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生的共和国犹如朝阳，光芒万丈，升起在世界的东方。地处祖国边陲的云南昆明，沐浴着社会主义的温暖阳光。山水一片新绿，古老的街道焕然一新，解放了的人们心情格外喜悦、舒畅，到处是欢乐的歌声，到处是幸福的笑语。它，亘古以来第一次真正呈现出春的气息，真正展露出其“春城”的迷人风姿。
人民解放军进城之后，即开始了对旧城市、旧政权的接收与改造工作。这座刚刚从国民党统治下获得解放，回到人民手中的古老城市，正百废待兴。根据中共中央解放战争初期所发《关于军事管制问题的指示》，1950年3月4日，成立了以陈赓为主任、周保中为副主任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军区昆明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因卢汉将军率部起义，云南属和平解放。市军管会执行了党中央“接过来，包下来，逐步改造”的指示，对云南民国时期的工业、文教、卫生、交通、政务、财经、公安、军事等部门，包括所有的“旧职人员”，均全盘接收。当时，党对旧职人员的政策是，“接过来，改造使用”。于是，除少数自愿回家者由军管会发给路费回家外，其余均组织学习，之后再重新予以录用。市军管会在昆明西山脚下风景秀美的滇池之滨（即今云南省委党校内），建立西南革命大学（简称“革大”）昆明分校，将各系统、各部门头目（时称“旧职人员”）分期分批地送去“革大”分校学习、受训。待受训结束，再根据个人的才能与特长，安排合适的工作。
曾任昆明私立明德中学校长的纳训，也属重新录用的旧职人员。军管会接管了明德中学，成立了以校长纳训为首的校务管理委员会，以使新中国接收的旧学校工作能够正常运转。在成立校务委员会不久，纳训即接到军管会通知，要他到“革大”昆明西山分校学习、受训。
与纳训同批到分校受训的，还有当年的纳训的恩师、已年过花甲的明德中学首任校长杨士敏（字文波）先生等一些文化教育界前辈名流。这些前辈知名人士，过去都各自忙于工作，很少有机会相逢聚首，而今，因受训而成为同学，同窗共寝，朝夕相处，大家都格外激动、感慨。他们一起畅谈感想，又互道珍重，相互慰勉、相互激励。其所学习的内容，是当时的人民政协的《共同建国纲领》和中央人民政府的有关主张、法令，以及部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此外，还学习了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等思想。其中，政协的《共同建国纲领》是重点学习内容。其受训之目的，是使国民党时期的“旧职人员”通过学习，提高思想觉悟，追求进步，明确建国任务，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以促使其改变旧的世界观和旧的思想意识，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使之真心诚意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并积极投入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
这是纳训第一次真正接受党的教育。尽管，早在解放前，他就曾受到明德中学进步师生所宣传的革命思想的影响，他从进步师生那里，已初步认识了中国共产党，对共产党一直怀有崇敬之情。而且，明德中学进步同学所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等革命歌词与旋律，曾深深印在他的脑海里，激起他对解放区自由、民主新生活的向往，但与“革大”的学习相比，他过去对共产党的认识了解还比较肤浅。在受训中，纳训满怀欲投身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热情，以真诚的学习、改造的态度，以甘当小学生的精神，认真学习《共同建国纲领》，领会党的方针政策，以及毛泽东同志提出的为人民服务的光辉思想。
这时，他对共产党的性质和先进性，及其解放全中国、全世界劳苦大众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主张等都有了更加深入的认识。通过学习、思考，纳训还深刻认识到了为何拥有强大军队的国民党最终一败涂地，而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革命则由小而大、由弱而强，最终取得了全国的胜利。其最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国民党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的是少数人的利益，得不到人民的支持；而共产党所代表的则是全中国劳苦大众的利益，她深受人民的拥护。
“革大”的受训，使纳训的思想真正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使他对党的感情更加深厚。这位曾经苦苦追求、立志报效国家和人民的回族爱国知识分子，在“革大”找到了他在新时代所要努力追求的人生坐标。
