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训的一生极富戏剧性，曲曲折折，喜悲交叠，殊可惋叹。相对而言，20世纪50年代的中期、后期，是他整个人生旅程中一段极为难得的坦途。当时，命运之神奇迹般为他敞开了一道金光耀眼的希望之门。好事联翩而至，喜讯频频盈门：1954年8月，他受文化部邀请，赴京参加全国翻译工作者会议，并在会上被约请重译《一千零一夜》。1956年，当他正想多一点时间，抓紧译完作品时，他接到了被省文联借调的通知。1957年12月，他的《一千零一夜》三卷译本顺利得以出版，并且大大出乎预料，轰动全国，深受广大读者欢迎。1959年，誉满全国的纳训又奉调迁居首都北京。
纳训道路顺畅，如愿以偿，春风得意。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他不仅事业有望，得以重续旧梦，找回了其在青年时代即开始构筑的精神家园。而且，他还获得了与马汝知女士的珍贵爱情。1958年，纳训与其夫人马汝知女士喜结良缘。
他和马汝知女士的相知相爱与结合，在回族同胞中的不少人士看来，是安拉的赐予，是安拉对纳训多艰人生的一个加倍补偿。这是一首由略带感伤而渐趋平缓舒雅的动人心弦的爱情之歌。纳训从埃及回国，方知其结发妻子早已墓草久宿。又因其妻儿皆亡，母亲过度悲伤，不久，也随之凄然离世。哀莫大过于心死。纳训遭此打击，不胜悲痛伤感，从此心灰意绝，不再有情爱、婚姻之想。早在他担任明德中学校长时，就曾有不少热心人，为他物色和介绍对象，均被他一一谢绝。据说父亲在解放前夕归真，临终前还为纳训今后的生活担心，要他尽快重新成家，以便在生活上有个照应。纳训含泪应承，可后来却一直无心再婚，直到即将步入知天命之年，依旧形只影单，孑然一身，过着半流浪汉的生活，境况甚是凄凉。后在几位姐姐以及挚友纳忠等人的一致苦劝下，其封闭多年的门窗才渐渐打开，开始考虑重新娶妻，建立新的家庭。于是，在纳忠的直接牵线与介绍下，纳训与才貌出众、温柔贤惠的马汝知女士幸运地走到一起。两人相处一段时间，互相爱慕，彼此情投意合，遂于1958年结为伉俪。次年，他们在北京得女儿尔谦，越两年，小女尔瑾又相继出生。
马汝知女士出身于云南武定县一富户人家，气质典雅，容貌佳丽，温情脉脉，是典型的大家闺秀。当年就学于昆明女子师范学校，曾被同学一致公认为该校校花。其文静美丽的外貌及超凡脱俗的举止，酷似青年时代的女作家冰心。因家庭环境影响，马汝知女士自幼好学，就读昆明女师时，更学习出众，文章、书法皆为同学所钦羡。但也命运不济，二十多岁即丧夫。她与纳训相识时，已守寡五六年。其膝下有一幼女，即后来纳训的大女儿纳尔谊（小名“芭箩”）。纳训与马汝知女士的共结良缘，堪称天作之合。两人皆年轻丧偶，都心有创伤，命运相似，“同是天涯沦落人”。相似的人生不幸，使他们能够相互体味对方的心灵苦痛，能够真正理解与珍视对方给予的真挚感情。在艰辛的人生旅途上，他们相知相随，相濡以沫，风雨同舟，患难与共，各自都以其至真至诚至深之爱，抚慰对方之心灵创痕，彼此均成为对方精神上和情感上不可缺少的重要支柱。
真正的爱情是冬天里的一把火，是沙漠中的一湾清泉、一滴甘露。它能促人进步，催人奋发，能给身处困境的人带来光明和希望，带来生活的勇气与信心。温柔、贤惠的马汝知女士给纳训带来了温暖的爱情阳光，为孤独地漂泊半生的纳训营造了一个充满天伦之乐的温馨可意的家庭。马汝知女士的到来，使纳训得到了新的人生体验，获得一个心与身的归宿和灵魂的栖息之所，从而改变了他孤身独处的寂寞人生，使他的生命之火燃烧得更加旺盛，从此，心绪低沉的纳训变得精神焕发，神采飞扬。马汝知女士既是纳训的的生活伴侣，也是他的红颜知己，是他事业上不可缺少的贤内助。自与纳训结合之后，纳夫人一直充当着一名普通的家庭妇女，承担了料理家务和照顾儿女的重要职责，以其无怨无悔的辛勤劳动，为纳训的工作与生活，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使之能够专心致志地埋头于文学翻译。纳训到北京后，常常因开会或下乡劳动耽搁了翻译，晚上就加班加点地赶译作品。纳夫人在料理家务、照顾孩子之余，总是给纳训端茶送水，殷勤照应。并且还常在空余时间，帮助纳训誊抄一摞摞的译稿。在纳训后期所取得的翻译成就中，也浸透着她的心血，也有着她的一份功劳。更为难得的是，在20世纪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风雨中，身染肺病的纳训又雪上加霜，备受精神折磨和肉体的摧残，几乎已迈进“死亡谷”，正是纳夫人以其特有的温柔体贴及吃苦耐劳，独立支撑起一片蓝天，使纳训痛苦的心灵得以慰藉，使其精神肉体皆得以救渡滋养，从而熬过了那段岁月。马汝知女士给予的真情温爱，一直伴着他走完其人生旅程。
大约在1959年8月，已重建温馨家庭的纳训，接到了文化部下属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发调令，调他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工作。是年11月初，纳训携妇将雏，离开昆明，北上京华。
