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化造成了经济与社会领域内的重大变化，这就为政治领域内的变革提供了前提。尽管直到工业化时期为止，英国的政治制度依然是世界上最优越的，被许多其他国家所仿效；但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政治制度越来越不适应经济与社会的发展了。这时，英国人及时推行政治制度改革，迈进了民主政治的门槛。英国人以和平、渐进的改革方式最终进入民主政治，使英国式的历史发展道路终于定型，为其他国家提供了先例。政党制度不断发展，政党政治日益成熟。英国人不仅在经济领域为其他国家树立了榜样，而且在政治领域也做出了表率。强国的政治、经济制度往往成为他国的目标。这时候，英国已全面引领世界风气之先，全面确立了它在世界上的优势地位。
从贵族寡头制向民主政治的转化可谓漫长而曲折，这具体表现在：从18世纪70—80年代起，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的工业化高潮阶段，英国出现了这样一幅奇特的景象：“保守主义的政治与快速发展的经济同行；保守的政治外观与剧烈的经济变化互为表里，构成了这个时代最典型的特征。”这种经济的发展与政治的保守所表现出来的不相称性或“异步性”现象，首先出现在英国，而后来也有不少国家有过这种经历。有的学者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现象，但目前尚难以给出较为合理的解释。不过，这种现象也不可能长期持续下去，因为“等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时，社会与政治就会承受巨大的压力”，由此“新的变革就会出现”，这种变革在英国集中体现为1832年的议会改革。
一般而言，政治民主化的推行主要有两种渠道：其一是通过革命的方式，其二是通过和平的改革方式。这两种方式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在世界很多国家的历史上，它们往往是交替进行的。革命方式解决政治民主化问题的典型，就是法国大革命。不过，在革命之前，法国人也进行了通过改革方式改造政治制度的努力，但独特的历史文化传统使得法国各社会阶层具有一种不妥协性，最终酿成了大规模的革命与暴力。在英国也是这样，为了达到政治民主化的目标，人们首先尝试的就是通过和平的改革方式，不过英国人取得了成功。这固然得益于英国特有的历史文化传统，但更重要的在于，光荣革命形成的传统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和平解决问题的框架，使得通过改革完成政治民主化成为可能。
改革前的议会制度确实是弊端重重，毫无民主可言。正如有人对改革前的议会制度所进行的评述：“民主政治框架乃空中楼阁，缺乏民众基础；在空中楼阁里，只有一群高高在上的贵族享受权力的盛宴；对人民来说，连民主的气味也很难嗅到。”不过，如果放眼英国之外的世界，英国的这种制度已经相当不错了。欧洲的几个大国，法国、俄国、奥地利、西班牙等，无不处于君主的绝对统治之下，君主的意志就是法律，君主可以为所欲为。英国的制度是欧洲许多激进主义者颂扬的对象，英国的当权者也一直为此洋洋自得。如果不是发生了工业革命，这个制度也许还会延续很久。
工业革命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状况，经济持续增长，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力量壮大，对现存政治制度形成重大压力。当压力累积到一定程度时，就会如火山一般喷发出来，民主的要求一定要打破政治结构的坚冰。不过民主政治的建立并非自然而然，而是要通过艰苦的斗争才能实现。这是因为，旧的既得利益阶层为了维护自身权益，总会千方百计地抗拒民主潮流，他们从来不会心甘情愿地做出让步；人民为了争取民主，往往要付出巨大代价。英国从贵族寡头统治向民主政治的转变，就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而曲折的过程。
