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训回到昆明，母校昆明私立明德中学聘他为教务主任。他“欣然应聘，走马上任”。本来当年，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选派回族学子赴埃及留学，就是为了培养师资，以大力发展回族教育。在纳训之前，第一届留埃学生马坚、纳忠回国后，也都首先服务于明德中学，并且都先后担任了明德中学校长，为自己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作了应有的贡献。何况，教育兴国、教育兴族，培养回族人才，这对国家的振兴，对回回民族的生存与发展，都极为重要。能够回到母校，传道授业，为回族学子答疑解惑，从而培育国家民族需要的人才，这也是纳训多年的愿望。为此，他“理所当然地感到自己有责任为母校服务几年”。在就任教务处主任不久，他又升任校长，主持了明德中学的校务工作。
这所民办的回族子弟学校，其办学经费，系由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提供。而俱进会振学社所提供经费，又主要来源于昆明回族前辈留下的一些遗产，以及一些穆斯林在去世前所捐献产业。学校不收学生学费，其办学经费即全部靠俱进会振学社从遗产收入中提取。时因现实的黑暗与社会的动荡，加之人事的变迁，如原校长杨士敏先生被调从事垦边，教务主任李敏生先生等人不久也因故离任。故在纳训等第三班学生毕业后，明德中学一度停办。直至第一届留埃学生毕业回国，才在沙儒诚和马坚、纳忠等人的多方奔走下，于1940年复校。
纳训于1948年上半年接任明德中学校长，直至昆明解放，于1951年被调离。虽其在位时间不到4年。但在这短短的几年间，纳训却付出了巨大而艰辛的劳动，成绩卓著，充分体现了他强烈的报国热情及其不凡的管理与办学才能。当时，国民党蒋家王朝气数已尽，货币贬值，物价飞涨，明德中学所依赖的遗产收入，已入不敷出。在此情况下，要维系这所不收学费的民办学校，使其教育教学正常运转，实为不易。办学经费越来越趋紧张，工作越来越困难，有时“就连教师的工资也不能按时发出”，真是举步维艰。但大半生向往报效祖国、服务民族的纳训，不甘心这所唯一的云南回族子弟中学就此作鸟兽散，在他手上关门。凭着满腔工作热情和一股倔劲，纳训咬紧牙关，苦苦支撑着。条件再艰苦，工作再困难，他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努力将学校办下去！作为一校之长，事无巨细。纳训“态度十分严肃，做事极为认真”，从谋求学校经费的解决，到稳定教师情绪、调动其教学热情，及如何促进学生的良好学风，他都不遗余力，亲自过问，亲自督管。他经常深入教职工及学生中，了解各方面意见、情况，处理好校务管理的各方面繁杂事务，而且还广泛联络回族群众，来往游说于昆明回族各界人士之中。由于他的认真态度及踏实工作，使学校争取到了回族社会各界在经济上的大力支持与鼎力帮助。
任职于昆明明德中学期间，纳训在各方面都对自己要求极严。他“生活俭朴，着装朴素，时常穿着一件灰布长衫。有一件西装，为礼服，常收在箱子里，遇有重要活动时才穿”。繁重的工作任务，需要有强健的体魄和旺盛的精力才能胜任。为使自己的身体保持健康，能够以充足的精力投入工作，纳训很注意体育锻炼。他每天清早作完晨礼后，就到学校球场上做做早操，围着球场跑跑步，还经常一个人投投篮球。中午，又与学生一起娱乐，打打乒乓球或者篮球。此外，纳训还保留了多年来在埃及养成的冷水浴习惯，每天晚上都要冲冲冷水澡，然后，换上睡袍，坐在灯前看书。一年四季如此，天阴下雨不间断。因而，在明德中学的几年间，纳训很少生病。在教师学生的心目中，他是一个不仅学识渊博，而且身体健康，充满了生命活力，工作再忙也累不倒的好校长。
纳训在明德中学，其治校之严，凡熟悉他的人，无不佩服。他对学生要求极其严格，无时不关注学生的学习，经常深入到教师学生中，了解学生的学习情况。发现有学生学习不认真，他即在教师中率先垂范，亲自给学生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耐心教导学生，要学生抓紧时间努力学习。其言传身教，为全校教师树立了认真育人之榜样。例如有位同学不想学习英语，上课不专心，他知道后，亲自将这位同学叫到办公室，给学生讲学习英语之重要性，还给学生介绍他自己学习阿语和英语的实际经验，告诉他外语应如何学习，才能学得扎实，并且事半功倍，获得最快进步。末了，还告诫这位学生：“我们的英语老师是正牌英专毕业，他教的是标准的剑桥英语，你要抓住这个学习机会，好好学习。放掉这个机会，实在可惜，你将后悔不及！”他要求所有教师，都要爱护学生，关心学生的成长。而对于一些累犯毛病的同学，纳训也不主张迁就、纵容。他对学生的批评很严厉，但同学们都了解他的性格，敬佩他的学识和为人，仍十分尊敬他。纳训对教育工作的严肃、认真态度，至今仍为他的学生，以及曾与他共事，或对他较为了解、熟悉的人所津津乐道。对此，林松先生曾作了深情回忆。
“由于这是他的母校，学生中又以回民青少年居多，因此，他总是以‘恨铁不成钢’的态度严格要求学生，讲话总是坦率而尖锐。‘教不严，师之惰’，严师出高徒，他坚信不疑，越是对本民族学生，要求越严厉”。他对亲戚学生的要求更加严格，例如他每天都给其外甥马安民（其二姐之子）讲解《古文观止》《古文释义》等“老古董”，讲完之后，还要马安民背诵，“有时背不得，便劈头盖脑地挨一个巴掌”。“个别调皮的学生似乎有点受不了，难免埋怨嘟囔，但头脑冷静下来，也就心悦诚服，厌气尽消。在事隔多年之后，还能听到当年的学生，对他的良好评价和感激之情”。
