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生旅途上，真挚的朋友之情弥足珍贵。纳训生前与马坚、纳忠、林仲明等留埃同学，与云南回族文化界诸多前辈，以及曾任云南民族学院副院长的王连芳等人都曾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而其中，首先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昆明求学时期与纳忠建立的珍贵友情。
纳忠、纳训，这两位都曾留学埃及，后来又都以毕生精力，致力于构建中阿文化桥梁，在中阿文化交流方面，为中国人了解阿拉伯世界作出卓越贡献的翻译家和阿拉伯历史文化学大师，早在青少年时代，他们就志同道合，携手奋进。两人的真挚友谊，堪称我国回族文化史上一段感人肺腑的佳话。
纳忠（1909～2008年），原名寿恩，字子嘉，出生于云南河西（今通海）纳家营。他与纳训同为纳氏大家族（同宗不同支）子孙，幼年随父母亲迁居昆明。6岁，入昆明永宁清真寺经学堂学习，不久，即不满足于仅学习阿拉伯文，又入读昆明法文学校攻习法语。但后来，因该校发生法国校长侮辱中国师生事件，他愤而离开法文学校，转入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所办高等中阿并授学校学习。
纳忠长纳训一岁。其天姿聪颖，思维敏捷，又启蒙较早，思想早熟，才华横溢。少年时代，除了在田家培、沙竹轩阿訇门下学习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伊斯兰教经典外，他还师从马聘三、白耀明等先生，学习四书五经等汉文化知识，阿文、汉文学习同时并重。他曾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古今中外历史文学知识，在中阿并授学校学习时就已初显其出众才华。后明德中学成立，他转入明德中学第三班学习，又得诸多名师引导，更出类拔萃。此时的纳忠，已蕴蓄浩博，文高意雄，气吞斗牛。他曾投稿至上海开明书局，在《开明书刊》上连续发表了3篇颇有分量的文章，评论现代文学名家郭沫若的小说。其学问之渊通，尤其是文学修养之深厚，非当时乃至现在一般中学生可比。因其学业精进，才华超群，被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首批选送埃及留学。
纳训与纳忠，相识在昆明南城清真寺经学堂。当时，他们都在田家培经师门下学习阿拉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不过，纳训所学习的是阿文中学课程，而纳忠则系高等中阿并授班学生，所学习的已是阿文大学课程。两人虽不同班，但却同室共寝，他们相处融洽、投契，由此而相互倾心，彼此引为知己。和纳训一样，纳忠也家庭贫困，早年，父亲携全家迁居昆明，家庭生活困顿，父母亲常常为生计发愁，纳忠很小就饱受饥饿寒冷的折磨。童年时，为帮助父母亲挣钱糊口，纳忠曾带着弟弟，手提篮子沿街叫卖瓜子。相似的身世及命运，将两颗稚嫩纯真的心灵紧紧连在一起。
这时，纳忠渊深的学问使纳训敬佩不已，同时也深深影响了纳训。尤其是纳忠既钻研阿文和伊斯兰教教典，又精勤于汉文化知识学习的眼光、识见，对纳训深有启示。正是在纳忠的深刻影响之下，纳训于南城清真寺经学堂阿文中学班毕业后，又接着考入省立师范附小专攻汉文高小课程，以夯实汉文基础，至进入明德中学，深受纳忠影响的纳训，其兴趣、爱好，与纳忠已颇为相似。当时，纳忠对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郭沫若的浪漫主义作品特感兴趣，纳训也喜爱与钟情于文学，且也特别喜欢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甚而在留学埃及时，马坚、林仲明等人所选择研习的是伊斯兰教经学，而纳忠与稍后赴埃的纳训，则都放弃了专攻伊斯兰教经学，致力钻研阿拉伯历史与文学。即纳忠选修阿拉伯历史学，纳训则选习阿拉伯文学。当时的爱资哈尔大学，文史不分家，两人都同在阿拉伯语言文学院学习。两人的兴趣、爱好和志向竟如此的相似，这除了他们个人的天性因素之外，显然与他们两人的亲密友谊以及纳忠对纳训的影响大有关系。