从18世纪60年代“威尔克斯事件”开始，要求议会改革的浪潮就掀起来了。法国大革命期间，以托马斯·潘恩为首的激进主义者再一次重申了改革要求，并提出了广泛的政治改革纲领。然而，当埃德蒙·伯克的保守主义思想被英国统治阶层接受以后，整个社会变得保守起来，政府随之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激进主义运动因此逐渐沉寂下去。1815年反法战争结束后，群众性的议会改革运动如火如荼地进行。此时，作为社会上层、即贵族集团内部，也出现了要求推行议会改革的力量，辉格党几经起伏，最终全力支持议会改革。按照其领袖格雷伯爵的说法，他们的目的是为了“检查一下制度本身，找出在执行宪法时可能存在的问题并提出纠正的方法，从而防止灾祸”即防止革命。20年代，当政的托利党内部发生分裂，一个以乔治·坎宁、罗伯特·皮尔为首的自由派集团出现，开始实行多种改革。社会上层支持改革力量的存在意义重大，他们在“统治者”与“人民”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使双方的冲突不至于发展到对抗的程度，这就为英国用和平方式完成议会改革提供了可能。
1829年，托利党的威灵顿政府实施《天主教解放法》，引起托利党内极端派的不满；第二年，他们和辉格党联合起来推翻威灵顿政府，随后辉格党领袖格雷上台组成政府。这标志着半个多世纪以来托利党统治的终结，一场宪政变革的大风暴由此拉开帷幕。一时间，全国人民都行动起来了，各种要求改革的政治组织纷纷成立。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中等阶级与工人阶级展开了联合斗争。在风起云涌的局势面前，格雷政府顺应民意，先后两次提出议会改革法案，并在议会下院获得通过。但托利党占多数的上院否决了改革方案，使全国局势急剧恶化。群众为支持改革而发动游行、示威，暴力活动则不断发生。为避免改革的失败引发革命，辉格党下决心把改革引向成功。1832年4月，当改革法案第三次在下院通过时，格雷请求国王在必要时册封足够的改革派贵族进入上院，以压倒反改革的托利党多数。但这一要求遭到拒绝，政治斗争突然进入白热化，革命的可能性陡然增长。工人阶级和中等阶级都行动起来，有些激进分子甚至还秘密制定了武装起义的计划。这时，托利党人终于让步了，他们在上院开会讨论改革法案时不出席会议，放手让法案顺利通过，第一次议会改革终于获得成功。
这次议会改革，取消了56个衰败选邑，议席得到重新分配。改革为城市工商业阶层与农村富裕农民规定了10英镑财产资格选举权，使选民人数有所增加。不过，新增加的选民绝大多数为中等阶级，而曾经与中等阶级并肩战斗的工人阶级几乎一无所获。尽管如此，中等阶级加入政权，大大削弱了贵族的政治基础，它标志着英国迈出了走向民主政治的第一步。
1832年议会改革的意义，还在于其对英国历史发展道路的影响。在光荣革命中，来自英国两党的贵族们首创了一种通过妥协、和平方式完成政治变革的先例，这为英国式历史发展道路的形成奠定了根基。然而，属于社会上层的贵族所创立的和平变革方式，是否能得到新兴的中等阶级的认可呢？第一次议会改革中给出了解答。我们看到，在议会改革的关键时刻，英国一度面临革命与暴动的危险。不过，社会上层与中间阶层按照光荣革命的先例最终进行了妥协，以一种和平、渐进的方式打破了贵族寡头制，使英国迈入了政治民主化的门槛。正如有的学者所说：“继光荣革命之后，它再次证明：人民的长期斗争和统治者的适时让步是社会进步的一种可能形式，它不仅适用于由****王权向寡头政治的转化，同样也适用于寡头政治向民主制度的过渡。”这样一来，对于通过和平、渐进方式完成政治变革，这种英国式的历史发展道路，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可。从此以后，在争取政治、经济与社会变革方面，英国的社会各阶层都潜意识地采取了这种非暴力的斗争方式，包括工人阶级斗争在内。和平、渐进的改革方式成为英国独特的发展方式，后来也被世界许多国家所效仿。由改革而追求社会进步，时至今日仍是各国发展的一个重要途径。