云南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又地处祖国西南边陲，在解放初期，新生政权面临着尖锐激烈而复杂的内外矛盾与斗争。一方面，自近代以来，帝国主义势力逐步深入云南，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文化渗透尤深，而各民族群众对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缺乏认识。加之，退出境外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和潜藏国内的敌特随时进行骚扰破坏。另一方面，在各少数民族内部，还存在着劳动群众与奴隶主、封建领主的尖锐矛盾，存在着历史造成的各民族之间的隔阂。特别是由于千百年来大民族主义的压迫，在边疆少数民族心灵上留下了严重创伤，各少数民族对汉族极端仇视。这些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构成了对当时新建立的云南各级新生政权的严重威胁，这对于刚接管旧政权和建立了新政权的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极其严峻的考验。这时，要开展对敌斗争和发展生产，巩固新生政权，必须做好边疆民族工作，疏通民族关系和消除民族隔阂，紧密团结各族人民及各少数民族上层爱国人士，这就需要大批具有一定觉悟和文化知识，能够扎根边疆的少数民族干部。于是，大力培养少数民族干部，便“成为云南民族工作乃至关乎全局的当务之急”。在云南，急需创办一所专门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学校。
为此，云南省委、省政府根据中央要求以及西南军政委员会指示，经过近一年的紧张筹备，于1951年8月1日成立了云南民族学院。为使这所民族干部学校担当起历史所赋予的重大使命，能够更多、更快、更好地培养大批优秀少数民族干部，上级对云南民族学院的人事安排规格极高。经省委反复研究与周密考虑，由云南省政府副主席、著名抗日将领周保中将军亲自兼任云南民族学院院长，省政府副主席张冲将军兼任副院长，由中央民族访问团二分团副团长王连芳同志担任常务副院长兼教育长，由民族学家马曜先生担任副教育长。
云南民族学院建院后，主持学院工作的王连芳副院长，亲率学院组织教育处副处长兼教导科科长（亦即后来的云南省副省长）刘树生同志，到处“招兵买马”，网罗各类人才。这时，在昆明西山“革大”学习、受训的纳训，便第一个被王连芳副院长选中，于是，将他要到了云南民族学院。求才若渴的王连芳，带着刘树生亲自到“革大”找有关领导商量，请“革大”将纳训分配到云南民族学院工作。
纳训本来就向往回到教育战线，当一名普通教师，而到云南民族学院，正是从事培养党所需要人才的重要工作，大有其用武之地，因此他很高兴，欣然从命，于1951年8月底到云南民族学院报到。纳训从此离开了他曾经茹苦含辛、奋力支撑的母校明德中学。与他同时被王连芳要到云南民族学院的，还有曾在“左联”时期奔赴上海、亲聆鲁迅先生教诲的著名彝族作家李乔等一批文化名人。
云南民族学院位于昆明市北郊的商山，校址前身为伪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于抗战后期所建南菁中学。这是一所选址考究的私立贵族子弟学校。这里，北临莲池碧水，南望“螺峰叠翠”。商山原有古寺，风景佳绝，“商山晚樵”曾是昆明古代著名八景之一。学院主体建筑吸取了中外建筑艺术精华，中西合璧，高大堂皇，造型优美，风姿别致。院内古柏繁茂，浓荫蔽天，碧桃海棠如云似霞，鸟语花香，四时不绝。
纳训一踏进云南民族学院大门，便被美丽的校园风光所吸引。他仿佛找到了一块灵魂的寄托之所和栖息之地，大为满意并深感幸运，在其心底，一种难言的幸福感油然而生。由旧社会进入新时代，在经历了又一次人生转折之后，无心仕进、只想从事一般教师工作的他，此时所向往的，正是这样一个清雅优美、远离都市喧嚣的工作与生活环境啊！
纳训到云南民族学院报到后，即被分配在学院教导科下属的资料组，被任命为资料组组长，从事采集和管理图书资料工作。其顶头上司是教导科科长刘树生及副科长李乔。当时的资料室，即现今云南民族大学图书馆之前身。那时的资料室人员不多，除纳训之外，还有两个女老师。图书资料工作，对于曾经在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图书馆工作过的纳训，并不难，轻车熟路。虽然，学院对他的工作安排，似乎有点大材小用，但实际上，让他负责资料室的工作，这已是学院领导对他的格外重用。须知，纳训当时属改造对象的“旧职人员”。那时祖国刚刚解放，斗争较为复杂，中央对和平解放地区“旧职人员”的政策是“改造”和“控制使用”。而云南民族学院又是一所极其重要的民族干部学校，是民族干部的摇篮，相当于少数民族的党校，其地位举足轻重。这样一所培养民族干部的政治学校，对旧职人员的使用肯定是慎之又慎。在此环境中，任命他为资料组组长，已属破例。
尽管对纳训的安排有点大材小用，但纳训对学院领导并无任何怨言。早在“革大”学习时，因不知道受训后何去何从，是否还能保持原来的领导职务，与他同时受训的人，有的表面上装作没事，似乎很超脱，实则内心情绪沉重，郁郁寡欢。有的则未作任何掩饰，明显闷闷不乐，心事重重。有位与纳训同住一室的某中学校长，每晚躺在床上，总是长吁短叹，大有物是人非、世事难料之慨以及从此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失意之悲。纳训的心境则是出奇地宁静、坦然。也许因为有着宗教哲思的深刻启悟，其在“革大”的整个学习期间，都表现出一种近乎童真的单纯与洒脱，如同一块澄澈明净的水晶，没有一丝阴暗，没有一点灰尘。对他来说，富贵如浮云，名利如粪土，原中学校长的位置，他压根没去想，更未为之担忧。回想归国以来，他担任明德中学校长和兼任《清真铎报》的主编工作，已尽心尽职，从无懈怠，他为富强国家和复兴民族而辛勤育才，为促进回回民族的进步、为人民摆脱痛苦而呼号、呐喊，已尽了自己的一份天职，上对得起国家，下对得起族人和乡亲父老。因此，他心里十分坦然。其唯一的愿望就是在受训结束后，能得到工作的机会，有事可做。其最大的奢望，便是能回到自己所熟悉的教育单位，当一名普通教师，为国家建设、为党的教育事业尽微薄之力。