“道不同，不相为谋。”真正的朋友，往往能够在心灵、情感及精神上相知相通。在少年时代的相聚岁月里，纳训与纳忠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他们互相倾吐自己的痛苦与欢乐，共同畅谈自己的理想和愿望。在学习上，他们又彼此相互关心，相互勉励，相互督促和相互提醒。更令人感佩的是，他们都有着当时一般少年人少有的志向和理想追求，而他们的真挚友谊，又正是建立在共同的志向和理想追求之上。如果说，相似的身世、命运是他们相处融洽的感情基础，那么，共同的理想、抱负则又是他们朋友关系的高纯度黏和剂。刻苦学习，努力使自己将来能有用于国家社会，能服务于民族与宗教，这便是少年时代纳训与纳忠共同的奋斗目标和相同期冀。他们常常一起交流思想，憧憬未来，一起畅谈自己对国家民族落后和宗教不兴的看法，一起探讨能使国家兴盛、民族发展、伊斯兰教复兴的途径与良方。这时，他们都一致认为，英、美、法、德等欧洲列国之强盛，以及东方日本之崛起，都因其教育的兴盛与科技的先进。中国之所以落后，其原因就在于教育不发达。而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回回民族，其落后的原因也正在于回族教育之不兴。愚致贫，贫致愚，如此恶性循环，致使民族不振，宗教不兴。故而要使国家富强、中华民族振兴（包括回回民族的发展），其关键是要全力发展教育。对于当时一般回族青年最为关心，也议论最多的中国伊斯兰教如何发展与复兴的问题，纳忠认为，伊斯兰教之所以不振，在于经堂教育落后，族胞不得教门真义，抱残守缺，从而导致教内各派之间互不理解，互不宽容，“到处只见派别之争，枝末之辩”，因而要振兴宗教和改变回回民族的精神状态，不能不改革、发展包括经堂在内的回族教育。
这时，纳训与纳忠，都深刻地认识到自己作为回回民族的一分子，对于国家，对于回回民族，对于宗教的振兴和发展所肩负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与义务，他们都深切感到在青年时代，应该不避困难，刻苦努力于求学。正是基于他们对教育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以及少年时代就已树立的理想志向，纳训、纳忠在留学归来后，都曾经服务于母校明德中学，而且他们俩都曾先后担任了明德中学教务主任和校长职务，都兢兢业业地从事回族教育工作。其后，纳忠先后担任中央大学、云南大学、北京外交学院、北京外国语学院教授，致力于阿拉伯历史文化学的教学与研究，执教60余载，一生献身于教育事业。而纳训则受聘于新中国成立后刚刚建校的云南民族学院，为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而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同怀视之。”（鲁迅语）纳训、纳忠在中小学时代就已建立的纯真、高尚的友情，像醇美的甘露，滋润着他们的心田；像温暖的春风，抚慰了他们的心灵；像灿烂的阳光，一直伴随着他们的人生旅途，照耀着他们在人生征程上艰苦跋涉。两人都极其珍视他们的纯真友谊，一生相互关心，彼此敬重，肝胆相照，惺惺相惜。纳忠于1931年出国留学，1940年即学成归国，此后，又先后担任明德中学校长、《清真铎报》主编和《民意报》社社长，并执教于名牌大学，闻名遐迩，在云南回族社会中有着极高威望。加之，其性格开朗，热情奔放，喜交游，人缘甚广，与云南社会各界不少知名人士都有着密切交往。而纳训则归国较晚，又性格内向，疏于交际和应酬，其在回国之后，一直得到纳忠多方面的关心与帮助。如在20世纪40年代末纳训刚回国时，他在担任明德中学校长的同时，接编了《清真铎报》，其踌躇满志，愤世嫉俗，欲革除回回民族之积弊，于是，在《清真铎报》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对当时回族中存在的诸多不良风习作了严厉批评。不料，由于民族痼疾的深沉、顽固，其良好的动机愿望竟招致一些人的误解。一时间，指责与谩骂之声四起，有人甚至扬言要杀掉纳训，大有黑云压城之势。当时，纳忠在《民意报》上发表文章，旗帜鲜明地支持与声援纳训。为消除那些目不识丁，受落后人物怂恿的穆斯林群众对纳训的误解，以阻止其过激之举和平息风波，才猷练达的纳忠，在“主麻”日（星期五聚礼）到清真寺做礼拜时，还亲自向回民群众作宣传解释，一再说明纳训观点的正确以及其用心之良苦，请广大穆斯林予以理解和支持。