应该说，在纳训之前，曾任过明中校长的杨士敏、沙儒诚和马坚、纳忠等人都曾为昆明私立明德中学的发展作过艰辛的努力。明德中学从开创到后来发展成为一所有着初中、高中的完全中等学校，培养了大量回族人才，为滇中回回民族的发展进步作出了可贵的贡献，在云南回族教育史上，诸先生都应占有一席重要地位。而后期的纳训尤其功不可没。在局势极为动荡，处于黎明前的黑暗中的20世纪40年代末，明德中学步履维艰，在办学经费极度紧张的情况下，居然能够存活，而且还依然保持一定的办学规模。到昆明解放时，纳训所交给人民政府的，已是一所具有一定设备条件和办学层次的完整中等学校。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而创造这一奇迹的就是当时的校长纳训。
还值得称道的是，这时期，纳训的思想较为进步、开明。
昆明，这座素有“民主堡垒”之称、曾倾洒了民主战士李公朴、闻一多以及“一二·一”四烈士热血的光荣城市。从抗战后期开始，反内战、争民主的空气一直十分浓厚，革命浪潮此起彼伏。而明德中学则是一所有着革命历史和传统的学校，为革命献身的地下党员马登云烈士即是该校教师。明德中学自复校起，在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明德支部的领导，以及民主进步人士马伯安等先生的支持下，该校进步师生，一直是高扬民主、自由旗帜，积极配合西南联大和云大等大、中学校师生进行“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1946年12月1日，昆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这曾经被闻一多称为“中国最黑暗的一天”里，明德中学进步师生跨出校门，到街头作宣传演讲和参加大学生们的民主斗争集会，并且还参加吊唁被反动派杀害的于再、潘琰、李鲁连、张华昌四位烈士，还参加了3月17日为“四烈士”送葬的示威大游行。纳训就任明德中学校长后，学校进步师生又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七一五”反美扶日运动，以及“反饥饿、反迫害”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等爱国斗争。
出身寒苦，从小目睹了那些形容惨淡的底层民众的痛苦生活，且曾经为挽救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危亡，战斗在尼罗河畔的纳训，在他充满爱国热情，满怀服务于国家、民族与宗教的热望回到祖国，经历了家庭及个人的忧患、苦难之后，使他更深地品尝到了旧时代之人生艰辛。而在担任明德中学校长之后，他所接触的民众范围又更加广泛，其视野已更加广阔。加之，受轰轰烈烈的民主运动和革命浪潮的影响，这就使他更深刻地看到了旧中国的贫穷落后与人民生活的艰难，及其命运的悲惨，使他彻底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腐败无能，深深感受到了只有共产党，才能真正拯救苦难深重的祖国和人民。于是，纳训的思想更加进步了。他向往光明，同情和支持革命，他对那些冒着生命危险从事革命与进步活动，为解放祖国和人民而英勇战斗的革命者充满了真诚的敬意。纳训在20世纪80年代初接受记者采访时就曾经谈到，他在这个时期，曾经积极支持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有力地配合了“当地的进步人士的斗争”。这不是自我标榜。纳训一生谦谨，从不会自我夸耀吹嘘。尽管迄今为止，还没有人专门回忆和谈到纳训这时的思想状态，以证明其在这时期的进步表现，但从纳训担任校长的明德中学的进步师生的革命活动情况，不难窥见一斑。
在纳训任职于明德中学的这一时期，昆明的学生运动如火如荼，党领导的“民青”等进步组织，在明德中学的活动极为活跃。为战取光明与自由，进步师生们抨击黑暗，呼唤黎明，毫不妥协地与国民党反动派展开了针锋相对的英勇斗争。这时，在明德中学，建立了党的外围组织“民青”支部，“开展了多方面的工作”。例如，“组织了‘读书小组’，集中部分进步学生学习《新人生观》《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将革命进行到底》等革命书籍，提高思想政治觉悟”。此外，还在明中“组建了‘新生歌咏队’，由马子三、马德贵、马恒龙负责。在学校里教唱革命歌曲《你是灯塔》《茅山下》《反叛的进军》《山那边哟好地方》等等。在校庆晚会上还演出了秧歌剧《兄妹开荒》和歌伴舞《自由颂》《营火燃烧在广场上》《半个月亮爬上来》等，整个校园充满了革命歌声……”在1949年的教师节，进步学生还“向赵仲英、白瑾、杨静娴、马雪如、保世英、撒庆芳、李仕英、马维翰等进步教师敬送《新民主主义的教育制度》一书，向老师们祝贺教师节，宣传党的解放区教育制度”。
以上可见，“民青”支部在明德中学的活动十分活跃，几乎是完全地公开化了。其环境的宽松，空气的清新，革命活动的自由，几乎与解放区学校相似，甚而，与解放后五星红旗照耀下的学校相比也没有什么两样。这在当时的大中学校中，恐怕绝无仅有。进步学生的这些革命活动，没有校长纳训的理解支持至少默许，是不可能大胆及公开到如此程度。可见纳训对学生的爱国思想和革命热情，是持肯定和赞赏的态度，并力所能及地予以庇护和支持。在国统区校园里，居然能让学生进步组织进行如此公开地“赤色”宣传活动，如被当局查出和予以追究，纳训作为一校之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甚而因此被抓捕和掉脑袋。可见，纳训和从事活动的进步师生一样，也曾冒了生命的危险。学生的这些进步与革命活动，从未受到纳训的任何指责、训斥和限制，也可见其当时政治倾向的进步。
