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对于这种让广大股东相信公司董事会会扮演好家长角色的观点，威纳根本就不屑一顾。他直言不讳地反驳道：“这些董事会成员个个都拿着20万美元的年薪，当然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更何况，反正又不要求薪酬公开，谁知道他们给高管定的标准是多少。毕竟，董事会张嘴说说‘我们是按行业标准确定管理人员薪酬的’很容易，可是现在人人都知道共同基金行业是全世界薪酬水平最高的行业。”至于说到“董事会成员也拥有先锋公司基金的股份，和广大股东利益一致”，维纳称实际上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些董事是否大量投资先锋公司的基金，因为整个行业对董事投资的信息披露也未做要求，很难获取有关信息。
最终的事实证明，合作伙伴计划为先锋公司高管带来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先锋公司基金给股东带来的利益。虽然威纳无法查明该计划的总支出是多少，但他还是跟踪记录了每个部门得到的分红或奖励份额，以及这些数字或份额的增长情况。2009年7月，维纳在其通讯报道中发表了一篇题为“合作伙伴计划压倒指数基金”的文章。威纳在文章中是这样揭露合作伙伴计划的特权的：“在过去25年中，（合作伙伴计划的）分红复利水平已经增长至14.7%，远远高于先锋500指数基金9.7%的年收益率。正如我过去经常说的那样，投资先锋公司最好的指数基金产品还不如到先锋公司去管理基金，因为后者得到的报酬要高得多。”4实际上，除专业板块类的先锋保健基金外，合作伙伴计划的分红复利水平的确超过先锋公司其他所有基金的收益率。
由此可见，合作伙伴计划对先锋公司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尽管要确定先锋公司高管的薪酬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威纳还是根据以前的计算作出了近似的估计。他估计布里南2008年担任公司董事会主席时的薪酬超过700万美元，如果博格仍持有合作伙伴计划的股份，其薪酬则超过1 100万美元（博格否认自己拥有合作伙伴计划的股份）。威纳估计，在辞去首席执行官职务之前，布里南2007年的薪酬在650万～1 100万美元。在公开上市交易的基金管理公司中，富兰克林资源公司（Franklin Resources）首席执行官格雷戈里·约翰逊（Gregory E.Johnson）2008财年的收入为760万美元，2009财年的收入为630万美元；普信集团（T.Rowe Price Group）首席执行官詹姆斯·肯尼迪（James Kennedy）在2008年和2009年的收入分别为570万美元和470万美元。这还不算惊人，贝莱德（BlackRock）是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其首席执行官劳伦斯·芬克（Laurence Fink）2009年的年薪为2 600万美元。另一个规模稍小些的盖伯里资产管理公司Gamco，其首席执行官马里奥·盖伯里（Mario Gabelli）离职时得到的薪酬为4 360万美元。从这些数据不难看出，根据威纳对基金行业的了解，他估算的结果并没有夸大。相比之下，非营利组织高级管理人员的报酬简直不值一提，其首席执行官的平均年薪仅为16万美元。6
从某些方面来说，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是，除了推出合作伙伴计划之外，博格是否毫无其他选择？按照基金行业管理者普遍拿高薪的惯例，博格要想招聘顶尖人才就必须支付具有竞争力的薪酬。因此，要想激发公司高管的忠诚，企业就必须加入支付高薪的“军备竞赛”。但是，先锋公司经营的指数基金并不需要聘请拿高薪的顶尖管理人员。由此产生的问题是，先锋公司是否错误地进入到一个本不属于自己的业务领域，从而导致公司被迫花费巨资聘请顶尖管理人才的结果？不幸的是，由于公司高管薪酬没有公开，这恐怕是股东目前无法回答的问题。
如果问在培养忠诚度方面博格在哪个领域取得过彻底胜利，恐怕非新闻领域莫属了。鉴于自己在基金行业中扮演的总是“反面”角色，博格在和金融行业打交道时很难赢得企业的尊重。但是博格深知，如果能做到坦诚相对，那么先锋独特的公司结构和使命一定会引起媒体界的好感和关注。博格其实就是自己最好的代言人，他很喜欢和新闻媒体沟通。或许是因为1949年夏天曾在某报做过兼职记者的缘故，博格似乎比其他人更了解记者的需求。他总是有很多充满争议的想法，而且总是能以简单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还喜欢在讲话时引用一些会让文章增色不少的名言警句。博格很喜欢接听记者的电话，哪怕对方的报道可能和先锋公司无甚关系。有时候即便记者要讨论的话题是正面的，博格作为一个爱唱反调的大师也总会让交谈充满争议。当然，这倒不是他有意为之，而是因为先锋公司对基金行业的看法太特立独行的缘故。最起码，博格也能提供一些行业背景信息，帮助记者更好地把握新闻事件的真实情况。