纳训去北京，可以无牵无挂地专门从事文学翻译。且北京文化气氛浓厚，催人奋发，在出版社编译所工作，查找资料更为方便，还可随时与其他翻译家作切磋交流，这都大大有助他的文学翻译。因之，他接到调令，大为高兴。但待头脑冷静下来，却又顾虑重重。他最担心的是拖家带口，北京夏天过于炎热，冬天过于寒冷，从不热不冷、四季如春的昆明到北京，恐纳夫人和女儿尔谊都难适应北京之酷烈气候。于是，纳训又颇矛盾，思想斗争较为激烈。尽管人民文学出版社三番五次敦请其尽快赴京，纳训却一再犹豫，迟迟不肯办理迁移手续。最后，因为云南民族学院和云南省文联之间发生了难以调和的矛盾，纳训自知已不可能再继续借调云南省文联，这才决定携家赴京。
这两个单位之所以发生矛盾，实则由争抢翻译家纳训而引起。
人才总是宝贵的。即便在那一知识分子被肆意践踏的极左年代，有时，也会有人做感人的发自本心的爱才之举。纳训的《一千零一夜》三卷译本出版之后，声名鹊起，誉满全国，云南民族学院和云南省文联都想拥有翻译家纳训。其时，云南民族学院原院长王连芳同志已调离民院，到云南省委统战部工作，院长一职曾一度空缺。受命代理院长工作的领导同志，应学院部分教师要求，与省文联领导协商，想将纳训要回云南民族学院。其理由是：学院工作多而教职工少，“一个萝卜一个坑”，民族学院的资料室工作需要纳训，应将他放回云南民院。而云南省文联领导却想继续借调纳训，不愿将他放回。于是，双方发生激烈争执。民院领导势在必得，以纳训原本是民院职工为由，极力要人；省文联则认为纳训是文学翻译家，属国家人才，省文联需要他，应继续借调。后云南民族学院使出绝招，向省文联发出了最后“通牒”：民族学院人手少，底子薄，不堪重负。如省文联再不放人，民族学院将立刻停发纳训的工资。正当两单位领导为争夺纳训而闹得不可开交之时，云南民族学院收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商调函。于是，已发生矛盾的双方皆大欢喜，都为对方没得到纳训而高兴。正是在此不得已的情况下，纳训才携家离昆赴京。
当时，沾益至贵阳一段铁路尚未竣工，纳训携夫人及女儿尔谊，由昆明乘火车至沾益，在沾益换乘公共汽车，经过两天的颠簸到达贵阳。因接到调令已将近两个月时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几次来函催问。为赶时间，他们马不停蹄，中途未作停留，一到贵阳便登上北去的列车。11月下旬，纳训和家人顺利到达首都北京。
纳训一家被安排在东单内务部街无量大人胡同（后改为红星胡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居住。这是一个改造过的“老北京典型的四合院”，“进入大门是个庭院，花木扶疏，天棚垂下一条条葫芦，北屋六大间上房完整地保存下来，纳训家住了正中两间。隔壁是红学家周汝昌先生一家所住。全院大约有四五户人家，厨房、厕所公用，从房屋结构看，既结实而又精致，上开天窗，下铺花瓷砖”。这座四合院原是我国著名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居所，曾经“高朋满座，谈笑风生”，门庭若市。当年，梅兰芳师从国画大师齐白石学画，白石大师就常被梅兰芳恭接于此。每授艺毕，“执弟子礼极恭”的梅兰芳，必清唱一曲以谢师。梅兰芳与艳绝京都的昆剧名伶孟小冬热恋，曾轰动京华，羡煞无数痴情男女。两人即是在此共筑爱巢。据说后来，有一单相思的纨绔子弟王惟琛，竟持枪闯入梅宅，要梅兰芳掏五万块钱，赔偿其失去恋人之损失，后被警察团团围住，慌乱之中，误杀了梅的客人，北京《大陆晚报》经理张汉举。梅兰芳从此视之为“凶宅”，举家迁出。解放后，梅宅被收归国有，成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宿舍。纳训所住房间，正是当年梅兰芳的书斋“缀玉轩”。
把家安顿下来，纳训即到出版社编译所上班，从此开始了他后半生的职业翻译家生涯。这时的北京，乍阴乍晴。“刚度过歌舞升平的十年大庆。古老的宫廷御园，焕发出青春的魅力；新兴的十大建筑，闪烁着传统的光彩”，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已取得了一些成就。但在极左路线的困扰下，祖国已面临持续三年的困难时期。北京因为是首都，情况稍好，但也逐渐表现出饥荒年代的来临。物质日趋匮乏，粮食、肉食等供应日趋紧张。纳训举家迁京不久即坠入缺粮少肉的困境。1959年12月，二女儿尔谦出生，1961年，又增添三女儿尔瑾。时世艰辛，又负担日重，纳训的五口之家，已笼罩着饥馑的阴云。
