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年初，形势稍有好转，北京各系统、各部门到干校“劳动改造”的人们，已从四面八方纷纷撤回北京。文化部在湖北咸宁干校劳动的人员也陆续回到原单位。纳训遂收拾行李尽快回北京。然而，到了北京，看到空荡荡的家，使他几多酸楚，几多伤感。他更加想念和牵挂着数千里之外的妻子和儿女。于是，几乎未休整，纳训便只身登上南下的列车，回纳家营看望妻儿。返京时，他将二女儿尔谦、三女儿尔谨都带回北京，让其在北京入学，以解除他对儿女的牵肠挂肚之想念。
纳训回北京不久，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华出版社、商务印书馆、美术出版社等几个出版部门，联合成立了一个名为“干校翻译组”的翻译单位。按照不同语种，“干校翻译组”又分为几个翻译小组，拟分头翻译一些外国文学作品。是年冬，“干校翻译组”改为“版本图书馆编译室”。鉴于我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关系一直十分亲密，且《一千零一夜》属于阿拉伯人民所创作的民间文学巨著，该作品理所当然被排在须翻译出版之列。“干校翻译组”领导要纳训继续翻译《一千零一夜》。纳训，“终于又有了完成翻译的机会”，又有了实现其半生全译作品梦想之希望。至1974年，全国“开始全面整顿”，气候更加转“暖”，准许被遣返人员回迁，这时，纳夫人已从云南通海纳家营迁回了北京，纳训稍感安慰，情绪渐为振奋。于是，他又全神贯注，正式继续他未完的《一千零一夜》翻译。
然而，此时的纳训，健康每况愈下。他在解放初期所染的肺病，曾几次复发，经常咯血，身体极为虚弱。体质的逐日渐衰，使纳训的心境不胜悲凉，情绪一度颓然。加之，是时的“工作条件和环境很差”，且他自1960年开始补译的三卷译稿，以及所有参考资料都丧失，因此，“动起笔来感觉迟钝费力。特别是续译的初期阶段，他手头甚至连自己已经出版的三卷译本也无法找到，而书中很多人名、地名的汉字音译，一些前文中出现过的事件和术语，在汉语本中又必须保持一致，连这些微不足道、细枝末节的小小技术性问题，也必须劳神费脑，真是不堪其苦。后来好容易才借到一部旧译本”。所幸的是，他被抄走的两个阿拉伯原文版本作品后来又被找回，而其三卷续译稿，则“有位好心人”当年趁着混乱，偷偷把它带回家中，帮纳训收藏起来，在纳训返城，接受续译任务时，该同志将译稿完璧归赵，如数奉还。
纳训“重新看到译稿，万分激动”，感慨万千。可惜流年，忧愁风雨，光阴虚掷，壮志难酬。他想，“经过这么多波折，自己的身体也垮了。机会已经不多，必须加倍努力”。这时，在他心中“只有一个想法”，即便拼着老命，也要“把最后的两册译完。管他会不会出版”。于是，他一边看病，一边坚持伏案工作。
纳训又重新回到了《一千零一夜》艺术世界。本能的责任感、使命意识，再度唤醒了沉睡多年的艺术细胞。于是，他的那支经过风雨的无情摧残、似乎已枯涩了的译笔，又逐渐滋润流利起来。他不停地译着，“译几句，歇口气，刚想直一下身子，又伏下了案去”。天天如是，月月如此，不分寒冬酷暑，几乎未感觉到冬去春来、夏尽秋至的时序变化。
由于“文化大革命”中被耽搁的时间实在太多，须“捞回损失”，他总觉得译得太慢，于是，便“争分夺秒”地抓紧时间赶译。白天在办公室翻译，晚上回到家还要加班，常常不顾纳夫人的劝阻，熬到深更半夜。因为资料的缺乏，其翻译异常艰辛。他曾在极度的困乏中，大汗淋漓，跟纳夫人感慨地说：“我一生中所做的事，最难的就是翻译《一千零一夜》，我的身体就为它献出了。要翻译好一部书，实在是太难了。一部作品，就如同一个人的骨骼，每个部位都必须熟悉，才能将它译好。”但他始终没有退缩，依然埋头书案。辛劳的汗水，和着滴滴殷红心血流注笔底，渗透稿纸，凝聚为五彩缤纷的《一千零一夜》艺术画卷。
人类历史总是在曲折迂回中前进。1976年10月，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长达十年的中国内乱终于结束。“四人帮”的覆灭，结束了中华民族痛苦而漫长的寒夜，大快人心，举国欢腾。剪除四害，驱散阴霾，给全国人民带来了春的讯息，也给纳训的全家带来了生机。这是人民的胜利，也是纳训全家的胜利。神州大地从此日丽春还，纳训及其妻儿，不必再担心重受各自西东、沦落天涯的颠沛流离之苦。全家人皆沉浸在重获新生的喜庆气氛之中。是时，宗教、民主人士赵朴初先生喜不自禁，诗兴大发，一连吟唱庆贺“除四害”诗、词、曲数首，作品流至民间，北京市民纷纷争相传抄。纳训连抄数首，遥寄正漂泊宁夏的纳国昌先生，借以传达其全家此时此刻的喜悦兴奋之情。
1976年年底，纳训的《一千零一夜》续译全部完成。这时，拨乱反正，雨霁天清，文化界迎来了阳光灿烂的春天，许多作家、艺术家和专家学者又恢复了艺术与学术生命。纳训被正式通知回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回到编译所的纳训，立刻投入了对五卷补译初稿的修改校订工作。
