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后，在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同时，为之服务的文艺事业受到了党的高度关注与重视。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7月2日），党就在刚解放的北平召开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简称文代会），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担负起新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自1953年起，我国进入了一个社会主义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时期，党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确定了社会主义改造的伟大历史任务。为了适应这一新的时代要求，1953年9月23日，党又召开了第二次文代会，总结了4年来文艺工作的经验，给文艺工作者提出了新的目标和任务。
在这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重要时期，为了组织翻译家有计划、有规模、高质量地翻译更多更好的外国文学作品，以满足广大读者的欣赏需求和为作家提供可资吸取的外国艺术经验与艺术养分，从而促进新中国文学艺术创作的进一步繁荣与发展，在周恩来同志的亲自关怀下，中央文化部于1954年8月18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并且，在这次会上，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面，组织翻译家有计划地翻译出版世界文学名著。
“忽如一夜春风来。”1954年7月，正埋头于图书资料工作的纳训，突然接到了文化部邀请他参加全国文学翻译工作会议的请柬。这一仿佛从天而降的消息不胫而走，顿时传遍云南民族学院。全院为之轰动，所有教职员工为之惊讶，回想与纳训的数年接触与共事，大有“不识庐山真面目”之慨。
这次会议，由于筹备时间较短，加之，解放初期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规模不大，被邀请参会的翻译家不多。所参会人员，系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人马作认真调查，为大会提供调查材料，最后，由大会筹备组根据调查材料进行研究，慎重筛选酌定。被邀请者，大多是精通外国语言，且在翻译外国文学名著方面卓有成就者。例如清华大学教授钱钟书及其夫人杨绛、上海翻译家傅雷等人，都是集学者、作家、翻译家于一身，其翻译成就令世人瞩目。尤其是著名法国文学翻译家傅雷，更是成果辉煌。其翻译成就在我国译坛，无人能与之比肩。不过，傅雷时因有事脱不开身，接受邀请而未能莅临此会。但他向大会提供了一份数万言讨论文学翻译的书面“意见”，作为大会交流。此书面“意见”，后被大会印发给与会代表作为参考。
云南被邀请的翻译家，除纳训之外，尚有云南大学的李丹教授及其夫人、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的方于教授。李丹、方于夫妇早年曾留学法国，学习西方艺术，不仅精通外国语言，而且外国文学修养也很深厚。李丹在20世纪20年代即开始翻译法国作家雨果的《悲惨世界》。商务印书馆闻讯，曾于1931年向他约稿，准备将他翻译的《悲惨世界》编入“万有文库”丛书。但作品刚翻译完毕，抗日战争爆发，李丹夫妻旋即辗转颠簸于战乱中。李丹在流亡中按预约，将全部译稿寄给搬迁至重庆的商务印书馆出版，却因战火纷飞，时局混乱，邮路不畅，商务印书馆最终未收到他的译稿。该译作因未能出版，其多年心血尽付东流。方于也很早即从事文学翻译，曾译过法国作家爱蒙·罗斯当散文诗剧《西哈诺》。该译作曾深受我国现代著名戏剧艺术家洪深、马彦祥等先生赞赏，被搬上舞台，在当时的剧坛，曾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1954年7月底，纳训与李丹、方于夫妇相约结伴，一同赴京参加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时因滇、黔、湘一段还没有铁路，交通不便，他们先搭乘汽车，后转火车，辗转近半个月才到达北京。纳训在开会前，曾访问了马坚、纳忠和林松等在京的云南学者和留埃时相处较好的部分同学。继而，他还去看望了在北京回民学院学习的马恩泽、纳国祥、马孝琳等云南回族学生。纳训问寒问暖，激励他们勤奋学习，努力追求，争取为家乡民族、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纳训还热情约请他们，一起游览了一水澄碧、游人如织的首都北海公园。
