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夏，纳训考入了昆明私立明德中学。
这是一所按照国家新学制建办，并报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成立，与北京成达回民师范学堂和上海回民师范学堂，以及宁夏中阿学校等齐名的正规回民中等学校。其学制和汉文课程的设置等，均“按国家教育计划规定”，“与国家普通教育制度接轨”。该校的前身为“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高等中阿并授学校”。
如前所述，由于受西方文化思想，以及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救亡图存思潮的影响，现代中国，掀起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回族文化教育启蒙运动。回族中一些有识之士，为谋求回族教育之普及，培养、造就能适应新时代的“经、汉两通”优秀人才，他们积极宣传发展回族文化教育，倡导回族子弟兼学汉文化知识。于是，“改革旧式经堂教育”，“倡行经汉两通，讲授汉文及普通中小学科目”的新式回民学校应运而生。如1906年，江苏穆斯林童琮以及同仁创办了江苏穆原学堂；1907年，北京牛街清真寺教长、著名伊斯兰教教育家王浩然阿訇创办了北京回民师范学堂，次年，又创办京都第一两等小学堂及4个分校，开一代回族汉文中小学教育新风。此后，上海、宁夏、山东、四川、湖南、辽宁、黑龙江等省市也都“闻而提倡”，新式回民学校如雨后春笋。
这一强劲的伊斯兰文化教育改良浪潮，很快冲击和影响了地处西南边陲的云南。辛亥革命后，北京成立“中国回教俱进会总部”，云南也随之成立“中国回教俱进会滇支部”，后因故更名为“云南回教俱进会”。继之，按照云南回教俱进会《章程》，成立了“振学社”，以促进云南回族教育的改革与发展。“振学社”“下设教育、教务、翻译、出版四股，专司兴办新式中阿并授学校，研究回族教义，翻译回教经典，出版回教经书诸项文化教育事业”。
“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聚集了滇中一批“回儒兼通”“造诣精深”的饱学之士，他们倾尽全滇穆斯林之人力物力，将原昆明南城清真寺经学堂予以改进，于民国十年（1921年）冬季创办了“高等中阿并授学校”，校长系何廷栋先生。该校最初为试办，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五月正式招生，开办第一班。民国十五年（1926年）又招收第二班学生。我国现代著名阿拉伯历史文化学大师纳忠，最早即为“高等中阿并授学校”第二班学生。
至20世纪20年代初、中期，一批以杨士敏、李敏生等为代表的云南回族青年，相继从省外学成归来。这批回族青年知识分子，曾深受新思潮的影响，思想激进，胸怀大志，极想发展滇中回族教育，大力培养既懂阿文，又掌握汉文化知识的回族人才，以贡献于家乡父老。20年代末，他们不约而同向“云南回教俱进会”提出建议：改革云南回族教育，在“高等中阿并授学校”的基础上，创办云南回民“私立明德学校”。其满腔热忱及其合理化建议，当即得到“云南回教俱进会”元老马观政、马骢、何廷栋、马生凤等诸先生的首肯与全力以赴的支持。于是，“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于1929年成立了校董事会，负责筹备创办明德学校。1930年夏，“云南私立明德学校”正式挂牌成立。“私立明德学校”包括中学部、小学部和阿文专修部，其中，中学部简称为“昆明私立明德中学”。其校舍设在原“高等中阿并授学校”所在的昆明南城清真寺内（1946年迁至沿河路今昆明明德中学校内）。董事会聘请了杨士敏为明德中学第一任校长，李敏生为教务主任。