由于环境的宽松与活动的自由，当时的明中，成为“民青”组织的一个大本营，孕育了大批的青年革命战士。许多思想进步的学生，后来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的仍旧在昆明从事地下革命活动；有的则奔向“山那边”的革命根据地，参加了“边纵”的游击斗争。他们都将自己的青春、热情全部献给了革命斗争和新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有的学生，还为祖国的解放献出了年轻宝贵的生命，将自己的一腔热血倾撒在祖国边疆的土地上。
解放前夕的昆明，“山雨欲来风满楼”。一方面，在革命形势的影响下，民主思潮日益高涨；另一方面，在蒋介石国民党的严密控制以及特务的监视下，白色恐怖笼罩着昆明。1949年9月9日，蒋介石派毛人凤等人到昆明进行“整肃”（即所谓“九九整肃”），许多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遭到逮捕，一贯支持学生运动的爱国民主人士马伯安先生也在其中。马伯安先生的被捕，纳训与明德中学师生以及三迤回族民众群情激愤，深为震怒。据说这时，纳训曾在教师座谈会及师生集会等多种场合，公开斥责国民党当局的蛮横无理及其与人民为敌的反动行径。纳训还呼吁三迤各界回族人士向省政府请愿，要求释放被捕的马伯安先生等。当然，马伯安先生等进步民主人士最后的出狱，是由于革命形势迅猛发展的促使，以及云南地下党策反省政府主席卢汉起义的结果。但纳训在当时那风声鹤唳的白色恐怖中，能够大义凛然，不顾个人安危，发出如此激烈的愤怒呼声。仅此一端，已足见他是时思想的激进及其铮铮铁骨。
纳训在担任明德中学校长期间，还曾经挺身而出，与敌作面对面斗争，保护了明德中学一些思想活跃、富正义感的进步学生。一次，有一个为警备司令部副司令开车的小车司机狐假虎威，蛮横无理，任意欺负百姓，明德中学一位进步学生见状，极为愤慨，用胶把钳把小车司机右肩骨打断。警备司令部随即派人到明德中学抓这位学生。来者气势汹汹，勒令学校即刻交出“凶犯”，交警备司令部严办。纳训知道情况后，立刻派人通知这位进步学生躲避转移，然后，他亲自出面，与前来抓捕学生的警备司令部人员交涉。纳训一再否认明德中学有这样的学生，要他们去其他中学调查。警备司令部人员不大相信，提出要进校园查找，纳训义正词严，予以阻止，不准军警进入校园。军警带队者看校长纳训态度十分坚决，没有丝毫让步可能，害怕激起昆明回族民众的抗议，便不敢放肆，最终未进学校搜查。由于纳训的勇于斗争，使这位进步学生躲过了被抓捕、迫害的危险。
又有一次，一个喝得醉醺醺的国民党兵痞窜进明德中学滋事、捣乱，进步学生对这些一贯无恶不作、任意欺负和祸害百姓的家伙本来就恨之入骨，此时，群起而攻之，拳打脚踢，将其打翻在地。兵痞伤势严重，气息奄奄，被学生拖出去丢在街上。军警前来明德中学抓捕学生，也是纳训出面与军警周旋。平时语言不多的纳训，在危急时刻，为使进步学生免于遭难，竟唇枪舌剑，寸步不让。他列举兵痞闯入学校后，如何肆无忌惮，滋事、捣乱和打人，咬定学生是处于忍无可忍，自卫还击，并无多大过错。纳训还反攻为守，提出：现今是戡乱时期，政府正整顿秩序，学校也须稳定，请贵军要严格教育士兵，不得到学校制造事端。纳训最终斥退了军警，保护了进步学生。
赤子的纳训对祖国与民族的赤胆忠诚，还表现在他主编《清真铎报》的激进，以及他在民族与宗教方面，甘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识见上。
纳训在担任明德中学校长期间，除了从事繁忙的校务工作之外，还担任了《清真铎报》主编。《清真铎报》是云南回教俱进会振学社创办的一份面向全中国穆斯林的刊物，其前身为1915年创刊的《清真月报》。它“以宣传五族共和，各族团结、强国富民及应兴应革之事为宗旨”。1919年更名为《清真汇报》，1922年又改版为《清真旬刊》，共出版约56期。1929年始改名为《清真铎报》。由于人手少和经费困难，《清真铎报》曾一度停刊，后于1940年应抗战要求而复刊。复刊后的《清真铎报》以10开杂志型出版。抗战中，马坚、纳忠、白寿彝、沙德珍和纳钟明诸先生均先后担任过主编。该杂志一直坚持到解放前夕，在国民党“九九整肃”中被迫停刊。至此，一共出刊72期。这是“国内回族刊物中坚持时间最长、发行量较广、社会影响也较大的同类期刊。在跟它历史相近的若干报刊中，几乎只有北平出版的《月华》（曾以月报、旬刊、周报、六日刊等多种形式和版面长期出版）可以跟它并驾齐驱。现代和当代一些著名穆斯林学者的学术论文或研究成果，有不少都是首先发表在上述两种刊物上。”
该报以“铎”为报名，即表明了办报人之宗旨与主张，以及该报所负之时代使命。“铎”，即“木铎”“铃铎”，乃古代宣告政教法令或有战事时所敲的大铃。对《清真铎报》为何以“铎”为报名，马聘三先生曾在创刊号所刊载《清真铎报解》一文中，作过详尽说明：
