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其他基金公司一样，先锋也在大牛市期间“增生”了不少产品，只不过这些产品和其他公司的产品有着明显的区别。先锋公司在大牛市中一共增添了82只新基金，截至2000年3月，先锋公司的基金数目共计103只。但是，不同于其他公司对利基产品采用高收费的做法，先锋公司对高度专业性投资领域的基金收取的费用是全行业中最低的。此外，不同于其他公司投资高风险板块、靠炒概念换取短暂高回报的做法，先锋公司关注的仍是资产类别中风险最低的板块。先锋公司管理层普遍认为，机构投资业务一直以来都是个人投资业务的“附庸”，主要原因在于博格对机构投资始终没有强烈兴趣，他关注的重心从来都是小人物。先锋公司可以通过口碑的力量一个接一个地去争取个人投资者。
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牛市开始于1982年8月12日，结束于2000年3月24日。在此期间，标普500指数从102点飙升至1 527点，累积价格增长率为1 397个百分点，包括再投资股利内的总收益率为2 033个百分点，约合年收益率18%，几乎是历史长期平均股票收益率的两倍。1
通过这些数字，不难看出人们开始相信股票终究会一直上涨的，最好的投资办法就是让市场发挥作用，自动调节你购入的有价证券。实际上，共同基金行业正是利用人们的这一天真想法来获利的。由于相信大盘会永远上涨，投资者都希望能全面参与股市。他们通常有两种选择，一是购入高成本快速成长基金，投资的是那些风险最高、杠杆作用最大的股票；二是将基金成本对市场收益率的不利影响降至最低，努力获得更多利好优势。先锋公司作为投资成本最低的服务商，很快就在第二种投资方式中确立了巨大优势。与此同时，其他大部分基金公司都选择了经营第一种投资方式。不过，正所谓殊途同归，当时的基金行业形势是水涨船高，所有基金公司都赚得盆满钵满。统计显示，全美基金行业资产从1982年的2 970亿美元猛增至2000年的68 000亿美元，先锋公司的资产从41亿美元增长至5 620亿美元，于2000年3月达到巅峰。
到整个投机时代结束时，或许最令人感到惊奇的是，当时先锋公司最受欢迎的产品—结合了以上两种投资策略的先锋500指数基金，居然会像被过度高估的科技股（如思科和EMC）和骗子公司（如安然和MCI世通公司）一样统治了整个指数排行榜。从1997年一季度到2000年3月的3年时间里，标普500中科技股的权重从13.5个百分点上升至33.9个百分点。2如果将过度宣传的生物技术、媒体和电信股票统计在内，这些投机性最强的股票的权重至少会超过40个百分点。在投机行为最为盛行的时候，普通科技股的平均市盈率达到了闻所未闻的135点（相比之下指数基金市场自身的市盈率仅为30点），甚至超过历史平均水平两倍还多。在这种形势下，先锋基金的投资策略带来的意料之外的后果，让公司最保守的投资群体也不得不面对潜在的过度风险。
显然，任何站在历史角度研究这些数据的人肯定会感到疑窦丛生。20世纪，股票市场的年平均回报率为10个百分点，其中一半（5个百分点）源自收入增长的贡献，其余大部分（4.5个百分点）源自股利派发的贡献，只有非常小的一部分（0.5个百分点）源自股票价格增长或市盈率增长的贡献。但是在1982～2000年的大牛市期间，在股市18个百分点的年回报率中有8个百分点源自股票价格增长，即通称的市盈率延伸。3然而，在同一时期内，美国并没有出现显著的工资增长和股利收益增长来解释如此高的股市回报率。一言以蔽之，在整个股市收益中，几乎有一半是由市场投机行为导致的，在紧随其后的两次熊市中，先前形成的大部分投机价值很快就化为了泡影。
对于这个问题，博格要比其他共同基金公司的高管坦率得多。1999年3月，他在即将卸任董事会主席之前，给标普500指数基金的股东写了一封信，信中称：“尽管股票（特别是大盘股）提供的收益显著优于1998年的平均回报，而且过去十年的投资回报情况一直如此…但这种情况肯定会发生改变的。我们并没有预测会出现大反弹，当然这种情况也不是没有可能…因此，投资者必须基于对未来收益的现实期望设计投资方案，不要根据股市以往的超常表现盲目推测。对标普500指数基金来说，预测其未来收益时尤其要小心。尽管它在年末的表现达到了历史最高价格，而且在其他几个重要衡量指标中也表现突出，但它肯定不会永远涨下去，忽视这个投资真理的人必将陷入极大的风险。”