这次会议虽规模不大，但档次极高、精英荟萃、大师云集、场面壮观，是建国后首次召开的影响巨大的文学翻译家盛会。大会在文化部礼堂隆重召开。会场庄严、肃穆，洋溢着一种新中国建立初期所特有的简朴而又崇高、神圣的学术气氛。中央文化部领导莅临会议作了重要讲话，传达了党对翻译工作的重要指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主席郭沫若、副主席茅盾，以及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都参加了会议，并作了讲话。郭沫若和茅盾还作了卓有指导意义的重要报告，充分体现出党和政府以及文化界领导对新中国文学翻译事业的高度重视。
郭沫若的报告，指出了翻译工作对于促进本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性，他说：“通过文学翻译，既可以了解各国人民的生活习惯和他们的愿望；更可以促进本国的创作，促进作家的创作欲；作家读了翻译作品，可以学习它的表现生活的方法。通过翻译，也可以帮助我国语文的改进。中国语言固然优美，但是认真使用起来，就感到语法的不够用了……通过翻译，我们可以学习别国语言的构成和运用，采取他们的长处，弥补我们的短处……世界上有很多古典文学名著，以及资本主义国家的进步文学，翻译过来的很少，今后需要大量介绍，而这个责任，是要由翻译工作者承当起来的”。为此，他强调了作为一位新中国的文学翻译工作者，必须具备多方面的条件。首先，须“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他不能随便抓到一本书就翻，他要从各方面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和它的影响”。此外，还必须精通外文及本国语言。他说，“对于文学翻译工作者来说，重要的还是文学的修养和语文的修养。一个翻译工作者至少必须精通一种外文”，“最好还能懂得第二第三种外文”。同时，还要注重“对本国语文的修养，如果本国语文没有深厚的基础，不能运用自如，即使有再好的外文基础，翻译起来也是不能胜任的”。郭沫若还强调了作为一个翻译工作者，所应有的责任与翻译态度，“要对得起作者，对得起读者”。为此，翻译家“在翻译之前，必须慎重选择，准备周到，在翻译的过程中，要广泛地参考，多方面请教，尽量地琢磨”。为提高文学翻译的质量，使译作尽可能“达到理想的地步”，郭沫若提倡翻译工作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互相校订”，以“纠正错误，发现问题”。为了促进新中国翻译事业的更快发展，郭沫若主张“应该在翻译界培养批评和自我批评的风气”，应该大量培养青年翻译工作者。
作为翻译大师的郭沫若，还现身说法，介绍了他自己前后花了几十年时间，翻译歌德《浮士德》的亲身感受及经验，进而指出，“翻译是一种创作性的工作，好的翻译等于创作，甚至还可以超过创作。这不是一件平庸的工作”。他认为，要真正按照严复所提出的“信、达、雅”这一较完备的翻译标准，译好一部作品，实际上“比创作还要困难”，并非轻而易举之事。依据自己翻译《浮士德》的经验，郭沫若认为从事文学翻译，除应具备上述条件之外，还需要有丰富的生活经验与感情体验，他说，“对于一部作品的时代、环境、生活，都要有深刻的了解”，要深入领会作者和作品的思想，要深入体验作者及作品人物的生活与感情，这就需要翻译家有一定的生活与感情的经验，才能翻译好作品。否则，是不可能译好作品的。
茅盾的题为《为发展文学翻译事业和提高翻译质量而奋斗》的长篇报告，作为这次会议的又一重点学习文献，更高屋建瓴，全面论证、阐述了重视和发展文学翻译事业的重要意义，指出了新中国翻译工作者所肩负的光荣而艰巨的历史任务，从而对新中国翻译工作者提出了诸多具体要求。
茅盾在报告中，首先总结了中国自翻译印度佛经起的翻译历史和翻译成就，以及两千年来翻译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总结了近代以来严复、林纾、鲁迅等人，以及五四以后创造社、文学研究会等社团作家的文学翻译活动，对我国新文学的发展所作的重大贡献，指出，“五四新文学的创作，其中有很大部分”，正是吸取了“近代世界文学中现实主义精神和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丰厚养料而成长起来”的。因此，外国文学对于中国文学所起的巨大鼓舞和借鉴作用不容忽视。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和新中国文学艺术发展的需要，茅盾阐述了文学翻译工作的重要性及现实意义。
他不仅全面总结了我国近现代文学翻译所取得的重大成就，还深刻分析了其所存在的诸多问题与不足。他严肃指出，过去的文学翻译，由于缺少一定的组织，存在“分散、自流”的状况，文学翻译者对作品的选择，“常常是靠个人主观的好恶来决定，而往往很少考虑所翻译的作品，是否值得翻译，是否于读者有益，为读者所迫切需要。于是造成了“一方面应该翻译的作品没有翻译出来”，“而另一方面，次要的，不必要的，甚至有害的文学翻译出版物，则充斥于市场”的现状。茅盾还特别指出，“例如和我们有二千年文化交流关系的邻国印度，它的古代和现代的文学名著，对我们而言，几乎还是一片空白。传诵全世界的阿拉伯的《一千零一夜》，欧洲文学的典范与源泉——荷马的两大史诗，我们也没有一部完全的译本。日本的《万叶集》《源氏物语》，至今还是只闻其名。欧洲各国最重要作家的最重要的作品，有很大的部分还没有翻译，或没有令人满意的较好的译本”。
总括起来讲，两位文学大师、文艺界领导都强调了文学翻译的意义和它对于促进新中国社会文学艺术发展的重要性。谈到了文学翻译的特点和翻译家所必需的责任感和外国语言修养、生活经验、情感体验，以及作为一位新中国翻译工作者，所肩负的历史重任。
