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有志
很少见有人跟自己的姓氏过不去的，仇有志算是一个。仇有志跟“仇”字打了一辈子的别，一直别到死。
村里传他这样的故事：说读小学时，老师点名仇（稠）有志，他不答，纠正说，应该念仇（球）。那老师也是刚从夜校里扫完盲抽上去哄娃娃的，水得很，说点名册上明明是姓仇（稠），你偏偏要姓球。弄得学生们哄堂大笑。本来，作为姓氏的仇，和姓史、姓廖的一样，只是读音问题，没有什么不雅，但经老师那么的无知了一下，仇有志就顿悟似的认为不雅了，就想到让别人唤他一辈子的“仇”（球）不是个事了。回来找他爹，要换姓。他爹火了，给了他一耳光，说，狗日的，没读两天书就不想要祖宗了？还不如不读了，给老子滚回来！他就真的滚回来了。但是，从那时起，别人再唤他仇有志，他就不好好答应了。要唤有子，或有志才行。村里人都说那娃子心气日怪，一根筋，别着了，就搬不过来。
其实，我们那儿也有儿子随母姓的，他母亲叫苟玉琢，姓苟。但他觉得苟姓更不好，他认为他爹他妈的姓都不好，这让他很想不开，很郁闷。
终于，在他二十一岁那年，因为自己的姓氏自杀了一回，喝农药，没死。起因是他看上了邻村的一个女孩子，想追，可能是自信心不足吧，先托了媒婆去套话儿。那女孩儿没说同意，也没说不同意，只是说他那个姓，叫我个姑娘家咋启口唤他呢？仇有志就悲哀地恨上了，说日他妈，这个姓是到了非换不可的时候了。这时候仇有志的爹已经老了，想挡也挡不住了，只好随他去。仇有志找到队上，队上说得找镇里的派出所。结果警察同志说国家有规定，没有法律依据和历史依据，姓是不能随意改动的。中国有百家多姓氏，都像你这样改岂不早乱套了？仇有志可能是绝望了，包括爱情，就喝农药了。
是热天，要过五月五了，村里家家都在准备包粽子，煮红蛋，挺喜庆的气氛。突然就听到他家有号啕的声音，我父亲是贫协组长哩，正说去看看，他妹妹就哭着跑过来了，说他哥喝闹药了，要我父亲帮忙送卫生院去。那时候村里的农药管的不是很严，几乎每家每户的床底下都藏有一瓶半瓶的滴滴畏、1605、一扫光等等，是用来喷杀自家菜园儿里的蚜虫的。还好，仇有志喝的是前一年就过了期的滴滴畏，危害不是很大，住了两天院就回来了。
可是，自经过了那件事，仇有志就愈发地孤僻、萎靡了，像霜打的丝瓜，除了埋头做活，整天的不与人说句话，也不提找女朋友的事了。再有人给他介绍，他就说没意思。“日他妈，没意思。”一直没意思，也就一直没有结婚。
仇有志是在四十几岁上死去的。人还不到老，有点可惜。不过，他死的倒是挺光荣的，还捞了个因公牺牲，永垂不朽的美誉。是上世纪七五年冬，县上修水库，村里要派十几个人去枣阳县北的鹞子山炸石头，得个人带班儿当排长，也就是负个责吧。队委会研究，认为仇有志虽然性子别点，好钻个牛角尖，但他平时做活踏实过细，认真负责，比那些自以为很能的人，偷奸耍滑的人要稳当，又没有家庭的拖累，最合适。仇有志也高兴，咋说也是个排长啊，一辈子没当过官儿，这下子管十几号人哩，就振奋着精神去了。可是，不久，老问题又出来了，开始大伙还顾及他的忌讳，唤他有排长，有志排长。可时间一长，或是出工在外，或是年龄相仿，加上，工作中难免有磨擦，就故意损他，哪儿疼戳哪儿，唤他球排长。还说球和鸡巴一个意思，不如就唤鸡巴排长。这搁一般的人，无所谓，只当是玩笑；可仇有志不行，认为是侮辱了他，搞得他异常地痛苦，情绪很坏。情绪很坏了的仇排长，一回点炮眼，一溜十个，可能是导火索裁的有点短，没跑及，被炸飞的石头崩死了。
