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初年的统治阶层从秦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中看到了民众的力量，认为绝不能忽视这个力量。为了维系统治，就要顺民心、安民心，必要时要对民众让步。汉文帝推行黄老道家清静无为、与民休息的管理思想，循守成法，约法省禁；躬修节俭；轻徭薄赋，重本抑末，发展农业生产；还采纳了贾谊削弱诸侯王权力的建议；对周边少数民族的政权如匈奴、南越，采取以和为贵的政策，尽量保持边境的安宁。景帝不仅继承了其父文帝的事业，还延续了其父的管理思想以及多方面的管理措施，很少变更。
文帝继续推行黄老道家学说，继续将其视为管理的指导思想。因为该种思想很大程度地适应了当时统治阶层休养生息，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社会经济的需要。文帝、景帝时期特定的社会条件也决定了有必要继续推行这种思想：西汉初期，人心思安思定，渴望天下太平；统治阶层总结和反思秦朝灭亡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了避免重蹈秦王朝的覆辙；儒家也经受秦王朝“焚书坑儒”，元气尚未恢复；同时黄老道家思想发展至汉初已经相当成熟，具有极大的适应性。因此，西汉前期的统治阶层大都崇尚黄老道家思想，推行清静无为之治，文帝、景帝就是这一管理思想的重要实践者。
一、休养生息，轻徭薄赋
文帝采用黄老道家因循之术，继承了西汉初年休养生息的政策，轻徭薄赋，恢复发展社会经济。贾谊在上给文帝的《至言》说得较为具体：“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减外徭卫卒，止岁贡；省厩马以赋县传，去诸苑以赋农夫，出帛十万馀匹以赈贫民；礼高年，九十者一子不事，八十者二算不事；赐天下男子爵，大臣皆至公卿；发御府金赐大臣宗族，亡不被泽者；赦罪人，怜其亡发赐之巾，怜其衣赭书其背，父子兄弟相见也而赐之衣。平狱缓刑，天下莫不说喜。”（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335页。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重视农业。文帝二年（公元前178年）贾谊上书强调发展农业、增加储蓄。汉文帝采纳了贾谊的建议，“始开籍田，躬耕以劝百姓”（《食货志》）。（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0页。据《文帝纪》，汉文帝多次下诏，反复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如二年诏云：“农，天下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而民或不务本而事末，故生不遂。朕忧其然，故今兹亲率群臣农以劝之。”（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8页。并下诏告诫各级官吏，“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文帝纪》），（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5页。“屡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食货志》）。（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5页。
二是躬行节俭。《孝文本纪》评价文帝：“孝文帝从代来，即位二十三年，宫室苑囿狗马服御无所增益，有不便，辄弛以利民。尝欲作露台，召匠计之，直百金。上曰：‘百金中民十家之产，吾奉先帝宫室，常恐羞之，何以台为！’上常衣绨衣，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帏帐不得文绣，以示敦朴，为天下先。治霸陵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33页。贾山《至言》亦云：“陛下即位，亲自勉以厚天下，损食膳，不听乐”。汉文帝躬行节俭，体现了黄老道家尚俭尚朴的思想，以及“不敢为天下先”的原则，目的为使百姓安宁，维护社会稳定，更有利于经济的发展。
三是因势利导，即顺民趋利之心以导民，把社会劳动力引导到农业上来。其中贵粟政策就是因势导民的重要措施。晁错向文帝提出贵粟政策，针对“游食之民，未尽归农”的情况，指出：“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顺于民心，所补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赋少，三曰劝农功。”（《食货志》）（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3页。贵粟政策的实行，使商人为了用爵位来改变其低下的地位，甘愿出钱到农民手中购买粮食，而农民也以比较满意的价格把粮食卖给商人，从而“富人有爵，农民有钱”，进一步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汉景帝继续推行文帝发展农业生产的政策。《食货志》记载：“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其后，上郡以西旱，复修卖爵令，而裁其贾以招民，及徒复作，得输粟于县官以除罪。始造苑马以广用，宫室、列馆、车马益增修矣。然娄敕有司以农为务，民遂乐业。”（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135页。景帝节俭爱民，继续奉行与民休养生息的思想和轻徭薄赋，还大力兴建水利工程，以促进农业生产。
二、因循之术，阳予阴夺
文帝即位以后，如何处理与功臣和诸王的关系，成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元老功臣们是西汉统治的支柱，但其势力的发展也影响到皇权巩固。对此，文帝仍然采用黄老思想谨慎处理和解决这些问题。
一是采用黄老因循之术对整个中央机构不做重大调整，保持政局稳定。文帝对汉初功臣仍加以重用。据《儒林传》云：“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592页。文帝时期担任丞相的依次是周勃、陈平、灌婴、张苍、申屠嘉这些功臣集团的主要人物，文帝重用他们，这些人也为治国、戍边作出了重要贡献。
二是采用循名责实的办法督察国家官僚机构。循名责实之术是黄老刑名术之一，黄老道家认为“臣事事而君无事”（《慎子》），（周）慎到撰：《慎子》，第4页，见《诸子集成》（第五册），中华书局2006年版。本著所引《慎子》语句，皆出自《诸子集成》本，下文同。君主“欲知得失，请必审名察形。形恒自定，是我愈静，事恒自施，是我无为”（《黄帝内经》）。文帝采用因循之术对国家中央机构不做重大调整，但并不对公卿大臣放任自流，而是采用“问”和“察”等方式，循名责实。如《史记·袁盎列传》记载文帝幸临上林苑，用“问”的方式一连问了十几个问题，检查上林苑尉是否称职。《史记·绛侯周勃世家》记载文帝犒劳周亚夫军营时，就用“察”的方式考察周亚夫治军情况，文帝视察后甚为满意，对周亚夫大加赞赏：“嗟乎，此真将军矣！”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074页。
