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孝才
竹孝才是镇上中药铺的老药剂。我们村离镇子有二里多地，他和我家邻居黄四儿是“拜把子”兄弟，时常来，所以我认识他。
村里有人小心眼儿，说竹孝才好吃，跟黄四“拜把子”，拜的是黄鳝（黄四会钓鳝）。可我每次看竹孝才从黄四那儿提黄鳝走，两人都要推搡半天，一个把钱，一个不收，最后了竹孝才总要说，兄弟，你再不收，我下回不来了。黄四才收下。
竹孝才高个子，戴眼镜，地包天大撇嘴，离近了说话他好喷唾沫星子。小时候，一次我和黄四的儿子保根在村口皂角树下比尿高，我输了，被竹孝才看到了。竹孝才猴下腰把我屁股蛋子捏捏，又揪揪我脸，说，看你瘦的，两个地方加起来没二两肉，叫你爹弄条黄鳝炖炖参吃，包你赢。他说包你赢时，大嘴一撇像青蛙撒尿样溅我一脸。
竹孝才是来给黄四送蛇药的。黄四夜黑儿里钓黄鳝，好被蛇咬，竹孝才就用百草给他配蛇药，——一种碾碎了的土色的粉子，叫五毒散。奇怪，蛇药也能治蜂子蜇！热天，我、要子、猫老五、保根等一群娃子到田冲里野，在渠沟边的树根上发现一个蜂窝，两个拳头大，细腰的胡蜂密麻麻的。大伙激动的两眼冒火。遂用砖块砸，用棍子戳，结果，除猫老五、保根滑头躲得远外，我们几个都被蜇了，我被蜇了十几口。脸、手、脖子立时就肿起来，发面馍似的，眼都睁不开了。尖锐的疼痛，还有恐惧，我哇哇直哭。要子、会义也哭。保根害怕了，回去喊他爹。黄四快步跑来一看，痛斥道：狗日的胡球闹，那东西也能惹得的？转回去拿来一包药粉子，调鸡蛋清，一点一点给我们抹上。等黄四走了，我问保根，你爹给我抹的啥，保根说，是蛇药。神了，一会儿真不疼了，不到天黑，肿也消了。
不过，我对竹孝才的感觉依然不是很好，觉得他这人日格外。比如在大夏天，他穿打起膝盖的皮靴子，像个日本兵。开始我不知道那叫靴子，我问他：“又没下雨，你为什么要穿深筒皮鞋？”他说：“是靴子，内蒙的皮靴子咧，看，还带拉链儿的，你没见过。”我父亲，黄四，竹孝才一起喝酒，我父亲和黄四都打赤脚，裤腿高挽，竹孝才却要靴子把腿捂得严严的。我替他急，就悄悄蹲他身边把拉链拉开。他大叫：“哎唷，不要拉，不要拉，好臭好臭。”
我父亲说，竹孝才，你黄牛黑卵子的，格外一条筋哪你。
我母亲说，人家竹先生内蒙人，是个“鞑子”嘛。
我们那儿把草原上的人都叫“鞑子”。
后来，我长大一些了，渐渐知道，这个“鞑子”，还是挺不简单的人物哩。他年轻时，曾在武汉的大学里教过书，是五七年，口无遮拦地犯了错误，才下到了我们镇上的供销社，一直在中药铺里抓草药。他说他不是搞医的，是搞中文的，懂点医道是半路货。但镇上传他在治疗蛇伤、阴癣、背疮等方面有独到的手段。我没见他给人治过病。倒是在上小学三年级时，听他讲了一回课。遗憾得很，只讲了一节，就又犯下一个错误。
我们那会儿读书，是以学为主，兼学别样。先是学工、学农、学军，后又学医。学医时，就让医生或药剂师给我们讲医药常识。不知怎么学校就请到了竹孝才。是下午，上课了，就见他背一个大麻包，打开，全是枝叶干枯的毛根、艾蒿、车前草、晕头花、老鼠藤、蒲公英等等。竹老师是要给我们讲中草药！这些草药田边地头上还长着在，大家都认识，自然很兴奋，都争着抢着回答竹老师的提问，——它们茎叶的模样，花的颜色，还有味道什么的，课堂气氛甚是热烈。可能是竹老师讲高兴了，一高兴，就深入了，——讲到某种药的配制和它的用药方法了。原话已记不太清，大意是：“女人经前下药要猛，经后下药要缓；男人月头下药要重，月尾下药要轻。”三年级小学生，连生理卫生课都没上过，哪里懂“经前”与“经后”？于是，他进一步解释：“‘经’，是指女人的月经，而女人的月经……”课堂一下子安静了，接着，女孩子低头红脸，男孩子尖声嘻笑。等我们的竹老师会过神儿来，早已讲过河了，便撇嘴瞪目，愣那儿了。
