“都扯他妈的狗卵子！”然后自己临时写一篇补上去。
印象中，何先生写字像流水一样哗哗的，不用思考似的。一篇报道，或散文或诗歌（快报设有一个文萃版），绝不会超过一袋烟的功夫。写完，仰脸儿朝天上望望，站起来，边走边大声地朗读一遍两遍，就不再看了，一扬手，交小赵去打印。那种速度和自信，和我见到过的那些作苦思冥想状来写文章的人，简直是两码子事，太潇洒了！
这时候，他习惯是用右手把乱草样的头发往后拢一拢，慢慢儿从上衣兜里摸出一棵烟，捏一捏，擦根火柴，燃上，旁若无人地眯着眼儿吸。
至今，我还记得清楚，因为崇拜何先生，以至于在没人的时候，也模仿着他的样子，边走边大声地朗读刚刚收笔的狗屁文章，也擦火柴（有火机也不用）燃烟，动作不无夸张地眯着眼儿吸。似乎这样子马上就能学到他那一身的本事似的。
当然，模仿终归是模仿。尽管我把自以为写得很得意的小报道（包括“顺”好的通迅员的稿子）、小散文满怀信心地递给何先生，不一会，还是被改得一纸红。有的甚至除了基本的情况外，几乎是重写一遍。好在何先生不会厉言训人，也不谆谆教导，完了只是说：“抄一遍就好啦。”我就抄一遍。时间一长，竟然发现这抄一遍比学校老师的谆谆教导管用多了，每回抄完何先生给修改的“一纸红”，我都能从中获得一些启发。现在回想一下，我是真正从他那儿才开始注意到“抠”字用词，学会了一点做文章的方法的。
二
后来知道，何先生五十年代毕业于广州中山大学哲学系，老家汉川。学哲学没做哲学的学问，却喜欢文学，在湖北话剧院当过一段儿编剧。他是“四清”时随工作队来到枣阳的，不知为何，“四清”结束后没回去，就留县文化馆了。那时候，但凡大城市的文化人下到小地方，都是为了点啥。何先生不是右派，那么，何先生是为了点啥呢？
何先生“清高”，这在工地是出了名的，和人对面撞倒也不打招呼。事实上那是他看不清，怕叫错人。和他混熟后，话是很多的，只是无事不闲聊而已。因为他不闲聊，我也就没有机会问他以往的经历，几次话到嘴边儿，想想，又咽回去。
从没见何先生谈过自己的事，也不谈别人的事。那时候的文化人，都活得很隐忍。
倒是常听美编刘老师说：“老何可是难得的人才呀，枣阳县的第一把大笔杆子！连周指挥长（在水库负责的县革委会主任）每次开大会的报告稿儿都不让秘书写，是找他写。呆在这么个小地方，亏老了！”
我到黑河水库的时间短，还没遇到开大会，所以，也没见过何先生怎样给周指挥长写报告。可在当时人们的眼里，能直接给最高领导服务，那是无上荣耀的事。但出乎意料的是，一回美编刘老师说他过四十二岁生，不晓得从哪里弄来一瓶酒，吃晚饭时他拿出来说要一起喝两杯。工地上很少有酒，又是刘老师的生辰，何先生高兴，说好，我负责菜。就到指挥部厨房里买了两个胡萝卜炖羊肉，另加几个小炒，我们编辑部四个人就喝开了。不知怎么就说起了他给指挥长写材料（报告）的事，何先生像是痛苦得很，皱着眉，拿着筷子的右手向空中摆摆：“都是扯他妈的狗卵子！还有散文、诗歌、通迅，都是扯他妈的狗卵子！”我们一时都很惊讶，很不理解，像是他内心有一种憋闷很久的东西要暴发，很屈辱似的。
美编刘老师赶忙说：“老何老何，你的亏还没吃够啊？”
那回何先生喝得有点高，但不到醉，吃完饭不像往常那样埋头做事，而是坐在编辑部的门口吸烟。吸了一会儿烟，突然说要看我的画儿。在小学和初中的时候，受家乡一位先生的影响，我学过绘画，因为爱好一直没丢，底子也不错。到黑河水库，除了实习新闻报道的写作，看美编刘老师画画儿，手痒痒，就常和他一起去工地上画速写、画素描，结果不到一月时间，我案头上也堆了一大堆。我本是画着玩玩儿的，没想到何先生一张一张看得极认真，然后似乎是很小心地对我说：“小谢同学，我觉得你在绘画上悟性不错，多用些功，没准你将来在这方面会有所发展。”我愣了一下，一时没拿准何先生的意思，总觉得何先生是在批评我。