所以，纳训对云南民族学院给他安排的工作已很满足。当时，他孑然一身，以校为家，工作充满热情，整天埋头于资料室。凡领导规定、指派的任务，都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完成，从不讨价还价，从不叫苦。他谦恭地端坐在资料室，活动在学员中，行走在校园里，斯文儒雅，彬彬有礼，平易近人。面对周围的人，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无论是领导还是同事，都总是那么谦抑，那么温和，从不摆出翻译家以及曾经是明德中学校长的架子。由于当时政治空气较为浓厚，人与人之间的相处与交往，一般各有戒备，都不愿意深谈，纳训平日也多寡言。学院中许多人都对他不甚了解，不知他曾经是蜚声译坛的文学翻译家，曾经是学富五车、知识渊深的阿拉伯文学大师。有人还曾对他颇为小视，常常无端地挑剔，毫不留情地给他以“敲打”。而纳训，又总是以无比宽广的胸襟，以一般人所难有的宽怀，温和地应对着他所面临的一切。对他在云南民族学院工作时期生活的简朴、工作的勤奋与人品的高尚，著名民族文化学专家杨德鋆先生曾在怀念文中，作了真实而精彩的描述：
“那是个叶茂鸟声稠的时期，民院（云南民族大学）有非凡人才，《一千零一夜》翻译者纳训就是其中一位。他……一身学问本事，极重自律敛行，做人低调，对人恭谨谦和，从不摆样子，上班时间认真完成领导安排的工作，和其他人没有什么不同，上上下下基本上不知道他是位有成就的不寻常人物，什么叫学养深厚？纳训是典型例子。
……20世纪50年代初，纳训调入位于昆明城外商山的云南民族大学（云南民族学院）工作，分在教务科资料组任资料员、组长。每天按时上下班，还经常加班；从早到晚埋在资料分类、摘引、抄录、剪报、粘贴、装订、咨询等事务堆里，忙个不停。尽管工作对他来说完全是大材小用，他却没有半点抱怨，人们能看到的是他始终兢兢业业，从无一丝懈怠，做事效率很高。今已不存的原校园中心亦即商山制高点上志公堂（大礼堂）建筑的前楼三楼约七八平方米的一间窄长小屋是他的宿舍，里面除放着公家配备的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外，被褥床帐几摞书籍，一个笔筒，一只木箱，一把铜壶，一只脸盆加上口缸、碗筷是他财产的全部。他面庞俊润，个头匀直，体态清瘦，皮肤白皙，目光睿敏，举止稳重，戴一副款式时髦的眼镜，穿着公家发的深灰色干部制服，虽然言语不多，但给人的感觉是绝非等闲之辈。在其特有的儒雅举止中透现出的不凡品位与风骨气质仿佛告诉人们，这是一位满腹经纶的智者，会让人在不知不觉间对其心生敬意和好感……钦佩他的才识、胸襟、境界，对他十分敬重，为他‘搁浅’在此感到惋惜。因为这样，有时他会遭遇不懂他的人的误解，例如劳动时有的领导看不惯斯文，嫌他‘手绵脚软’，在会上不点名地旁敲侧击说他‘挑不行，挖不行’，‘和劳动人民有距离’，‘应加强思想改造’等。听到对自己不利的话，纳训耳面微红，却从不作任何解释，工作一如平时，不会受丝毫影响。就这样，他默默地呆着，用大度大智处理着每天必做的在他面前显得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属于‘本职工作’的事，平静地面对上司、同事和和周围不同类型的人。”
在基本完成教职员工的配备之后，云南民族学院立即按照省委的要求，开始招收学员，培养民族干部。第一期就招收学员685名。这些来自边疆民族地区的各民族学员，除一部分属抽调学习的县、区级干部之外，“有农民青年、奴隶，也有年轻的土司、贵族子弟、山官、头人和阿訇、海里凡，还有小凉山的奴隶主等”；“年龄小到14岁，大到51岁，文化水平从大学、中学、小学到文盲”。
那时，祖国刚解放不久，新中国新闻出版事业还刚刚起步，出版物种类极少，特别是民族类图书资料更为稀少，几乎是空白。就连各民族学员的文化课教材都无法解决，系老师们根据学员的不同文化水平而自己编写。面对这些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层次的多种多样学员，面对当时民族类图书资料的这种奇缺，纳训所负责的资料室，要满足师生的参考阅读需求，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之事。任务艰巨、繁重，而资料室人手又不够。为了筹建一个具有一定图书资料量、可供各类学员以及各科教师参考阅览的资料室，纳训历尽了千辛万苦。他整天马不停蹄地忙碌，到处搜寻采集资料，“就连星期天也很少休息”。他既是资料组组长，也是资料室工作人员，从资料的采集到分类陈列与管理，以及在师生们阅览时，为师生提供咨询服务，各个环节的工作，他都事必亲恭。为搜集资料，他常常整天埋头于报刊中，像一个淘金者，仔细翻阅着当时所能见到的所有报刊，搜寻其中对学院师生有一定参考价值的文章，同时，还得动笔摘引、抄录所发现的有用的东西。那时，为深入了解各民族的风俗习惯和学员的思想状况，从而加强教职工与各民族学员的感情联系与指导帮助学员的生活学习，学院提出了“人人是老师，个个是学生，处处是课堂”的号召，要求教职员工与各民族学员同生活、同劳动、同娱乐，与学员打成一片。纳训也和其他教职员工一样，积极响应学院的号召，按照学院的要求，与学员一起吃饭、一起娱乐，还与学员一起到昆明郊区支农，参加生产劳动。