从1976年到1980年的短短几年间，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第四次文代会精神指导及鼓舞下，中国文学由复苏而走向繁荣。随着改革开放，国门洞开，西方现代各种流派文艺思潮、艺术理论都被介绍到中国。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比上世纪初那次‘西学东渐’热潮规模更大、声势更强、更全面、更深入、更彻底的又一次‘西学东渐’浪潮”。通过多次的文艺大讨论，尤其是关于借鉴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讨论，文艺界思想空前解放，过去在极左思潮影响下所设置的禁区被逐一突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时，作家们放宽视野，纷纷从异域文学中吸取艺术养料，对象征主义、意识流、超现实主义、荒诞派、魔幻现实主义、黑色幽默等等表现手法，都开始了学习借鉴。作家的创作方法，因此而由过去的现实主义单一模式，转向了多元化，并广泛探索。
纳训所翻译的《一千零一夜》作为一部举世闻名、曾经对世界文学艺术发生了不可估量影响的阿拉伯文学巨著，世界作家所惯用的创作方法无所不包。诸如“批评家所津津乐道的什么现实主义，批判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甚至魔幻现实主义等表现手法，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它们的原始形态”。作品广博深邃的思想内涵、令人称绝的结构艺术和高超的表现手法等等，都曾经为后世各国作家、艺术家的创作，提供了极其丰富的艺术养料。自作品传入欧洲的数百年间，它深深影响了世界各国的文学、音乐、戏剧、绘画等艺术。例如俄国的托尔斯泰、普希金、高尔基，英国的乔叟、莎士比亚、斯威夫特、笛福、狄更斯、斯蒂文森、凡尔纳，法国的拉伯雷、拉封丹、司汤达、大仲马，德国的莱辛、歌德、豪夫、格林兄弟，以及意大利的但丁、薄伽丘，西班牙的塞万提斯，乃至丹麦的童话作家安徒生等等，这些世界级文化艺术大师，或在创作题材上，或在艺术表现手法上，或在作品结构形式和艺术风格等方面，都直接与间接地受到了《一千零一夜》的启示与影响。
呼吸着新时期的自由空气，面对着这样一个五四运动之后，从未有过的完全开放时代，深知这部世界文学名著有着巨大思想艺术价值的纳训，这时意识到了自己所翻译的全译本，已经“到了最该出世的时候”了。这部凝聚着阿拉伯人民集体智慧的文学名著，不仅可以一解被禁锢了10年的中国广大读者对外国文学作品的饥渴，而且还可为新时期的作家、艺术家们提供丰富的艺术营养。作品丰富的想象，精妙的结构，曲折离奇、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以及多种多样的艺术表现手法等，都足可供新时期的文艺家所学习、借鉴。纳训因此情绪亢奋，精神大振。为抓紧时间校改译稿，使译著及早与读者见面，他夜以继日地忙于工作，全然忘记了自己身体的虚弱。这时，“因他有病，眼睛又近视，组织上照顾关心他，让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但为了早日实现出版全译本之愿望，纳训依旧每天蹬着自行车，坚持全日上班。而且，他总是在别人到办公室之前，就已经在开始工作。
1980年年初，纳训译稿的修改校订已基本结束，他将译稿交到了出版社编辑室。经过编辑室讨论，“同志们认为，三卷集是选本，其中一部分故事的次序与原著不一致，而全译本的故事须按原著的次序编排”，为此，他们建议纳训，重新组织编排整部译稿。纳训遂“决定将三卷本里的故事扯开，按原著的次序编入全译本内，还它本来面目”。在这次全部打散的重新编排中，纳训又将他已出版的三卷选本译文仔细地校改一遍，继之，还“趁此机会对新译各卷作了最后一次修订”。最后，才按照原著次序，予以编排组合，使之尽可能“保持原作风貌”。
1982年7月至1984年11月，纳训的六卷译本，由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出版。他的这部六卷译本，是当时国内（包括港、台）规模最大的全译本。因要翻译全本作品，纳训所依据底本，与其翻译三卷选本稍有不同。即他除了参考久负盛誉的“布辽格本”之外，还参考了一个也是他从埃及带回的“博尔斯奴本”。这两个版本作品所辑录故事最多，因之都被公认为最具权威性的版本。但这两个版本，因最早都系手抄本刊印，故两者又略有不同。纳训将两个权威版本作品互为对照，认真参考比较，择善而从之。该译本原计划编为八卷，而在后来的编排过程中，纳训感到原计划的分卷不大合适，认为分卷太多，读者携带、阅读均不方便。经过反复斟酌，决定将“原编为八卷的计划改为六卷，每卷三十五至四十万字”。当时的出版条件与今天相比，相对较差，但新出版的纳训六卷译本，其装帧要比三卷选本更加精致，每卷卷首均附有一页16开折叠水粉画插图。且在第六卷卷末，附有译者长达5千字之翻译《后记》。在后记中，纳训对所译作品作了总体简介，并叙述他自留学时代便开始的《一千零一夜》翻译以及几十年来所历经的风雨与坎坷、艰辛。事实上，也正如其《后记》所言。纳训对这部卷帙浩瀚的文学巨著的翻译，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其间，曲曲折折、坎坎坷坷、风风雨雨，他数经折腾、历尽磨难，几乎耗尽他一生的心血、精力，可以说，这是他整个生命与全部心血的结晶。