不过，“从昆明到北京……专心从事《一千零一夜》全译本工作，这本是他生平的夙愿。能调到北京，得以安心完成大任，可谓得其所哉。家属也来到北京”……没有后顾之忧，并且，到北京后，与留埃老同学马坚、纳忠、林仲明以及回族青年学者林松、纳国昌等人交往频繁，朋友们彼此牵挂，都常来看望，使纳训以及纳夫人在精神上得到莫大安慰。因之，纳训依然很乐观，“心情很舒畅，工作也倍加勤奋努力”。身处首都北京，使人精神振奋，连纳夫人也在家务劳动之余，一度成为街道居委会的积极分子，整天挨家挨户统计灭四害（苍蝇、蚊子、老鼠、麻雀）成果。纳训很喜欢听京剧，他觉得京剧别具有一种为交响乐之类音乐所不及之独特韵味。曾经一段时间，他在晚饭后，兴致勃勃地领着女儿尔谊去吉祥剧院，观看京剧艺术大师梅兰芳的精彩演出。纳尔谊至今还记得父亲曾领她观看的《拾玉镯》等艺术精湛的节目。
人民文学出版社位于朝阳门大街，与他居住的东单相距较远，纳训每天骑单车上下班。是时，在离出版社不远的文化部东四头条后院，办有一个回族食堂，文化部、外文委、外文翻译社等单位回族工作人员均在此用餐。初到北京时，为节约时间和减少每天往返几趟的劳累，纳训中午不回家，应时在文化部文物局工作的青年学者纳国昌先生之约，他们中午一同在文化部回族食堂吃饭。两人“从此几乎每天都见面，同桌共餐，悄悄地谈谈心里话”。
纳训“无心去领略京华风光，又不肯受困于柴米油盐，一到北京就着手工作”。他精神抖擞，踌躇满志，认真“做了个计划。已出版的三册，选自原书的各处。要译出全书，需分八册。也就是说，还得译五册，每册约25～30万字”。计划拟定，随即紧张而有序地投入了这项宏伟、浩大的艺术工程。这是他后期最为“精力充沛、兴致甚浓、文思敏捷、笔墨酣畅”的阶段，其翻译进展较快。
但此时，整个文化教育界，进一步强调思想改造，反对走“白专道路”，政治空气愈来愈紧张。不久，全国又开始了所谓“拔白旗”运动。声称“把资产阶级白旗拔下来，把无产阶级红旗插上去！”许多老知识分子被当作“走白专道路”典型，遭到批判。纳训的文学翻译，不可避免地受其影响，不得不时译时停。为使知识分子得到思想改造，各部、委、办、局工作人员经常轮换到机关农场劳动或下乡支农。每次去劳动的规定期限为半个月，年过“知天命”之年的纳训也不能幸免。文化部农场在离京较远的郊区居庸关，劳动强度极大，生活较艰苦，凡亲身经历者，都难以忘怀。与之同在文化部农场劳动的纳国昌先生曾在文中回忆道：
“居庸关农场劳动锻炼，我是过来人。虽说出大力吃大苦，幸而‘季子正年少’，还挺了过来，受到表扬。全民皆兵，实行军事化，干部职工编为连队，不分老弱，一律挥镐上阵，向荒山进军。
北国深秋，霜重雾大，草木凋零。天刚破晓，宿舍外的哨音吹响了，立马起来整装集合，点名待命。顶着朔风，一口气跑上居庸关‘云台’，进行基本制式教练，做体操。解散后就在浮着薄冰的溪涧水里洗漱，速进早餐后出工。肩扛铁镐，攀登到险峻的‘阎王鼻子’下的山坡，挖掘‘鱼鳞坑’准备蓄水种树。当官的手执标尺检验规格，收工时集合，自报挖坑数量，一位女‘右派分子’自报数量超过我，当官的不相信，硬说她不老实，理由是我‘积极肯干’，挖掘的反比她的少，可见她是虚报。此人不敢申辩。还有两位‘老右派’，真是动辄得咎，起床集合点名，行动迟缓，曾被连长叫出队列，严加斥责，什么阶级本性不会改变，抗拒劳动改造……两个老头不敢作声。每班十几个人睡通炕，两个‘阶级敌人’正好与我为邻，天未明就悄悄起来，穿戴整齐，笨鸟先飞，坐在炕头，等待起床哨音。他们都是纳训编译所同事，年纪最大的是王利器，著名版本学家，著有《古董斋随记》，在文物考古界有一定声望；较年轻的叫张友松，翻译了马克·吐温的几部作品（《汤姆·沙耶历险记》《王子与贫儿》等），我拜读过他俩的书，今始识其人，戴着一系列‘桂冠’，听起来胆战心惊，什么‘右派’就是反动派，隐藏在无产阶级阵营内部的‘不带枪的敌人’，遇有风吹草动，他们就会跳出来和无产阶级较量一番。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是他们的‘逻辑’。因此，人人避而远之，让两个老头彻底孤立……
居庸关上，人们不惜出力出汗，在于争取劳动锻炼期满，有个好鉴定认可，顺利回城，不至被留下跟下一届继续修炼成正果。”
纳训当时已上了年龄，且患过肺结核，而劳动量过大，生活又极度清苦，因此愈加显得苍老，显得愈憔悴不堪。纳夫人深为他的身体忧愁，“担心他能不能度过这一关”。“某次，又轮换他去居庸关文化部农场劳动”，“期限为半个月”。饥荒年间肉食奇缺，当时，纳训一家成月不尝肉味，很长时间才能到东来顺涮羊肉馆，吃上一点数量极少的羊肉，以“杀杀馋气”“打牙祭”。不知纳夫人从哪里弄来一点牛肉，“炖了一锅红烧酥肉，背了尔谦给他送去。母女由永定门车站乘京张路火车，至居庸关下车，待赶到农场，天已黑了，当晚住在场部。尔谊还小，孤零零地留在家里，可怜小‘芭箩’哭了一夜……”
在那艰难的岁月中，纳训咬紧牙关，一边承受着时代所给予的肉体与精神的熬炼，一边顽强地、艰难地、断断续续从事着这部巨著未完部分的翻译。到北京后，纳训加入了中国翻译工作者协会，任协会理事。作为编译所工作人员，作为翻译家协会理事，纳训除了参加繁重的支农与文化部农场的劳动改造，还得应付无休止的开大会和政治学习及整风等，大量的时间被白白耗费。坚韧不拔的纳训，白天不能从事翻译，晚上就在家里加班加点地忘我工作。