云南民族学院建院伊始，得到了党和人民政府的多方面关怀，周恩来、朱德、彭德怀、陈毅等诸多国家领导人，都曾先后到学院看望各民族师生。为体现党对各民族学员的关怀，云南民族学院还按照省委的指示，认真贯彻党的民族宗教政策，照顾信教民族学员的宗教生活。在学院，专门为信教学员设有藏传佛教、小乘佛教、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等多种宗教活动场所，使信教学员能够自由地进行宗教活动。但当时，教职员工的生活却很艰苦。因系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还比较贫困，尤其云南经济较为落后，故学院教工薪水极低。纳训平时用钱很是节省，生活十分简朴，可他常常热心帮助困难同学。有一次，一位回族学员的叔叔来到学校。这位叔叔衣服穿戴十分破烂，脚上套着草鞋，还缺了一条腿。据说他曾是一名滇军士兵，抗战时参加过台儿庄战役，后因伤残而退役。因其无劳动能力，而他又属国民党时候退役老兵，地方政府不管，生活难以维系，因此到昆明寻找原部队，想请部队长官为他证明，从政府要点抚恤金。但时过境迁，原部队及长官均已难寻，欲回家又没有路费，故只好来找侄子想办法。当时，这位学员身上仅有学院发给的两块零用钱，无力帮助叔叔返家，急得搓手。纳训见此情景，深为同情，他安慰学员，叫该学员先领叔叔去食堂吃饭。随后，纳训跑回宿舍，将自己的积蓄几乎全部拿出，给伤兵做返家路费及解决暂时生活困难。他叮嘱伤兵：“多保重。你们是保卫国家的有功之臣，今后有困难，你可以去找本地有关部门反映，请他们给予帮助。国家有政策，你要多去找，他们会照顾你的。”学员和这位伤兵两人均感动得涕泪纵横。
纳训关爱学员，主动接触各民族学员，经常问寒问暖，尤其与回族学员的关系最为密切。为贴近学员，以便了解学员的学习及思想情况，纳训不仅与回族学员一起吃饭、交谈，还与阿訇、哈里凡学员一起礼拜。因此，在学院所有教工中，回族学员尤其喜欢纳训，很乐意与之交往、相处。有位哈里凡学员不知在哪里打听到，纳训曾经留学埃及爱资哈尔大学，并且曾经是明德中学校长，回族学员们对他更是尊敬。哈里凡学员一见他，老远就跟他说“色俩母”（问安），向他请教学问，从党的现行方针政策到伊斯兰教经学、伊斯兰教义等都无所不问。纳训则有问必答，乐此不疲。他总是热情、耐心地给学员一一解答。
时有一位任课老师，在授课中，给学员讲“人类的起源”，谈到了人类“从猿到人”的进化过程。这引起了信仰基督教、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学员的强烈不满，尤其引起了回族学员的激烈反对。为表示抗议，有位回族学员当即退出教室。还有些回族同学愤愤不平，在食堂吃饭时议论纷纷。当时，由于学员成分较为复杂，思想较混乱，加之刚刚解放，有些少数民族学员对共产党还不甚了解，学员中常有抵触和不满情绪，甚而敌视任课教师及班主任（时称班长）。
当纳训了解到回族学员的不满与抵触情况时，立即对回族学员作了严肃而耐心的批评教育。纳训说：“老师所讲的，你觉得不对，可以表示怀疑，也可以不相信。但不能不准人家讲。这里是学校、是课堂，老师所面对的，不仅仅是你们这些信仰宗教的学员，还有很多其他民族的不信教学员。你有信教的自由，别人也有不信教的自由，你总不能强迫不信教的学员也跟你信教！我们每个人，不论哪个民族的成员，都是新中国公民，都应该自觉遵守国家法令；不该说的话，不该做的事，我们不能随便乱说，随便乱做！何况，你们是党和国家选派来学习的回族学员，将来是党的民族干部，不是一般的老百姓，说话做事更要注意分寸，要有一定的思想觉悟，要逐步养成审慎思考的良好习惯。作为穆斯林学员，在这里，你们代表了整个回回民族，更要努力向上，不能落后于其他民族，让人家笑话我们民族！要认真学习各门知识，尽快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二日（将来）才能带领回族追求进步。要乐于求知，才符合我们所信奉的《古兰经》与《圣训》的精神。而你们首先就自我封闭，拒绝接受任何知识。这样下去，今后脑子里依然还是原来的知识水平，如何为国家做事？如何为民族服务？”
当时，回族学员已有严重抵触情绪，纳训的这些严厉批评，如果出自其他人，他们不一定“买账”。而同一民族的感情关系，加之同学们极其信任与尊崇纳训，且他们深知纳训关心本民族干部成长的良苦用心，因之，对纳训给予的批评，都心悦诚服，洗耳恭听，连连点头称“是”，当场向纳训表示自己说错话了，保证以后无论说话做事，都要冷静思考。后来，这些回族学员都学习刻苦、认真，进步很快，及至结业，其表现都较好。回到地方后，也都工作出色，成为解放初期党的不可多得的优秀回族干部。其中，有位姓纳的学员，还因学习等各方面表现出众，后被选送中央民族学院继续深造。
纳训在云南民族学院工作的这一期间，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与常务副院长王连芳同志的深厚情谊。
王连芳，这位曾任冀鲁边区回民抗日救国总会主任与回民支队政委，令日寇闻风丧胆的抗日英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自担任中央民族访问二团副团长，率团赴云南访问而被留云南工作之后，他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心血和热忱都奉献给了这片高原红土地，奉献给了生活在这片红土地上的各族人民。数十年来，始终心系贫穷落后的云南边疆各民族，为促进云南各民族的团结与进步，他栉风沐雨，深入民族村寨访贫问苦，足迹遍布云南边疆的山山岭岭。“云南解放以来民族工作的发展与进步，特别是在成功处理复杂的民族问题和重大民族事件方面，都凝聚着他的一份智慧和心血、汗水。”他以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以其在民族工作中所表现出的卓越智慧与才能，以及为云南边疆社会主义建设所作的不可估量的贡献，成为“云南各族人民心中的泰山北斗”。