人民文学出版社原以为这套全译本“可能专业些，不一定会像选译本那样在民众中畅销”，结果却出乎预料，依然如当年的三卷选译本作品，深受读者欢迎。该译本风行全中国，“拥有最广泛的各阶层读者，一直是畅销书”。人们求之若渴，使出版社不得不“一再增加印数以满足市场的需求”。“北京和湖北先后两次印刷，每卷印数都达10万册，有的地方还供不应求，向隅者大有人在，买不到书的外地读者常给纳训写信，要求译者帮助购买”。曾任国民党某军军长并率部起义，为云南和平解放作了重大贡献的龙泽汇将军，还利用赴京出席全国政协会议之机，专门登门拜访纳训，请纳训代购一部该作品。由于此六卷译本出版在祖国改革开放之后，据说作品不仅流行全中国，而且还远播泰国、缅甸、老挝等诸国，海外华侨读者对它也称赞不已。尤其是泰国、缅甸的穆斯林读者，对其酷爱尤甚，曾把它作为了解阿拉伯中古时代历史、宗教以及民情风俗的教科书。在其六卷译本出版之后，纳训还曾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委托，依据此译本，编选了儿童版之《一千零一夜》，于1986年出版。直到纳训逝世后，其译作还被列为大学生必读作品，人民文学出版社曾一次又一次再版，均供不应求。1997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又以精装、简装两种形式，将此六卷译本再次出版，该译本并未因时过境迁而受读者冷落，依然十分畅销。此六卷译本的出版，代表了“纳训自留学时便已开始的翻译事业的顶峰，也为他毕生呕心沥血致力于《一千零一夜》的翻译，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这部以生命为代价的文学译著，标志了中阿文化交流的“新进展”，成为一块“划时代的里程碑，也是中阿两个对世界文明作出伟大贡献的古老民族世代友好的历史见证”。
50年辛苦不寻常。纳训译作的问世，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功，足可慰藉纳训平生之志。作品出版后，香港《大公报》立即发表了长篇文章，给予高度评价，指出了此译本在中国汉译《一千零一夜》历史上的重要意义。继之，《宁夏画报》《云南民族画报》先后载文对纳训一生的翻译成就作了宣传介绍，并都在显要位置，刊登了纳训不同时期的大幅照片。紧接着，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的学术刊物《阿拉伯世界》，连载了作家、学者杨柏孝、马为公两先生的长篇访问记《一千零一个梦——访问纳训先生》。在纳训六卷全译本《一千零一夜》风靡全中国之同时，译著以及翻译家纳训的影响更加广泛、深远。
纳训一生的文学翻译，总的来看，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即解放前与解放后两个时期。而在前后两个时期之译作中，尤以解放后的《一千零一夜》翻译成就最大。其早期出版的《天方夜谭》，以及在《清真铎报》等报刊上发表的短篇译作，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且曾产生过不小的影响。但相比后期译著，其早期译作的翻译技巧与翻译风格，都还不大成熟，大多为早期的翻译练笔之作。纳训自己就曾对其早期译作“很不满意”，就连出版于抗战时期、独步于当时中国译坛的《天方夜谭》，纳训也认为它“粗枝大叶，译文水平低”。相较而言，其成就最大、影响最广，艺术上最臻成熟完善的，是他解放后的《一千零一夜》重译。解放后之重译，最早出版的三卷选译本即已成就显著，在我国《一千零一夜》翻译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著名阿拉伯文学研究专家、《一千零一夜》翻译家盖双先生就曾认为，纳训1957～1958年出版的三卷本，“不仅是这部世界名著汉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且也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史中的一件大事”，“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并奠定其著名翻译家地位”。盖双先生的评价极客观、公允。纳训三卷选本所取得之翻译成就，的确为此前出版的所有《一千零一夜》汉译本所不可比拟。就纳训个人而言，此译本不仅使之卓然成家，而且形成了他特有的翻译风格，从而在新中国译坛上独树一帜。而他继三卷本之后的这部六卷全译本，则又远远超过其三卷译本之成就。因该译本系最后译就，纳训此时的翻译艺术已千锤百炼，炉火纯青。加之，在作品译完之后，又经他几次从容而全面的认真校改，使之在艺术上达到了一个更新更高的水平。
此六卷译本之最突出成就，首先，是译作的更加通俗化以及在此基础上的对原作精神之准确传达。纳训最早的书面语言，文言色彩较浓，受时代之风影响，趋向白话，同时又夹杂有一些欧化成分。而其后期译作，由于新时代文学翻译的需要，纳训在语言的通俗化方面又“下了很大工夫”。这时，他所致力追求的，是一种完全的通俗、朴实、平易大众化语体风格。译作接近口语，明白如话，但却是提炼过的口语，质朴而精炼。通观其六卷全译本，他不以华丽自炫，不以古奥惑人；遣词造句不生涩，不欧化，不佶屈聱牙，极其朴素、明快、流畅而生动，自然活泼如行云流水，显出一种不同于别人的苍劲、老辣、浑朴之风格美。在他先出版的三卷译本中，即已体现出其通俗、质朴的语体特征，可间或也还夹有少量稍微生硬、不大顺口，或意思较隐曲的词语，而在重新编排六卷本时，纳训又将它作了修改，使之更显通俗与自然、流畅。此外，纳训也常常在朴素的叙述中，嵌入少量极具表现力，而又意思明了的精炼词汇，以画龙点睛。使其译作俗中有雅，雅俗相融，浑然天成。作品于通俗中见精炼，于朴素中见隽永，于自然中见严谨。其中的人物对话，往往更具口语化特征，而且与人物的身份性格极为吻合。译作中还常常出现一些奇特却极为明白的形容语，例如惯用黑暗中升起的太阳形容美少年，以十四的月亮形容美少女，又以满月形容美丽的容貌，以珍珠比喻牙齿和眼泪，甚而用黑夜比喻美发，用杨柳比喻少女之窈窕身姿等等，不一而足。有人曾以此诟病纳训译作，认为这类语言，给人以一种一成不变的雷同感，使人久读而不免生厌。究其实，这正是纳训译本的神来之笔。众所周知，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表达习惯和审美特点，纳训的这种翻译，正是忠实于原作精神，它体现出阿拉伯人不同于西方人的表达方式与美学趣味以及独有的审美特征。仔细推敲便可发现，译作所传达的这类阿拉伯人惯用的形容、比喻，尤其在诗歌中，它是阿拉伯诗歌特有的创造诗歌意境的传统意象，易之不妥，去之不可，无论作何种改变，都将失去其独特韵味。