昆明私立明德中学创办后，即面向云南全省各回族地区招生。当时，因只招收回族学生的条件限制，生源较为匮乏，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明德中学才招够了50名年龄悬殊、文化水平参差不齐的新生。纳训即为学校首批选拔录取的学生。因原“高等中阿并授学校”已开办过两个班，明德中学又系在“高等中阿并授学校”基础上成立，故明中成立后所招收的第一届学生，便被依次编为第三班。之前，曾在“高等中阿并授学校”学习的纳忠，后来也插入第三班学习，与纳训为同班同学。
学校于是年秋季开学。纳训在被录取后，曾回家乡纳家营，在家乡度过了一个自他赴昆明学习以来最为开心和快乐的假期，直至开学前才返回昆明注册报到。
其时，由于反动派的残酷压迫和各层官僚的搜刮、剥削，农村经济破产，农民生活困苦不堪，多数农村家庭，无力供给子女读书，因之农村贫困子弟能上中学者寥寥无几。明德中学系为培养回族人才而创办的回民子弟学校，面向全省广大回族子弟，免收学费，即学生家长只负责其生活及笔墨纸张费用。这对于纳训这样的农村贫苦子弟，无疑是一个难得的入学机会。那时，尚缺少文化人才，学生中学毕业后，如不想继续深造，可以托人找关系，谋个职业，每月领点儿薪金，既能解决自己的生计，又可补贴家庭生活。因之，纳训考入明德中学，曾给全家人一个不小的惊喜，尤其给辛劳了大半生、无时不期盼着儿子出人头地的父母亲以极大的安慰。全家人皆欢天喜地，为纳训的光明前途兴奋不已。父亲每天做完晨礼，还特意虔诵《古兰经》，感谢真主赐福于纳训。
明德中学首任校长杨士敏（1890～1970年），号文波，系云南省富民县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是云南现代史上一位卓有贡献和影响的回族教育家、实业家，在任明德中学校长前，他曾先后担任过昆明师范学校和滇中有名的私立成德中学校长。先生早年在北大学习时，曾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接受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尤其是北大校长蔡元培先生的各种主义、各种思想“兼容并包”的宽广胸怀和开明的办学思想，以及北大张扬民主、科学的一代新风，曾给他以深刻影响，培育了他特立独行的性格、气质与作风。
杨士敏先生志存高远，气度非凡，在被聘为明中校长后，他思想开明，办学有方，不负众望。最为难得的是，当时，明德中学还是一所伊斯兰教经学与汉学兼授的回民子弟学校，且校舍就在穆斯林举行宗教仪式的清真寺内。在一般人看来，明德中学所聘教员，理所当然应该都是回族教师。然而杨士敏先生竟力排众议，打破了狭隘的民族界限，首先以师德、学问及教学经验等作为聘任教师的标准，毅然聘请了一批汉族教师到明德中学任教。这种不避众讳的聘任，在众多穆斯林人士均尚保守的当时，不啻是石破天惊之举。足见先生的宽阔胸怀、高远抱负及非凡胆识。
杨公的求贤若渴及唯才是用的开明办学理念，深受云南教育界同人的钦仰敬佩，因此得到云南社会各界的全力支持。于是，百鸟朝凤，众星捧月，人才济济，名师荟萃。在当时的明德中学，聚集了一大批卓有声望和影响的云南教育界名流。在杨士敏先生所聘教师中，既有沙国珍（字儒诚）、马之驹（字慕青）、马云会（字适卿）、沙国玺（字国诚）等回族知识分子之佼佼者，又有大批汉族名师，例如顾品珍、夏耀南、周崧、马耀武、杨楷、张培光、孙东明等，都是学识渊博，师德高尚，并有着丰富教学经验的云南教育界精英。
为使明德中学学生日后的阿文及经学造诣不低于在经学堂的，甚而超过一般经堂水平，杨士敏先生还聘请了如田家培、纳明安和沙平安等先生担任明德中学阿文课程的教学。这几位经学教师，都是原“高等中阿并授学校”聘用过的当时的云南伊斯兰教经学名师，他们不仅经学学问渊深，而且人品端正，治学严谨，教学认真，德高望重，都以其出众的才学及德懿情操，赢得了滇中穆斯林学子之敬仰。