在主持民族学院工作时期，王连芳同志已表现出其出众的民族工作才干和领导魄力。为提高学院教职员工的思想觉悟，从而高质量地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王连芳坚持对教职员工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他常常给教职员工作报告，介绍党在延安时期着力贯彻实施的民族政策，讲解民族工作在无产阶级革命事业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做好民族工作，消除历史上大民族主义在兄弟民族心灵上留下的阴影，促进各民族间的团结，彻底改善民族关系在云南这一多民族地区的重大而特殊之意义。使每个教职员工都深刻认识到了党的民族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都牢牢树立了全心全意为边疆各民族服务的思想，从而更加端正了工作态度，真心诚意地与各民族学员交朋友，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工作。
为尽快转变学员的思想，提高其学习的自觉性与主动性，从开学初，王连芳就亲临第一线，一边深入各民族学员，了解其思想及学习状况，一边走访任课教师与班主任，认真听取他们的意见，集思广益。这样既制定了合理的教育计划与教员工作原则，又充分调动了教师们的工作积极性。
初创期的云南民族学院，教职员工不足百人，人员较少而工作量大。王连芳以身作则，率先垂范，身兼多种工作。他既是主持学院工作的副院长又是普通教员，经常在学院大礼堂给学员讲大课。在他的带领下，学院所有人员，从领导到每个教工，几乎都身兼数职。他们从来就没有休息日，连星期日也在工作，可从没有人叫苦。
纳训深深感受到了王连芳火一般的工作热情及其所特有的领导艺术与人格魅力，感受到了这位经历枪林弹雨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其对党、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和对党的民族工作的无私奉献精神。纳训深为感动、敬佩不已。他为自己能在这样一位优秀的领导者麾下工作而备感荣幸。纳训对王连芳充满了敬意，王连芳也对他一直十分敬重。在数年的工作与生活的接触中，他们坦诚相交，相互了解甚深，由此而关系亲密，友谊深厚。在解放初各种运动接踵而至、斗争异常紧张激烈、人心唯危、互存戒备的那一非常时期与非常环境中，王连芳一直是纳训最可信赖的领导和最值得交心的亲密朋友。
也许因为同是回族，彼此民族情感深厚，王连芳一直很关心纳训的进步。加之，他们情志相通，意趣相投，都有着诸多对自己民族的共同认识与看法，需要一起探讨的问题很多，因此，王连芳与纳训的接触较为频繁。
王连芳一家住学院西边靠围墙的平房，纳训住学院至公堂，相距不远，两人晚饭后常一起散步，或在纳训所住的志公堂顶楼倾心交谈。他们谈人生，谈对新旧社会的认识，谈民族工作，谈穆斯林的爱国精神和文化传统，以及历史上一些对国家、民族卓有贡献的回族杰出人物。他们还常常一起分析中国回回民族，尤其是云南回族的文化教育现状，探讨如何促使回回民族加强与其他各民族的团结、联系，克服其诸如不注重汉文化知识的学习、故步自封、保守等种种的不足，从而发扬自己民族的优良传统，争取在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大潮中获得长足的发展与进步。王连芳还常常向纳训请教《古兰经》与伊斯兰教律方面的问题，并向纳训了解埃及的文化古迹、风土人情和爱资哈尔大学的教育教学情况，了解阿拉伯诸国的宗教生活，以及各国在近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状况等等。那是一种精神的互慰与灵魂的相拥，是两颗热爱自己民族的赤子之心的真诚交流。在斗室间，在两人漫步的林荫道中，时时响起王连芳那发自内心的爽朗笑声。1955年，新中国第一次组织了中国朝觐团，前往麦加朝觐。云南也派出了朝觐人员，由王连芳带队。在王连芳的力争下，属于“改造使用”的“旧职人员”纳训，也荣幸地参加了这次朝觐。
那时，由于浓厚政治空气的影响，学院中有的青年教师，曾以其参加过革命斗争的资历而自居，对学院中如纳训等几位所谓旧职人员，以及从北京下放来的几位旧知识分子很是小看，言谈中常流露出对他们的轻视和不尊重。王连芳察觉后，严肃批评了个别青年教师。他告诫青年教师：这些老教师都是从国外留学归来的有真才实学的高级知识分子，是对国家民族有过自己贡献的知名学者，且都曾是追求进步的民主人士，是我们党一贯团结、统战的对象，都是同志，对他们应该客气、尊重。当然，他们从旧中国走来，又没参加过革命，其思想有时可能会跟不上形势，这方面，你们这些有革命经历的青年要多关心与帮助他们。如果发现他们的思想有错误，还可当面予以批评指正。但在知识与学问上，他们则是我们的老师。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何况，他们都各有专攻，都是满腹学问的学者！你们在教学中如遇到什么问题，或有什么不懂的地方，应放下架子，不耻下问，多向他们求教。王连芳的一席话，使这位青年教师深感羞愧。
后来，纳训和王连芳都离开了云南民族学院，但两人却一直关系密切。纳训被调北京后，他们始终保持着通讯联系。老领导、老朋友王连芳每次到北京开会，无论在京时间多短，无论会议日程安排怎么紧张，他都要挤时间到纳训家里，拜访与看望纳训。而每次去拜访、看望，王连芳总是关切地询问纳训的身体状况及其翻译进展情况。直到纳训逝世后，王连芳还常给纳训家里写信，慰问纳训夫人和了解其子女的生活与工作情况。