阿拉伯民族是一个自古崇尚诗歌的民族，人人喜欢诗歌，个个能吟诵诗歌。中世纪，政治安定、经济繁荣的阿拉伯，迎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文化黄金时代。在阿拉伯学术取得灿烂成就的同时，阿拉伯诗歌也获得了极其辉煌的成就。如同中国的话本受唐诗影响而引用诗歌，由于中古阿拉伯诗歌的影响，以及全民对诗歌的崇尚，其“对诗歌的崇尚不在中国人之下，他们往往以诗歌衡量一个人的才智”。在《一千零一夜》中，穿插有大量的诗歌。作品常常以诗歌描绘人物、渲染环境，或表现人物之喜、怒、哀、乐情感。诗歌是文学皇冠上的明珠，诗歌翻译是文学翻译的极致，在所有翻译中，译诗最难。不仅需要译者有一定的外语造诣和广博丰富的外国文化知识，同时，还须有较高的中文水平和一定的诗歌修养，才能使译作贴近原诗人的诗意，并在格律、形式和音韵等方面都与原诗自然合辙。因之有“诗原不可译”之说。这在前面章节中已经述及，此不重复。尽管诗歌翻译如此之难，但在纳训的《一千零一夜》译本中，诗歌却是其又一精彩传神的动人之笔。译者常常依据诗情的需要，将人们生活中的鲜活口语予以提炼，并加入一些极为传神的书面语，合而营造出其译诗语言。故而，其译诗语言既质朴、自然而又凝练、生动，具有清新、优美的特点，读来使人倍感亲切。
文学翻译虽然是摹写底本，但作为一种艺术再创造活动，译者的文学修养、个性、气质等都往往体现在译作中。而由于翻译家文学修养与个性、气质的不同，其所翻译作品就常常表现出不同的情致与格调。诗歌翻译尤其如此。读纳训译诗，使人无处不感受到他那深受阿拉伯文学熏陶、充满了奔放浪漫激情的个性、气质与情怀。那一篇篇具有不同旋律、不同节奏的动人诗歌，时如浩浩巨流，奔腾激荡；时如山间清泉，潺潺流淌，诗情多样，应接不暇，使人不能不敬佩其诗歌翻译之天赋与才情，不能不为其一般中老年人少有的性灵，少有的奔放浪漫情怀所激动与感染。
由于在原作中爱情故事居多，而诗歌，又最能倾诉和表达、传递男女青年间如火如荼的爱慕情感，故而，故事中之男女青年，常常吟诗寄情，以诗传意。爱情诗，便成为《一千零一夜》诗歌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纳训六卷译本之爱情诗，译得既优美，又传神。无论是青年男女追求爱情的自我表白，还是叙述故事者对纯真爱情的讴歌与赞美，都翻译得语言凝练而通俗，形象极鲜明生动，其意境优美、韵味浓郁，脍炙人口，较好地传达了男女青年渴望爱情，及其执著追求爱情的真诚、坦率。而且，译者善于运用丰富的句式来表现各种各样的内心旋律，即根据诗歌所抒发感情的浓、淡、缓、急需要，选择合适的表达形式，使得译诗在形式上极尽变化，摇曳多姿，异彩纷呈，斑斓夺目，较好地表达了诗的感情。首先，在诗的章法、句法上，体现出灵活多样的形式。有的诗，诗句长短不一，参差错落，组合自然；而有的诗，则每行字数大致相等，句式大体匀称，排列较为整齐。例如其一：
“一股凉爽的和风从心坎里吹起，
吹动了情愁。
东风啊，
你来吧！
给每个狂恋者带来应享的权利。
如果能够恋爱到底，
我们准会像别的情侣那样紧紧拥抱在一起。
从表哥的容颜离开我的视线，
安拉便叫我绝望于生存的乐趣。
但愿我能知悉：
他的心像不像我的心，
融化在爱情的烈焰里？
（《苏里曼沙的故事》，见纳训译《一千零一夜》第2卷第26页。）
又如其二：
“只有圆月般的容颜蒙上面纱的时候，
灿烂的太阳才能在黯淡的空中露面。
除非她稍微揭开面纱，透出一条缝隙，
黎明绝不会在人眼中显露额角。
请堵住我眼中连绵不绝的眼泪，
且把爱情故事简明地叙说一遍。
我向张弓射击的女射手呼吁：
请暂别对准这破碎的心放出利箭。
如果说我的眼泪像尼罗河那样涌流，
那么我爱你的心情也像尼罗河流域那样辽阔。
她对我说：‘交出你全部金钱。’
我回答道：‘你只管拿去。’
她说道：‘还须付出你的睡眠。’
我回答道：‘请从我的眼中取去。’”
（《努伦丁和玛丽娅的故事》，见纳训译《一千零一夜》第5卷第416页）
以上两诗，前者表现女青年渴望爱情，陷入相思，担心男友是否用情专一的复杂心绪，诗句长短相间，字数多寡悬殊，情感的抒发较为舒缓，显得感情缠绵悱恻。后者则是男青年对爱情的急切倾诉、表白。感情抒发激烈，倾泻如瀑，尽诉自己焦灼难挨之相思惆怅。为服从感情的倾泻，此诗较前诗，在形式上明显有变化。即诗句大多偏长，排列大体匀称，势如长河大江，波涛滚滚，汹涌而来，富有较强的艺术冲击力。最后四句，句式稍短，却也排列大体整齐。由于诗句短，节奏急促，造成了紧迫的氛围、情势而又似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坚定地吐出，这就更加表现出感情的一步步加深，以及男青年的急不可耐，求爱心切。前后两诗均取得了较好的艺术表达效果，可谓情真意笃，真切可感，充满了青春的纯真与炽热。而像这类传神地表现了男女主人公执著相爱的动人恋歌，在纳训的六卷译本中，可谓随处可见，俯拾即是。由此，足可见出译者纳训，其语言感受力与运用力之不凡，以及他对青年主人公的爱情心灵体验之至深、至微。
