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五年前后，我已经很像一个画家了。吴店镇周围的人，也说姓谢那小子是能画两笔的。学校的课算啥呀？常常是到第二节第三节了，才去教室晃晃，老师们都习惯了，只当没看见。
那时年轻，没心没肺，又自负的不行。永远的一身绿军装（绿军装时髦啊，刚好我家老大又在当兵），还不带扣纽扣儿的，敞着怀，发长，脖细，眼大，嘴阔，脊背上背一个自制的画夹子，很大（为什么要做那么大呢？），还有水粉色（那时叫宣传色），还有排笔、毛笔、洗笔水罐，走路一冲一冲的，很个性，很艺术的样子。
一个祖辈上都是农民的人，咋会想起来要去做一个艺术家？是信了神笔马良的传说，还是受到齐白石从木匠到画家的启示？那真是一个爱做梦的年龄啊！
我写生的地点大多是在镇子上，具体点儿说是在镇子边的城墙上。一是我上学放学要从这里过，二是这里的“内容”太丰富了。镇子是古镇，城墙也有几百年，很高（有一二丈吧），一切都是那么老，城墙砖已经很少见了，全是土，长着些椿树、楝树、槐树、皂角树，主干都成了褐黑色，柳树也浑身是洞。墙坡下是濠，不咋宽，水深。春来荷花，秋结莲子；濠那边是街，高高低低的黑瓦顶的房子，弯弯的麻石板的巷子。热集（双日）人多，驴驮车拉，牵猪赶羊，粗粗细细的叫声，红红蓝蓝的颜色，在巷子里飘来飘去。
我就坐在城墙上，用画笔逮街景，也逮人。围观的人很多（经常这样儿），其中有我的朋友小田儿，吃商品粮的，大号叫田建斌，比我小两岁，矮一年级。自打他听付先生说我不出十年必将是枣阳的“第一把刷子”后，就中了邪，学也不咋上了，跟屁虫似的跟着我混，鞍前马后，有时给我支支画夹子，有时给我换洗笔水，城墙、城濠上下跑，脸上除了汗水，还有很荣幸的笑容。
（我到如今也没有混到枣阳的第一把刷子，想起来就有点对不住付先生，也对不住朋友小田，辜负了他们对我的一片心，惭愧得很。）
那年我在美术学校画人体时，董克义老师（现在他神经有毛病了）细声细语地说：谢伦国用笔用色既准确又大气，很潇洒的嘛！同学们可以看看。他当然不知道我是受了付先生的影响的。
付先生给我改写生作业，从来是大色块的，叭叭两笔完事儿。我说还没改好啊？他说好了。我问好在哪？他说过一段时间你就明白了。
等我明白过来就是一年后的事儿了，一年以后又把他改过的画稿翻出来，反复揣摩，学了点皮毛。
付先生为人简单，大大咧咧，对什么事儿都不计较，对什么事儿也都无所谓。从大上海贬到我们这个小镇上，他说一点不亏，这个镇子很美，我非常非常地喜欢。一个画院毕业又有一定创作经验的美术家，落到只教小学二年级图画儿，他说是国家发工资养着我玩儿，我就要听话，要好好地玩儿。他人瘦，脸小，薄薄的嘴唇常衔着一个不小的烟斗，总觉得随时就会掉下来。下棋、打牌、泡茶馆儿。认识他时他不过四十来岁，四十来岁正是干事儿的年龄，可他在玩儿。据说他没犯什么大错，没犯什么大错咋发配到“广阔的天地里”来了呢？问过几回，他总是嘿嘿一笑：把你最近的大作拿来我看看，我赶紧拿给他看，于是乎，指导我这指导我那，问他的事儿，没影儿了。
付先生和小田儿家是邻居，住在镇粮管所靠东面的一排平房里，记得第一次去拜访他，他才从城里搬下来没两天，屋里乱，下不去脚，他老婆（从那天起就是我的师娘了）就把桌椅搬到院儿里，一边给我们沏茶一边唱歌似的说了一串话，我和小田都傻愣着。付先生光着膀子，趿拉着鞋，踢踏踢踏地走出来，说她的话是多来咪发嗦啦唏，你们听不懂的。原来他老婆是宁波人，作为家属也跟着他到吴店镇，安排到粮管所当工人来了。她皮肤白，人很俊，而且特别。我们镇上也有很俊的女人，但不特别（搞不明白那就是气质）。可能因为人漂亮，感觉比付先生要小去十好几岁。我连续看了几眼，不好意思。