1952年3月，云南民族学院第一批学员如期结业。鉴于当时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混乱复杂情况，为尽快争取群众，“使群众真正理解、相信党和人民政府”，从而稳定边疆和使我们党能够在边疆民族地区“扎下根来”，云南省委决定选派几批“作风过硬”的民族工作队，到边疆民族地区“深入村寨做好事，交朋友”、做群众工作，同时，也可作一些民族调查。于是，1952年4月，云南省委正式组建了首支开赴民族地区的工作队。首支工作队即以云南民族学院第一批结业学员为主，同时抽调了学院部分教职工和省级机关部分干部加入其中。工作队由王连芳副院长和副教育长马曜先生带队。
这是一个极其严肃而光荣的艰巨政治任务，学院以及云南省委对工作队人员的挑选十分慎重，政治素质要求较高。省委书记宋任穷、省政府副主席兼云南民族学院院长周保中都亲临民族学院作动员报告。宋任穷同志特别强调了省委组织民族工作队开赴边疆的重要意义，指出，参加抗美援朝是第一光荣；支援西藏是第二光荣；到云南边疆地区工作是第三光荣。出乎许多人的预料，纳训也被抽调参加首支民族工作队。在当时的云南民族学院和纳训一样在解放前参加工作之“旧职人员”共有三位，唯纳训一人获此殊荣。被抽调参加民族工作队，足见学院领导对他的满腔工作热情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以及努力追求进步思想表现的充分肯定。到边疆民族地区工作虽然艰苦，但可以接触众多的各民族群众，可以了解他们的生活习俗，及其理想、愿望和要求，从而在感情上更加贴近各少数民族。这是体验民族生活，搞好民族教育工作，服务好边疆各民族的重要条件。学院领导对纳训的殷切期望不言而喻，党给予了他莫大的关怀与信任。云南民族学院老教师宋文志先生曾回忆说：那时，在革命队伍中，人人都是靠真本事吃饭，人人都有较高的思想政治觉悟，对党的感情极为真挚，绝对不存在庸俗可耻的任人唯亲与拉帮结伙的丑恶之风。学院领导抽调属于改造和控制使用对象的纳训参加民族工作队，完全是因为纳训本人的思想及工作表现都极好，值得信任。这并不是因为他与王连芳副院长同是回族，而王连芳对他格外宽宏与器重。
纳训欣然参加了工作队的短期集训，认真听取了省委、省政府领导的报告、讲话，充分认识了民族工作队到边疆工作的重要意义，明确了工作的主要任务，以及省委对工作队下去后如何开展工作的一些要求。
首支民族工作队的目的地是滇西的保山、德宏两个地区。从昆明到保山、德宏，本来有抗战时期所修建的滇缅公路贯通，可乘车前往，但当时的云南，尚缺少足够的交通工具，昆明仅有的几部卡车，已被调去运输救济边疆民族群众及供应边防部队的粮食、布匹和盐巴等物资，所以，首支民族工作队只能徒步前往。当时在民族工作队中，纳训与带队的王连芳、马曜年龄最大，王连芳和马曜要纳训同他们一起乘坐吉普车，但纳训却坚持与全体队员步行前去。道路艰险而且漫长。他们一路晓行夜宿，翻山越岭，长途跋涉，队伍行走了好几天，王连芳等人乘坐的吉普车半天就能追上。纳训脚上磨起了血泡，疼痛难忍，可他仍拄根棍子，奋力跟上队伍。与他一同下去的有两位回族学员，为了让两位年轻的回族队员得到充足休息，每到休息与住宿的地方，纳训总是争着烧火做饭。到达目的地之后，民族工作队分组深入村寨，纳训拒绝留在王连芳等人所在的工作队总部，加入了工作小组，每天与队员们深入到民族群众中去。他和年轻队员一起劳动，整天挥汗如雨，帮助各民族群众耕地、播种、砍柴、挑水和修桥铺路等。
德宏地区当时还没有回族，穆斯林生活极不方便，据说有位在此工作的内地回族干部，由于生活不方便而未遵守伊斯兰禁忌，改变了生活习惯，曾引起家乡回民群众对他的强烈不满。当时，回族干部还较少，至为宝贵，王连芳了解到其家乡回族群众对他的厌恶与不满，耐心开导他说，你是党培养的回族干部，一定要在回族群众中树立自己的威信，才能做好回族群众的工作。你连自己的民族都不尊重，缺少对自己民族的感情，随便改变自己的回族生活习惯，将来党把你们调到回族地区工作，回族群众怎么会相信你？后来，这位回族干部自己回到家乡，请阿訇念“讨白”（忏悔），从此严格保持其回族生活习惯，最终成为回族人民信任与爱戴的地方干部。
不过，穆斯林在边疆民族地区工作，生活确实十分艰苦。纳训和两位回族学员，包括带队的王连芳，在德宏州从未吃过一顿可口的饭菜。他们深入民族村寨时，中午吃的是自带的冷饭冷菜，喝的是自带的冷开水。当年孔夫子在齐闻韶乐，三月不知肉味。而纳训等人，不仅不知肉味，而且数月不知油味。那时，边疆民族地区还未推广种植油菜籽，各少数民族都是用动物油炒菜，纳训等人找不到菜油，每天都是白水煮菜加酸笋下饭，还得深入村寨访问群众和参加劳动，帮助民族群众铺桥补路。几天下来，几个都熬得头晕眼花，面黄肌瘦。当时，他们最大的奢望，便是在深入村寨时，能够买到几个鸡蛋，晚上回到驻地，带皮煮出，以补充一点营养。
当时，云南刚解放不久，边疆一带很不安定，经常有土匪、敌特骚扰，杀害工作队干部与当地群众。纳训参加工作队到边疆作民族调查，还曾冒生命危险。在他们从昆明到保山的途中，几次险遭土匪及敌特武装袭击。一次，当他们“下到三台山脚，便传来残余匪徒刚在山上杀害了两个养路工人的噩讯。快到戛中时，又传来有‘敌特武装’埋伏的消息”。所幸的是，纳训所在的民族工作队没有撞上穷凶极恶的匪徒，几次与死神擦肩而过。