后来知道他不是批评我。
近三十年过去，回忆起那天晚上的那个场境，我依然感到温暖。何先生不说我文字不行，只说画好，善意的劝导，事实上已使我对自己的前行方向有了一个新的审视，尽管这些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
可惜的是，我在黑河水库呆的时间太短了，满打满算还不足两个月，就离开了那个值得怀念的地方。
走的那天天气很冷，记得还飘着雪。吃过早饭，我在编辑部门口向美编刘老师和小赵告了别。这时，何先生推着自行车从指挥部那边过来了。原来他是到指挥部给我找去县城的便车了。车是进城买菜的，空着。我没啥行李，就一个背包，朝车箱一甩当凳子坐着。何先生本是要我坐驾驶室的，但司机说驾驶室的人已经满了。他让司机等等，又跑回编辑部拿来一块塑料布递给我遮雪，然后招招手，说：“注意安全哪！”
走到半路，猛然想起来，我竟然忘了向何先生说一句道谢的话。何先生叫我注意安全，我连应一声也没有，就那么傻傻地望着他站在雪地里，慢慢地变小，消失。
为什么年轻人总是那么的无知呢？每每想起来，我都深感遗憾！
三
再见到何先生就是七年后的一九八二年了。我高考连年落榜，丧气得很，也迷惘得很。多亏有点儿绘画的手艺，进了县工艺美术厂。不晓得何先生从哪里得知我到了美术厂，说来美术厂办点事，顺便看看我。我大喜过望，三四年了，何先生竟然还记着一个跟了他几天的中学生，实在让人感动！我把他迎进寝室。当时美术厂的房子特紧，四个人住一小间，洗脸架衣箱之类的一放就没处下脚了。没凳子，何先生就坐床上。那次的场面我还记得真切：初春的三月，是上午，白色阳光从门里照进屋内，照到我和何先生的腿子上，很是暖和。何先生还是那样儿，就是衣服比在水库时穿得干净整齐些，头发不再是乱糟糟的了。还是习惯从上衣兜里摸出一棵烟，捏一捏，擦根火柴点燃。连自行车也还是个破的。我问还是那辆吗？何先生说：“修了几次的，还好用。”接着他问了我时下一些工作和生活情况，然后，突然严肃起来，说，你应该考湖艺！
其实我一直在犹豫，还要不要继续考下去。落榜了几次，心早灰了。现在呆在厂设计室，很合我的意思，不想再去费劲劳神了。
何先生说：“国家改革开放，前景广得很，你还年轻，人生难得几回搏，眼光要远些好。”临走时又嘱咐我：“要有信心，你一定做得到……晚上去文化馆画石膏像，我给你开门。”
工艺美术厂距文化馆不过十几分钟路，可我没去。我怕白折腾一回，在何先生面前，脸上挂不住。
但我已听进了何先生的话，暗下决心再搏一次。准备是悄悄的，考试也是借出差的机会悄悄进行的。第二年的八月，我收到了入学通知书。
去学校报到的前一天，我去文化馆找何先生，说何先生到武汉办事去了。
放寒假又去文化馆，何先生已经死去了，是肺癌。那年，他不到五十岁。
整个寒假我的心都空落落的，总像有一件事情没做完。文化馆在白沙河边，河滩里是大片的杨柳，有的柳树叶落了，有的还坚持在枝梢上，被霜染得金黄黄的。我坐在岸边，我不相信何先生会死。一个活生生的人，怎么说死就死了呢？
可是，我知道，何先生真的死去了。
200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