到底是什么原因使股市从充满泡沫冲向彻底狂热的呢？诚然，对研究自由市场的学者或经营共同基金的公司来说，大牛市的汹涌而至似乎更像天意或是某种必然的金融发展规律。正如地球绕着太阳旋转是个不用辩驳的真理一样，他们钟爱的股市也必然会年复一年地大涨下去。就像星星会排成一条直线一样，这其中到底是神秘力量使然，还是那些股价大涨的既得利益者（如华尔街高管）联手操纵的结果呢？实际上，应该说这两种因素兼而有之。
1982年开始的大牛市是从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的谷底形成的。卡特执政时期，由于石油危机在美国引发了高达两位数的通货膨胀率，美联储主席保罗·沃克尔（Paul Volcker）被迫通过将利率提至奇高的方式来“腰斩”物价上涨问题。1981年，美国短期国库券的收益率达到了史无前例的16个百分点的高位，消费者借贷主利率更是接近20个百分点。由于借贷成本提高，企业融资困难，美国失业率猛增。但是另一方面，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无事可做，工业劳动力成本开始下降，通货膨胀问题也逐渐出现缓和。与此同时，在1973～1974年股市大崩溃中大伤元气的股票仍未找到卷土重来的机会。对于随后出现的大牛市的成因，或许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的分析最为准确—“自1982年之后股市出现长期爬升，这种现象的原因可以归结为美国经济的触底反弹。截至1982年年底，美国经济严重不景气，出现自大萧条时代以来最高的失业率。正因为如此，市场才为美国经济恢复到完全就业水平提供了很大的发展空间。”4在这个关键时刻，股市只需一点点经济刺激就能迅速引燃反弹的导火索。用博格的话来说，引燃这颗“炸弹”的时间是1982年8月一个闷热的周四午后，当时华尔街经济学家亨利·考夫曼（Henry Kaufman）预测称银行利率即将下调。果然，银行系统很快就下调了存贷款利率。利率的下降以及通货膨胀速度的放缓，正是这两个因素发动了股票和债券市场准备起飞的引擎。
一般来说，华尔街是钟情于银行利率下调的。利率下调之后，原来在利率高位时发行的债券就会涨价，其收益率就会和新发行的债券不相上下（债券价格和其收益率成反向移动关系），在和收益率下降的债券相比之下，股票回报开始上升，逐渐成为投资者追逐的另一个目标。同时，为帮助企业借款人以廉价的方式大量融资，投资银行家认购了这些公司的大量债务。当然，消费者也从银行大量借贷—这些都使经济受到了货币政策的刺激。但是，过度举债最终被证明是一种毁灭性的发展方式，因为它会使经济受到过度刺激，进而导致通货膨胀的出现。相反的情形更为糟糕，不愿借贷经营和消费的企业和个人无力承担财务责任，只能走向破产。如果仔细观察，历史上每次牛市出现前夕都会出现上述第二种情况。实际上，大部分据称在股市中获利的美国人，同时也正变得越来越负债累累。在1982～2000年的大牛市期间，美国除抵押债务之外的消费信贷从3 830亿美元爆炸性地增长到了16 000亿美元。
正如前文第7章所述，20世纪70年代的高通胀改变了美国人的储蓄方式，因为当时美联储规定银行最高只能支付5.5个百分点的存储利率。在这种情况下，人们纷纷走向交易所成为金融产品消费者，努力寻找储蓄之外的投资方式。
最后，他们发现了目标—毫无利率限制的货币市场共同基金。很多人都成了高收益率的追逐者，每周不停翻看《华尔街日报》和《多诺霍基金报告》（Donoghue’s Money Fund Report），希望能发现回报最丰厚的基金产品。这种从被动型理财到主动追逐最佳回报的思想变化，对股市泡沫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正是这种追逐超常业绩、希望“战胜大盘表现”的心理才导致美国人后来拼命追求表现最热门的股票基金。