“清真月刊何以名铎乎？考之《周礼》，位岁孟春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礼记·月令》，奋木铎以令兆民。皆施政教时振以警众者也。《论语》曰，‘天将以夫子为木铎’。盖冀其设教救世，如木铎然。铎之时义大矣哉！吾教清真，肇自阿丹，以认主、拜主、济人、济世为目的。历圣相承，渊源不绝。迨至至圣穆罕默德出，集群圣之大成，为生民而立极。授受天经三十部册，阐幽明之奥理，立天人之法规。导善止恶，俨然天下古今之一大木铎也……然经本阿文，与中国文教学理同而字殊，以致习经墨守成陈篇，罔思振作，习儒者囿于中俗，不识来源。大道之不明于天下，匪伊朝夕矣！迩者，海禁大开，信至（教）自由，异学争鸣，鱼目相混……遂使伊斯兰教正奄奄不振。苟非急起直追，登高一振，其将何以醒迷梦，而正人心。此吾滇支部宣传处之设，清真铎报之出，之所以名。”
《清真铎报》复刊后曾任主编的纳忠，在《铎报应负之使命》一文中，更加明确阐述了创办此报之宗旨：（一）促进教人之宗教观念。（二）改良回教教育。（三）促进教人之国家观念。文中指出，“以上数端，实铎报急不可缓之工作也。其他如研究科学，探讨学理，传达各地消息，联络各地教友，及风俗之转移，人心之矫正皆为铎报必尽之责。质言之，铎报之使命，在持铎高呼，而唤醒同胞，豁然以惊，奋然一振，努力振兴圣教，向外发展，使大中至正之伊斯兰教，发扬于全世界。如此乃能尽吾辈教徒之天职，亦发能符穆圣传教之初意，而符真主造化人类之本旨也”。
《清真铎报》自创办之日起，一直遵循着以上宗旨，阐释经典、研究科学、探讨学理和弘扬伊斯兰精神；以转移风俗，总是伴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与时俱进，激发广大回民群众发扬穆斯林爱国爱教传统；积极服务于国家、时代，为富强祖国而贡献回回民族之伟力。抗战时期，伟大的民族抗战、民族复兴是时代的主旋律。为了动员、号召广大回回民众积极投身到抗战洪流，云南回教俱进会更名为“云南回教救国协会”。服从于祖国神圣抗战的要求，在抗战中复刊的《清真铎报》，内容又有所革新。即在抗战旗帜下，《清真铎报》一方面大力宣传伊斯兰传统爱国爱教精神，动员广大回族同胞不畏顽敌，奋起抗日，复我河山；另一方面，积极宣传回回民族及伊斯兰教，以使汉民族等其他各民族同胞了解回回民族，了解伊斯兰教，从而促进各民族团结一致，共同抗日。为此，“云南回教救国协会”会长马伯安先生在《复刊词》中号召道：
“我们希望各位教胞更进一步精诚团结起来，以爱宗教之热诚爱国家，一致奋起，各尽其最大的努力，以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自由、平等；同时使教外的同胞，认识回教的真相与特色而排除回汉原有隔膜与误会，使回汉同胞，真正的团结起来，共赴国难。”
这实际上，也是对复刊后的《清真铎报》所应负的伟大使命的明确阐述。于是，《清真铎报》坚定不移地以抗日救亡为焦点、中心，众口为声，一致对敌，积极宣传抗日，动员回民抗战。抗战中，许多回族知名文化人士纷纷在《清真铎报》上撰文，宣传救亡、鼓动抗战。如纳忠的《保卫国家是伊斯兰的信德》、纳润章的《回教的抗战理论》等文章，都曾经极大地鼓舞了云南乃至全国穆斯林的抗战热情。
纳训是《清真铎报》最后一位主编，他接编《清真铎报》，已是解放战争后期。这时，人民解放军正进行着战略反攻，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百万美式装备的国民党武装，蒋家王朝已摇摇欲坠。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国统区人民的革命斗争。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反对国民党的黑暗统治，争民主、争自由的呼声越来越激烈，昆明的革命斗争热潮一浪高过一浪。但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其灭亡，妄图将边远的大西南作为反共屏障，负隅顽抗，于是，不断加强巩固对大西南的统治与护防，在白色恐怖浓雾笼罩下，昆明的人民革命运动与进步文化事业遭到镇压和摧残。
纳训接编《清真铎报》之后，以其大无畏的精神、气概，敢于正视淋漓鲜血。他秉承了原《清真铎报》服务时代、密切关注现实、关注国计民生，以及“传达各地消息，联络各地教友”的精神、宗旨，勇敢负起了时代赋予的神圣使命，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批评时政，针砭时弊。后来，他将《清真铎报》的刊名简化为《清真铎报》，使之更加醒目，更加突出地表明该报所肩负的历史重任，并且努力扩充读者范围，进一步扩大其影响面。《清真铎报》坚持反映民生疾苦，表达回族人民的生活愿望和民主呼声，揭露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及社会的丑恶现象，适时地传达了广大穆斯林群众在黎明前的黑暗中，不满于国统区经济凋敝、物价飞涨、货币贬值等现实的愤怒呼声，使得该报成为当时回族激进人士“反内战、争民主”的一个重要宣传阵地，密切“配合了蒋管区人民争取‘民主自由’运动”，充分显示出其锐利的战斗锋芒。因此，纳训接编的《清真铎报》，依旧深受广大穆斯林，乃至教外广大读者的欢迎。