美中不足的是，当时的明德中学校舍还比较狭窄。南城清真寺虽占地面积不小，但作为一所容中阿文教育为一体的中等学校，却显得过于狭窄，且处于昆明的市中心，很难向外扩展，故明德中学第三班学生的活动场地十分有限，就连上体育课也有点困难，学生只能你挤我、我挤你地做做操，或围着朝真殿前的花台跑跑步，并且，在初创期，教学设施也较简陋，学校各种教学设备都还未能到位。例如学校在上海定购了一架钢琴，数年过去，却迟迟未能运到。不过，拥有一支高质量的师资队伍，这才是办好一所学校的最重要条件。学人济济、名师林立的昆明明德中学，即凭借其优异的师资条件培育了一代杰出的回族知识分子，从而在中国回族教育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一页。
这支由回汉教师组成的“素质过硬、阵容可观”的高质量教师队伍，在教育教学中，体现出了卓越的才智、学养与道德风范，发挥了它应有的团体水平。教师们为人师表，教风严谨，勤恳敬业。回汉教师“互相尊重、友爱团结”。为了让文明的烛光照耀回族学子的心灵，在教学中，教师们相互切磋，相互砥砺，而且，“对学生责任心极强”，“亲如子女”。为活跃校园气氛，从而给学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学习环境，在汉族老师的带动与影响下，明德中学还开展了形式多样的课外活动。纳训所在的第三班，曾组织排演了大合唱、话剧等多种文艺节目，还排练演出过黎锦辉的《双蝴蝶》等多幕话剧。这时的明德中学，还未开始招收女生，凡剧中女角色，全都由男生扮演，都大获成功，深受师生的欢迎。在回族子弟学校中开展文艺活动，演出文艺节目，这在当时，就全国范围来讲，亦可称破天荒之举。
有着众多良师的不倦教诲与引导，加之，明德中学大多数学生都来自边远贫困地区，都深知读书机会来之不易，因此都有着高度的学习自觉性。他们“争分夺秒，投入艰苦的学习”，连“晚自习时间都抓得很紧”，学习气氛极为浓厚。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明德中学很快以一流的教育水平、教学质量名噪滇中，跻身于云南优等学校之列，堪“以当时的昆明名校，如成德中学等相媲美”。一时间，“莘莘学子，负笈习以来游；济济学人，共高堂而设帐。先声启后，盛况空前”。
我国20世纪30年代留埃学生，早在留学时代即开始了翻译、著述活动，扬名海内外。尤其是马坚、纳忠、纳训和马俊武，更硕果累累，成就斐然，各领风骚。例如马坚能够将现代一般国人难以识读的儒家经典之一的《论语》翻译为阿文出版，继之，又先后翻译了《回教哲学》（又名《回教一神论大纲》）、《回教基督教与学术文化》等阿文著作，分别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上海中国回教书局出版。纳忠翻译出版了数卷大部头著作《伊斯兰教史》，纳训将中国的一些古今文学作品译为阿拉伯文在埃及发表，并且还开始选译并出版了《天方夜谭》五卷本，马骏武则翻译和撰写了几部学术著作。毫不夸张地讲，他们在留学期间所取得的这些成就，在中国留学生史上堪称奇迹。马坚、纳忠、纳训和马俊武等人为何能在留学时代就取得如此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许多后代学人曾对此深为不解。这其实正与他们中学时代所接受的教育密切相关。可以说，马坚、纳忠、纳训和马俊武等人乃至当时未能出国留学，后来考入国内一些大学的明德中学其他回族学子，其阿文、国文修养都较深厚。高质量的中学教育，已为他们奠定了坚实深厚的阿文与国学基础。
一流的师资，培养造就一流的人才。中学教育的扎实，加之他们自己过人的天资、才华与勤奋努力，以及后来到爱资哈尔大学的继续深造，自然使得他们无论从事著述还是翻译都身手不凡，游刃有余。正所谓“艺高人胆大，学富志不群”。由此观之，纳训和马坚、纳忠、马俊武等人在留学生时代即取得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乃属必然。