并且，两位大师都对新中国的文学翻译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其中，特别强调了“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使自己的翻译作品能够为新中国的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从而为人民大众服务。
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对文化部领导的指示和郭沫若与茅盾的讲话、报告，作了反复认真的学习讨论。同时，还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依据调查资料而编订的一份“世界文学名著翻译选题计划草案”，作了充分的讨论研究。代表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人员根据翻译家们的讨论意见，对“草案”作了进一步的修改与补充，最终形成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个有规模的翻译出版外国文学作品之宏伟计划。世界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理所当然被列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翻译出版计划。
在这次会上，代表们聆听了党的指示，学习了文化界领导的讲话、报告，并讨论了人民文学出版社拟定的“世纪文学名著翻译选题计划草案”，心情异常激动和兴奋。他们就文学翻译的重要性、文学翻译的标准和翻译家应有的工作态度等，都畅谈了各自的认识，还畅谈了聆听郭沫若、茅盾等人的讲话及听取报告后所受的启发，并就人民文学出版社所拟“翻译选题计划”，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和修改建议。在讨论中，有的翻译家还倾诉了在旧中国从事文学翻译的艰难苦楚，介绍了各自在翻译文学名著中所摸索积累的一些成功经验和教训等。
纳训在1947年回国时，因商务印书馆所付稿酬“不够购买一张公共汽车票”，深感从事文学翻译是没有出路的，曾发誓从此不再搞文学翻译。参加了翻译工作会议，使他提高了认识，开阔了眼界，而且为他提供了一个与许多著名翻译家共聚一堂，互相交流翻译经验、汲取他人之长的大好机会。尤其聆听了郭沫若、茅盾两位翻译大师的经验之谈，以及代表们的讨论发言，使他深得启示，深受振奋与鼓舞，从而“对翻译工作的意义和努力的方向有了新的认识”。纳训深切感受到了在新的时代、新的社会，党对文学翻译事业的关心与重视。同时，也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了文学翻译对于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对于促进本国文学创作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时代所赋予文学翻译家的使命之伟大、崇高，深感在新中国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无上光荣。时代的呼唤，党的号召，又激起了搁笔多年的纳训的翻译热情，重新点燃了他心头被熄灭了的从事文学翻译、促进中阿文化交流的理想之火。
郭沫若、茅盾两位新学巨匠、文学翻译大师，是纳训向来极其尊敬的文学前辈。他们的新文学作品，例如郭沫若的开五四一代浪漫主义诗风的《女神》，以及描写留学生生活的“身边小说”，茅盾的描写青年理想幻灭的“《蚀》三部曲”，以及揭示二三十年代农村经济萧条、民族工商业破产的《林家铺子》和《子夜》等著名小说，纳训早在明德中学学习时就阅读过，并曾给予他思想的启迪和文学艺术的熏陶，更加激起他对文学的热爱。两位大师的译作，纳训虽仅读过郭沫若的《少年维特的烦恼》译本，但对他们的翻译成就却多有了解，为之钦佩不已。两位翻译大师阐论深入透辟的讲话、报告，无论是对中国翻译界状况的分析，还是对新中国翻译工作重要性的认识阐发；无论是谈文学翻译的标准，还是谈翻译工作者的素养、条件和在翻译中应持的正确态度等，对纳训来说，都极具启发意义。
怀着对两位艺术大师的敬仰之情，以及虚心向他们学习取经的态度，纳训洗耳恭听他们的报告。他一边听，一边作详细记录，之后，又认真思考和领会其精神，获益匪浅。就连两位大师的翻译经验与感受，也对纳训深有启示。过去，纳训翻译《一千零一夜》，虽未知难而退，但在遇到一些复杂的问题，经苦心琢磨，仍译得不顺时，其内心不免有些自卑。他总以为别人译起来挥洒自如、得心应手，而自己却译得十分费劲，是因为自己学浅才疏，学问不扎实，知识不够深厚所致。有时，他甚至曾怀疑自己是否有从事文学翻译的天分。在聆听了郭沫若、茅盾的讲话、报告之后，方知文学翻译原本就难，在翻译过程中，谁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文学大师也在所难免，并非仅他一人如此。而且，从某种角度来讲，所谓难易，还与翻译家之翻译态度和责任感密切有关。态度不够严肃的译者，往往对自己要求不高，翻译随便，自然就感到轻松；而态度较严肃之译者，则心中随时装着读者，翻译极严肃、慎重，往往要字斟句酌，反复推敲，自然就译得慢，就深感翻译之难。特别是茅盾在报告中，还提到了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在中国至今还没有较满意的译本，这对纳训，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使他增添了译好作品的信心与勇气，由此更加抱定走文学翻译道路的决心。纳训深深铭记两位文学翻译大师的讲话精神，并且将它贯彻于自己的文学翻译实践中。