付先生说，什么不好学啊，干吗要学画儿？没得用的。说这话时他的头摇得像货郎鼓。可他还是把我带来的速写、速描，一张一张地翻开，摆着、看着，语调就变了，问我在向谁学，我说没向谁学，他说不可能的。我想了想说：看过一个画家给人画相，他问哪个画家，我说是我们十二队的一个叫李远贵的老师。他毕业于湖北艺术学院，现在在郑州，每年回家一趟，闻着风儿我就去逮他。很好的人，每次都能教我几句话。他呵呵呵地听着：“人杰地灵啊，这么个穷地方。”
我以为他说的人杰是指我，飘飘然了好一阵子。
那段时间，我画的很凶，素描色彩一天要画好几张，付先生说重要的是理解，是体会。我没听进去，照画。艺术的发情期是不是都有点儿盲目？直到颜料都用光了，头发也长的太不像话了，摸摸瘪了的衣兜，才想起来要去弄钱。
我在其它的文章中说过，我家穷，咋能不穷呢？母亲一病就是多年，钱都送给医院了。纸、炭笔、水粉色，很贵的，指望不了谁，得自己挣。冬天拖个板车进山砍柴卖，十几岁的身子骨，竟然能拉五六百斤的松针、杂树梢子。百十里地，上上下下都是坡，天知道我是怎么拉回来的，现在想都不敢想。
夏天偷过瓜、偷过鱼。那时物资短缺，转手都是钱。但生产队的东西不是那么好偷的，有夜巡的棒子队，抓住了不是破头就是断腿。经常干的是捉鳝鱼。我们那儿遍地水田，小田儿给我背过篓子，晒得黑鱼棍儿似的。
偏偏付先生爱吃鱼，尤其爱吃鳝鱼。小田儿说你得孝敬着点儿，我就孝敬了。好在他吃的极省，笔杆粗的一条用刀剁成好多节，再切成细丝，慢慢悠悠，一根丝儿能在嘴里咀嚼半天，再下一口酒，鸟食样的看着让人着急。可能上海人吃东西重在感觉吧。
万恶的是他养的那只猫。粮管所到处是老鼠，可它不抓，和它主人一样要吃鱼。先前付先生逢集都要买鱼的，自从知道我会捉鳝鱼后，就不怎么买了。他吃一条，猫也要吃一条，心疼的我直咂嘴。小田儿说一条按二两算，也是六分钱哪！（时价每斤三毛），要不要我跟付先生说说？我说小田儿你咋说呢？“叫付先生付钱呗。”我说你他妈的不是在寒碜我吗？
有时间我也忍不住，在付先生喂猫的时候，说现在捉鳝鱼的人比鳝鱼还多了，田沟里都没有了，可付先生没感觉。
没感觉也成。但愿他与猫都吃得高兴。猫吃高兴了干什么我不知道。付先生吃高兴了会把我叫到里屋里，开开灯，只听呼呼啦啦一响，就见他从箱底里翻出一卷子画。那是他在上海美专时的习作，有头像、胸像、局部肢体和全身裸体，七八张。他说也就剩这几张了，其它的叫小将们拿去烧了。不幸的是每当这时师娘那银铃般的“歌声”也会跟着唱起来，“老付呀，是不是还不够农民呀，当心我也给你烧了。”付先生正得意在兴头上，一瓢凉水泼下来，立马蔫了：“这是小谢儿不是别人，小谢儿还会去告发我？”
实话说，那时间我对油画还不能完全欣赏下来，有那么点儿一知半解吧。觉着付先生的风格有些接近武汉的杨立光，大面积灰乎乎的颜色并不讨人喜欢。倒是那几幅女人体惹得我两只眼睛直打闪，人年轻嘛，想得到的。
不久，“四人帮”倒台了。
“四人帮”倒台付先生确实高兴了一阵子，可过后又变得尴尬起来。镇上的黑帮啊，右派啊，反革命分子啊，该平反的都平反了，一时间都成了香饽饽，回武汉的回武汉，调上海的调上海。他目送了一个又一个向他挥手荣归的难友，可他自己就是没有动静。这时的付先生似乎明白了，用手摸摸头，光光的，任何“帽子”没有，没有帽子也就不存在取不取的问题。他的错误是画人体，人体是艺术，人体艺术是搞绘画的人必然要研究的。他向上级申诉，没用。虽然全国都在拨乱反正，可是还没有人敢碰人体（裸体）这个词，这个词太敏感，总是跟道德、跟低级趣味、跟流氓扯在一起。付先生茫然了。
吴店镇，多么美丽的小镇啊，付先生看不见了，这真是莫大的悲哀。
那会儿我已经离开镇子了，去了一家美术厂，稍后又去上学，为了所谓的前途，东跑西颠的，也与付先生通了些信，断了。据说后来他是可以回上海的，又没有回，为什么？
前年，去镇上的白水寺逛庙会，偶然遇着了在外谋食的小田儿，才知付先生已被城里一家单位要了去，现在退休了，儿孙满堂的，过得很好。很好就好。我突然想起了那只猫，“哪只猫？”小田记不得了，那是一段多么快乐的时光啊！
200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