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女人有月经。
再上中草药常识课，就换人了。据说，为这，竹孝才住了一个星期的学习班，挨了好一顿批，可把他骇坏了，说随便用一顶“流氓”的帽子给他戴上，都够他“喝一壶”的。他说他怕老账加新罪，会下大狱。还好，批一顿又放还了，仍旧是当他的老药剂。
竹孝才是个讲情讲义的人。七八年平反后，秋天，他还带全家到我们村前的山上看了他的盟兄黄四（黄四已死），流了一把泪，然后就回内蒙去了。他说他不想呆武汉了，老了，该归根了。算算，如果人还健在，该八十多了。
田贵贵
在村里，田贵贵被认为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他婆娘一连生七个丫头，因为没见着个带把儿的，还准备继续生下去，生个儿子。要不然，田贵贵说，他死不闭眼。在那个年代的乡村，这么重的负担，搁一般的家儿，早穷得没了裤子穿，但田贵贵会打猎的手艺，还过得不赊不欠，油盐不缺。队上人提起他，个个伸大拇指头。
田贵贵，大人们又唤他田鬼鬼，或鬼鬼。并不是贬义，是讲他白天在山上打狐子、打鹞子、打野鸡，夜黑了就下笼子、布卡子，关黄鼠狼、夹果子狸。成日的神龙见首不见尾。虽住一个村子，十天半月也难得打个照面。有时，你明明看他还站在哪儿，一闪身，就鬼一样没影没踪了。他每月向队里交八块钱副业费，队长不管他上工不上工，口粮照分。
田贵贵家打猎是祖传，枪法好，传他能百步穿杨。年轻时当过村里的民兵连长，每年县上集训他都获表彰，屋里奖状贴了一大排。后因拿了训练打靶的子弹去打野猪，犯了纪律，公社武装部就把他的连长给撸了。听村人私底下说，他要是好好搞，是可以转正的，那时（五十年代初）相邻有两个村里的民兵连长，射击水平远不及他，都转成武装干事了。他没有转，还给撸了，可惜得很。
倒是田贵贵对这事看得淡，一副无所谓的样子，说不当民兵连长了，反而自由了。就把由他爷传给他爹，他爹又传给他的那支土枪（我们那儿叫“铳”）用麻油擦拭擦拭，干脆以打猎为生了。那些年，鄂西北的山山岭岭，树高林稠，野生动物多，这使他很是大显了几年的好身手。他家住村子最北头，门前一棵老白果树，树枝上就常吊着些兔子，麂子，狗獾子，或狐子，看像活的一样，实际只一张皮，里面灌满谷壳或干草，撑得圆鼓鼓的，等风干了好卖。也有时，他是把兽皮剥开了钉在墙上，黑一块白一块的，晚上了小孩子不敢打他门口走。田贵贵个头不高，细瘦，走路一冲一冲的，有点子气势。偶尔在黄昏的时候看他由田野里归来，腰里扎个篓子，肩上扛杆猎枪，我就很羡慕，觉得他很是威武。
田贵贵比我父亲略大两岁，按说，我应唤他为田伯伯的，可记忆中似乎我从来没叫过。虽然我和他家五丫头同庚，也时常到他家玩，——猎枪，土炸药，关黄鼠狼的匣子，对我都有很大的吸引力，但田贵贵在家时我是不去的。他人寡言，夹生，在他身边会感到空气紧张。尤其是他那双三角眼，小而毒，盯住你就像刀子挖，我就很惧怕。现在回忆起来，我实际连他怎么开枪，怎么捕猎都没亲眼见过。因为他打猎，总要翻过几架山去。即便是在村前屋后，冲田河道里布置笼子和夹子，也是得等到三更天，鬼兮兮的一人去布。鸡叫头遍再一人去取。他从不让任何人跟。别人打猎还有只狗，他连狗也不要。在我的印象里，他一直是独往独来的，一个神秘又有点怪异的人物。