三是文帝采用“阳予阴夺”之术削弱势力强大的功臣集团。文帝即位后对有拥立之功的大臣们进行奖赏。《孝文本纪》记载文帝“从代来初即位，施德惠天下”，天下“皆洽欢”。（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20页。同时“阴夺”功臣权力。如文帝即位“乃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镇抚南北军。以张武为郎中令，行殿中”， （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417页。不久又任命其舅薄昭为车骑将军，其目的就是以代臣掌握军权分割功臣权力。他还打击功臣周勃，警告其弑君废立的行为；采纳贾谊的建议下诏令列侯之国，将他们置于地方官员的监督之下。
处理与诸王的关系，文帝亦采用了黄老道家的方法。文帝时，刘姓诸王多为高祖时所封，他们与文帝关系亲近，而且在拥立文帝的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但文帝即位后，诸王势力进一步发展，对中央权力已经构成威胁，当时“藩国大者夸州兼郡，连城数十，宫室百官同制京师”（《诸侯王表》）。（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394页。“若此诸王，虽名为臣，实皆有布衣昆弟之心，虑亡不帝制而天子自为者。擅爵人，赦死罪，甚者或戴黄屋，汉法令非行也。”（《贾谊传》）（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34页。特别是齐王和淮南王，当初他们也是皇位的候选人，已经直接威逼到文帝的权力，以藩王即位的文帝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对于他们，文帝的总方针是采用因循之术，遵循高祖的政策，援引诸王夹辅王室，求得政局的稳定。同时对威胁皇权的诸王也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一是以亲制疏，“乃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抚其民”（《贾谊传》）。（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3页。二是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乃分齐为六国，尽立悼惠王子六人为王；又迁淮南王喜于城阳，而分淮南为三国，尽立厉王三子以王之”（《贾谊传》）。（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264页。此举是文帝基于道家清虚无为的原则对贾谊的建议进行改造，在管理实践中将贾谊的“以亲制疏”之策还原为“以静制动”之术，将贾谊的“众建之策”还原为“顺而消之”之术。
文帝还运用黄老之术打击淮南王刘长。当时高祖诸子只剩下文帝与淮南王。文帝认为淮南王对他威胁最大，即使他没有僭越之心，也可能被别人利用。文帝利用淮南王的弱点，采用“阳予阴夺”之术。淮南王自幼失母，疏于管教，他刚直而勇，不好学问大道。汉文帝利用他的这些弱点使其“骄蹇”，让他一步步走上谋逆之路。文帝即位之初，“易侯邑在淮南者，大王不肯，皇帝卒易之，使大王得三县之实，甚厚”（《淮南王传》）。（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37页。文帝三年淮南王入朝，“从上入苑猎，与上同辇，常谓上‘大兄’”，使他变得“甚横”（《淮南王传》）。④（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36页。他杀辟阳侯，“于天子之国横行不辜而无谴”，文帝非但未治其罪，反而“乃赐美人多载黄金而归”。 吴云、李春台校注：《贾谊集校注》，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40页。淮南王归国后更加骄横，他逆拒不受皇太后之馈赐，文帝也让国舅薄昭致书劝悔，但他不知悔改，“自薄太后及太子诸大臣皆惮厉王，厉王以此归国益恣，不用汉法，出入警跸，称制，自作法令，数上书不逊顺”（《淮南王传》）。④（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36页。接着，“（淮南王）令男子但等七十人与棘蒲侯柴武太子奇谋，以辇车四十乘反谷口”（《淮南王传》），（东汉）班固撰：《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140页。终于反叛。所以，淮南王因谋反罪绝食而亡，淮南国也在这事之后一分为三。文帝表面上甚为关爱淮南王，实际上实现了“将欲取之，必先与之”的目的。
三、民族管理
文帝运用道家思想，在民族管理方面化解矛盾，争取民族团结。他即位时，汉与南越、匈奴的关系紧张起来。《道德经》三十章云：“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军之后必有凶年。善有果而已，不敢以取强。”《道德经》三十一章云：“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魏）王弼著，楼宇烈校释：《王弼集校释》，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78~80页。文帝继承了这一思想。他即位之初，将军陈武等人主张对南越等用兵，但文帝认为：“兵凶器，虽克所愿，动亦耗病，谓百姓远方何？”（《律书》）（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1242页。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对南越和匈奴不是以戈止武，而是谋求和平，“乃为佗亲冢在真定，置守邑，岁时奉祀。召其从昆弟，尊官厚赐宠之”（《南越列传》）。（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970页。还先后派陆贾、庄助等出使南越，尽量避免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问题，维持边境安宁。文帝对匈奴也力求避免用战争的方式，而是用和平方式来处理相互间的关系。《匈奴列传》记载，“孝文帝初立，复修和亲之事”，“老上稽粥单于初立，孝文皇帝复遣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匈奴日已骄，岁入边，杀略人民畜产甚多，云中、辽东最甚，至代郡万馀人。汉患之，乃使遗匈奴书。单于亦使当户报谢，复言和亲事”。（西汉）司马迁撰：《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2895~2910页。即使必须用武力，但冲突过后，也尽量争取保持较长时间的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