平常在村里，一个农民，死了死了，埋掉。工地上就不同了，引起了团部（工地上采用部队的叫法，县为团，公社为营，以次往下推）的高度重视，还开了追悼会。悼词上说，仇有志同志因公牺牲，永垂不朽！
仇有志，到死也没有把“仇”字别去掉。
黄四儿
黄四儿擅长钓黄鳝。而且喜欢在夜黑儿里钓。他的理论是，白儿里天太热，黄鳝都躲在深洞里睡瞌睡，只有到晚上凉快了才会出来找食吃，才好钓。
黄四儿住我家东面的后巷里，进进出出都经我家门口走。常常在我们吃完夜饭了，坐场子里歇凉说闲话，就见他背着鳝篓，拿手电筒，踢着拖板扑哒扑哒地往冲田里去了。
鳝篓是紧口大肚的那种，很高，快比他高了；手电筒也是加长的，能装三节电池。
“黄四儿，你就不怕碰到鬼了么？”我父亲好逗他。
“我就是鬼，是人怕碰到我了。”黄四儿答。
你莫说，他还真是做鬼吓倒了一回人。
是我还小的时候，夏天，长家营子的刘实话走亲戚，回家晚了，又喝的有点麻，经后河汊时，平时走得好好的石磴子踩不上脚了，扑嗵，掉下去了。河汊子水浅，淹不住人，他一边往起爬一边骂：“妈的X，撞到鬼了……”还没等骂完，抬头就见一坨火从河中的水面上朝他滚来了，刘实话啊呀一声吓出一身冷汗，凉热交激，酒醒了，可是人也病了，躺床上半月没起。刘实话是我们那一带无人不知的日白扯（他大号刘实秋，叫他实话是讽刺），一张八哥儿嘴，是没事也能说出个事来的人，何况还真有个事。不知他是怎么编的，加上，营子里也的确有人在三更天看到过后河汊里有火光闪，一时间长家营子鬼气森然，天不到黑家家都关门闭户。这引起了大队支部的高度重视，派民兵连长刘相国带了人，带了枪去抓鬼。抓到了，是黄四儿，他正猴腰在河汊里逮黄鳝哩。河汊里有水草芦苇摇摇曳曳，他打出的手电光也就闪闪烁烁，夜半一个孤河里，那不像鬼火像什么？
事情真相大白，可刘实话不依了，硬说黄四儿把他的魂儿给骇掉了，从今儿往后再不敢走夜路了，还误了工，找到支书要黄四儿赔损失。黄四儿拗不过，赔了五块钱。那时候黄鳝才一毛多钱一斤，五块钱，需几十斤黄鳝卖哩！而几十斤黄鳝，黄四儿又得要熬多少夜去？“杂毛养的，说老子吓掉了他的魂儿，谁有魂儿，啥样的拿来我看看？”为这，黄四儿愤愤不平了好长时间；也为这，黄四儿落下一个绰号：五块钱。五块钱是大人们之间调笑唤着玩的，我和他儿子保根吵架，也唤他五块钱。保根就撕打着跟我拼命。
黄四儿个子不高，瘦而干枯，形象有些萎琐。可能因为钓黄鳝熬夜多了的缘故，白天干啥都疲疲沓沓，迷迷瞪瞪，总像没睡醒。农活自然也是做得一塌糊涂。村里大人们都有些瞧他不起。开社员会时，队长最好鄙他：白儿里属鼠，夜儿里属猫。所幸他是贫农，家里又有一窝鸟样的嘴嗷嗷待哺（有六个孩子呢），仁慈的队长也没怎么样他。
今天想来，那时的黄四儿，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钓鳝上了，就像现在人从事第二职业一样，他做得很用心，很投入。村里还有几个会钓鳝的，论收获，远不能跟黄四儿比，十分之几不到。因而，外边传他很神，说他只要从田冲里走一趟，就知道这条冲里有没有鳝，有多少，多少公多少母。这显然是夸张了。不过，听黄四儿跟我父亲闲谝时说过，逮多了，凭经验，有还是没有，大体上是能够看得出来的。他家灶房里有一口半人高的灰色瓦缸，这样的瓦缸别家都是用来装粮盛水的，他用来聚养鳝鱼，聚养到一数量，弄到集上卖一次，就可买十天半月的油盐酱醋。偶尔，他婆娘安英婶子还会扯回漂亮的花洋布。花洋布，很眼馋人！每当这时候，村里的女人们就会说，你看人家黄四儿多能，比我家那老鬼强一百倍去。黄四儿听了就很得意。