田贵贵晚景不好，五十几岁的时候，得了羊角风（医学上叫这为间歇性精神病），一会阴一会阳的，发起来要命。至于病因，村里传有几个版本。说得最多的，是讲他为追一个狐子，追了一天，眼看天色晚了，撵到一个破窑的门口，那狐子突然站住了，回过头，两眼幽幽地看着他。他正纳闷哩，这时又从破窑里窜出几只幼狐，怯怯地拥到了老狐的身下。原来是一母狐子！不可思议的事情就在这时候发生了：那母狐竟然转过身子，面向田贵贵把两只前腿跪下了。田贵贵打了一辈子猎，何时见过这阵势？一下子惊愕得合不拢嘴，疑惑这到底是鬼、还是狐精？不知是他的良心发现，还是他害怕了（我想他是害怕了），当下就找了块石头砸了猎枪，回到家，又把夹子和笼子劈掉放灶堂子里烧了。可是，还是出事了，——据他婆娘说，就是从那天起，他的神情开始恍惚，并奇奇怪怪地怕起活物来了，——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包括家养的猪、狗、鸡、猫他都怕，见着了就浑身打颤。就只好整日地藏在屋里头。后来就得了羊角风：扑嗵一声倒在地上，身子僵直，手腿抽筋，口吐白沫。那段时间经常听到他家丫头惊恐地尖叫：“快来人啊，不得了了，快救救我爹呀！”我父亲听到后，说声“不好”，丢下手里的活儿快步地跑过去，抱住头掐他人中，直到他慢慢醒过来。
好象没过多久，田贵贵还是死掉了。他夜里起来上茅厕，茅厕上栖落了一只乌鸦，好不好的呱地一声叫，他本就怕见活物，又是深夜，又是乌鸦，结果病发了，就倒进自家的大粪池里淹死了。村人迷信，讲是他杀生太多，那乌鸦就是阴曹里派来收他魂魄的。顺便说一句，田贵贵死的那年，他婆娘还真是拼老命给他生了个小八子儿，可仍然是个丫头，不知田贵贵死时是闭眼了还是没闭眼。
冯民生
冯民生人唤冯叹气。因为他跟人说话说不到两句就叹气，挖地挖不到两锨也叹气。搞不清原由的人还以为他有天大的不幸。实际没有。用村里的土话说，他那是在“显摆”哩。冯民生原是城里人，解放初读过一些书，没成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带一家五口随城镇居民大下放来到了我们村。要说不幸，大概，这就是他最大的不幸。
其实，他在城里也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人：在牛行里当过牛经纪，粮行里干过账房先生，后来越混越不济，就在街头摆地摊钉皮鞋、补胎、修自行车，逢年节和他婆娘（他婆娘叫戚安云，我唤她安云婶子）一起挑米花机到乡下给人炸米花儿，一角钱一炮。如是而已。可冯民生毕竟是城里人嘛，生活在了农村就有了某种优越感，某种委屈。这种优越感加上委屈，就表现为叹气了。有时大伙烦了，就说，冯叹气你死娘老子了吗，一天到晚脸苦气哀的有个什么劲？
冯民生个小，人瘦，蓄大背头，平常喜欢在左上衣口袋里挂支钢笔，像个干部。虽然已落草乡里，但城里人的一些作派还依旧坚持着，比如坐茶馆。村里没有茶馆，集镇上有，三五天内他就必要去坐一次。不坐不行，他说，不坐身上的蚂蚁子就咬骨头了。“喝一大碗的茶，听听二爷的书（吴店镇有名的说书人），心里才舒坦”再比如看戏，隔段时间就要从鸡窝里掏仨俩鸡蛋，换一毛钱（戏票一毛一张），骑着他那辆除了铃子不响到处都响的自行车，哐当哐当奔五十几里进城里人民剧院儿看一场。那时的农村，一年上头难得有戏看，偶然放放电影，也稀罕得很。冯民生就受不了，说宁可三天不吃饭，也要看看崔兰田。