其时，在纳忠的努力下，云南的《民意日报》和《观察报》上，都开辟了“伊斯兰通讯”周刊，由沙德珍、纳钟明、林松主持其编辑工作。纳训主编的《铎报》与《民意日报》《观察报》的“伊斯兰通讯”周刊互相呼应，密切配合，志在唤醒广大深受压迫的回回民众，使之积极投入到反对国民党黑暗统治的革命斗争中。由于《铎报》表面上是一份纯粹宣传宗教、反映教民生活的穆斯林刊物，当局有关部门对它不太注意。纳训充分利用了该报的这一特殊身份及其有利条件，“以实际行动”，为争取光明、自由的明天而勇敢战斗。《铎报》所发文章，大多言辞激烈，思想激进，甚至发表了不少直言不讳，公开批评当局，揭露国民党腐朽统治下的黑暗现实，呼唤光明、自由与民主的文章，从而成为当时进步人士的喉舌和战斗时代之“铎声”。在战取光明、自由新中国的大时代中，纳训主编的《铎报》，曾以其在广大回民群众中的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战斗作用。由于《铎报》的鲜明进步政治倾向，及其在民众中产生的不可估量的影响，后来也受到当局的注意，在国民党实施的云南“九九整肃”中，该刊被当局明令查封。《铎报》连同纳忠等人主编的《民意日报》《观察报》副刊“伊斯兰通讯”被迫停刊。
纳训深刻认识到《清真铎报》在那一战斗时代的重要意义，为办好这份进步的穆斯林刊物，以继续发挥它的战斗作用。自接编之后，他工作勤勉，任劳任怨，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与时间，可谓倾尽其心血汗水。当时，学校缺少经费，作为校长，得四处“化缘”，校长事务本来就很繁重，加上《铎报》的编辑工作，更加繁忙，他常常废寝忘餐，夜以继日地忙碌。一处理完学校工作，他就赶忙到编辑室，同编辑一起分看稿件和修改稿子，以及统稿、审稿。所有要用的文章，在决定采用之后，他必经亲自审阅一遍。有时，白天忙得脱不开身，他就将稿件带回宿舍，晚上加班加点地审阅，一直忙到深夜。特别是在稿件就要送去印刷的头天晚上，他在审完稿件之后，又常常根据需要，忙着写上一篇有感于政治时事或所见所闻的批评文章，于是，熬到大半夜，甚至通宵达旦。有时，看看东方已经发白，他索性洗洗“乌涑鲁”，做完晨礼，又去办公室上班。其外甥马安民先生曾目睹纳训的工作情景，他感慨道：“纳训，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充满了热情，总要千方百计地做好。在明德中学期间，为了发展回回民族的文化教育事业，他真正是倾尽了心血，耗尽了心力。而且，他一工作起来，简直是在拼命，已经忘记了自己的身体，完全是一个‘亡命徒’！”
纳训对待工作，从来“公私不分”，常常将公家的事当做私人的事情来做。由于编辑部人少，每当刊物印出，忙不过来，他就叫一些学生去帮忙。凡是与他是亲戚或同乡的学生，都经常被叫去，帮他从印刷厂将刊物运回，又一份份地分开，封裹好，写上姓名、地址，送到邮局发往全国各地。当时就读于明德中学的马安民、纳维信等人，都是经常被纳训叫去帮忙的亲戚或同乡学生。
由于伊斯兰教是一个来源于阿拉伯的宗教，中国人对伊斯兰教的认识，有着地域、环境与语言的限制。尤其是中国穆斯林受自身所处的汉文化背景的制约，以及汉文化传统之影响，造成了中国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义、教法的认识、理解尚欠完整，存在着某些偏差与片面性。此外，由于历史的积淀，在当时的回族社会中，存在诸多不良落后风习，这在很大程度上，妨碍了回回民族的自新与进步发展。
早在中学时代，纳训就表现出对宗教、对回回民族的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与忧虑，充满了深切的民族、宗教忧患意识。而在埃及求学时，通过多年的学习钻研，他对民族、宗教的思考更加深入，其忧患意识也随之愈来愈强烈。他极想改变中国穆斯林的落后现状，也想校正中国穆斯林在宗教认识上存在的一些片面与错误。这一热情及愿望，从他翻译小说《穆圣的家庭会议》，以及在回国之后，曾在纳家营等地的清真寺，利用讲“瓦尔兹”和莅临欢迎大会之机会，所作有关宗教教义方面的正本清源之宣传中，即可分明见出。
譬如，他不赞成国内穆斯林中较流行的以开经“搭救”亡人的做法。他宣传说，《古兰经》是真主意欲完美穆斯林的人格、品性而要求穆斯林必须遵守的一部法规、法典，实际上也就相当于伊斯兰的政策、法令。即以此规范穆斯林的言行。例如要求穆斯林敬主畏主，履行主命，止恶扬善，救济贫弱，遵纪守法，光明正大，远离丑恶、污秽，以及与亲邻友爱和睦等如是。只有尊行《古兰经》，才能使自己的道德行为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最终获得真主的喜悦与赏赐，从而在今生后世得到幸福美满的生活。
因此，《古兰经》是穆斯林的人生指南。诵念《古兰经》，是为让活着的人警醒，应该是用它来指导我们今生今世的生活与言行。然而，我国一些地区之穆斯林，却以“开经”来“搭救”亡人，这其实是将《古兰经》经文用来救度亡灵，与道教、佛教的“超度”有什么两样？只差没敲木鱼和鼓了。究其原因，这是长期以来，中国穆斯林生活在道教、佛教氛围浓厚的环境，不知不觉中受道教、佛教影响的结果。这种与伊斯兰教背道而驰的做法，不能再延续下去了，应该予以禁止。实际上，诵念《古兰经》根本就“搭救”不了亡人。亡人在后世境遇如何，关键是看他生前是否将《古兰经》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是否认主和把斋、礼拜以及止恶行善。如遵行之，也就够了，不必要再在死后，请人“开经”来所谓“搭救”。一个人如果在生前作恶多端，谁也“搭救”不了他。真主至仁至慈，赏罚分明。有地狱的惊骇惩罚，也有天堂的享受奖赏。行好的人获奖赏进天堂享受，干罪的人则受惩罚打入地狱，天经地义，这便是真主公正的赏罚。试想想，如果活着不用行善，不用遵行教门，只消（要）在死后，后人请阿訇来给他念念经即可，那也太不公平了。为何不公平？因为只要有了钱，“顿亚”（人世间）好过，死后也好过，无论生前如何作恶多端，只要后人用钱请师傅念经求恕，即可免除他的罪恶，使之进天堂。伊斯兰教没有任何的虚伪性，天理昭然；也不容许任何的虚伪性与欺骗行为，至大真主天与不知。任何邪恶之念及不法行为都难躲过应得惩罚。纳训还指出，中国有些穆斯林对伊斯兰教义理解不够完整，如同瞎子摸象，摸着局部，便以为是全体。实际上，他们头脑中的伊斯兰教义比较片面，甚至在有些方面，严重歪曲了伊斯兰教义。