经过几年的艰难拼搏，1966年，纳训已完成了第4、第5、第6卷作品的翻译，“大约两年译成一册”。然而，也就在这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在这场空前的文化浩劫中，文艺界首当其冲，成为重灾区。所有文化人都在劫难逃，包括《一千零夜》在内的所有古今中外文学名著，被批为封、资、修大毒草，或被封于图书室，禁止阅读；或从图书馆清出，一把火焚之。一时间，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牛鬼蛇神”“黑帮”“修正主义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满天飞。这时，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译所业务全部停止，“谁也不敢再把封资修货色引进来”。纳训的“通盘计划终于被打乱”，其《一千零夜》翻译被迫停笔。
在这场文化大灾难中，纳训遭到了火力凶猛的大批判。弥漫着谎言、谣言、诬蔑、诽谤的大字报铺天盖地，一根根棍子、一顶顶帽子迎面而来。纳训被打为彻头彻尾的“牛鬼蛇神”，纳训所翻译的《一千零一夜》被批为他用以毒害人民的充溢着封建宗教毒汁的大毒草。于是，他的办公室被查封，家也被查抄。纳训很长时间，被造反派隔离审查。纳训从埃及带回的很多珍贵的阿拉伯文史书籍、资料，连同在埃及译为阿拉伯文发表出版的中国作品、抗战时期国内出版的《天方夜谭》、解放后出版的各版本《一千零一夜》和刚完成的三卷译稿，以及青年时代的一些照片等，都被抢掠一空。
看到家里被抄得乱七八糟，纳训愤慨至极。尤其使他痛心的是，他五六年来，夜以继日、呕心沥血译就的三册译稿被抄走，可能被付之一炬。纳训的心在颤抖、在哭泣、在流血！一种由翻译家的良心及责任感促发的、交织着愧悔与内疚的痛苦，使他不能自已，几乎瘫倒。回想从在埃及翻译《天方夜谭》以来，理想的一次次幻灭，他深感迷惘、困惑，无法理解现实给他的文学翻译带来的厄运：“解放前译了个五卷本，却弄得毫无结果。这次想译八卷本，已经出了三册，又新译了三册，只剩最后两册了，难道又要落得个毫无结果？一本世界名著的翻译，莫非就要这样半途而废？为什么就不能让我把它译完？为什么？我怎么也想不明白……”
不过，相比周围其他的受冲击者，纳训还算是幸运的，他虽然被隔离审查，却未被造反抓去挂牌批斗和游街示众，从而躲过了坐“喷气式”和拳打脚踢的残酷斗争。
1969年9月，“帝王将相才子佳人部”的文化部及其所属单位，从上到下一锅端，全部下放到文化部“五七”干校——湖北咸宁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纳训因为是曾被隔离审查的重点改造对象，他的命运自然比那些人要惨得多。在“五七”干校，他最初被安排去“开荒种地，搬砖运瓦，砌筑房屋”；后来又分派他去烧锅炉。其劳动态度，即是对待改造政策的态度，纳训得规规矩矩地接受改造，无论安排何种工作都须拼尽全力去做。手无缚鸡之力的纳训，每天都承受着力不可支的繁重劳动。过度的劳累，将他折磨得“不知道自己的腿是否还在原处”。时运不济，文人命贱如同草芥，“周围有些与他相似的学者”已被累倒、拖垮，在干校凄然死去。纳训也命若游丝。他常想，“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也会跟他们一样，倒下去就再不能起来”，他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了自己生存的余地……”
但即使在这个时候，纳训也没有灰心，也没有放弃他的继续翻译《一千零一夜》之梦。有时，他曾突发奇想，很希望《一千零一夜》中的“奇迹出现在他眼前”，“神奇的飞毯会飞来”，把他“载到新生的彼岸”，“瓶中的巨魔会帮助”他“实现三个愿望”。他想，“到那时，要是有人问：‘你的第一个愿望是什么？’他会不加思考地说：‘只要能够让我把《一千零一夜》译完吧！’”
纳训本来就身体欠佳，又是回族，在“五七”干校，其生活极不方便。而干校离城镇较远，他平时只能随便整点吃的填填肚子，勉强抵挡饥饿，熬上一个星期，才能到城里弄点可口的食品，饱餐一顿。营养严重不良，体质极差。而更加要命的是，他原来就患过空洞型肺结核，可干校却安排他去烧锅炉。工作时，烟雾、灰尘弥漫，呛得他喘不过气来，这无疑是将他推向死路。纳训从“五七”干校回京后，原已疥化的肺病即迅速恶化，明显与他这段时间生活的艰苦、劳动量的繁重，尤其是烧锅炉有关。纳训之所以能够顽强地活下来，最终完成他的翻译之梦，首先应归功于温柔慈慧的纳夫人。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幸有纳夫人的温爱、体贴，为之增油添芯，才使他微弱的生命之灯，未熄灭在那一风狂雨骤、许多人都难以熬过来的凄风苦雨之夜。