崔兰田是谁？天晓得！“连崔兰田也不知道？哎呀呀这……”这一来，冯民生就更视自己是有文化的人了，时常听到他大声吼他婆娘安云婶子：文化饥了，也要吃饭懂不懂？安云婶子回他，我懂，懂你个王八日的钱在烧包了！不过，我们小娃子还是觉得他是有点儿文化的，不是指他当过账房先生、喝茶、懂戏文，而是说他会用一个词：“悲哀”。我们那儿人好把一切的不如意都叫“遭孽”，而他说“悲哀”，就觉得很文化、很洋气。他说在村里生活没戏看，“悲哀”。还编了一个顺口溜，曾一度流传很广：“天一撒黑儿就上床，四顾麻麻（茫茫）闷得慌；没有戏看眼饿死，一宿干靠到天亮。”后来不知是谁使坏，把后一句改成“一宿干靠（搞）安婆娘”。为这，安云婶子跟他打了一架。“文革”开始时，还把他剃了阴阳头，弄到台上当流氓批斗了好几场。当然，留恋城市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发泄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不满，也是主要的两条罪状。批得他唉——唉——唉——，叹气连连，直摆脑壳。
好在，冯民生出身好，村社两级的“小将”们，对他的思想行状只是停留在批一批上，并未划他坏分子，要不然，他后面的日子怕是不好熬过。
那时候，我和冯民生接触不多，多的是冯民生的儿子冯车（念居音）。冯民生老了，我小了，和他搭不上腔。冯车比他老子强，长得黑而粗壮，快成一个地道的农民了。可能是潜移默化，也或是遗传，冯车也爱戏。只不过，时代变了，冯车看的是样板戏，从这个村撵到那个村，同一出戏能看十几二十场，不嫌烦。我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能将杨子荣打虎上山一场戏文从头到尾背下来，把我佩服得五体投地。但他天生一个公鸭嗓子，逢到唱词，高腔处吼不出来，每每让他沮丧之极。冯车极看不上他老子，说，要不是冯民生（对他爹一直是直呼其名），老子嗓子咋会这样？我恍然大悟：冯民生迷戏，可从没听他哼过唱过，竟没在意他是个老公鸭嗓子。
七八年我高考失利，先是在镇上文化馆混饭吃，两年后又阴差阳错地进了县工艺美术厂。一日下班闲遛，走到县人民剧院旁，忽闻身后一声喊，喊的居然是我乳名三娃子。我回头一看，这不是冯民生吗？天天各忙各的，有几年没见了。这期间，听说过他们全家也已回城了。他干的还是老本行，在街头钉鞋、补胎、修自行车。人依然是瘦，依然蓄大背头，可明显腰猴多了，头发也白透了。我说，冯伯伯现今可好还？他说哪里好来？我说你倒底是回城里了，想看戏看戏，想坐茶馆坐茶馆，还有么事不好嘛！寒暄一阵，随即，我俩踅进一爿茶室里聊起来。聊得最多的，自然还是他在我们村时的那些人，那些事儿。“悲哀，悲哀。”末了了，他带总结似地说，这人哪，有牙时没锅盔，有锅盔时又没牙。我道这作何解？他说：“我现在有茶馆坐不假，可只能是坐坐呢，坐个味道，不能喝茶了，胃烂了，在乡里十几年把胃搞烂了，医生不让喝，再喝要动刀子割咧，你看看这。”这时，我才注意到他手里端着的杯子里是白开水。说着话，就见他瞥一眼斜对个儿的人民剧院，又摆摆脑壳叹起气来：“唉，乡里没意思，城里也没意思，哪儿都没意思。戏算没得看了，剧院儿里开舞场，尽跳迪士科，好好的人都跳成疯子了。崔兰田的豫梆儿没人唱了，多好的戏呀那！
伍九爷