纳训在家时，之所以有违背父亲的意愿，坚持不给母亲及夫人“开经”，就因为他对“开经”持如上看法，想从自家做起，改变他认为原不正确的做法。
当然，纳训也不是完全禁止“搭救”亡人，也绝非禁止“开经”（即请阿訇诵念整部《古兰经》），他只是反对以“开经”来“搭救”亡人。他说，“搭救”亡人，念《古兰经》中最后一段打坐经即可。整部《古兰经》中，也只有最后一段打坐经可“搭救”亡人，除此之外，其中没有一句是“搭救”亡人的经文。他认为，请人来诵念《古兰经》，这对于中国穆斯林，很有必要，应大力提倡。但念经的人不能只是诵念，还应该给听众讲解所念经文的意思。因为中国不同于阿拉伯国家，存在着语言障碍，阿訇不讲解，教民便不知其义。而不懂得其中意思，教民也就不可能从中受到应有的教育，就不可能以《古兰经》为准则来检查、规范自己的言行，这就等于白念。为此，他认为请阿訇来念经，主人家应静坐在阿訇周围，全神贯注地倾听阿訇诵念及讲解《古兰经》经文。他批评说，有些人家请阿訇来念经，让阿訇自己坐着念，主人则忙里忙外地做事情，好像诵念《古兰经》压根就是阿訇的事，与他无关。这样的念经，可以说毫无意义。而且，他认为，无论在何种场合，诵念《古兰经》时，只能一个一个地念。别人诵念时，自己要聚精会神地洗耳恭听，深入体味、感悟，从而全身心进入《古兰经》为我们创造的那美妙绝伦、令人遐思无限的幽境、妙境。
在担任《铎报》主编之后，纳训又着力做了一些具有启蒙意义的宣传工作。他将其名“训”字拆开，以“言川”为笔名，连连在《铎报》上发表文章，纠正穆斯林在宗教方面的错误做法，对族胞中存在的一些陈规陋习，作了毫不留情的尖锐批评，试图“通过刊物作为宣传喉舌，大声疾呼”，唤起回族群众的觉悟，以革除民族积弊，改变回族同胞落后的精神状态，进而促进中国伊斯兰教的发展和整个回回民族的进步。
例如在宗教节日和每星期五的“主麻”聚礼，清真寺教长都要站到讲台上，给穆斯林群众宣讲“卧尔兹”。“卧尔兹”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劝导”“劝诫”或“讲道”。这种宣教形式，最早是从穆斯林所尊崇的穆罕默德圣人传教时开始，千百年来，它一直成为阿訇向穆斯林群众宣传教义，讲道传教的主要途径和传统方式。
其宣讲内容，一般涉及伊斯兰教义和当前的时事，以及阿訇对当前时事所发表的看法，或穆斯林在宗教、在现实生活中应注意的一些问题等。其宣讲目的，即劝人走正道，弃恶从善，以达到人们坚定信仰和彼此和睦相处，并促进社会安定团结。
当年穆罕默德圣人从麦加移居麦地那，穆圣常在一个简陋的清真寺里给追随者宣讲教义。据说，那是一个露天方院，院中有一些椰枣树，树枝遮掩了部分院子，挡住赤烈的太阳，院中还有着一个很粗的椰枣树桩。穆圣用树桩做讲台宣教，因站立时间较长，极度疲劳，常常手拉着身旁的椰枣树枝演讲。后来，人们为纪念先知穆圣，阿訇在星期五聚礼时，都要向前来礼拜的教民作宗教演讲。并且，在阿拉伯国家，阿訇在演讲时，往往拄着一根椰枣手杖，也站在树桩上，后根据一个穆斯林的建议，用讲坛代替了树桩。这种拄手杖宣教传道的方式，千百年来，已成为伊斯兰传统习惯，为全世界阿訇所传承。
这种宣讲形式，对于穆斯林群众学习和理解伊斯兰教教义，以端正其行为，对于激励他们爱国爱教，关心国家大事和积极进取等，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但当时，这一种极有意义的宣讲活动，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却明显已流于形式。即有的宣讲者较僵死、呆板，只重形式而不重所宣讲的内容，未能结合穆斯林所处时代与形势，针对各地教民在现实中的言行及宗教信仰所存在问题，因势利导进行宣传教育。其演说内容一成不变，渐渐脱离实际。又因时代的局限，有的阿訇不识字，缺少汉文及科学知识的修养，演说不合逻辑，甚至闹出笑话。这种情形，在当时的昆明也存在着，纳训深有感触。
不知在什么时候，有位赴缅甸经商的云南穆斯林商人，从缅甸带回一根装潢极漂亮，上面镶嵌有玻璃珠子的龙头手杖，将它送给了昆明的一位阿訇。后来，每到“主麻”日聚礼，这位阿訇都拄着这根龙头手杖在讲坛上作讲演。纳训去清真寺礼拜时，发现这位阿訇所拄的手杖，竟然是一根和尚用的息杖（也称禅杖），这使纳训十分难受，进而触发了他诸多感慨和思考。于是，他在《铎报》上发表了《从拐杖说起》一文，指出了当时的聚礼演说人存在的一些错误。
纳训认为，阿訇在聚礼时的演说，应该是针对教民信仰的具体情形，并结合回族社会状况，从倡导穆斯林正确信仰、正确操行的角度，有感而发。所作的演讲，应对现实的穆斯林有一定的启发和教育作用。而我们有的演讲人的演说，未考虑对教民的实际效果，随口而出，内容脱离实际，对教民毫无意义。甚至有的演讲者，还随时背诵一段祝国王万寿无疆之类的阿文诵词。国王都死去一千多年了，还祝他万寿无疆，岂不是笑话？