纳训到“五七”干校之前，其大女纳尔谊已随着知青下乡的浪潮，到黑龙江插队，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不久，纳夫人又遭驱逐出京，遣返回昆明，次女尔瑾及三女尔谦即跟在纳训身边，“父爱加母爱集于一身”的纳训，在去湖北“五七”干校时，只得先将两个女儿送回昆明，才由昆明转道赴湖北咸宁。
纳夫人与孩子在昆明时，正值昆明武斗期间。为两个小女安全考虑，纳夫人只得领着尔谦、尔瑾到纳训家乡纳家营安家落户。母女三人在纳家营，与纳训的四哥一家同住故居旧屋，两家各居一边耳房。纳夫人每天参加生产队劳动，乡亲们为照顾她，特安排并教会了她编制皮革马笼头，就在家里劳动。这样，可躲过烈日酷晒，比到田地里“与太阳摔跤”要强得多。尔谦、尔瑾则和父亲当年一样，在纳家营小学读书，校舍也依旧还在纳家营清真寺里。
体力劳动虽然艰苦，但落脚于丈夫故里，有父老乡亲之关爱、护佑，纳夫人甚感家乡之人情温暖，心情也还愉快。她劳动格外卖力，表现极好，乡亲们给她记妇女之最高等级工分，年底按工分分粮，因其积分较多，母女三人粮食充足，从未缺谷少米。加之，纳训每月都寄来50元钱，给她们作添补，其生活也不太紧张。
纳训从来就是一条硬汉，无论承受多大的苦难，都从不会向别人诉苦。他每次汇钱，都要随寄一函，向家人问平安。而每次信中，都从不提及他在干校之惨苦境遇，相反每每以文学翻译家之优美笔触，极力描绘自己生活、身体之好，其参加劳动，心情之愉快，以此宽慰纳夫人及孩子们。知夫莫如妻。体察细微、深知其秉性的纳夫人，早已预料到他在干校所受之非人待遇，每月都要匀出点钱来，买些奶粉等营养品给他寄去，而且也常在信中，尽可能地描绘其在家乡之好，乡亲们对她如何关怀照顾，给纳训以宽心和安慰。
纳训在干校的几年，每年有一次探亲假回纳家营看望妻儿。每次探亲，除去来回路途所耽搁时间，只可在家停留12天。每年，纳夫人总要在纳训回家探亲前的几个月，到十多里外的乡街子“赶街”（此方称“赶集），买几只合适的鸡鸭养着，专等纳训回来，给他补补身体。纳训第一年探亲，纳夫人还喂养了一只大鹅，每日数次，填之饭食，待纳训回家，大鹅已步履蹒跚，壮得走不动路。温柔慈慧的纳夫人，所给予纳训的，不仅仅是身体的调养，而且是精神的抚慰与滋补，是妻子对丈夫的一颗至真至纯的温热、体贴之心。而这正是在那段岁月中人之最可宝贵，也最为需要的生命的营养剂啊。它足以慰藉一个历尽灾难的痛苦灵魂，足以滋养一颗备受折磨的残破之心。它使纳训随时想到在遥远的家乡，有着他至亲至爱的妻儿在惦念着他，她们正翘首企盼着全家人朝夕相聚，永不分离！于是，在纳训的心头，又增添了战胜数九寒冬，迎来阳光灿烂，冰雪消融日子的勇气、信心与力量。
国家、民族多事之秋，自然灾害也频频而至。纳夫人带领女儿到纳家营落户仅15天，云南通海即发生强烈地震。时是1970年的夏季。一天夜里，突然电光闪闪，阴风怒吼，灰尘满天，震耳欲聋，有如天翻地覆。纳夫人和两个女儿所住左边耳房被震倒，后墙把屋后厕所都已填满，幸好墙往后倒，而前面是木壁，她们才免遭遇难。房门打不开，母女三人战战兢兢，从倒塌的后墙上爬出。纳夫人一手牵着尔瑾，一手拉着尔谦，挣扎着，一直跑到村外空旷的田埂。造物主似乎在向人类显示其主宰宇宙的无穷威力。大地仍在不停地抖颤，不大一会工夫，连续猛摇了数次，只听见田里的水哗哗作响。不远处，澄波如镜的杞麓湖突似龙腾蛟舞，怒涛翻涌，巨浪冲天，令人心惊胆碎。
死里逃生、刚从废墟砖瓦下爬出的人们，首先想到的是纳训妻儿的安全。他们到处寻找纳夫人及其小孩。纳夫人远远听见村里有人大喊：“纳训家几口人怎么样了？在哪里？怎么不见？”人们纷纷朝纳训家方向奔去。
房子倒塌，纳夫人和孩子无栖身之处，乡亲们帮她们在田边搭了个不大的窝棚。于是，母女三人挤塞在里面，提心吊胆地熬等着余震的结束。
这是一次在通海历史上震级最高、破坏力最大的一次毁灭性地震，一连震了23次，其中最高震级达7.7级，震级在6级以上的有7次。这次地震，纳家营及周围村子，乃至整个通海县都受灾严重，城乡房屋都几乎全部被毁。纳训家的房子，仅剩几根柱子站立着，四面墙壁完全倒平。仅纳家营一村就死难100多人，异常惨烈。纳训的四哥一家，住纳夫人对面的耳房，不幸墙往里倒，其四哥当场遇难。全村人齐心协力忙着挖坟，仅在3天之内，即将100多位死者全部安埋完毕。继而，他们又团结一致，抗震救灾，重建家园。
当时，报纸、电台对云南通海发生地震的报道，文字极其简略，仅“云南南部发生强烈地震”等寥寥数字，地震地点不确切，受灾程度模糊不清。纳训从报上见到地震消息，即感不妙，心头掠过一丝不祥。因云南通海正位于云南南部，且在历史上曾多次发生地震。纳训十分担心家乡的妻子儿女等亲人，但仍怀着侥幸心理，打电话询问落实，果然不出所料。情急之中，他手拎报纸，匆匆跑到农场场部，向干校领导说明情况，请假回乡看望亲人。