伍九爷是我们晚辈人对他的称呼，和他年龄相近的人，或村干部都尊唤他老连长，老领导。伍九爷在队上不是个啥，但他为人正直、厚道，又热心快肠，乐于助人，村里无论大小事，都少不了他来参与张罗。像红白喜，兄弟分家之类，尤其是民事纠纷，村长书记拿不下的，找他，一准圆满解决。在村人的心目中，伍九爷是不是书记的书记。
村里人对伍九爷的敬重，除开他辈份高，德行好以外，还和他不平凡的经历有关。解放前他家里穷，十三岁跟远房一个叔叔出门跑江湖，叔叔会些拳脚，舞一把关公刀，伍九爷就随他学翻“空跟头”，“练场子”，东南西北地流浪，实际和讨饭无异。后来遇到队伍，就去当兵了。竟然，瞎猫撞了个死老鼠，撞到了林彪（那时叫林副主席）的部队里，真刀真枪干了不少仗，还在东北打过著名的“四平”战役，官至连长。也是该他不发达，四九年，解放四川达县的时候，无奈何看上了地主家的一位小姐，死活都要和她结婚，上级不批，就脱下军装丢下枪，偷偷跑回来了。干部身份，党员，自然也就掉了。这位小姐姓沈，名玉儿，伍九爷一直没改口，早年唤她玉儿，老了还是唤她玉儿。我们小孩子都唤她九玉奶奶。
九玉奶奶比伍九爷小十来岁，看着比我母亲年轻。人生得白白净净的，一口斯斯文文的四川蛮子话，软软的很好听。据说她嫁给伍九爷的时候，还是个没毕业的中学生，是伍九爷给学校作英雄报告，认识了。那时候学生要求进步，向往英雄，讲究出身不由己，道路可选择，九玉奶奶就选择了伍九爷，选择了她心中的英雄。
“为了个地主小姐擅自脱离部队，值不值？要不还不当团长了？团长就和县长一样大了。”茶余饭后，大人们经常这样议论他，替他惋惜不已。
似乎没听到伍九爷说过后悔的话。“文革”时，九玉奶奶划成“四类分子”，造反派几次要揪她批斗游街，几次被伍九爷拿了镢头挡在院外。兴许是伍九爷平素威望高，也或是听说他练过武功，“会两手”，造反派们多少有些怵他，闹了一阵子就收场了。因为伍九爷，九玉奶奶硬是躲过了“文革”那一关。
要说伍九爷“会两手”，也只是老辈人之间的传闻，他到底有多深的武功，没谁见过。伍九爷是个性格内向的人，言语短，不张扬。夏秋的打谷场上，工间歇辰时，常有年轻人麻缠他，叫他“练”一套，他一般都是摇脑袋以笑作答。实在磨不过时，就说，你们来压我的手腕子吧：他把左（或右）胳膊肘单立在膝盖上，一用力，臂上的肉疙瘩就鼓起来，虽壮年小伙两只手也压不下他。伍九爷家院儿里倒是有一盘练功用的石锁，一根一握粗，一人多高的檀木棍，磨得光溜溜的，但那是他二子虎头平时耍的。提起儿子虎头，伍九爷也是摇脑袋，说，这娃子吃不得苦，只会些花拳绣腿。他故去的叔爷，那才叫真功夫哩！
我离开村子的时候，伍九爷已是近七十的人了，身板还硬朗，就是耳朵有点背了。他家住在村头的路边口，印象深的是，冬日农闲，他好穿着黑色的棉袄，去村后队里仓库的檐下和老人们一起晒太阳，“摆龙门阵”，一摆一个上午。九玉奶奶唤他吃饭的嗓门特别亮：“憝老伍，吃饭啦！”软甜的调子像唱歌，几乎半条庄子都能听到。“憝”，在这儿是爱称。
大至是八十年代初，听进城来的村人说，伍九爷他们全家都搬回九玉奶奶的老家四川达县县城去了。原来，九玉奶奶家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土地主，而是达县最大的一户资本家。改革开放落实政策，一清查，有半条街都是沈家的房产，可她的两个哥哥民国时就去了国外，生死不明；父亲母亲都去世了，沈玉儿就成了唯一的继承人。故土难离呀，开始伍九爷咋也不肯走，后来还是走了。生活就是这样，总是充满选择，鱼与熊掌，伍九爷选择的是九玉奶奶。
2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