博格的坦诚之道对新闻记者很有吸引力，在他们眼中共同基金行业一直都是深奥晦涩、令人提不起兴趣的新闻领域。博格喜欢鼓励他们询问一些有关行业领袖的试探性问题，或是写一些一直被认为是禁忌的话题，如准确公布基金表现有无必要，拿高薪的董事是否会代表共同基金股东对基金施加个人影响，公司高管应为哪一方的利益服务等。由于媒体行业工作者早就对基金行业的秘密行为方式习以为常，博格的言行无疑给他们带来了一股新鲜的气息。正因为这样，熟悉博格言论风格的记者们纷纷开始在新闻内容中一边倒地偏向博格的先锋集团，看来这并不是什么巧合。
相对于其他竞争对手对新闻记者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博格对新闻记者的笑脸相迎简直是个鲜明的对比。由于各大媒体很容易就能和博格当面沟通，以至于先锋公司的公共关系部门几乎都没必要开新闻发布会了。博格喜欢和记者进行一对一地交流，喜欢看到信息的双向传递。他把这种交流视为向记者表达观念的机会，特别是表达博格本人喜欢和厌恶的事物。
在博格厌恶的事物中，排名最靠前的当属广告无疑，这种行为甚至被传教士认为是有罪的。博格坚信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道理（他的一篇演讲稿的题目是“你盖好了，他就会来”，引自电影《梦幻成真》），他认为共同基金公司应当和客户之间形成信托关系，不希望让基金分销沦落成啤酒牙膏之类的日用品买卖行为。他说：“因为有人需要就推出新的基金，那是布鲁明戴尔百货店的做法。可是，如果你推出的基金毫无投资价值，人们又怎么会喜欢呢？难道我们也要降低身份去做这样的事吗？不，先锋肯定不会！”
由于博格非常排斥广告行为，我们也就不难理解偌大的先锋公司每年的广告费用竟会如此抠门了。相比之下，先锋公司的主要竞争对手富达基金公司，Field of Dream，影片内容是：主人翁是青少年时期与父亲失和而无法完成梦想的农场主人雷，有一天他听到神秘声音说：“你盖好了，他就会来。”于是他像着了魔一样铲平了自己的玉米田建造了一座棒球场，没想到他的棒球偶像真的来到那里打球，而且还因此使他跟父亲之间好多年的心结得以开解。
每年花在广告方面的费用都要超出先锋好多倍。1991年，先锋公司在广告方面的投入是600万美元，富达的费用是5 000万美元；到1995年，富达公司的广告预算增至1亿美元，而先锋公司的广告费用仍是600万美元。对博格来说，广告费用不仅价格高昂，而且还有道德败坏的风险。他说：“大多数广告都宣称某个基金‘业绩排名第一’，是最好的投资选择，但是，基金发起人很清楚，今天的‘第一’可能明天就是‘倒数第一’，而未来成功实现的收益也只是保持在平均水平而已。”
虽然博格把对基金广告的批判提升到了道德层次，但他知道自己还是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来吸引潜在投资者的注意的，这样才能让他们清楚先锋是经营更好的基金公司。要实现这个目标，先锋的一个做法是确保公司向投资者传达的信息是清晰、目标明确和充满吸引力的。除此之外，善于引用名言、提供实用背景信息以及表现出好争论的一面，这些都是博格有意而为的商业策略，目的就是为了为先锋公司赢得持续的媒体关注。博格的继任者、先锋公司首席执行官杰克·布里南坦言：“博格和新闻媒体之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他总是能在事情发生的第一时间接到记者的电话，这种关系是先锋公司的一笔巨大资产，价值相当于我们每年投入的几百万美元的营销费用。”
博格俨然已成为先锋公司价值观的代言人，当媒体出现关于先锋公司的负面新闻报道时，如果这些报道是毫无根据捏造出来的，博格常常会被气疯。例如，1975年5月1日，《福布斯》杂志发表了一篇名为“A Plague on Both Houses”的文章，介绍了先锋公司成立之前的重要事件。这篇严重失实的报道让博格勃然大怒，马上给编辑詹姆斯·迈克尔斯（James W.Michaels）写了长达6页的讨伐信，信中说：“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评价这篇文章，其中的偏颇和错误达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博格严厉指责《福布斯》杂志已成为“共同基金行业的敌人”，他主要抱怨的是该杂志使用了不准确的调查数据，对先锋基金的表现做出了不公平的批评。博格在信中还写道：“这篇文章真正悲剧的地方并不在于你们扭曲了部分事实和数据，而是在于你们没有利用好这个机会为帮助共同基金投资者提出积极的建议。我坚信先锋公司新的组织结构必将为共同基金行业带来实质性的变革。”
面对媒体的失实报道，博格还有一个美德是不会翻旧账。1995年5月8日，《福布斯》杂志一篇题目为“先锋公司的致命弱点”的文章再次吸引了他的目光。这篇文章对先锋公司股票基金的表现大加批评，被博格认为“严重失实和不公”。但是这一次他没有写信指责杂志编辑，而是写了一篇反驳文章发给先锋公司董事，然后给《福布斯》杂志的作者寄去一些复印件。一周后，《福布斯》准备写一篇关于支付给共同基金董事费用的报道，一位记者打电话给博格请求采访，博格爽快地同意了。
见面之后，这位记者对博格说：“我看过你发给公司董事的反驳信了，说实话，你肯接受采访让我觉得很意外。”
博格回答道：“我很愿意对媒体畅所欲言，不管你们的报道有多糟糕，我们都不会抵制新闻媒体。”说完，博格又略带幽默地总结道：“不是有句老话嘛，怕热别当厨子，要是怕负面新闻报道，我们就不用干基金这一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