纳训译诗，在诗的分节上，也极尽变化。有的诗，或两句、三句分为一节，或四句、六句分为一节，显得感情起伏跌宕；而有些诗，又一口气到底，数十行从头至尾不分节，且诗句多偏长，感情激越，如滔滔大江，奔流不止。为避免单调、平板、呆滞，其译诗的押韵也灵活多样。一般四至六句短诗一韵到底；十余行、数十行之长诗则中间形随意转，自然换韵，显得流转自如，生动活泼。不像当时（20世纪80年代）流行的许多半自由体、半格律体译诗，不问诗句长短、不顾感情起伏之内在需要、不管是否节同情配，随便押上韵，生拉活扯，拖泥带水，一竹竿插到底。此外，纳训还极重视诗的旋律感、音乐感，其译诗极讲究音节的组合。若借用闻一多新诗理论所谓“音尺”来表述，即诗句中往往两字尺、三字尺、四字尺、五字尺有规律地排列组合，其中以两字尺、三字尺居多，间杂有少量的四字尺、五字尺。列如下列诗句：
“只有/圆月般的/容貌/蒙上/面纱的/时候，
灿烂的/太阳/才能在/黯淡的/空中/露面。
除非/稍微揭开/面纱，/透出/一条/缝隙，
黎明/绝不会/在人眼中/显露/额角。
请堵住我/眼中/连绵/不绝的/眼泪，
且把/爱情故事/简明地/叙说/一遍……”
以上诗句，前三句每一行都由六个音尺（音组）排列组成，后三句则每一行都由五个音尺（音组）组合。每个音尺，或两字尺（两个音节），或三字尺（三个音节），或四字尺（四个音节），或五字尺（五个音节）构成。上下诗行的音尺排列有规律地变化，造成了一种抑扬顿挫的艺术效果，有着一种既跌宕起伏又和谐匀称与统一的节秦感。并且，整首诗每行都以双音词（即双字）收尾，使之吟诵起来朗朗上口，音调和谐，娓娓动听，富有音乐般的美感。而有的诗（如前面说到的第一首），则大体上以双音调收尾，但又根据诗情、诗意的陡起或转折，少量有新变化，即改用单音词（单字）收尾，使之有助于诗情、诗意的跌宕转折。
总之，在纳训的六卷译本中，诗歌翻译尤见其功力。这显然与他早年在昆明明德中学求学时即喜欢吟诵诗歌有关，也与他后来留学埃及，又曾由阿拉伯文翻译德国长诗《菩提树下》（未出版）大有关系。即因其曾受到诗的熏陶，富有诗的修养和诗的灵感，并且具有一定的诗歌翻译经验，故其译诗都译得较为成功。其意蕴深厚，感情充沛，充溢着一种内在的生气，富有诗的韵味及精神、风骨。译作中有些诗歌，初看较为朴拙，普普通通，极不起眼，而反复琢磨，便可见其苦心孤诣与匠心独运。其中每一诗行，在艺术的处理上都较为精当。翻开作品，那朴素而优美的诗句迎面而来，宛如梦幻般的艺术世界吹来的阵阵清风，沁人心脾，令人陶醉。其鲜明的形象、幽美的意境，以及明快和谐的节奏与韵律，耐人回味，给人以美的享受，使人获得心灵与精神的愉悦。而且，纳训译本中的诗歌，还很注意在艺术风格上与故事叙述风格大致统一。其自然清新的诗风，与通俗流畅的故事叙述天然契合，如同红花配绿叶，互为映衬，相得益彰，从而构成了一个诗文并茂，情韵丰润的完美和谐的艺术整体。
由于纳训曾长时间生活在埃及，其对阿拉伯人民的生活较为熟悉，而且，又专攻阿拉伯文学和精通阿拉伯文，他对阿拉伯文学作品有其独特的情感体验和审美经验，使之能够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原作的思想、感情，及其情调与生活氛围，所以，其译本能较好地传达出原作之精髓、神采，富有浓郁的阿拉伯地域色彩与泥土气息。在其质朴而又传神的译笔之下，一幅幅色彩斑斓的阿拉伯中世纪生活画面，一个个性格质朴、开朗、浪漫、粗犷，呼之欲出的阿拉伯人物形象，鲜活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浓郁的阿拉伯地域色彩，使人如闻其声如见其人的人物形象，以及曲折离奇、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等，构成了译作引人入胜，令人心魂摇荡的艺术魅力。
纳训的六卷译本，在整体上呈现出质朴无华、自然、清新的美学特征，并以此独特魅力，征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读者，从而誉满海内外。但近十年来，也有专家在肯定纳训译作在那一时代的重要意义的同时，曾对此提出批评，认为与其他翻译家译自英文之译本相比，纳训的译作译得“过俗”，“不雅，欠优美”。对这一观点，本人不敢苟同。我以为，要评判纳训译作之优劣，恐怕不能无视原作品的风格及精神特质。我们知道，《一千零一夜》并非西方文人的创作，而是一部流传于阿拉伯诸国，并在长期的流传中逐步发展定型的民间文学巨著。作为一部阿拉伯民间文学作品，它所使用的语言，本来就是通俗、明白流畅的阿拉伯民间口语。即它以中世纪以来阿拉伯各族人民的日常语言为主，吸收了阿拉伯各地的一些方言，尤其是汲取了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等国的方言土语，具有鲜明的阿拉伯地域色彩，充分体现出阿拉伯人特有的语言习惯及审美特征。作品虽曾经文人加以修饰，但仍保持了阿拉伯人民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特点。简而言之，朴素、口语化、通俗化，不过分修饰、不追求华丽，是这部宏伟巨著语言的总体特色。如果一味追求译文之雅，又如何体现原作精神风韵？试想想，如果将它译为典雅、华丽的莎士比亚风格，它还是阿拉伯民间文学作品吗？