出了场部，纳训不敢有片刻耽搁，立即收拾行装，星夜登车，直奔云南通海。家乡的实际受灾情况，比纳训一路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回到纳家营，只见田头地埂搭满了窝棚，全村许多房屋被夷为平地；村后不远的坟山上，新坟累累，惨不忍睹；所见乡亲，个个面容憔悴，神情忧寂、凄惶。此情此景，使纳训眼睛发胀，泪水常淌。纳训不顾数千里奔波，自己已极劳累困乏，不顾自己家也受灾严重，妻子儿女正惊魂未定，当晚即沿着窝棚，挨家挨户，热情看望所有受灾的乡亲。他到昆明时，特意购买了一些营养类食品，村中凡有七十岁以上老人的家庭，纳训还特别“送上了一定的慰问品”。他问寒问暖，关怀备至，与父老乡亲促膝交谈，了解各家受灾程度及震后的生活情况。他引经据典，开导、安慰有家人遇难的乡亲，要他们节哀抑痛，保重自己，重新振作起精神，共同建设家园，继续将日子过好，以告慰死难之亲人。第二天一早，纳训又上坟山，给所有遇难的乡亲上坟。其拳拳之心，温暖了所有受灾的父老乡亲，使他们感动得落泪。
地震过了一段时间，远在黑龙江插队的大女儿纳尔谊，才在报上看到云南地震消息。因担心母亲及两个妹妹的安全，尔谊很是焦急，赶忙找出地图仔细查看方位，通海纳家营正属“云南南部”。于是，整天提心吊胆，正待写信询问家里情况，她接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告诉她，家乡通海发生了一次历史上罕见的强烈地震，整个通海受灾极为严重，纳家营的房子差不多全部倒平，有不少乡亲当即遇难。不过，母亲和两个妹妹均死里逃生，有惊无险。纳训还告诉尔谊，他原来打算把纳夫人和尔瑾、尔谦接去湖北干校，但看到人民在抗震救灾中十分团结、心齐，大家拧作一股绳，共同战胜灾害，真可谓有难同当。地震发生后，各级政府部门也都很关心，立即调拨来救援物资，予以赈灾、救济；地方干部身先士卒，带领人民日夜奋战，清除废墟，重建家园，精神可敬，场面极其感人。见此情况，他已完全放心，已不打算（也不需要）带她们母女三人到湖北。他叫尔谊不用牵挂，尽可放宽心，家里一切都好。
纳训在“五七”干校的几年间，心情一直沉重，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愈来愈焦虑不安。纳训关心他的《一千零一夜》翻译之命运，担心自己是否还能在有生之年，将作品译完，把它奉献给广大读者。
据其侄孙纳汝存先生回忆，纳训在“五七”干校接受劳动改造期间，曾经三次回纳家营探亲。纳训每一次回乡，都沉默寡言，看上去闷闷不乐，心事重重。他常常倒背着手，或绕着房前屋后、田头地埂独自徘徊，或长时间漫步杞麓湖岸，低徊沉思。有时，则一个人爬到村后山上久久静坐，如同童年时代，凝望着远山湖水出神。
时因工厂停产而闲居在家的纳汝存先生，看到“老爸”（即纳训，家族中晚辈对长辈老人的称呼）这种忧心忡忡的样子，很为他难过、担忧。误以为纳训可能是在“五七”干校受尽了折磨，身处逆境而心情过于沉重，生怕他想不通，出什么意外。于是，常有意陪同纳训一起散步，想给他一些宽解安慰。经过多次交谈，纳汝存先生方知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他分明感觉到纳训心中的真正痛苦，并非个人身处逆境的失意之悲，也非其对个人家庭处境的顾虑和忧愁。此时此刻，充塞于纳训胸中的，是一个正直善良、满怀爱国热情的知识分子在乱世之中，眼看国家多难、民生多艰而难以摆脱的深沉的忧国忧民之痛！他感触到，在纳训的内心深处，正奔涌着一股股波涛汹涌的感情激流，即他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热爱之情，以及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刻骨仇恨！由于亲戚的感情关系，加之纳汝存先生对林彪、“四人帮”的做法也深为不满，纳训无所顾忌，畅所欲言，那郁积于胸中的愤懑，如同江海般倾泻而出。
纳训认为，当时的党中央犯了“左”的错误。在和平时代，“左”比“右”更可怕，其对党、对国家的危害更大。如再不纠正错误，人民难以安居乐业，党的社会主义事业将毁于一旦。纳训说：“我们伊斯兰教主张自由、平等、博爱，悲天悯人，同情穷人，救济穷人，是每个穆斯林应有的胸怀、境界。以毛泽东为首的共产党同情穷人，解救穷人，在这一点上，与我们伊斯兰的宗教理想不谋而合。我是旧社会过来人，对旧社会的黑暗深有感触。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政治腐败，社会黑暗，人民痛苦不堪。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的黑暗统治，解救了包括广大穷苦回回在内的所有穷人，使他们在政治、经济上都得到彻底翻身。使之人人有衣穿、人人有饭吃，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现象。这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对中国劳苦大众，毛泽东、共产党确实是做了件大好事，是功垂千秋的大善举！‘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穷人的翻身解放’，这话一点不假，是千真万确的真理！可近些年来，我们党一连犯了‘左’的错误。只讲革命，不抓生产，这就是过‘左’的倾向。民以食为天。我们中国是个吃饭人口最重的大国，不抓生产，粮食从哪里来？几亿人吃什么？没有粮食吃，怎么革命？这样下去，不能不让人忧心啊！”