在这次汇集了全国文学翻译精英的大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按照最后修订的“翻译选题草案”，以及出版社调查掌握的情况，根据翻译家们各自的专长，作了明确而具体的分工。即分别约请各位翻译家承担翻译任务，翻译各自熟悉的外国文学名著。例如著名文学翻译家傅雷，被约请翻译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系列作品；云南大学李丹教授夫妇，则被约请继续翻译雨果名作《悲惨世界》。就连因故未被邀请参加会议的周作人、钱稻孙，也被约翻译在当时“别人不能胜任的日本古典文学”。可谓各得其所，人尽其才。纳训即是在这次会上，接受人民文学出版社约请，重新选译阿拉伯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人民文学出版社有关负责同志与他初步约定：“计划出三本，约八十万字。”
中国的《一千零一夜》翻译，自晚清以来到新中国成立，曾有过多个译本，即在纳训的五卷本《天方夜谭》出版之后，国内也还出版过几个中文译本。直至临近解放，永祥印书馆还出版了丁范泉翻译的《天方夜谭》。可谓版本繁多，译家如林。而在众多当时仍健在的《一千零一夜》翻译者中，独纳训获此殊荣，被邀请参加此盛会，并被约请继续翻译《一千零一夜》。可见他翻译于埃及、出版在抗战时期的五卷本《天方夜谭》，在当时的中国译坛影响之深。
纳训的被邀请参加全国翻译工作者会议，以及被约请重译《一千零一夜》，其实也体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导的独具慧眼。在当时的中国，要直接由阿拉伯原文本忠实地、高质量地重译《一千零一夜》，确实非纳训莫属。
正如郭沫若和茅盾两位翻译大师所言，文学翻译作为一种艺术再创作活动，不仅需要精通外国语言和本国语文，同时，还需要具备一定的历史文化知识和具有一定的生活经验与情感体验。纳训早在中学时代就喜欢文学，并开始在《清真铎报》上发表文章，国文基础、文学修养均较深厚。此后，他又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阿拉伯文学院，不仅精通阿拉伯语言，而且曾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的阿拉伯古今文学作品，深受阿拉伯文学的陶冶、熏染和滋养。此外，由于专业学习的需要，他还接触了不少的阿拉伯历史、文化典籍，即在阿拉伯语言、阿拉伯文学和阿拉伯历史文化方面都造诣精深。加之，纳训曾经在埃及生活了15年，对阿拉伯国家人民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了若指掌。漫步于开罗、亚历山大等城市的大街小巷，以及在暑期中与同学到埃及乡村小镇的参观、访问和旅游、考察，与那些戴白帽、包缠头、穿长衫的埃及人民相处，如同置身于《一千零一夜》世界里，如同与作品中的人物接触、交谈。而这些，都为他增添了许多在书本上找不到的阿拉伯生活与民情风俗的感性知识，更加深了他对作品所反映的社会历史与生活，所描写的人物之感受、认识与理解。不仅如此，纳训还曾身临其境，耳濡目染，领略过听埃及说书艺人讲述民间故事的情趣。埃及人自古以来喜欢听故事，直到纳训留学埃及时期，依然还保留着这一古老的传统娱乐形式。那时，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城市以及乡村小镇的咖啡馆里，或在农村的结婚喜庆与传统节日活动中，都经常有说书艺人讲故事。所讲故事有长有短，短的一夜讲完，长的则接连讲几夜，甚至几个月。例如有一部名为《希拉利亚》的史诗，长达百余万行，讲故事的人一夜接着一夜，几个月才能讲完。纳训在埃及时到咖啡馆听故事之体验，无疑也有助于他对《一千零一夜》的风格、原貌的准确把握。
《一千零一夜》作为一部流传于阿拉伯中世纪，是伊斯兰教兴盛发展时期的一部民间故事。众所周知，在这部世界文学名著中，有着许多对伊斯兰哲学和伦理道德的阐释，以及对阿拉伯宗教风俗习尚的描写，充满了浓郁的阿拉伯地域色彩和伊斯兰宗教色彩。诸如对阿拉伯人敬畏安拉和虔信命运的“前定”之描写，以及对伊斯兰教教徒特有的道德行为等表现，在作品中随处皆是。甚至有不少的故事还直接解释、宣传了伊斯兰的教义。一般不了解伊斯兰教教义、不熟悉阿拉伯历史文化和阿拉伯人生活风习的翻译者，很难深入理解与把握渗透其中的这些宗教生活和宗教情感的内容氛围，很难感受到这些宗教生活与宗教情感的内容氛围在作品中所起的作用，以及所体现的特有韵味。纳训本人就虔诚信仰伊斯兰教，他从小即学习《古兰经》和受到伊斯兰宗教气氛的熏陶。留学埃及后，又进一步深入钻研伊斯兰经典，精通伊斯兰经典、教律，因之能够深入领会、准确把握作品富含的宗教生活与宗教情感内容，进而能够触摸到作品人物的心灵，倾听到作品人物的呼吸，真切感受到人物的理想、愿望和喜怒哀乐丰富情感。