究其实，将作品译得朴素，口语化、通俗化，使之接近阿拉伯大众语体风格，这正是曾经专攻阿拉伯文学，并曾留居埃及整整15年的纳训，其不同于一般译者的高明之处，这正体现了他对原作精神特质的准确把握。惟其如此，译作语言才符合阿拉伯人的性格、气质、语言习惯，译作也才能真切地传达这部阿拉伯文学名著的内在精神。20世纪40年代之英文转译本确实译得很“雅”，很“优美”，但那是英国风格和英国文人趣味。由于英文本几经转译，而且经过了文人的想象与修改，而由英文本转译的汉译家又只能对英文本负责，即其所追求的是达英文本意。故其汉译本之译文虽美，但却远离了原作风貌，已经不是地道的阿拉伯风味。著名阿拉伯历史文化学者朱威烈先生就曾引用姜椿芳先生的话一针见血地指出：“有些翻译的书藉或报刊文章，译笔似乎流畅可读，但经不起检查，一对原文，错误之多，简直令人吃惊。这种中文通顺甚至优美的外衣掩盖了译文的错误的情况，在解放前的一些译文中不鲜其例，而对今天的翻译工作者来说，是应该引起特别注意的。”纳训的译自阿拉伯原文版的六卷本，所追求的，却是忠实于阿拉伯原文本。即其不仅没有“错误”，而且他传达给了读者通俗、质朴、粗犷的阿拉伯原文本风格。
本人以为，就其对原作品风格精神之准确把握，以及忠实于原作、准确传达原作精神来看，纳训后期的《一千零一夜》译本，即使与傅雷、朱生豪等世所公认的文学翻译巨匠之杰出译作相比，也不显逊色，也不乏其同样的动人魅力。其通俗、质朴的译作风格，与朱生豪译莎翁全集之典雅华美，与傅雷译巴尔扎克等人作品的精辟而富文采诗意，都各显风采，各呈异彩。也即是说，纳训的六卷《一千零一夜》译本，与朱生豪所译《莎士比亚全集》，与傅雷翻译的罗曼·罗兰和巴尔扎克等作家作品，在准确传达原作精神，保持原作风格方面，都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应该说，翻译大师们都各显身手，精益求精，都以自己的传神之笔，将所译世界文学名著传于不朽。因之，他们的译作也都各自获得了较为广泛的读者。
即使不考虑译作是否符合原作精神，翻译家也各有其独特的翻译风格。众人皆知，在文艺创作上，不同的艺术风格都可以自由发展，而各种艺术风格也都各有优长。正如我们不能以梅兰芳的雍容大方而非议程砚秋的柔婉细腻，不能以神驰八极的李白来苛求沉雄奇拔的杜甫，各种风格都有其存在的价值。文学创作如是，文学翻译亦然。不同翻译风格的作品，都可并存，都尽可各放异彩。就文学翻译（或文学创作）语言的通俗与华丽而言，到底孰优孰劣？也不能妄下断语。客观地讲，二者都各有其动人魅力。华丽语言固然优美，但追求朴素，平易、口语化，似清水出芙蓉，如发天籁之音，不露雕琢之痕，又有何不美？人民艺术家老舍在创作时，就常常“先用嘴说说再写，看是否顺口”；写农民的“铁笔圣手”赵树理，则纯粹在山西农民的口语中提炼自己的作品语言。谁又能说他们的语言不美、作品不美？文学翻译自然亦如文学创作。其实，通俗、质朴、口语化，不等于粗制滥造，相反，更需要作家、翻译家精勤的修改打磨。正所谓“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只有几经打磨，反复斟酌、切磋，方能“在天然中取妙语，力求自然”。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文学翻译，一般来讲，朴素风格的养成，更需要作家、翻译家的长期修炼。在文学史上，就有着一个不容否认的事实，即越是成熟的作家，其美学追求越趋向自然、质朴。例如被后人尊为一代散文大师的朱自清，其语言风格即经历了由典雅、华丽到不尚雕琢，追求平易、朴素之转变过程。如前所述，纳训的书面语言，由早期的文言风味转向白话、间杂欧化色彩，进而追求通俗、明白的质朴风格，这一方面是翻译阿拉伯原作品之需要，另一方面，也是其翻译语言由不成熟走向成熟的鲜明体现，是他后期翻译风格成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重要标志。
此外，每个时代都有着自己的审美要求，也都有其时代之美，评价纳训的译作，还应该看到他所生活的时代所崇尚，所赋予作家、艺术家的总体美学特征。艺术应走向人民，作家、艺术家应力使自己的作品做到“通俗化、群众化、民族化、艺术化完美结合”，这是那一时代党对一切文学艺术家的要求。在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上，郭沫若、茅盾两位文学大师及文化界领导，都曾特别强调新时代的文学翻译应为人民大众服务。他们都号召翻译家，要充分运用祖国的丰富语言，使译文既保持原作精神，又适合新时代中国广大读者阅读，以使自己的译作能服务时代、服务人民。检视纳训后期出版的两部译作，尤其是几经校改的六卷译本，分明可以看到，纳训解放后的文学翻译，是认真地贯彻了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精神，遵循了茅盾等文化界领导“用通俗的语言”“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的要求。其译作的通俗化、大众化，与时代精神，与党对文学翻译（也包括文学创作）的要求完全合拍。
一代文学翻译巨匠傅雷先生曾经主张，文学翻译应以纯粹的中国语言达其意、传其神。他说：“译书的标准应当是这样：假使原作者是精通中国语文的，译本就是他使用中文完成的创作。”纳训的《一千零一夜》六卷译本，无疑正像一位精通中国语言之阿拉伯人，用中国语言所创作的阿拉伯民间文学作品。它既是纯粹的中国语言，具有纯质透明的“中国作风”与中国的“民族气派”，又传达了原作的风采神韵。其语言雅俗共赏，为中国广大读者所喜闻乐见。