年长一岁的纳忠对纳训的关心体贴，可谓细致入微，及至纳训的婚姻问题也亲自过问。纳训与夫人马汝知女士的认识与结合，便是在纳忠的关心和介绍、牵线下，一手促成。纳训与纳忠的纯真友谊，一直持续到晚年，直至纳训去世。1958年，纳忠由云南大学调北京外交学院，主持创建外交学院阿语系。1959年，纳训也奉调文化部下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纳训偕夫人及女儿北上，住北京城东，纳忠一家则与之相反，住北京城西，彼此相隔甚远。可他们仍你来我往，相互看望问候，关系极其亲密。他们在学术上，共同探讨，相互切磋。每到周末或节假日，两家人还常邀约一起，或逛街，或游览公园，或参观文物古迹。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两人都同受折磨，历尽灾难。因行动不得自由，加之，彼此都害怕殃及对方，不得不中断往来。而当“文革”灾难一结束，恢复了自由，两人便又交往频繁，亲密如初。纳训离世时，纳忠深为悲痛，立即前往看望与慰问纳训夫人及其子女。之后，又亲送纳训入葬，并研墨挥毫，亲笔为纳训题写碑文，将他对挚友的深沉哀悼之情，尽倾笔端。
纳训、纳忠的真挚友情，出自他们彼此的真诚相待，以及他们共同的细心呵护和精心培育。1931年秋，纳忠顺利通过考试，被选送埃及留学。纳训与纳忠一同分享成功的喜悦。他由衷祝贺学长、朋友纳忠学业的成功，并为其从此拥有光明的前程而振臂欢呼。在分别前，纳训整天与纳忠形影不离，两人互赠相片，又彻夜长谈。他们互相启示，互相鞭策激励，推心置腹，共诉衷肠。纳忠鼓励纳训要继续努力，坚持不懈地学习，“不要妄自菲薄，自视其低”。他说，我们所学虽不能大而精，但大学问却是由小学问做起。只要我们大家都作出自己的努力，振兴国家民族与宗教之日定然可期。纳忠赴埃及后，又在给纳训的信中告诫纳训：“学习，不能以一得自骄，须知学问永无止境。骄傲则盈溢，学问便不能再深入。梁任公说，‘高山之外还有高山，大海之外还有大海。’”为促使纳训继续追求上进，奋力拼搏，临行前，纳忠还特意去书店选购了一套四卷本《远生遗著》赠送给纳训。
“远生”，即黄远生，清末民初著名新闻记者和时事评论家。其生前曾是北京、上海多个报纸主笔。他与梁启超等人交谊甚厚，曾支持梁启超的“文学新民”运动，并积极探求中国之救亡图存道路。其在政治上也如梁任公，一度偏于保守，后因被窃国大盗袁世凯派人威逼，发表称颂帝制言论，为袁之复辟称帝作伥，因之激起公愤，被迫离京去国。却终为时人所不容，后在美国旧金山被人暗杀。此著作系挚友林志钧在黄死后，为其搜集、整理出版之遗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梁启超先生亲为之题签书名。
《远生遗著》所收文章，多系政论文与杂感。其中政论内容涉及当时的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政策以及外事活动等政治时事；杂感类文章则内容更加丰富，或探讨文学艺术之发展，或讨论文艺与人生、文艺与社会之关系等。其文笔犀利，文辞尖锐，直言不讳。行文不加修饰，潇洒活泼，上下古今，天文地理，信手拈来皆成文章，且触类旁通，引申推理，议论纵横，逻辑严密，极具说服力。无论批评时政，还是探讨文艺，抑或谈文学与社会、人生等，都不乏真知灼见，足以使读者增长中外古今各类知识和启发其对文学艺术、社会人生，以及国家政治经济的深入思考，对青年读者尤具启迪意义。