总而言之，无论就对阿拉伯语言的精通，还是就对阿拉伯文学、阿拉伯历史文化和阿拉伯人民的生活习俗、风土人情，以及对伊斯兰教义等的了解、熟悉来看，纳训都具有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凭借这些优越条件，他对作品的感受与认识、理解，远比其他翻译家更为深刻、透彻，更为精辟、独到。在中国当时的《一千零一夜》译者中，就以上方面而论，可以说，无人能望之项背。并且，在众多的译家中，也只有纳训能够直接由阿拉伯原文本翻译《一千零一夜》。这些条件的具备，为纳训翻译这部世纪名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之能够忠实于原作，将这部阿拉伯文学巨著的精髓、神韵，完整、生动地传达给中国读者。正如傅雷和李丹等人与法国文学，周作人和钱稻孙与日本古典文学，纳训确实是重译《一千零一夜》的最合适人选。
纳训接受了翻译任务，既激动兴奋，又担心翻译不好，辜负了文化界领导与出版社部门的信任和期待，心中忐忑不安。他在北京时，即思考着如何按照大会通过的出版社选题，以翻译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选译好这部三卷本作品，使其符合文化界领导及出版部门的要求，以满足时代、满足读者的需要。从北京回到昆明，纳训立刻开始翻译工作。他找出了抗战时期出版的五卷本《天方夜谭》和未出版的第六卷译稿，准备以此作为重要参考本子。然而，时隔多年，纳训这时的审美能力及美学标准已非往昔。尽管这部卓有影响的译作与国内其他同名译作相比，其翻译质量并不低，但当他重新翻开作品，认真审视旧译，却颇觉不满意。认为“以前的《一千零一夜》译文太粗糙了”，“仅仅是一种尝试”，“用高标准要求，就必须推翻重译”。于是，他果断地抛开旧译本，彻底重新翻译作品。
纳训这次选译《一千零一夜》所依据底本，系他从埃及带回的五卷本“布辽格本”作品，也即他在埃及翻译《天方夜谭》所据底本。这是一部辑录故事最多、广泛流传于阿拉伯的权威版本。这一版本，历来被阿拉伯学者乃至西方学界公认为“内容最完善”“最负盛誉”“最具权威性”。埃及、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出版《一千零一夜》，都以此为依据。
《一千零一夜》原文版为“分夜本”。即以一千零一夜作为分隔的分夜讲故事之形式（但实际上，原作也仅只两百多个故事。作品之命名为“一千零一夜”，据说是受土耳其人之影响。例如土耳其人喜欢说“一千零一个教堂，一千零一个圆柱”等，以示所言极多。以“一千零一夜”为作品名，即表示故事之多）。后来在各国译本中出现了“分夜本”与“故事本”两种形式。为避免每夜开头的繁琐重复，又考虑到我国读者比较熟悉和喜欢“故事”形式，纳训遂参考了一些西方译本之结构样式，将作品译为“故事本”。
翻译阿拉伯作品之难，迄今已为众多翻译家所公认。“阿拉伯语本来是揉合、汇集阿拉伯语部落的方言演变而成，8世纪以后又吸收了大量的波斯语、叙利亚古语、埃及科普特语等成分……词汇非常丰富，也很难辨认。一个词的同义、多义、近义、变义、狭义、广义，多到几十，甚至上百个，而词汇的辨义，很难从词书上找到满意的答案。”加之，《一千零一夜》是一部阿拉伯中古时代的作品，相当于中国的古典文学作品，所用语言与现代阿拉伯语有较大差异性，单是辨认、把握原作词义、语义就已不易，还要能够从我国丰富的汉语语汇中找出适当的字、词将它准确地表达出来，更非易事。因此，尽管纳训已“认识到，译书是为发展国际文化交流服务的，是为读者服务的”，深知“既要忠实于原文，又要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的时代要求，尽管其中有些作品他曾经译过一遍，可一旦丢开旧译，按照翻译工作会议上郭沫若、茅盾所提出的严复之“信、达、雅”翻译主张，彻底重新翻译作品，纳训又深感“眼高手低，困难重重”。“要忠实于原著，符合中国人民的欣赏习惯，这已经很困难了，而要做到信、达、雅兼备，更是难上加难”。因“怕无法满足读者的要求，有时竟想打退堂鼓。不过，任务压着，也是个动力，逼着自己干，千方百计完成它”。
纳训决定，一切从头开始。难度再大，也要攻克，并且，必须坚持郭沫若、茅盾在翻译工作会上所强调的翻译态度和翻译标准！他埋头书案，全神贯注地潜心翻译。如同当年翻译《天方夜谭》，他首先反复阅读原文，然后，逐字逐句仔细斟酌。为了译好这部选本，他“对难译的句子，总是绞尽脑汁地进行推敲，有时要拿出几个翻译方案，通过比较，然后再择其优而取之”。
埃及有谚语云：“喝过尼罗河水的人还会回来。”纳训在着手翻译作品之后，还有幸重游了埃及，果真应验了这句古埃及谚语。新中国建立初期，党和政府极为关心中国穆斯林的传统朝觐礼仪。但在当时，西方一些大国妄图在政治、经济上孤立和遏制中国，我国穆斯林的朝觐也因受其影响而中途受阻，曾一度停止。后来在周恩来总理的亲切关怀，以及曾在万隆会议期间担任周恩来总理宗教顾问的达浦生大阿訇的直接努力下，从1955年起，中国穆斯林朝觐仪式得以恢复。是年，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伊斯兰经学院副院长达浦生阿訇带团的中国朝觐团由北京启程，飞赴麦加朝觐。在这次朝觐中，云南所派朝觐人员由云南民族学院院长王连芳带队。由于王连芳的关怀，纳训有幸参加了新中国朝觐团，又一次奔赴全世界穆斯林所向往的麦加朝觐。
中国朝觐团在完成朝觐功课之后，纳训随团访问了埃及和巴基斯坦。纳训又回到了他曾度过15个春秋、留下了他的青春足迹的埃及。在埃及官方人员的陪同下，他们访问了爱资哈尔大学，又乘船游赏了尼罗河沿岸风光，参观了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等名胜古迹。