当然，由于时代的局限，纳训的六卷译本，也存在着一些不足。首先，是其译本对原文本内容有所删节。每个文学翻译家对作品的审美评判以及对翻译内容的取舍，大抵都受其美学理想、审美趣味，以及他所生活时代的审美要求、社会时尚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当时，党对中外文学遗产的态度是“批判地继承”，文学翻译自然只能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文学译作毫无疑问应该都是洁本。《一千零一夜》作为一部阿拉伯民间作品，有着14篇小故事，“描写粗鄙，不堪入目”。此外，在其他故事中，也间或杂有一些性方面的描写，以及部分不健康的诗歌。例如有的故事中对生殖器之饶有兴味的夸张描写，颇有点近似于我国被禁古典小说《金瓶梅》之低级趣味。这些较为低俗的内容，明显属于《一千零一夜》中之糟粕。其翻译态度本来就极为严肃的纳训，在他每次校改译作时，都对已经译出的这类庸俗不堪的内容“有强烈的反感”。加之当时的历史具体性思想意识的作用，使之在处理这方面的内容时，格外小心谨慎。这些小故事该不该收入其六卷译本。他心里一直十分矛盾，总是“举棋不定”，难以取舍。在最后一次编排修订中，纳训充分考虑到其译作所面对的各行业、各阶层广大读者，尤其是广大青少年，遂终于下定决心，将这些小故事和一些性描写内容以及部分有关诗歌，予以删除。
从文学作品对广大读者可能发生的影响一面去看，纳训对已经译出的原文版作品部分内容予以删节，当然无可非议。并且由此，我们也看出纳训作为一代优秀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家，其高度的社会责任感与高尚的艺术良心。他宁可不要足本、善本译著，宁可让自己呕心沥血的全译本带上一个永远的遗憾，也不愿让低级趣味的作品毒害广大的青少年读者，其道德情操，高山仰止，令人肃然起敬。但从文学翻译应尽可能保持原作内容与艺术风貌的角度去看，就让人感到美中不足。尤其是纳训这样一位中阿文化学养深厚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未能给读者留下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一千零一夜》全本以及足本、善本译作，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其次，纳训的六卷译本在艺术结构上，也还存在着一点缺憾。即译作未完全保持原作品之结构形式。流行于世的《一千零一夜》结构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单纯的讲故事，另一种是既讲故事又分夜。善本作品是后者之结构形式。故而在阿拉伯国家，有“善本必分夜”之说。纳训所依据的两个阿拉伯原版善本作品，也都是既分夜，又大故事套小故事。纳训当时因“考虑到我国大众读者喜欢阅读、欣赏故事的习惯”，加之，为避免每夜开头重复的过烦，其六卷译本结构，依然如三卷选译本，系借鉴西方一些译本之只讲故事而不分夜样式。虽然，译作照顾了中国读者的阅读欣赏习惯，可用“善本必分夜”的标尺衡量，或者说，与原善本作品相比，其译作结构就稍嫌不够规范。
不过，纳训的六卷译本尽管不是真正意义的足字“全译本”作品，但论其对中国广大读者的实际贡献，它却远远地超出了一部完整的全译作品。因为纳训虽然删除了原作的部分内容，可又补译了两篇在阿拉伯流传久远、脍炙人口的优秀长篇故事。这就是后来深受读者喜爱、广为传播的《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及《阿拉丁和神灯的故事》。这两个长篇故事，在他所依据的两个辑录故事最多的原版本作品中，均未收入。纳训系从其他文学作品集里译出，将它加入其六卷译本中。这在世界范围的《一千零一夜》翻译中，乃是一个破天荒之创举。从其译本的增减字数来看，他所删除的小故事仅有数千字，而其增译的两个大故事，却有9万8千余字，整整多出删削字数的14倍。这使得他的六卷译本之篇幅字数，“大大超过了任何一部阿拉伯原文本《一千零一夜》”。著名回族学专家、《古兰经》翻译家林松先生，就曾称之为一部“包括阿拉伯原版及世界各语种译本在内”的“容量最大，字数最多的《一千零一夜》版本”。林松先生曾感慨说，如果纳训不删削原文本之7千余字，那他的这部六卷译本，“该算是全世界唯一的足字超全本了”。而更为重要的是，纳训所增译的这两个长篇故事，随着其译本的广泛传播，在中国读者中广为流传。这两个历久弥新，让人百读不厌的长篇故事，长期以来，以其独特而深厚的艺术感染力而备受读者喜爱。其中《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还曾被上海人民艺术剧院改编为芭蕾舞剧搬上舞台，纳训因此被剧团聘为顾问。在其建议下作了几次修改的剧作，深深吸引了观众，广受人们欢迎。作品不仅在大陆广为传播，而且风靡港台乃至东南亚诸国。缘自《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故事》之歌曲《阿里巴巴》，曾唱遍港台，后又由香港流传大陆，至今传唱不衰，流行于全国大街小巷。
由此可见，纳训的六卷译本虽存在不足，但瑕不掩瑜，仍有其独特艺术魅力。不能因上述缺憾而否定该译本之巨大成就，忽视其对中国读者之广泛、深远影响，低估了它在当时的中国译坛之重要地位及重要意义。