从纳忠赠此著作，即可看出纳忠对纳训，在学习的进步和思想的成长方面的关心及有意引导。他希望纳训通过阅读黄远生著作，获得有关人生社会与文学的多种知识，从中得到有益启示。同时，也可看出纳忠、纳训等当时的明德中学学生，其知识涉猎面之广，以及他们关注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可贵热情。
在纳忠出发前的一段时间里，纳训格外的繁忙。他和纳忠一道东奔西走，办理各种繁杂事务，又帮助纳忠收拾行装，作好出发的准备。临别，纳训还在与留学生团饯别的欢送会上，代表全班同学致欢送词。纳训在激情洋溢的欢送词中，表达了他对纳忠的高度评价和敬佩之情。他赞扬纳忠有着“为大家所公认”的“学力、聪颖”以及努力进取的“勇气、精神”；称赞纳忠“抱定鸿志”，赴埃留学，“非普通人可以为之”。胸怀远大理想的纳忠，不同于那些“一举手，一投足，都唯名利富贵是对象”的“一般青年”。他认为纳忠的赴埃留学，“为的是母校，为的是中国的回教前途”，“他是代表了全班同学，为着实现全班同学的理想、愿望”而去“先行、开路”。纳训在饯别致辞中对纳忠的热情赞扬，并非违心愿或无原则的庸俗吹捧，而是发自内心的、实事求是的评价。这既是他对知心朋友纳忠的热情祝缅，也是当时明德中学第三班全体同学对学友纳忠的共同期冀。
纳忠向来胸怀大志，豪迈达观，可在即将离别昆明，踏上万里征程时，却因对父母双亲及妻子儿女的深深牵挂，一改他“原有的天真”与乐观自信的潇洒风神，表现出其对亲人，对师长、同学的依依不舍，于是，“心情颓然”。纳训给予纳忠热情的劝勉与鼓励。他在所发表的文中写道，“试看世间许多志高气昂之人杰，往往都因儿女柔肠而殉其鸿志，唯少数刚烈的人，能本着他的坚忍，演出令人莫测的奇事。现在子嘉既抱定鸿志，立志远征，则一切家乡生活，就无涓涓心目之必要”。“要知不经过险岩的流水，不会有美丽的浪花”，“希望子嘉勇抛家乡之恋，认定自己之中心目的，聚精会神，卧薪尝胆”，以图“将来之最后胜利”。
纳忠起程赴埃后，纳训仍放心不下，他担心纳忠为儿女情长所牵绊，忘却进取，特致信纳忠予以鞭策：“将来中国伊斯兰生死关键与此次有莫大的关系”，“以后凡教育教务的问题，都希望你们来解决，所以你们任重而道远……我希望你努力！成功！然后回来领导中国真正的伊斯兰信徒走光明之路”。为激励纳忠努力拼搏，纳训甚至不怕朋友多心，直言不讳地提醒道：“如果你不发奋，想苟安，想混一留学生头衔来夸耀于庸夫愚妇时，那你错了，根本错了！你将来就不能用你的利器来征服别人！”
与好友纳忠的分别，曾使纳训柔肠寸断，黯然神伤。在留埃学生团从昆明火车南站起程时，纳训带领着全班同学赶到车站送行。本来，他“心里还有着许多话”，想要向纳忠“一吐”，然而前来为留埃学生团送行者甚众，许多“相识与不相识的前辈”，包括回族各界贤达，以及佛教、天主教在内的宗教界许多名流均来欢送。整个车站人群拥挤，照相机又在不停地抢拍镜头，使纳训很难再与纳忠挽臂交谈。最后两人好不容易挤到一块，然刚要开口表达其难舍难分之情，火车已缓缓启动。此时，鞭炮声齐鸣，彼此皆听不清对方的声音，纳忠遂与纳训握手挥别，登车南去。
纳忠离去后，纳训可谓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感情炼狱。他从车站送行回来，便已坐立不安，魂不守舍，陷入愁闷惆怅的深渊。其对朋友纳忠的思念，极其执著而绵远，就连在睡梦中也很想与纳忠见上一面，然恼人的是，偏又难遂其愿。半夜醒来，目睹孤室，回思以往，不胜凄怆、悲凉。此后数日，纳训都始终难以忘却好友，其一颗牵挂朋友的真诚之心，紧紧追随着纳忠渐渐远去的背影，与纳忠一道沐着海风，搏着海浪，漂越重洋。纳训后来曾在《清真铎报》上发表了他那几天所写的一组日记，真切地表达了他对朋友纳忠的真挚深沉的无限思念之情。伤悲缕缕，如泣如诉，悱恻动人，情深意绵，其孤寂苦闷之状跃然纸上，教人不忍卒读。此录几则于此，可见其对友谊的珍视以及在好友纳忠赴埃后，他所经历之难忍的感情痛苦：
（民国）二十年十一月十号星期二
“子嘉去了！他往埃及去了！”这观念，从送他回来，无时不在脑海里。一到寝室来，见那空的床位，许多杂乱的书籍不见了，衣箱也不见了！啊，无踪无影！许多年来住在一块儿的欢欣、懊恼，一幕幕地演上心来。