故地重游，纳训仰望金字塔，俯瞰尼罗河，流连于其曾深深依恋的美丽而雄伟壮观的爱资哈尔大学校园内，他重温旧梦，寻找那一代所有留埃学子充满了纯真与炽热的青春足迹。当年的峥嵘岁月，全体留埃同学以及当年爱大老师的面容身影又鲜活地出现眼前。他感慨万千，激动不已，心头涌起一种难言的情感。那是他对一代青春永不回返的强烈伤逝感，及其缘自他青春理想幻灭、壮志难酬的巨大心灵悲怆！这时，他猛然感觉到自己回国数年来光阴虚掷，竟一事无成，既辜负了派送他赴埃留学的云南回族父老乡亲，以及祖国和人民的殷切期望，也对不起埃及爱资哈尔大学诸多导师的辛勤培育。他深感愧疚，心情分外沉重，因此一次次陷入对自己未来应尽责任、应追求目标的深深思索。当他想到难展其志的岁月已经结束，祖国已将翻译阿拉伯文学作品的重任交付与他，今后需要的是他百倍的工作精力及热情时，一种为新中国广大读者翻译更多阿拉伯文学作品，为沟通中阿文化交流做贡献的渴望和强烈使命感与责任感，一种机不可失、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又催迫着他。于是，其旺盛的翻译意志陡然而起。从巴基斯坦飞回祖国，纳训立刻“焚膏继晷”，投入至紧张的翻译工作之中。
自纳训赴京参加全国翻译工作会议，接受了重译《一千零一夜》的任务之后，云南民族学院王连芳等领导即对纳训的翻译工作深表关心。给他提供一个有利于其文学翻译的良好环境，王连芳亲自派人腾出学院中楼（后为行政楼）二楼最中央的一个房间，让纳训由至公堂三楼的黑暗小阁楼迁此居住。这里房间宽敞，光线明亮，四周花园、古柏环绕，空气清新，景致优美，无论读书做学问还是翻译作品，都是一个极易激发灵感、使之文思泉涌的绝好地方。不过，由于当时纳训的工作关系仍在云南民族学院，并且，文化部也未明确通知云南民族学院让纳训离开工作岗位，专心从事文学翻译。而当时的云南民族学院又教工少而工作较多，每个教工都身兼多职，故而，纳训最初还只能是业余从事文学翻译，即白天依然在资料室上班，晚上挑灯夜战。
面对如此艰苦的翻译条件，纳训并不气馁、不懈怠，依然以昂扬奋发的情绪坚持翻译。由于心中充满了使命感、责任感和炽烈的报国热情，加之，他深深热爱作品，深深热爱创造了这部不朽杰作的阿拉伯人民，情动于衷，他心甘情愿承受倍加于身的繁重劳苦，将他的生命与血，点点滴滴浇铸在这部文学译著中。
每晚，夜已很深了，民族学院中楼二楼纳训居室的窗口仍亮着灯光。清凉的夜风送来阵阵沁人心脾的花香，窗外古柏树上不时传来两声夜鸟的啼鸣，整个校园寂静无声，纳训端坐桌前，激情涌溢，文思迸发。静谧的夜、清凉的风，更助他的诗情译兴。那奔腾不息的感情激流，伴之不绝的奇思妙想，不断地在笔底喷涌、流泻，化成了稿纸上一幅幅富有浓郁阿拉伯生活情调的、韵味独特的多姿多彩艺术画面，构成了一个个引人入胜、勾魂慑魄的艺术精湛的阿拉伯故事。
有时，由于白天的劳累，身体极度困倦，他每译完一节，不得不停下笔来稍作休息。依窗望外，一轮圆月悬挂中天，如水似银的月光透过古柏的枝叶，倾洒在花园中和林间小道上，斑驳陆离，如梦似幻。明亮的圆月时时将纳训的幽思牵往遥远的埃及。纳训仿佛又回到了那风华正茂、充满了纯真与炽热的青春时代，那未曾熄灭的青年时代的理想与希望之火，又煜煜燃烧他眼前，照亮了他的心灵。于是，他又坐到桌前，继续着他的艰苦的翻译。
1956年，我国大部分地区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同时，依靠自己的努力及友好国家的支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也取得了重大成就。这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这时，为了实现从群众性阶级斗争到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这一伟大转变，从而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物质与精神的需求，迫切需要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促进艺术的发展和科学的进步，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进一步繁荣。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上，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党的“双百”方针的提出，意味着文学艺术生产力的解放，极大地鼓舞了文艺界，我国的文学艺术创作顿时生机勃勃、欣欣向荣，在很短时间内即呈现出一派蓬勃发展的新景象。这一激励人心的大好形势，也使纳训深受振奋。他夜以继日，更加争分夺秒地翻译着，连星期六、星期日也握笔不辍，埋头书案。