纳训认为，当时，国家的处境日愈艰难，人民的生活也极艰辛，不是共产党里没有能人，而是由于受左倾思潮干扰与影响的缘故。纳训说：“在共产党的最高领导层里，个个身怀绝技，人人都有高超本领，各种人才齐全。在缔造新中国的一代伟人中，首先，毛泽东就是一个胸怀文韬武略的旷世奇才，一位叱咤风云的大政治家，一位杰出的军事天才。在战争年代，他对中国革命的贡献尤大，功劳尤大。没有毛泽东的正确指挥和用兵如神，红军不会那么轻松地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围追堵截，并由弱到强，不断发展壮大，最终打败国民党的几百万大军。是毛泽东的正确指挥，使中国革命的航船绕过急流险滩，从胜利走向胜利，达到了胜利的彼岸。更教人佩服的是毛泽东的伟大自我牺牲精神！毛泽东一家，为中国革命献出了7位亲人，包括他的弟弟、他的夫人。抗美援朝期间，党中央号召青年参军上前线，保家卫国，毛泽东率先垂范，把自己的儿子送上朝鲜战场。他一贯严以律己，生活简朴，艰苦奋斗。并谆谆告诫全党，要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都应该做到为人民的利益牺牲自己的一切。从红军时代起，直到新中国建立之后，他始终把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高位置，可谓真正的‘以民为本’。这种胸怀，这种境界，这种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通观古往今来的世界伟人，无人可与他相比！”
纳训认为，在共产党高级领导层里，国家主席刘少奇正是搞经济建设的行家里手。就像毛泽东在战争年代表现出杰出的政治、军事谋略一样，刘少奇在新中国建设中，也表现出了非凡的治国本领与经济建设才能。纳训说：“少奇同志留过洋，眼界开阔，站得高，看得远，他既信奉马列主义，但又不机械照搬马列主义。他深深懂得，中国自近代以来饱受帝国主义侵略，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共产党接手的完全是一个一穷二白的旧中国，相比欧美发达国家，经济十分落后。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一张白纸’。由于这一客观国情，少奇同志在新中国建立初期，就准备大抓经济建设，他曾经提出过一个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建设计划，可惜后来未被通过。从今天中国的经济情况来看，他在新中国建立初期所提出的经济建设计划完全正确。后来，我国经过大跃进的折腾，又连连遭受自然灾害，国家经历了一个三年的最困难时期，全国饥荒严重。少奇同志才抓了一年的经济，到1963年年底，全国经济形势立即出现好转。可见他搞经济建设的过人本领。”
纳训还谈到周恩来同志的无私奉献精神和杰出的外交才干。并且还特别谈到了邓小平同志抓经济建设的卓越才能。纳训说：“小平同志有历史上的周公、管仲之贤，乃济世之才，是一位智慧非凡的了不起的伟人。”他预言：“将来承先启后，继往开来，带领中国人民搞经济建设的新一代领袖就是邓小平。”纳训说：“小平同志在建设经济方面也很有一套。可以说，他的才能不亚于刘少奇。当年，他与少奇同志一起抓经济建设，可谓珠联璧合，相互配合默契，政绩卓著。且其为人正派，品德情操出众，他不虚张声势，不喊空口号，不哗众取宠和愚弄人民。工作有魄力，讲求实效，脚踏实地，真抓实干。又头脑冷静，深谋远虑，宽宏大肚，能忍辱负重，讲究策略。可惜在目前‘左’的干扰下，小平同志的日子也不好过。但不怕，他还年轻。我敢肯定，将来斗转星移，‘天将降大任于斯人！’邓小平就是中国第二代力挽狂澜、扭转乾坤的伟人！而且，看他解放初期在西南局工作的政绩和到中央之后的言行德才，以及他后来跟刘少奇一道抓经济建设的思路，我敢说，到邓小平时代，国家经济将更加繁荣，中国的国力将更加强盛。那时，我们中国，不仅老百姓丰衣足食，吃穿用度不愁，而且敢与欧美列国比个高低！照我看，使共产党无忧无虑稳坐江山的就是邓小平！我敢断言，小平同志有这个能耐，他有这个本事！”