这次到边疆调查，纳训等所有队员都收获巨大。通过与各民族群众的接触，他们从最初的“吃闭门羹”、受冷淡，到逐步接近群众、感化群众，最终与群众打成一片，深受各民族群众的信任和欢迎。他们访贫问苦，与各民族群众一同劳动，把党和政府的温暖送给了边疆各少数民族，使边疆民族群众认识和“真正理解、相信了党和人民政府”。通过调查，纳训等工作队员还了解到了少数民族地区生产力的落后等许多不同于内地的地方。有的民族，依然是刀耕火种，种植虽广，满山遍野，却收获甚微，民族群众生活极苦。他们都深刻认识到了改变边疆少数民族落后习惯，发展生产，提高其生活水平任务之紧迫。其所获民族调查材料，为省委后来积极稳妥地开展边疆民族地区工作，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考与决策的依据。工作队后来回到昆明，曾向省委作了详细的工作汇报。民族工作队副队长、民族学家马曜先生曾根据工作队在德宏州的少数民族村寨实地考察情况，向省委提出建议：以景颇族为代表的9个少数民族，“由于土地占有不集中，阶级分化不明显，不应当把土地改革当做一个革命运动阶段来进行，可以不重分土地，不划阶级而在国家的帮助下，通过发展经济文化，采取发展互助合作方式，逐步完成某些环节的民主改革任务，直接过渡到社会主义”。马曜的这一来自民族工作队调查情况的建议，后来，得到了云南省委的同意，并报经中央批准，在云南德宏州等民族地区施行。
但这次参加民族工作队到边疆调查，纳训个人却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给他的后半生带来了巨大痛苦。纳训在云南民族学院时，已是40多岁，体质已远不如从前。而到边疆民族地区，饮食不方便，生活极艰苦，还常常忍饥挨饿，严重缺乏营养。加之长途跋涉和数月工作的紧张繁忙，严重地损害了他的健康，使之抵御病毒的能力大大减弱。在德宏州，纳训因此不幸染上了空洞型肺结核。在解放初期，云南的医疗条件尚差，患肺结核等于患了绝症，很难医治。由于在当时未能得到彻底的根治，这一残酷的疾病，从此一直伴随着他，时断时续地反复发作，使他经受了数十年的痛苦折磨。纳训最后的逝世，也是这一残酷疾病的长期折磨。
然而，在当时，性格坚韧的纳训，还未料到这一凶恶的病魔，将给他终生带来的麻烦。从德宏回昆明后，他没大在意，一边悄悄治病，一边无声地忍受着病痛，照常坚持在资料室上班。他依旧是饱满的工作热情，依旧是那么儒雅谦和、平易近人的待人接物，故从教职工到院领导，全院没有一个人知道他患了肺结核，以至于院领导在他从德宏回来不久，又将他抽调到土改工作队，到滇南农村参加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地改革运动。
新中国的建立，大西南的解放，人民革命战争取得了全国性的胜利。这时，党面临的新任务是尽快解放生产力，迅速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1950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通过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土地改革法》明确规定“废除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借以解放农村生产力，发展农业生产，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开辟道路”。于是，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云南内地民族地区农村，于1952年2月全面开始了彻底废除封建剥削制度的土地改革运动。
为顺利完成内地民族地区的土改任务，云南省委决定在省级党政机关、文化教育部门抽调一批干部、教师和文化工作者组成工作队。于是，纳训又被抽调到了由云南民族学院副教育长马曜担任队长的土改工作队，赴蒙自地区开展工作。云南民族学院领导在研究抽调教师参加工作队时，起初并不想抽纳训，认为他到德宏生活太苦，想让他“稍作一段时间修整”。但后来，明确了工作队所去的地方是回族聚居区滇南，急需对回族政治、经济与社会情况比较了解、熟悉的回族干部，于是，学院领导只好决定再抽纳训到土改工作队。院领导的打算，一是让纳训在土改运动中发挥应有的作用，二是想让他继续到滇南农村“走走看看”，了解一些回族农民的生活情况，使他受教育，以促进其思想的更加进步。
纳训不顾病魔缠身，他依然听从命令，愉快地加入了土改工作队。纳训参加了工作队的短期集训，之后，便与其他工作队员一道，在马曜先生的带领下匆匆奔赴工作地蒙自。工作队到达蒙自，又被派往蒙自专区的鸡街乡开展工作。
这是一个回、汉、彝族杂居，而以回族、彝族居多的民族地区，情况较为复杂。就回族来讲，虽然回民都信仰伊斯兰教，但在解放前，也存在着阶级压迫与阶级剥削，农村中贫富差别较大，两极分化情况较为严重。少部分的回族大户，由经商而起家，逐渐富甲一方，继而兼并土地，于是，生产资料大量为少数人所占有，广大回族群众则逐渐沦为佃户，深受其压榨与剥削。但因系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经济、政治状况及社会历史条件都有其特殊性，在诸多方面存在着与汉族地区不同的特点。由于极易涉及到民族与宗教的敏感问题，党的政策主张较为慎重，云南省委依据本省实际情况，对内地民族地区的土地改革作了补充规定，提出了“慎重稳进”的方针。
工作队队部设在清真寺，工作队员吃住都在清真寺里。为了尊重回族人民的宗教及生活习惯，工作队所有队员都吃住在清真寺的厢房里，全体汉族队员都跟纳训一样开回族伙食。工作队首先配合地方党组织在农村建立了基层政权，在农民中培养积极分子，随即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清匪反霸和减租退押斗争，为土地改革的顺利开展准备了充分条件，奠定了扎实的群众基础。在土改工作中，纳训和其他队员一道，不分白天黑夜，走村串寨，挨家挨户访贫问苦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和在民族工作队一样，为了更加接近群众，他们坚持参加了生产劳动。通过艰苦的群众工作，使广大群众提高了阶级斗争觉悟，积极配合工作队，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和土改运动。他们白天深入群众，晚上召开群众大会，每至深更半夜，才回到工作队驻地休息。
