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先生没人称他为先生，叫“景黑帮”。开始老师们不习惯，认为这样有损老景的人格。可革委会的人说这种人是没有人格的。谁不这样叫，就有同情阶级敌人的嫌疑。帽子太大，没辙，叫了。时间一久，“景黑帮”喊成了“金黑帮”。（景金二字的读音在我们那块方言里分不太清）。于是，“金黑帮”就替代了他的名。
好几回，外地人来找一个叫景树森的人，老师们都摇头，说没有这个人啊，景树森是谁，人们早忘了。
幸亏忘了，来的都是城市里的造反派，要揪他回去批斗。
我们这地方偏僻，又人都善良，阶级斗争抓的不是很紧。原来准备叫景先生去种学农试验田的，可校长（那时候叫学校负责人）见他脖细毛长，一把骨头，像有病，心就软了，说，管管园子去吧。这活路儿，比起镇上的几个黑帮拉犁使耙，轻多了。
景先生是个明白人，心存感激。学校给他腾了间屋，他不住。自己动手，在地角搭了一个瓜棚模样的草棚子，铺盖往里一放，就成了他的窝。整日的三点一线，——菜园、水塘、厕所，——松土、浇水、出大粪。活做得认真，卖力气。没出半年，二亩地的菜被他莳弄得汪汪水灵。老师们有吃过晚饭到园子里转一转的习惯，每每看到这些变化，不好直接夸景先生，指着炊事员老李说：“老李头，比你咋样？”
“比我强，比我强。”老李自愧不如。
可景先生却是异常的孤独。成日成月，没人跟他说上两句话。常常看他挑着担，站着，好长时间一动不动，像根木桩。
这要是放在其他地方，或许是人们不敢或不屑于跟黑帮说话，我们这儿，不是这样的。细究起来，责任似乎多在于景先生。他以作贱自己来恭敬别人，叫人领受不了。他个儿大，腿长，走路时勾着头，快。你若有事叫他，他会立马收回已迈出去的前脚，作立正状。但，因为他往往停的太急，惯性使长长的身子总要向前歪上几歪才能站稳，然后抬起头，用凸得老高的眼镜左看看，右看看，待找准了喊他的人，鞠一躬，听候“指示”。不论革命干部还是革命群众，不分时间场合，一概如此。有人多次跟他说，没这必要。他也答应：没必要，没必要。可你下次再叫，他依然如此。老师们或是于心不忍，或是怕尴尬遭人物议，都避而远之。当时我们尚小，觉着这个黑帮很有趣，爱戏弄他，在他不注意时大吼一声：“金黑帮！”他照样是一愣，两脚并拢，用他的近视眼寻找喊他的人。我们就嘻嘻地笑，他一见是小学生，也跟着笑，只是不再鞠躬。
景先生是湖南人，五十年代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上海某高校当教授。后来“派右”了，贬到武汉，又“黑帮”了，再贬枣阳，到了我们这个鬼都不愿下崽的地方。时时听到老师们背地儿里感叹：“那么大的学问，落到这般田地，惨啊！”
他哪有什么学问呢？整日只穿一套皱巴巴的中山装，脚上的解放鞋也是烂的。帽子还不错，是呢子的，但也不见洗过，灰不溜秋。偶然他会把帽子取一下，用手去抓头，发现他的头顶是秃的，发白。一圈稀稀的头发往上卷。“金黑帮到底是金黑帮，跟常人不一样，我们的头发是往下长的。”
“他连‘湖’字的音也读不准，把‘湖南’读成‘服南’，把‘湖北’读成‘服北’，哈哈哈……”
六七岁的孩子，混混沌沌的，想起来就好笑。
当然，景先生也有很悠哉的时候。通常是下午，浇完了园子里的白菜、萝卜。白菜已经开始卷心了，萝卜也露出了青青头儿。他先是看着菜们笑笑，嘴里还叽叽咕咕说点什么。然后把水桶往地头一放，伸伸腰，左手背在身后，右手半抬不抬的，随着悠闲的方步，前后左右的舞动。有时哼小调，听不懂的。舞动手臂是他下意识的习惯，——早年在上海作教授时右手喜欢拿根拐杖——玩。于无人处，挺起了胸，似乎恢复了他作为人的尊严和往日的气派。
但，有这种心情的时候少，而且持续的时间也不长，一见人来，马上又弓了腰，勾了头。
景先生很小心，以卑微之态藉以自保，可又不会自保。一遇到学问上的事，爱较真儿。他每隔半月要到革委会汇报一次思想。革委会设在镇上一个天主教堂里，教堂是康熙三十二年建，古迹。可那个年代这属封资修。堂里堂外，精美的雕塑、绘画，能砸的，砸了；能铲的，铲了。如一棵百年古树，砍去了枝叶，余个光秃秃的枯杆。但，就凭建筑的骨架，造型，景先生还是知道了它的价值，知道了砸烂在地的那些石雕的价值。那次他本已汇报完毕，叫他滚。他一边是是，就滚，就滚。一边鞠躬，退出了门外。但不知是哪根神经出了问题，竟然回过头，又看了一眼立在门角的半尊石像，看一眼本来也没事，偏偏又情不自禁地说了句：“真是好东西啊！”被小将们听到了，说封资修是好东西，这还了得？往回转，吊在教堂走廊的大梁上，整整一夜。