纳训还谈到了知识分子的问题。他认为，解放初期，文化人刚刚从旧社会走进新社会，必然在思想意识方面，带有一些与新时代极不协调的东西，文化思想界比较混乱。因此，毛泽东同志特别注意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这是正确的，很有必要。但有些人搞得过“左”，把文化界的学术问题也当做政治问题，将学术探讨搞成政治大批判。例如批《武训传》、批俞平伯“《红楼梦》研究”、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等都搞得过“左”。他说：“在延安时代，毛泽东同志号召知识分子深入工农大众，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人生观，这也非常正确。生活在旧时代的知识分子，确实不了解工农，在很多方面都与工农大众格格不入，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气息极浓。但新中国建立后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有很多本来就出生在劳动人民家庭，在思想、感情上，与工农大众有着天然联系。并且，从小参加劳动锻炼，随时与工农接触，已经和工农打成一片。加之，他们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受到共产主义思想的熏陶，已经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充满了革命的理想，没有必要再要求他们去接受工农的教育和改造，更没有必要要他们在改造中‘脱胎换骨’。”纳训认为，这样无休止地强调知识分子改造，势必导致整个社会都轻视知识、不重视学习知识，觉得知识越多越反动。
纳训说：“1962年，周恩来同志主持召开了北京会议、大连会议和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平了反。在会上，周恩来同志、陈毅同志等人都作了重要讲话，指出：过去把知识分子视为资产阶级，是犯了路线性的错误，为此，要尽快摘掉知识分子头上的资产阶级帽子。中央的这一决策非常英明，很得人心，所有知识分子为之喜出望外，个个都舒了口气。但好景不长，没过多久，会议精神就被‘文化大革命’所否定。不尊重知识分子，何谈政治的清明、科学的进步、社会的发展？你翻翻世界历史书籍就可看到，任何一个社会的大变革，任何一个文明时代的创造，都离不开知识分子，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精英——那些大思想家、大科学家所贡献的思想成果和发明创造！反过来看，任何一个愚昧、黑暗的封建专制时代，都总是排挤和压制有思想的知识分子，都把知识分子踩在脚下。其结果，封建社会的生产力得不到发展，使得社会更加趋向没落。”纳训认为，我们新中国，应该提高知识分子的地位，应该肯定知识分子的劳动，承认知识分子对社会和历史所作的重大贡献。不解放知识分子，不重用知识分子，中国的科学技术得不到进步，中国的社会主义生产力得不到快速发展。
这便是纳训在当时心迹的表露。其中，无论是对领袖人物，尤其是对邓小平同志的评价，还是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抑或是对林彪和“四人帮”一伙结局的预言，都足见其深刻性，可以说达到了当时一般人难以企及的深度。面对是非颠倒、黑白混淆的严峻现实，他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忧人民之所忧。他由忧心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进而理性地深沉思索。这些政治见解，正是他在长时间的痛苦思索中所获得的思想结晶。他，历尽生命的沧桑与劫难，却仍旧不改其青年时代精神世界的那份坚定与固执，一颗殷红的赤子之心，始终与祖国人民的脉博一起跳动！
纳训俯仰直今，洞察历史，他始终深信历史的规律不可抗拒，深信中国的航船不会永久搁浅，林彪、“四人帮”一伙丑类终不能阻止历史前进的滚滚车轮。他由此而获得了心灵的慰藉与精神的支撑。在长达10年的“文化大革命”漫天风雨中，纳训始终以一种超常的达观态度面对残酷的现实。他的心情沉重却不悲观；深有忧虑却不沮丧；他默默忍受着苦难，却从不低首屈从。每当繁重的劳动累得他直不起腰，每当莫名的隐忧向他袭来，在他的脑海，总是浮起《一千零一夜》中富含人生哲理，足可消释其胸中块垒、足可支撑其精神意志的诗句：
处逆境时你须抱乐观心情，
灾难一旦临头你不必悲叹、畏怯。
因为升平景象中往往藏着骗人的祸心，
本来是安静的清夜会一朝变得乌烟瘴气。
天空中布满无数的星辰，
月晕日食的情景只会在月亮太阳中出现。
大地上到处长着茂盛的森林和枯朽的树木，
只有结实的果树才会招致袭击。
难道你不曾看见：
那漂浮在海面上的尽是腐朽的尸体，
珍珠、宝物却潜藏在海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