纳训还谈到，演说内容应该符合《古兰经》精神，我们对《古兰经》及伊斯兰教义的解释应该严肃、慎重，不能信口开河。他说，《古兰经》是伊斯兰的神圣经典，伊斯兰教义所依凭的《古兰经》历经一千多年，一字不变，但至今仍具有顽强的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亘古长存。而且，它不拘地域，不拘国别，放之四海而皆准，广泛地适合于整个人类，具有超越时间与空间的永恒价值。其原因何在？就在于整部《古兰经》所具有的科学性，以及它所决定的伊斯兰教义的合理性。《古兰经》博大精深，包罗万象，它将人们的世俗生活纳入规范，每一段《古兰经》经文都涉及某一方面的规定。例如一个穆斯林如何爱护国家，如何做人和如何对待亲戚、朋友等伦理道德关系都囊括其中。《古兰经》所规定的许多教规和禁忌，与国家的政策、法规十分吻合，包括对人的各种行为等规范与规定都十分科学、合理，并不违背科学。不仅不违背科学，而且，在《古兰经》中，许多训示都充满了哲学的光辉，充满了对后世人类科学研究的种种启示。现代的许多科学发现，比如地球中石油的蕴藏，以及大自然的许多奥秘等，都可以在《古兰经》中找到依据。因此，可以断言，《古兰经》不违背科学。
先知穆圣也不反对科学，他曾经有过许多要求穆斯林精勤求知问学的教诲。他还告诫我们：“学者的墨迹比殉教者的血迹更加高贵。”因而，我们对《古兰经》内容的解释应该严肃，应科学、合理，要保持其权威性，庄严性，不能随意化，更不能凭空想象，作一些错误的、歪曲性的解释。有的演讲者演说的内容明显违背逻辑，违背了《古兰经》的科学精神，这对穆斯林群众是一种误导，使得一些文化水平底，又不了解《古兰经》真义的穆斯林盲目地反对科学；而对教外人也可能产生一些不良影响，即造成他们的误解，使他们误以为伊斯兰教是一种与科学完全对立的宗教。
谈到阿訇的拄拐杖演说，纳训认为，其实演说不一定要拄根拐杖，没有拐杖也照样可演讲，不必要讲求阔气，关键是所讲的内容是否有意义、是否有益于端正穆斯林的品格言行。像拄着和尚用的息杖演讲，不但没有纪念穆圣的意义，反而歪曲了阿訇在伊斯兰教民中的形象。
据当时在明德中学读书的纳为信先生生前说，纳训除了在《铎报》发表文章，批评时人的不正确做法外，他还在各种场合发表了不少对于伊斯兰教的见解。例如他认为，在人生态度方面，伊斯兰教与佛教截然不同。佛教是消极遁世，主张脱离凡尘修炼成佛，让人远离人间烟火去追求来世；而伊斯兰教则是后世与今生并重，体现出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他说，每个穆斯林都应该充满奋斗精神，努力进取，真主加倍赏赐勤于奋斗的人。我们既要抓紧真主的绳索，又要牵住骆驼。纳训曾就此讲过一个故事：有一次，一位穆斯林与穆圣同行，到了傍晚，需停留过夜。这位穆斯林问穆圣：“我应该信仰真主，还是拴住骆驼？”穆圣毫不犹豫地回答：“你应该信仰真主，同时，拴住你的骆驼。”可见伊斯兰教是主张谋求两世的幸福。
在穆斯林较集中的地方，都有清真寺，全世界如是。清真寺，阿拉伯语音译为“麦斯吉德”，意为叩拜安拉的地方，故又称作“礼拜寺”“礼拜堂”“朝真殿”等。清真寺除了具有礼拜的功用之外，还是穆斯林从事宣教和进行宗教交流等活动的重要场所。对于穆斯林来说，它是“万象一原、万类归宗、万人朝向之所”，是“心灵的净化地”，是穆斯林的“信仰支柱”，“是通往永恒后世的路径，也是现世生活的路标”。因之，其建筑雄伟壮丽，在穆斯林心目中，极其崇高、圣洁，庄严、伟大。
但在20世纪40年代末的昆明，由于社会动荡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清真寺普遍缺少严格管理，寺内混乱不堪。纳训见此，深为痛心。于是，他又以“言川”为笔名，在《铎报》上发表了《昆明清真寺》一文予以批评。纳训在文中，谈到了清真寺对于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之重要性，它神圣不可侵犯。每个穆斯林都有保护清真寺的职责和义务。为了发挥清真寺作为宣教与礼拜场地，以及在穆斯林大众中的团结与交流等作用，应该努力维护清真寺的整洁，使它随时保持其庄严、静穆与圣洁之崇高形象。不能容许对它有任何的亵渎，更不容许任何人对它施以任何形式的霸占、侵夺。继之，纳训“针对昆明顺城、永宁、羊市口、南城、迤西公、东门等六座清真寺进行一番评论”。其笔触犀利，批评毫不留情。比如说昆明的清真寺“凌乱不堪，住满闲杂人员，通道阻塞，衣服鞋袜随处晾晒”，弄得不像个清真寺，倒像是普通的“大杂院”，又“像收容所”“像尼姑庵”，惨不忍睹。
此外，纳训还在其他一些文中，对一些穆斯林的不良行为所体现出的民族积弊，也作了严肃的揭露与批评。
但纳训的对于廓清宗教认识迷雾的宣传和对民族积弊的揭露、批评，却招致了昆明一些穆斯林的误会，“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守旧的宗教人士及寺坊“告目”（也称“乡老”）对他极为不满。据说，有位老者，竟提着拐杖追赶着要打纳训。还有一位“受人指使的大胡子”，更是情绪激愤，曾搂手抹袖，“手持宰牛刀，气势汹汹到处找纳训，声称要‘讨舍西德’（为捍卫伊斯兰而献身）”，扬言要把纳训杀掉。纳训深为自己民族病症之顽固而痛心疾首，仰天长叹。但面对詈骂与威胁、恐吓，他面不改色，无所畏惧，毫无退让与姑息迁就之意，其处境十分危险。“月是故乡圆，人是故乡亲”，时在昆明经商以及从事其他各种职业的众多纳家营乡亲，看到家乡人极其敬重、景仰的大学者纳训被人如此对待，颇为气愤。出于对纳训的崇敬以及深挚的乡亲情怀，他们在“主麻”日（星期五聚礼）去清真寺礼拜时，都自觉地聚集到纳训周围，保护着这位后来名扬海内外，足令纳家营人乃至整个回回民族骄傲、自豪的阿拉伯文学翻译大家。为防止个别落后群众对纳训有过激行为，他们还严正警告，不准任何人伤害纳训，否则，纳家营人不客气。