第二天，学校用板车把他拉回来。他满脸是血，躺在板车上，接受了全校师生的大批判。
好长时间，景先生不能起床。炊事员老李可怜他孤家寡人一个，给端端水，送送饭，开导他：“金黑帮唉，那石头明明是封资修，你咋硬说是好东西呢？”他说是是是，是封资修。可他突然又觉得自己回答的不准确。补充到：“是康熙时期的，文物！”老李直摆头：“一根筋，找揍！”
……
好多日过去了，这期间，我远远地看到过景先生孤坐在菜园的地埂上。时正深秋，碧云天，黄叶地，雁南归……
我去了镇子上的中学。一日，上语文课，进来了一位大个儿老师。太熟悉了，还是那身皱巴巴的中山装，还是戴着那顶灰不溜秋的呢子帽，讲课时偶尔把帽子取一下，用手去抓头……难道这就是佛门所说的缘份吗？真有点他乡遇故知的激动。尽管景先生当时并不认识我，我却很是自豪，逢人就说：“景老师，北大毕业的，作了我的老师，真是的……”景先生不再给人鞠躬了，可是景先生的腿却瘸了，没人再叫他“金黑帮”，改叫“金瘸子”了。
“金瘸子”的课讲得好，全校闻名。但凡重点课文，或有毛主席最新的诗词发表，学校就开大课，他主讲。他讲课从来不看课本，也不要讲义（拿到讲台上的讲义是应付检查的），记忆力好得惊人。他腹笥宽博，旁征博引，若悬河泻水，注而不竭。激情之处，手舞足蹈，却不失格，是真正的教授风范。有时为了制造气氛，也会带点夸张的表演成份。记得他讲毛主席《念奴娇。鸟儿问答》，全校一千多人抬头看他，他抬头看天，先是好一阵沉默，然后突然大声喊诵：“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其右手从下往空中旋转，像涡旋的风。前些年在春节晚会上看到费翔唱“一把火”，那手势，一下子叫我想起了景先生。
但，景先生轻易不讲古诗词，好犯规，一犯就挨批。“右派”、“黑帮”的绳子还捆扎着他，绳子那么重，任谁轻轻一抖，他就会发颤。上讲台，是控制使用。虽然他在课堂上那么自信、潇洒，但一走出教室，还是猥琐得很。一如他头上的那顶呢子帽，咋看也是灰不溜秋。
二年级那年暑假，学生会安排几个学生看窑场，我是其中之一。鬼使神差，景先生也受学校指派，来窑场了。大伙一起，住一间草房，睡通铺。那时节没有什么娱乐，天天打扑克、下棍子棋（现在没有这种玩法了），百无聊赖，就缠景先生讲唐诗宋词。他不讲，又磨不过，可没有书呀，景先生就背，我们记。每日一至二首，俨然又一古文课堂。从那时起，我才知道唐诗除去李、杜、白，还有岑参、常建、王勃、骆宾王，才知道我们襄阳还有个大诗人孟浩然。然而，景先生最喜爱的、讲得最多的是苏东坡，说他旷世奇才，又命运多舛。从《念奴娇。赤壁怀古》讲到前后《赤壁赋》，又引出“乌台诗案”，身贬南荒，客死常州。讲着讲着就诵起了《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
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他早已泪流满面。
隐隐约约听人说过他妻子也是黑帮，几年前已死在浙江丽水。因为请不准假，他至今不知妻子的坟头是什么样，坟地在哪？
暑假的最后十天，我们学生都回去了，留下景先生一人在窑场。谁知就在我们走后的第二天夜里，突来暴雨狂风，景先生用草帘子去盖码到一人多高的生砖坯，最底层的坯子经不住急水的冲击，塌倒了，他被活活压死。
景先生就这么消失了，轻烟一样，没人在意，更没有一星半点的追悼文字。上个月，同学们聚会，遇到了当年的老师，提起他，都嘘唏不已。说他活得太沉重、太卑贱了。可那年月稍有良知的知识分子，谁又能活得多轻松，多尊贵呢？身虽卑贱，而灵魂干净透明的人，总是有人会记住他的。
200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