为使纳训能够丢开工作，专心致志从事翻译，从而按时和按质按量完成《一千零一夜》的翻译任务，云南省文联派人到云南民族学院洽谈，于1956年7月中旬将纳训借调到了省文联。由于当时省文联还没有翻译人员的编制，因而纳训只能借调。经过与学院领导的磋商，纳训暂被借调省文联，其工作关系依然在云南民族学院，工资由云南民族学院照发。在此之前，学院教导科副科长、彝族作家李乔已调到省文联，继之，下放云南的语言学家傅懋基博士也调回北京，云南民族学院宋文治等老师，听说纳训又要被省文联调走，甚觉可惜。他们立即找王连芳院长，说：“不能再把纳训放走了，无论如何得想办法把他留下来，留下他将来肯定有用，请院领导慎重考虑。”他们认为，李乔和傅懋基已经走掉，再把纳训放走，将是民院不可弥补的损失。王连芳院长笑了笑，摇摇头说：“放不放他走，不是你我说了算。没办法啊，人才是国家的，不是我们个人私有，国家需要他，我们还只得给。不过，你们放心，纳训的工作与工资关系目前仍在民族学院，将来如学院急需要他，我一定想办法把他给弄回来！”
云南省文联位于昆明翠湖之滨，与翠湖公园连为一片。园内绿柳掩映，千葩竞放，薰风袭人。湖心岛上回廊曲折，有亭翼然，风景优美。纳训的工作室与翠湖公园仅一墙之隔，且位于二楼。纳训依窗而坐，放眼窗外，翠湖景色尽收眼底，宛如置身画图中。其美丽景色及清幽环境，无疑可添其文思、助其译兴，使之更加灵感勃发。加之，离开了民族学院，再无其他干扰、牵绊，可全天埋头翻译，由于翻译时间充足，其翻译速度大大加快。1956年下半年，纳训的《一千零一夜》三卷本基本翻译完毕，共80余万字。译作完成后，他又作了一遍认真修订，随即寄交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在此期间，纳训还曾先后向《译文》杂志编辑部投寄了《脚夫和巴格达三个女人的故事》和《乌木马的故事》两篇译作。两个故事分别于1956年11月和1957年8月发表。《译文》杂志在发表纳训译作《脚夫和巴格达三个女人的故事》的同时（1956年第11期），还刊载了纳训留埃同学、著名回族学者马坚的《“天方夜谭”介绍》一文。文中，马坚先生向读者全面介绍了阿拉伯文学名著《天方夜谭》，最后写道：“在这个时候，发表纳训同志所译《天方夜谭》中的故事，使读者对于阿拉伯人民这一部伟大的世界名著有一个比较正确的认识，是有深刻的现实意义的。”马坚先生的这篇文章与纳训翻译的两个故事同时发表，显然有着推荐纳训译作之意。并且，从文章结尾之语意来看，很可能是作为阿拉伯文化学泰斗的马坚，为向读者引荐纳训而专写此文，即为纳训《一千零一夜》选译本的即将出版而鸣锣开道。
三卷本译稿寄出后，纳训心里“又喜又忧”，“说不出是什么滋味。”那时，在我国译坛，已故翻译家朱生豪先生于抗战时期翻译的大部头《莎士比亚全集》，已由其夫人宋清如女士校订出版。此外，傅雷先生翻译的巴尔扎克系列作品也一本本推出，皆影响深广，声名大振。纳训对自己的《一千零一夜》选译本之命运如何，是否能得到读者的通过和认可，其心里还没有多少把握。他为之忧虑，“心想，就等着批评吧”。
1957年12月，纳训的选译本出版了第1、第2卷。1958年8月，又顺利出版了第3卷。结果，出乎意料，该译作顿时轰动了全中国，深受包括台湾、香港在内的全国广大读者的狂热喜爱，神州大地卷起了一场争相阅读《一千零一夜》的热风。一时间，洛阳纸贵，“多少个人等候在书店门口，耐心地排着长队”。购到作品的读者欣喜若狂，未买到作品的读者怅然若失、神情沮丧。为满足广大读者的要求，1962年，重庆人民出版社租型出版。1978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和上海文艺出版社又相继租型出版；1980年，云南人民出版社也出版了据三卷本选编的《天方夜谭》。人民文学出版社在1957～1958年作品初版之后，又于1977年、1982年两次再版。此外，还于1959年出版《文学丛书》之一的《辛伯达航海历险记》。译作一版再版，却照旧供不应求，作品“一次又一次地脱销”。该译作之畅销，影响读者之广泛，堪称晚清至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翻译界、出版界之一大奇观。
为满足广大少年儿童读者的阅读需要，纳训在他的《一千零一夜》三卷本译稿寄出版社之后，还应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之约，按照埃及童话作家卡密尔·铿辽涅编辑的《一千零一夜故事选》的篇目、规模，以其三卷本译稿为底本，补译、编选了适合少年儿童阅读的《一千零一夜的故事》，于1957年由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此版本“初版印数即达十万册以上”。粉碎“四人帮”之后，又应出版社约请，于1980年编辑出版《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1983年编辑出版《一千零一夜故事》（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事实证明，纳训的《一千零夜》重译获得了巨大成功，纳训又赢得了新中国千千万万的读者。从20世纪50年代起，穿越六七十年代，这部纳译《一千零一夜》三卷本，一直深受人们宝爱。从作品的畅销，从读者购到作品后之激动、喜悦，以及许许多多未购到书的人们对作品的渴求，纳训的心灵深受震撼，他真切地感受到了广大读者与翻译家，在心灵和感情上的相知、相通和呼应、共鸣，感受到了新中国广大读者对阿拉伯文学作品的由衷喜爱，他又一次体会到了文学翻译工作的神圣、崇高，以及作为一名文学翻译工作者的光荣与自豪。