七十年代末吧，黄四儿钓鳝发过一点小财。主要是市场逐步放开，集镇上黄鳝的需求量大增，价格翻倍涨，黄四儿也更加夜以继日。有天，他在离我们村十里地的熊河水库下面一个枯柳洞里，一次钓上来二十多斤，还没钓尽，是他钓累了，才收了手。那段时间，黄四儿逢人就吹，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是他自钓鳝以来所取得的最辉煌的战果。
可悲的是，这样的“辉煌战果”，并没有持续扩大下去，在我上高中那年，黄四儿被毒蛇咬死了。我是住读，回来已是几天之后，就再没看到黄四儿了。他已经入土了。
似乎是预料之中，可又确实出人意外。照说，从春到秋，昼伏夜出，于泥水草丛里觅吃食，被蛇所伤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但要说黄四儿一下子就叫毒蛇咬死了，村人们还是感到有些突然、疑惑。因为，他曾经被毒蛇咬过好多次的，都没事。镇上药铺里的老药剂竹孝才是他的老主顾，老朋友（后来还成了“拜把子”兄弟），给他配有蛇药，随时都带在身上在，怎么会死？更叫人感到冤枉的是，他并不是夜黑里去沟渠河汊被蛇咬了，而是双日的早上，准备到镇上赶集，在自家灶房内，从那口灰瓦缸里捞黄鳝时被咬的。当时的安英婶子正在屋外猪圈里喂猪呢，忽然听到一声尖叫，等她跑过来，黄四儿已是面色发乌，腿都站不住了，便慌忙喊人来抬黄四儿。还没抬到卫生院，黄四儿就咽气了。
很长时间，村人们仍在议论，那是一条什么样的蛇呢？怎么会跑到养黄鳝的灰瓦缸里去？后来它又逃到哪儿了？安英婶子，以及那些村人把瓦缸里的黄鳝全倒出来了，怎么也没找到？还有，一个枯柳洞里，怎么会藏有几十斤的黄鳝？总感到这里面有些隐约的东西。
前支书
前支书不姓前，姓牛，大号牛是启。牛是启当了三年不到的村支书就垮掉了。实际上牛是启在三年的支书任上很能吃苦，也很有成绩，得到过上级的多次表扬。实在是他自己太贪酒了，且酒后贪色，几杯下肚，便一半清醒一半醉地撵女人，撵住了就抱，亲嘴儿。现在猜想一下，可能是，一个仗着自己当支书，借耍酒疯想真真假假地占点便宜，快活一下；一个觉得他是支书，不敢得罪，也半推半就。如此愈亲愈放肆，后来亲到女知青了，据说还干了，女知青是条红线，不能逾越，他逾越了，就垮掉了。
我懂事时，前支书已经从领导岗位上被掀下来好几年了，人也有些老了，刮青皮光头，总穿一件像没洗净的白褂子，有时扣上扣子，有时不扣，敞着怀，再就干脆披在肩上。或许是人老了，我没见过他撵女人，亲女人，但依然贪酒，一喝辄醉。我们村口有一个供销社代销点，卖本地酿造的一种叫高粱烧儿的散酒，五毛一斤。每日的午后，他便要晃悠着去喝一吊。一吊二两，一毛钱。他喝酒不像是喝，是倒，接过代销员递来的酒碗，举手仰脖，一口闷。然后把身子斜靠在柜台上，张嘴闭目，哈酒气。这种高粱烧儿酒劲特暴，待他哈完酒气，两脚迈出店门时，就风摆杨柳似的在地上扭秧歌了，一边扭还一边扬声说：“以，以、以前老子当，当支书，谁、谁不怕我？连狗、狗都怕我！”