“本来他是走上光明之路了，对于他，前途有蒸蒸日上之预兆，对我们历年来怀抱的志愿更接近一步了，对明校的将来，回教的前途，实在都有着紧密的关系。他别开我们去工作，奋斗！是很有意义的，是值得敬佩的。暂时的分别，算什么？男儿志在四方……”这些是我念念不忘子嘉，感到深深的痛苦时，想象出来的。唯一的目的，只在暂时忘却了，但是啊，不从命的心，一点也不依我的理想。“他现在出阿迷（阿迷：即今云南省建水县。引者注）去了！他沿途总会遇到互助会的同志的！他现在正依窗眺望景致呢！他须至沙甸一回吧……”这许多观念依然浮上心来，心里沉重不堪！这时候，我不想睡觉，不想读书，不想游玩……
十一月十三号星期五
从热烈的生活中，忽然跨进了寂寞孤独的境地，想救我于不堕落，在悲观时的唯一的办法，除发奋读书外，是没有更好的路了，但是，不从命的心，总是安静不下来，于是，为补救计，决定每天写两篇字，静静这浪动的心。
时是下午，地点是宣传处的狭屋里。同学们一个个去他们喜欢的地方寻快乐去了，西向的阳光射出它懒洋洋的淡黄的光，善于喧闹的雀儿，时来时去的鸟先生都疲倦得休息去了，这时候，虽然听不见虫声唧唧，但庭院中落叶沙沙的哀调却不绝地传来，引动我无限的悲哀，无穷的寂寞……
十一月十五号星期日
子嘉去后，非常快的光阴，不知不觉间已过去六天了！在这几天里，我猛然记起他时，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内心的不安定，更是难以形容，到了水穷山尽，无路可想时……我认为什么都无意义！最好莫如静下心来，做些比较有益的功课。一方面是修养自身，另一方面可以纪念可敬爱的朋友。
今天接到他的信，流利的字迹叙述沿途的经过，他的喜悦和满意都表现了，慰关心他的人实在不浅。
“举手长劳劳，二情别依依。”纳忠自与纳训分别后，其心境也凄苦不堪。他在车站送别的爆竹声中，与纳训等同学匆匆挥手告别，随着“辘辘征车”的奔驰，“故乡消失于远远的云中”，渐渐地，他的“心儿凄恻，神志颓然”，一路沉浸在别离的痛苦之中。他与留学生团其他成员一行，从昆明到越南河内，又到西贡，拟从西贡乘船至香港，再赴埃及。到西贡时，纳忠已忍受不住与朋友离别的痛苦折磨，接连给纳训写来两封长信，倾诉他一路的满腹愁肠。船到新加坡，沙儒诚先生上岸，他又请沙先生帮他代寄致纳训一函。纳忠在他从新加坡寄出的函中，明确告诉纳训，此后，要等他到了埃及再给纳训写信。可当轮船一停泊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哥伦坡码头，纳忠又迫不及待地给纳训写来一信。说不完的千言万语，道不尽的深情厚谊。这些寄自旅途的长信，一再详详细细，向纳训叙述他数日的行程，以及他在沿途各地之所思所感与所见所闻，诉说他“一日一日地离开了祖国”，离开了朋友的孤寂与烦恼，及其对朋友的深切思念。字字带泪，行行注满真情，读之感人至深。
人之相交，贵在知心。真挚的友谊，是鼓舞，是互勉，是促人奋发的力量。纳忠赴埃留学后，给纳训带来了难以释怀的别离的思念与痛苦，也在纳训的心海掀起了难以平静的思想波澜。如同一个摸爬于黑暗中的夜行者，好友纳忠的留学，使他看到了东方破晓的曙光，看到了勤奋者的美好未来。他深信，每个回族学子，只要像纳忠那样奋发努力，精勤于学问，也定能和纳忠一样飞越重洋，飞到金字塔下、尼罗河畔去学习深造，即便没有纳忠那样的留学机会，也终将会在其他方面追求到光明的前途。而纳忠在临行前与他的数夜畅谈，以及在其赴埃后寄来的一封封长信，都是充满祝福、慰勉和期望的肺腑之言，也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纳训的精神。友情的慰藉和朋友的真诚关心与热情勉励，更加坚定了他的志向，更加拨亮了他心中的理想之灯，更加鼓荡着他蓬勃向上的奋斗勇气。
此时的纳训，正是“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揽明月”。他心头豁然开朗，抛开了与纳忠分别后一直伴随着他的苦闷与惆怅，一派豪情壮志。于是，雄心勃勃，满怀期望的他，又以昔日的高昂、饱满热情，挑灯苦读，朝着他追求的理想目标，日夜兼程，大步奋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