纳训的《一千零一夜》六卷译本在中国当代译坛的地位是重要而独特的，其价值、意义是不可估量的。阿拉伯文学，源远流长。“在当今被称作阿拉伯世界的土地上，产生过人类最古老的文明：尼罗河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地中海东岸的迦南文明；正是在这片土地上，产生过人类最早的史诗——远比西腊荷马《奥德赛》和《伊里亚特》，还早好几个世纪的《吉尔加美什》，产生了神奇的《亡灵书》，如果我们说西方文化和文学的源头就在这片土地上，也许并没言过其实。”但从近代以来直到改革开放前，我国对阿拉伯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客观地讲，远不及对西方文学的重视。五四新文学运动发难之后，由于建设新文学的需要，在鲁迅、胡适、茅盾等人的倡导下，“睁眼看世界”的国人，逐渐有规模地译介西方文学，许多西方文学名作进入了开放的中国。然而，由于翻译界阿语人才的奇缺，中国对阿拉伯文学的翻译介绍，依然成果寥寥，“几近空白、荒芜”。在漫长的数十年间，人们对阿拉伯文学以及阿拉伯社会历史文化及民情风俗的认识了解，主要从《一千零一夜》中获取。而在《一千零一夜》诸汉译本中，最忠实于原作精神、风貌，因此也最为可靠、最具认识价值的，就是纳训直接译自阿文原本的译作。在这样的背景之下，纳训的一枝独秀的《一千零一夜》六卷译本，更加显示出了它在中国当代译苑的独特地位及难以估量的意义。
鲁迅说：“注重翻译，以作借镜，其实也就是催进和鼓励着创作。”因此他要求，中国应“有许多好的翻译家”。纳训的《一千零一夜》六卷全译本，和诸多文学翻译家的译作一样，为新中国广大文学青年提供了不可缺少的外国文学艺术养料。他们所翻译的众多不朽文学名著，犹如一条条潺潺流淌的清泉、溪流，汇集成了滚滚滔滔的外国文学长河，滋润了中国读者的心田，灌溉了新中国的文学艺术园林，培育了新中国众多文学艺术家。
文学翻译是一项极为艰苦的创造性劳动，其劳动强度、艰难的程度，超过任何文学作品的创作。而在所有的翻译中，拓荒最为艰辛。这已是时至今日的中外许多文学翻译家的共识。纳训在《一千零一夜》翻译方面，是一位真正创榛辟莽的开山大师。早年，他在埃及从事《天方夜谭》翻译，没有任何中文译本可供参考，手头仅有一部破旧的中阿字典。而后期翻译，则因其已具备深厚的中阿语言文学和阿拉伯历史文化功底，以及丰富的文学翻译经验，无须再参考其他汉译本；再说，为不受其他译本的影响，以致防碍自己对原文本艺术精神的准确判断，他也不大愿参考其他汉译之作。因此，其《一千零一夜》的翻译，无论是早期译《天方夜谭》，还是解放后的重译，都从未参考其他汉译文本，全凭其自己的深厚功力以及在此基础上，对阿拉伯原文本作品的直接的透彻理解与深刻把握。
我国的《一千零一夜》翻译，至20世纪90年代，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新时期文学创作的蓬勃发展，文学翻译事业空前繁盛，显示出一派“万花渐欲迷人眼”的繁荣景象。新的文学翻译家不断涌现，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重译蔚然成风，“各家出版单位竞相出版的外国文学名著无以计数”。纳训曾为之倾尽毕生心血与精力的《一千零一夜》，作为一部曾影响了全世界的文学名著，也吸引了诸多阿拉伯文学翻译家。例如葛铁英、仲跻昆、郅溥浩、李唯中，以及纳训生前同事、助手王瑞琴等众多译家，也都曾为这株世界文学奇葩能在新时期的中国译苑展放新姿而废寝忘食，倾其汗水。翻译成果丰硕，翻译家们都各尽其才，各展其志，其译作也都各具风致情韵，从而打破了新中国建立以来，“该名著的汉译领域”仅“纳训一统天下”的寂寞、单调局面。世界文学名著理应有多种译本，以资读者及研究者阅读参考。我国现代文学巨匠、文学翻译大师茅盾就曾说过：“名著可以有两三个译本……能互相比较，取长补短”，这样，“也许更有利于译文质量的提高和翻译事业的繁荣”。纳训生前也曾希望将来有人能将这部作品“译得更好，使中国人民能更加了解阿拉伯人民的伟大”。而纳训的《一千零一夜》六卷全译本，即为新时期诸多《一千零一夜》翻译家，积累了由阿拉伯文本翻译汉文作品的宝贵经验，并为他们重译作品提供了可靠的足资借鉴的参考译本。著名阿拉伯文学研究专家、《一千零一夜》翻译家葛铁英先生，就曾公开宣称，他的《一千零一夜》翻译，曾参考了纳训的六卷译本。他说：“我对老先生（指纳训，笔者）向来十分敬重。既然老先生已经给我们留下了可供参考的译作，我们为什么不参考？又怎么能不参考？”文字翻译亦如学术研究，需要继承与发展，后来者总是站在前人的肩上，朝着自己认定的颠峰奋力登攀。我以为，学习前人的翻译经验，借鉴前人的翻译成果，不仅无任何拙陋之嫌，相反体现出翻译家对待神圣的文学翻译的严肃、认真及慎重态度。我相信，有着高度责任感的新一代《一千零一夜》翻译家们，在其埋首于翻译，从事艺术创作时，为了更好地再现这部举世闻名的壮丽的阿拉伯艺术画卷，或多或少，也都像葛铁英先生一样，参考了纳训的直接译自阿拉伯原文版的六卷译本。
总而言之，纳训的六卷全译本，以其卓然的艺术成就，不仅获得了各行业、各阶层广泛读者，而且也广受作家、戏剧艺术家、文学翻译家的青睐，显示出其特有的美学价值和顽强的艺术生命力。作为一部有着自己风格特色及独特魅力的文学译著，它不仅属于20世纪读者，而且属于今天的读者，并且还将属于未来的广大读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