舌头大得转不过弯儿了，啰啰啰的。这时候，无论大人小孩碰到了都好学着他的腔调撩他，唤他前支书：“前支书，我家的狗，好好、好——怕你喲！”
那时候他是村里的饲养员，和周短腿一起喂二十几头牛。在村里，喂牛相对说是一个轻省活儿，除开三更天要起来给牛加一次夜草外，白儿里忙乎基本只在早中晚那一阵儿，和人吃饭一样，这仨时辰也要给牛上一槽。午后是他们的清闲时间，前支书喝过了二两高粱烧儿，便上摇下摆地回到牛棚，一头倒在稻草堆里只管打一下午的雷（鼾）去。
经常听到他婆娘扯嗓门子骂他：“喝，喝，喝死你王八日的！”后来知道，因为嗜酒，前支书和他婆娘、他儿子、他姑娘的关系都很紧张，敌人一样，平时相互间不说话。
他把当支书时盖的三间瓦房都喝成三间草房了，没有“三机”（白屋“脊”，缝纫机，收音机），他儿子牛石头阳萎得快三十了还没说上媳妇。
他邻居私下对人说，前支书，经常在夜里被他婆娘闩在门外。
一天，他突然把床铺搬进了牛棚，锅灶也砌在了牛棚的屋檐下。村人揣测，一准又是叫他婆娘给赶出来了，没地儿去了，就故作奇怪地问他，前支书，你这又是上演的哪一出？他唱高调子：“我要和集体的牛一同吃，一同住。”本来是耍笑着玩儿的，可恰巧碰恰巧儿，就在他住进牛棚的那两天，社、队、村三级检查春季耕牛存栏的工作队来了，就“宝贝”似的被领导同志发现了，很感动啊，要推荐前支书为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积极分子。那时，一个村里出了积极分子，整个村子都光荣，队长求之不得哩，虽然肚里暗暗发笑，但嘴上尽往好处说。没想还真成了，前支书就真作为“积极分子”在全镇数千人的社员大会上得了毛泽东四卷，戴了大红花，还作了典型发言。前支书识字不多，但毕竟是当过支书的，记性也好，讲得有板有眼的，公社的革委会主任胡耀春几次带头站起来给他鼓掌。只不过，“这一讲不大紧，看把他自己讲死了。”
这是上世纪七零年春上的事。七零年春上，我们那儿到处都在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讲用会。讲用会讲不死人，“讲死了”是村人说法儿，后面还有话，省略了。是说前支书那回讲得太兴奋了，等不及回村里去代销点喝酒，就抱着“毛著”四卷，戴着大红花直径到了镇上供销社门市里喝，不是喝二两一吊的高粱烧儿，而是半斤一吊的高粱烧儿，喝两吊！照样是不用菜，一气干。有当天开会的社员看到他去喝酒了，习以为常了，没在意，可谁也没料到他会喝那么多。老夫聊发少年狂，狂得夜黑儿了还没回，第二天仍然没回。二十几头牛实在把周短腿忙得不行，周短腿还以为前支书当积极分子就不喂牛了哩。找队长问，队长才知道他没回。慌慌地派人去寻，在河边寻到了，人已经死掉了。“四卷”还在，大红花还在，旁边还醉着一条狗，原来狗并不怕他，为舔吃他的呕物，把他的嘴唇都舔豁了。
七零年春上我在读小学，上学放学打村口的代销点走，村里庸常无故事，每天前支书醉酒转圈儿扭秧歌就成了我必看的一景，猛然地没有了，不习惯，觉得村子一下子空落了。
2006.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