在首任校长杨士敏先生的主持下，明德中学的课程设置与学制等均“与国家教育制度接轨”，与其他普通中学同步。按照当时教育部的有关规定，明德中学开设了“国文”“数学”“英语”“历史”“地理”“测绘”“化学”“生物”“植物”“音乐”“体育”等汉文课程。又因系回民子弟学校，其培养目标为“汉学、经学两通”，故在保证所有汉文课程的开设之外，学校还“加授阿文和教义两科”。
阿文、教义类的课程，系依据学生的阿文水平，分班授课。由于当时回族生源不济，所招收学生，不仅汉文水平悬殊，而且阿文水平也参差不齐。学校即对学生作了考核，依据考试成绩分为高级班和初级班，两班分开教授不同程度的阿文课程。初级班所授课，属普通阿文中学课程内容，传统经学堂称为“念小经”；而高级班所开课，则系阿文大学之课程，如《文法大全》（《满俩》）、《修辞学》（《白雅尼》）、《古兰经注》（《哲俩来尼》）、《卫道经解》（教法学《伟嘎叶》）、《教义学大纲》（《尔戈依德》）等，传统经学堂称为“念大经”，也称“攻‘五大本’”。一般经学堂，学生只须修完此“五大本”经，经考核、答辩合格，即可大学毕业（即所谓“穿衣”，北方也称“挂帐”）。但此“五大本”经文，系阿拉伯中世纪伊斯兰经典名著，相较中学课程，其内容又更加浩繁，加之文字古奥，程度更为艰深，比中学班所学内容要难学得多。学生如无坚实的中学阿文功底，则是云里雾里，名副其实的“听天书”，断难学懂。
纳训在经学堂学习时，已全部学完阿文中学课程，阿文基础已较扎实，故而就学明德中学期间，被分在高级班，学习阿文大学课程。
和同班其他同学一样，纳训进入明德中学后，十分珍惜难得的读书机会，学习倍加勤苦。他面容清瘦，留一头短发，身着学生装，戴一副黑边眼镜，虽寡言、表情庄重，较少谈笑，但却感情激烈，精神抖擞，学习兴趣极为浓厚，其求知与奋进的欲望，如同不熄的火焰燃烧于胸中。为激励自己的精神、意志，他入学不久，即改名“纳训”。
当时的明德中学虽较为简陋，但也建有一个图书室。与今天的中学图书室相比，其规模不算大，所藏图书不够多，图书种类也不够丰富，可也购置了一定数量的古今中外文学名著，并收罗了一些当时比较流行的报纸杂志，摆满了图书室的书柜和阅览桌，足可供当时为数不多的学生阅读。在那里，学生已足可开阔眼界，丰富知识。尤其最令学生兴奋的是，图书室还藏有一套完整的“万有文库”丛书，教师、学生均可随便借阅。
置身于这样一个催人奋发的良好学习环境，自幼酷爱学习的纳训如鱼得水。他“有恒心，有毅力”，“学不好誓不甘休”。他“读书专心”，如饥似渴，书本须臾不离手，整天在广阔的知识海洋中任意畅游，如同蜜蜂采蜜，不停地汲取着文化科学知识的乳汁。相比其他中学，明德中学学生除学习汉文知识外，还要学习数门阿文类课程。要将每门课程都学好，并不容易，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纳训对于学校所开设课程，每一门都不轻视或畏惧，包括有些同学较为头疼、厌恶的英语，他也都学习得很认真、很用功，因此，各门功课均成绩优良，所获取知识较为广泛。
据说，纳训在明德中学学习期间，其学习的勤奋刻苦，以及对书本的入迷，不仅在学校出名，还被传扬乡里。一次假期，他回乡度假，有一天，母亲叫他在家里守着煮豆子，纳训满口答应。家里人都出去了，他提个凳子，坐在幽静的小院里看书。不料读着读着入了迷，竟忘了锅里还煮着豆子，等到母亲从外面回来，左边耳房里烟雾弥漫。母亲大吃一惊，以为是房子着了火，跑进屋一看，原来是豆子煮煳了，一罐子青豆已烧成炭渣。这时，纳训仍聚精会神地读书，正读得津津有味。他一边读，一边口中念念有词，就连母亲站在面前他都没发现，旁若无人，就像是着了魔。母亲非常生气，很想骂他一顿，但瞧他那痴迷于书本的样子，别说豆子煮煳了，就是贼来把家搬空了，他也未必知道。母亲哭笑不得，想骂他又于心不忍，只好作罢。