在这次运动中，马曜所带领的鸡街土改工作队，坚定不移地贯彻党中央的土改政策和云南省委的补充指示，准确地把握和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注意到了回族聚居地区的重要特点及其特殊性，始终坚持增进民族内部以及各民族间的团结，从而保证了鸡街土改运动能够“慎重稳进”地有序进行。而在这次运动中，纳训可以说起到了不可缺少的重要作用。在工作队进入鸡街后，他既是一名普通的土改工作队员，又是所有汉族工作队员的民族宗教顾问。工作队在工作中碰到有关回族宗教和生活风俗以及民族心理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工作队队员包括队领导都向他请教。当时，在回族中大都有着“瓜角亲”，有的较落后的回民群众，家境极为贫苦，却又顾及乡里乡亲关系，不太配合土改斗争，甚至因怕得罪人，不愿意接触土改工作队员。这类落后群众，工作队队员称之为“钉子户”。纳训一次次登门访问，由于其与回民群众的民族同胞情感，而且，纳训又是一位有着坚定宗教信仰的回族知识分子，极受回族群众信赖。加之，其思想工作深入细致，推心置腹地与回族群众促膝交谈，纳训攻下了一家又一家这类“钉子户”。
在鸡街土改运动中，纳训还受到了深刻的阶级斗争教育。解放前的鸡街，广大回族贫苦农民生活极其困苦。纳训回国不久，即在报上看到了这里的一对农民夫妇手刃亲生儿女，夫妻双双上吊自杀的报道，他深为震惊。随工作队进入鸡街后，通过深入群众，访贫问苦，纳训了解到在旧社会，鸡街穷苦农民所受的深重苦难，远比报纸报道的要普遍。那时，灾害频繁，加之地方官员的压榨和有钱有势人家的乘机豪取巧夺，许多农民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只得给有钱人家当雇工，受尽饥饿、穷困的煎熬。有一年，因久旱未雨，灾情严重，粮食颗粒无收，饥荒四起，穷苦农民交不起田租，只得关门闭户，四处逃荒，有的回族群众一直流落到解放后，才拖家带口由外地回到家乡。在深入贫苦农民的日日夜夜里，极富同情与怜悯之心的纳训，常常为群众的哭诉而心颤悲恸。他深感只有共产党才能消灭阶级压迫、阶级剥削，解救水深火热中的劳苦大众；他由衷地庆幸人民大众终于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长期而艰苦的革命斗争，终止了一个罪恶的社会与不合理的制度，结束了数千年来人民受尽压迫、受尽剥削的悲惨历史。
但不幸的是，土改运动还未结束，纳训的病情已开始恶化，终因咳血不止而被其他队员发现，报告了队领导。最后是队长马曜派人强行将他送回昆明治疗。
一个真诚地热爱祖国，充满了强烈的报国热情，无时不心系祖国和人民的爱国者，无论处于何种艰难困苦的场合，无论现实对他是多么的不公，无论他曾经遭受了多大的委屈与精神折磨，都不会熄灭其无限热爱祖国和人民的心头之火，不会改变其报国理想及忠于祖国和人民的执著追求。纳训，这位积极追求进步，曾经以真挚热情欢庆人民胜利的翻译家、教育工作者、回族爱国知识分子，尽管在解放后，因其“旧职人员”的身份而备受冷落，使他才情被浪费，年华被虚掷，但他的一颗灼热滚烫的心，依然向着党，向着人民，向着他深深挚爱的新社会与新中国。他不怕吃苦，无论参加民族工作队奔赴边疆访贫问苦，还是投身土改运动，环境再恶劣，条件再艰苦，他都投入自己全部的热情，积极地为党忘我工作。即使忍饥挨饿，即使疾病缠身、体质极为衰弱也决不退缩。为了边疆各民族的团结、进步，为了改变封建地主剥削的生产关系，为了使自己深深热爱的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上都获得翻身，他不惜献出自己的生命与鲜血！
纳训后因文学翻译的需要而离开了云南民族学院。虽然，他在云南民族学院工作时间不长，仅五六年，但其精神的根须却深植于这块美丽的校园，深植于云南民族学院各民族师生的心灵。他为祖国和人民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为云南民族学院增添了一束夺目光彩，各民族师生都为他曾经在云南民族学院工作过而深感骄傲、自豪。已故民族学家、诗人、原云南民族学院副教育长、院长马曜先生一直对纳训深为怀念，在马老95岁华诞前夕，一些老教师前去贺寿时，马老还回忆起纳训当年在民族学院工作的情景。民族文化学专家、云南民族大学教授杨德鋆先生也曾在回忆文中追怀纳训，抒发其对纳训的崇仰与缅怀之情。杨德鋆先生深情写道：
“回望他在这里的那段时光，我相信——他的才学、人品和《一千零一夜》全译本等成果闪烁的光芒，谁都不会拒绝让它成为滋润有他足迹的这片校园土壤的一丝养分。前些年，在我为之付出无数心血汗水创建的云南民族大学博物馆接待一些国内外著名学者来访时，有几位来访者曾问及纳训当年在这里的情况，一种因学校有过这位大家遗下思光智影而让世人记住这段历史一瞬引出的自豪感，曾在我体内熊熊燃烧……1998年11月13日，我和他的同村亲戚、晚辈、回族史学家纳为信及民族文博工作者玉腊等前往通海纳家营瞻仰他的故居。凝望着立在故居门前的纳训生平碑，静静默读，伫立良久，抒发积蓄已久的仰怀之情，恍惚感到他并未离开这个世界，且仍保持着50年代蜗居商山时40多岁男人倜傥爽洒的样子。我想，这也许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魅力作用’吧，一位智者贤师倾情贡献留下的深实足迹对学校魅力的融成与增强所起的作用是何等持久而特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