随着民主政治的进展，政党制度也不断完善，现代意义上的政党政治也首先在英国形成，这又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表率作用。在光荣革命后，政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越来越大，政党政治首先在英国形成。不过，从1760年开始，乔治三世寻求个人统治，使政党政治倒退，直到1783年北美殖民地独立战争结束，乔治三世的个人野心才宣告终结。此后，政党在政治舞台上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18世纪80年代初开始，小皮特领导下的托利党人上台执政，并把持英国政坛长达半个世纪之久（除了仅有的一次例外即在1806年2月-1807年4月，托利党的格伦维尔和辉格党的福克斯联合出面组成“人才内阁”，但内部的纷争使得这届政府无所作为，后因下院多数反对而被国王解散。），一直到19世纪30年代改革前夕为止。此间，执政的托利党与在野的辉格党在组织建设、政治纲领等方面，都经历了一个发展与完善的过程，这为两党向现代政党的转变奠定了基础。
托利党借法国大革命的良机得以发展，在组织与队伍方面都日臻成熟。小皮特及其后继者将托利党整合成一个步调一致的政治集体，尤其是到了利物浦勋爵出任首相时期，托利党以保守主义理论为指导，在保卫既定制度，维护法律、秩序与财产安全等政治原则的基础上，利用政府纪律和官职薪俸作为粘合剂，达到空前的团结与统一，成为一个成熟的党。
辉格党的组织建设工作从18世纪60年代开始，由一个松散的集团向成熟的政党转变。1766年，辉格党发生第一次分裂，一部分成员投靠了“国王之友内阁”，剩余者在罗金汉姆的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一个“有组织的反对党”。1794年，由于在对待法国大革命的态度上发生分歧，造成了辉格党的第二次分裂，剩下的辉格党人在福克斯领导下组织上变得更加成熟，政治上也变得更加坚定。1809-1812年间他们曾先后四次拒绝入阁，这表明英国两党的政治界限已泾渭分明，政党的独立意识也根深蒂固。
1832年议会改革期间是英国政党政治发展历程中的一个转折点。由于托利党人信奉保守主义，墨守成规，不愿意推行议会改革，因此逐渐得名“保守党”。相对而言，辉格党支持议会改革，思想相对激进，具有自由主义的倾向，于是逐渐得名“自由党”。随着议会改革的推进以及新型政党的形成，英国的两党制度开始形成，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议会内部两党界限的明朗化。随着改革之后两党组织机构的完善以及势力的发展，议会下院的一些独立派议员与小党派纷纷择木而栖，或投靠保守党，或归属自由党。两党界限的分化在改革后下院的分组投票中体现出来。1835年的议会5次分组投票中，站在两党旗帜下的议员占总数的95%；两年以后，这一比例上升到98%。这样，每次议会投票时，威斯敏斯特大厅内的席位已被两大政党瓜分殆尽。
其二，议会内政党组织的发展与督导员制度的形成。随着两党势力的接近，组织纪律方面的加强成为必然，督导员开始出现。在议会分组投票时，督导员要求本党议员抛弃个人意愿，按照本党的集体意愿投票，同时充当起验票员，负责核实投票结果。
其三，议会外常设性政党组织的出现。早在1832年，在皮尔与威灵顿的指导下，保守党创立了“卡尔登俱乐部”，这是英国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中央党组织；1836年，自由党最高的院外常设机构——“改革俱乐部”宣告成立。在中央组织之下，两党还在地方建立了常设性的组织，负责党员的发展工作以及选民登记工作。
最后，在议会改革前后，两党相继设立了各自的竞选基金，以资助候选人竞选议员。据估计，在19世纪上半叶，保守党与自由党各自筹措的竞选基金约三四万镑左右。
第一次议会改革后，随着两党组织的发展，政党纷争的气氛明显增强。1836年时，一位贵族就不无夸张地指出：“整个英国已分裂为两大对立政党了。”对于当时选民的投票取向，一位观察者惊叹说：“所有的选民都站在这一党或那一党投票。”
这充分表明，第一次议会改革之后，两党制度在英国已经走向成熟。英国所开创的成熟的政党制度，为后来的国家在政治发展方面提供了榜样。
民主制度、政党政治、英国式的发展道路都是英国在工业革命时期取得的政治方面的成就，它们为英国的进一步强盛奠定了基础。“与时俱进”是国家不断壮大的基本要素，而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的确做到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