纳训对学校所开课程，虽一门都不偏废，但他也有着自己的特殊爱好。在诸多汉文课程中，他最喜欢、尤感兴味的是国文课。这或许与他从小喜欢民间神话、故事及传说，深受其熏陶大有关系。早在儿童时代，故乡那些神奇迷离，充满了浪漫幻想的民间神话、故事与传说，就已培养了他的形象思维，培植了他的文学基因。而进入明德中学后，对国文课程的学习，则又进一步滋养了他的文学细胞，从而在他的心灵深处，铺就了一条通向文学之路。当时的国文教材所选课文，都是一些较有代表性的中外古今文学名篇。国文教师马之驹老师对这些文学名作的精辟讲解，为纳训打开了那五光十色的文学殿堂大门。马老师那感情充沛，绘声绘色，极富感染力的讲课，使纳训最早领略到文学作品的艺术魅力，品尝到了阅读、欣赏文学作品的无穷乐趣。每堂国文课都令纳训忘情。那是一种艺术领域的驰骋遨游，是一种超乎苦学知识的精神享受。对国文课的深感兴味，加之，对一些有助于提高语文水平的课外读物的阅读，使纳训对文学更加倾心，阅读文学作品的兴趣随之更加浓厚了。
随着国文课程的学习及文学水平的不断提高，渐渐地纳训已不满足于仅在课堂上学习文学作品，获取文学知识。这时，他满怀求知的渴望，满怀对文学殿堂的神往，走进了储藏着人类文化结晶的学校图书室。
这是一座瑰丽灿烂、耀人眼目的艺术大花园，园中的每一树绿叶，每一丛花草都散发出奇香，任他观赏，任他采撷；这是一片浩渺无垠的知识海洋，海里的每一道波峰，每一朵浪花都闪射着奇异的光彩，任他神游，任他汲取。纳训的心魂为之荡漾，为之震颤，为之沉醉。
他贪婪地阅读着，废寝忘食地徜徉于文学的大花园，畅游于知识的大海洋。凡是当时在图书馆所能找到，以及从老师和同学手里能够借到的古今中外文学名作，他都借来阅读。他喜欢唐诗宋词，李、杜、苏、辛光芒万丈，风骨神韵美不胜收，培育了他诗的灵感；他喜爱中外小说，《水浒》《三国演义》《红楼梦》《少年维特之烦恼》等，故事情节引人入胜，人物命运可悲可叹、可歌可泣，滋养了他丰富的艺术想象力。而在古今中外的诸多文学作品中，他最喜欢，同时也对他影响最大的，则是“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作品。鲁迅那些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其深刻的启蒙思想，开启了他心灵的门窗，引导他去品味中国历史、解读社会人生；郭沫若那些激情奔放，洋溢着个性解放热情，燃烧着爱国主义烈焰的浪漫主义诗篇，拨动了他的心弦，激发着他的爱国情感；冰心女士的那些歌唱童贞、歌唱母爱、歌唱大自然的纯真作品，则浸润着他的心田，那充满女性温情的柔美歌唱，使他受到了爱与美的熏陶和洗礼。纳训的涉猎面不断扩大，据其同窗桂希禹先生回忆，当时比较流行的，还有如郁达夫、茅盾、朱自清、巴金、曹禹等人的作品，甚至蒋光慈的一些“革命加恋爱”的赤色小说，明德中学图书室都有收藏，他们也都曾借出，同学之间互相传看，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作家的作品，都曾经深深激荡过明德中学学生一颗颗少年的心灵。
文学作品的广泛阅读，陶冶了纳训的情操，培养了他的情趣，开阔了他的眼界，给了他思想、艺术的启迪。正是这时期的广泛阅读作品，更加培植了他的文学情结，注定了他一生与文学的不解之缘，使之“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也正是这个时期的研读作品，奠定了他深厚的文学基础，为他日后从事文学翻译准备了必需的条件。
由于对文学的酷爱与陶醉，这时期纳训更加节衣缩食，开始在书店购买一些当时所能见到的文学作品，以便随时翻阅捧读。其中有些名作，如唐宋八大家散文，以及鲁迅、朱自清、曹禺等人的部分作品，在纳训后来出国留学时，还带在身边，伴随他漂洋过海。在他置身异国土地，格外想念祖国和亲人时，正是这些作品，为他排遣了难耐的乡思之苦，给予他无穷的精神慰藉。而在他萌发了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阿拉伯读者的愿望时，这些作品又为他提供了宝贵的翻译底本。