尽管美国中产阶级被大牛市搞得神魂颠倒是个不争的事实，但金融媒体将他们描述成巨额利益的受益者却是一个严重误导。实际上，很多人是在股市最后一轮反弹中才大量投资股票的。虽然共同基金行业只是全部股权所有制的一部分，但它在审查资产数量方面对投资者还是很有帮助的，很多中产阶级投资者都是通过这个行业才了解股票操作知识的。有证据表明，在股市转暖之后最早吸引个人投资者关注的正是名气不高的货币市场基金。1982年年初，在2 410亿美元的共同基金市场中，股票基金仅有410亿美元的资产，其余分别为债券基金（140亿美元）和货币市场基金（1 860亿美元）的资产；截至1990年底，债券基金（2 910亿美元）和货币市场基金（4 980亿美元）的资产仍以3∶1的比例远远超过股票基金（2 390亿美元）的资产。只是到了1996年年底，股票基金的资产才超过债券型基金的资产。5根据这些事实我们不难做出这样的推断：当许多一头扎入股票市场的个人投资者在踊跃认购时，市场早就形成了泡沫；在2000年股市崩溃之前，这些投资者最多也就享受了三四年看得见摸得着的回报。那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受益者呢？一开始是“企业狙击手”。20世纪80年代，当中产阶级争先恐后地买入货币市场基金时，股权的过低估价引发了一场融资买断的大狂欢。到1982年时，许多股票都非常便宜，甚至出现了定价低于发行公司业务潜在价值的现象。为利用这个机会，企业狙击手先买下一家上市公司将其私有化，然后把拆分之后的业务卖掉以支付所欠债务，最后买断公司股份，仅保留剩下的业务。在德崇证券（Drexel Burnham Lambert）公司的卡尔·伊坎（Carl Icahn）和迈克尔·米尔肯（Michael Milken）之流的推波助澜下，很多公司被拆散分割然后卖掉，这种趋势对经济产生了恶劣影响，造成失业问题大量出现。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它又对股票市场十分有利，因为在等待下家接手时这些公司的股票价格会上涨。无怪乎奥地利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的支持者会把这种交易称为“富有创意的毁灭方式”，正是它让成千上万的企业员工失去了工作机会。
20世纪80年代的这种社会现实在格里高利·派克（Gregory Peck）1991年主演的影片《抢钱世界》（Other People’s Money）中被描绘得淋漓尽致。在这部影片中，派克是新英格兰线缆公司总裁，面对丹尼·德维托（片中绰号“公司杀手拉里”）的融资买断，在对公司股东讲话时他是这样说的：“老罗伯·巴伦斯（影片中的公司创始人）离任时至少还留下了些看得见的东西，有煤矿、铁路和银行，这个人却什么都不会留下，什么都不会创造，什么都不会付出，什么都不会管理。他只会带来痛苦。要是他说‘我比你们更懂得管理公司’，那可真的要和他好好谈谈了。可是，他说的却是：‘我要让你们去死，因为你们马上就会感到生不如死。’”6受这种行为的影响，在20世纪80年代股市收益率高达403个百分点（年收益率17.6个百分点）的繁荣背景下，美国的平均失业率却激增至7.5%。
无论美国人从中得到收益与否，大牛市呼啸而来的大幕正在徐徐拉开。在里根总统执政期间，1987年民主党人保罗·沃克尔被撤职，理由是他不支持银行解除管制。取而代之担任美联储主席的是自由主义论者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即反对者口中的“和事佬艾伦”。作为安·兰德（Ay n Rand）的私交和供应面“滴漏”经济学（“trickle down”economics）的支持者，格林斯潘似乎放弃了自由市场理论，每次挺身营救华尔街老友时都要降低利率，增加货币供应。1987～2006年，在其任职美联储主席期间，格林斯潘已经屡次故伎重演，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储蓄贷款危机中更是频频使出这一“杀手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