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对中国人的思想以及中国文学的发展的重大影响，历来深受有识之士的高度关注。鲁迅先生就曾经予以高度重视，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就建议学贯中西的林语堂翻译一些外国名著，“于中国有益，在中国留存”。纳译三卷本《一千零一夜》，无疑正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于中国有益，在中国留存”之译作。人们通过《一千零一夜》的窗口，看到了一幅幅“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神奇画面：巴格达的繁盛，豪华的宫苑，苏丹夜宴宾客，歌女如云，欢舞达旦。航海致富的巨贾，一掷千金……”这株盛开在20世纪50～80年代中国的艺术奇葩，风姿绰约，清香四溢，艳丽无比。它不仅为祖国社会主义文艺园地增添了夺目光彩，而且为培育繁花似锦的新中国文艺，为我国文学新人的成长，提供了丰富的艺术养分。
如果说，纳训在埃及从事翻译活动时，对于文学翻译工作在促进各国文化交流，促进本国文学艺术的发展等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认识，还比较肤浅、模糊，仅“只凭着一股闯劲”，那么，解放后，参加了全国翻译工作会议，他对翻译家的神圣职责，对文学翻译工作的作用、地位及意义的认识已更加充分。因之，在他重新选译《一千零一夜》时，其“思想已有了深化”。并且，其解放后的“重操旧业”，完全是应新时代的需要，服从于新中国文学发展的要求。可以说，是新时代催生了他的《一千零一夜》三卷译本。由于深知其所肩负的时代赋予的历史使命，本来翻译态度就严肃的纳训，其文学翻译更加小心谨慎。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纳训都自觉以全国翻译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严格遵循了郭沫若、茅盾等等文化界领导提出的新时代文学翻译标准，尤其是按照他们提出的“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的内容”的要求，认真地从事他的作品翻译。虽然，在繁忙的工作之余，要按时完成在翻译工作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交给的这一光荣任务，纳训格外紧张忙碌，但却从没有丝毫的随意性，在他的心中装有新中国读者。“既要忠实于原作，又要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这是他由翻译工作会议精神所归纳出的，并且也是他自始至终严格坚持的翻译标准。这部《一千零一夜》选译本的成功翻译，在探索如何“用明白畅达的译文，忠实地传达原作内容”，使译作“既忠实于原著，又适合中国人的阅读习惯”等方面，为纳训后来的作品全译积累了成功的经验。
这部《一千零一夜》选译本出版之后，风靡全国，在广大读者中产生了重大影响，将纳训在翻译界、在全中国的知名度托举到一个新的高度。著名阿拉伯文学研究专家、《一千零一夜》翻译家盖双先生就曾认为，纳训这三卷译作的出版，“不仅是这部世界名著汉译史上的一座里程碑，而且也是我国文学翻译史中的一件大事，尽管纳训前有40年代的5册《天方夜谭》，后有80年代的6卷全译本，但为他带来了巨大声誉并奠定其著名翻译家地位的，正是这部三卷本”。事实正是如此。这部译作的问世，对于中国译坛，对于中国读者，都影响巨大，它牢牢奠定了纳训在新中国译坛的重要地位。由于这部作品的影响，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千零一夜》成为人们热烈谈论的话题，翻译家纳训的名字，在全国广泛传扬，为各地区、各阶层读者所熟知。尽管已取得如此成就，但纳训并不为此得意，不为之陶醉。意犹未尽的他，“总觉得不足”，“因为那只是个选本”。他认为这部三卷译本之所以受到读者青睐，之所以能在读者中产生一点影响，“不过是因为没有别的译本罢了”。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正所谓“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深为读者所感动的纳训，倍感歉疚，他觉得应对读者负责，还应该继续“把全本都译出来”。于是，纳训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写信，说明“全书共有230万字”，他想将全本作品都翻译出来。实际上，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出版了纳训的《一千零一夜》三卷译本之后，看到作品的热销以及在全社会所引起的轰动，也期盼纳训能将作品全部译出。因之，纳训的这一愿望，也是读者和出版社的强烈愿望。故而纳训翻译全作品之打算，立刻得到出版社领导的支持。出版社一位负责同志随即给了他一封热情洋溢的复信。该负责同志说：“《一千零一夜》是影响了全世界的阿拉伯文学名著，很值得翻译。然而我国过去对它的翻译介绍，多从西取，不尽如人意。今仰仗大笔，有新译自阿拉伯原文之三卷本问世，读者之广，前所未有。为满足读者渴望，很有必要全部译出。先生所言极是。知您已有此宏愿，欣喜万分。我国全译本出版有望，幸甚！幸甚！”纳训收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回信后，立即着手全译作品的准备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