作为回族子弟学校，阿文和教义类课程，是明德中学学生必修的重点功课之一。为了将来能更好地服务于民族、宗教，纳训对阿文和“五大本”经典的学习也格外用功。虽然，作为田家培阿訇着意栽培的经学弟子，他在田阿訇身边苦习数载，常青灯伴夜，面壁苦读，已夯实了阿文基础，但进入明德中学，转入对经典的解读和对阿语高级词法、语法的系统学习，难度加大，还需要更加专注，需要投入更大的精力。因之，相较而言，他在阿文类课程上所花的时间、精力更多。他后来曾说，这是他在田家培阿訇的指导和督促下，“更加发愤学习的一个阶段”。在这里，他“比较系统地学习了阿拉伯文”及伊斯兰教经典。在阿文学习中，纳训深刻体会到了当时的回族子弟学习阿语普遍存在的一个困难。这就是阿文类可读性课外阅读材料的极端缺乏。中国的阿文学生，几乎“没有什么生动有趣的故事可读”。因之相比英语，学习阿文较枯燥、乏味，学生完全是凭借其深厚的宗教情感和坚定信念的支撑而坚持苦习。这时他想，要是有一些生动有趣的“阿拉伯文故事书多好，可以当课外读物，也可增加学习阿拉伯文的兴趣”。于是，他发誓，“以后要有机会，一定要尽力做好这件事”。这便是纳训最早萌发从事阿拉伯文学翻译念头的动因之一。
纳训在学海中畅游着、搏击着，通过几年的勤学，他的汉学问及伊斯兰教经学学问均已修养深厚，其奋飞的翅羽已更加丰满。1931年11月，原参与编辑云南回教俱进会宣传处所办著名穆斯林刊物《清真铎报》的纳忠被选送埃及留学，纳训接受俱进会宣传处之聘，接替了纳忠的编辑工作，正式参编《清真铎报》。这时，纳训情绪昂扬，更加踌躇满志，同时也更加忙碌。他一边刻苦钻习各门功课，一边积极投入《清真铎报》的编辑工作，并撰写文章，在《清真铎报》上发表。渐渐的，由于所发表文章的影响，纳训在校内校外小有名气。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阶级压迫深重，经济剥削残酷的黑暗时代。国民党政府的反动、腐败，弄得民不聊生，云南各族人民更加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明德中学的学生，大多来自边疆农村，有的家徒四壁，生活极为贫困，尽管学校免收学生学费，可家里还是难以负担其生活及学习费用。由于经济的困扰，学生不得不中途辍学，有的出去经商，有的回家务农。明德中学第三班最早有50个学生，到毕业时，连同纳训在内，全班就只剩下34名学生。
纳训家里也较困难，他在经学堂念经时，其生活及学习费用皆有回族商绅资助，倒也无忧无虑。但后来转入师范附小和考入明德中学学习，其书籍费、生活费等都得全部自理。虽然，其大哥在思茅澜沧江边开了个供马帮住宿歇脚的马店，稍微有点收入，但先是家里遭受火灾，房屋被烧光，大哥得积攒钱帮助家里重建房屋。其后，家里生活又更趋紧张，大哥还得接济家里，没法挤出钱寄给纳训。故纳训从师范附小到明德中学的生活与学习费用，主要由三位姐夫供给。也幸有三位姐夫的慷慨帮助，纳训才得以顺利完成高小及中学学业。
回族一般都擅经商，三位姐夫均在滇南一带做点小买卖，以维持生计。这时，其出嫁新兴（今玉溪）的二姐，已随二姐夫从新兴迁居昆明。大姐夫、三姐夫常托人带钱给他，二姐夫家则由纳训登门找二姐取钱。但旧社会小商人受尽各种敲剥，三位姐夫的生意也不好做，都常有亏空，还得养活家人，因之纳训在师范附小和明德中学求学时期，生活极为艰苦，常常捉襟见肘。每当他久等不到大姐夫、三姐夫的钱，生活及学习费用接济不上之时，纳训就只好又去找二姐想办法。纳训从小就脸皮薄，最怕向人伸手求助。况且，他也深知二姐家的苦处。二姐一家住在昆明，油盐柴米样样得花钱买，就连喝口水都得掏钱，要生存下去殊为不易。他每次去找二姐要钱时，都颇不好意思，想要钱又难于张口，往往憋得脸红筋涨也说不出。久而久之，二姐一看到他那面带羞色，不知所措，急得搓手的样子，便知道他八成又遇到了难处，急需用钱。于是，手边有现钱时，二姐就掏点钱给他，而在遇到手边没有钱时，则翻箱倒柜，千方百计找出点东西塞给他，让他自己拿到当铺去当点钱用。纳训极不忍心，但处于无奈，就只好接过二姐给他的东西，怀着沉重的心情，含着热泪走向当铺。
然而，学习再紧张，生活再艰苦，都不能动摇纳训强烈的求学愿望，不能阻止他对理想的勇敢追求。他虽倍受饥寒，饱尝酸辛，却从未灰心，不为困难所屈服，逆境拼搏，最终以顽强的毅力，坚持完成了中学学业，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