为声张正义，担任云南《民意日报》主编且早纳训回国，已在云南回族社会中有着较高威望的纳忠，在《民意日报》上发表了文章，旗帜鲜明地给纳训以支持。在纳忠文章的影响下，云大等高等院校的回族学生也积极声援纳训。为消除那些不识字的穆斯林群众对纳训的误解，纳忠还亲自到清真寺，就纳训的文章作了声辩与解释说明。纳忠指出了纳训动机之善，认为纳训的观点看法及其对不良现象的批评并无错误，完全是为着伊斯兰教的发展和我回回民族的进步，对广大穆斯林来说，无疑是一剂苦口良药，于宗教、于民族都大有好处，应该正确对待，并予以理解。何况，纳训的批评所针对的是现实中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对事不对人，并非仅仅针对某人而发。至此，个别落后群众的情绪才有所缓和，一场风波得以平息。纳忠先生不愧是纳训志同道合、推心置腹的挚友，他对纳训满腔的宗教热忱与母族情感，了解最深。
其实，纳训的有关对伊斯兰教义的观点，以及对云南穆斯林一些不良做法的批评，乃至对一些民族痼疾的揭露，确有深刻之处。仅就其对伊斯兰教的认识看法来讲，就有其非同小可的意义，不啻是空谷足音。当时的中国穆斯林，由于长期以来处于自我封闭状态，大多还不能深透地了解《古兰经》，他们对伊斯兰教义的认识，还较为模糊，存在着一定的盲目性。纳训求学于埃及爱资哈尔大学，爱大历来被誉为伊斯兰学术灯塔，它在伊斯兰宗教、学术上，引领了全世界穆斯林。纳训在学习阿拉伯文学的同时，对伊斯兰的经典教义也深有钻研，其观点的正确性、权威性，明显无可怀疑。他所阐发的诸多宗教观点以及对穆斯林的一些不恰当做法的批评，对于消除穆斯林在宗教信仰中的一些迷雾，维护伊斯兰教的严肃性，以及弘扬伊斯兰精神，促进伊斯兰教在中国的发展，显然都不无积极作用。例如他对“开经”所持的看法，就足以启发当时的穆斯林深入认识《古兰经》真谛。纳训认为中国穆斯林的宗教心理存在着道家佛家影响的痕迹（大意如此）。这话听起来有点刺耳，似乎有些过激，但确如纳忠所说，良药苦口。从当时有的地区穆斯林在宗教生活上有违《古兰经》教诲的一些做法去看，纳训的这一观点，不能不说是真知灼见。纳训对伊斯兰科学精神的见解，也足可启迪穆斯林端正对待科学的态度，从而改变当时的中国穆斯林对科学一无所知，甚而反对科学的蒙昧状态。特别是他对伊斯兰的今生与后世并重积极入世精神的张扬，对于引导中国穆斯林既重视后世又积极关注现实社会人生，进而促进回回民族的进步与发展、繁荣，无疑也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
由上可见，这时的纳训，充满了一种积极进取的宗教改革精神。他所着眼的是使中国穆斯林真正理解自己所信仰的宗教真义，而其终极关怀，是伊斯兰的复兴与回回民族的生存与进步、发展。他将自己的一腔赤诚，献给了自己的母族。
纳训有关宗教的认识、看法和主张，之所以没有为当时的一些宗教人士及穆斯林群众所接受，其原因较为复杂，综合起来看，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
首先，与回回民族自身的精神弱点有密切关系。中国回族有着自己的光荣历史和优良传统，但也和中华其他民族一样，由于历史惰性一面的影响，在回回民族身上，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民族痼疾与精神创伤。即鲁迅所称的“国民性”弱点。就对宗教的认识来讲，有点墨守成规，偏于保守。前人的做法，既成定势，便代代相传，后辈穆斯林似乎无需质疑，也不容质疑，理所当然地予以全盘继承。在此情况下，前人的一些片面甚至错误的解说阐释，便被穆斯林后代盲目地“奉为金科玉律，原封不动地照搬照用”。
其次，与中国穆斯林所处的特殊环境也密切相关。中国穆斯林所生活的环境不同于阿拉伯穆斯林。即中国穆斯林生活在众多生活习惯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的其他民族之中，尤其是自明朝统治者“禁胡语、胡服，不许自相婚娶”以后，使回回民族失去了母语，“着汉装、读汉文、应科举、入仕宦，迫使其‘汉化’”，在中国穆斯林文化中，逐渐渗入了一些儒、佛、道文化。这一方面使得穆斯林对所信仰宗教认识于无形中产生异化。另一方面，也使不少的伊斯兰宗教人士深深感受到了回回民族逐步被其他民族同化的威胁，其民族宗教信仰存在被消解、淡化与丢失的危险，于是，不约而同且本能地产生了一种对抗与防范同化之共同心理。在中国的许多伊斯兰教人士乃至广大穆斯林看来，若宗教仪式过于简略，宗教气氛必淡，久而久之，势必导致人们宗教意识的淡化。为使回回民族不致被其他民族同化，为使伊斯兰教能在中国代代传承，永保其顽强的生命力，对他们来说，有些宗教仪式，宁愿从繁而不愿从简。例如在20世纪20年代末，云南伊斯兰教内所发生所谓“新、老教”之争，面对新教阿訇的推行革新，不少老教阿訇就曾表现出如是担心与忧虑。
故而，尽管纳训的宗教观点并无错误，而且，对于纠正穆斯林的宗教偏误大有好处，但也不为当时的一些宗教人士所接受，甚至遭到一些穆斯林群众的极力反对。
纳训对回族社会中一些不良风习的批评，似乎让人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例如他将生活中所见穆斯林之各种弊端，见诸报刊，好像有点小题大做。即使批评，在形式方法上也完全可策略一些，比如可私下找人交谈，心平气和地交换意见。而他却在报刊上作公开批评，这样做，似也有点欠妥。但我们如果联系他在青少年时代所受中国近现代伊斯兰教育启蒙运动之影响，联系他在明德中学求学时就已表现出对国家和自己民族前途命运的深深关怀与忧虑，及其极欲为国家、为民族宗教作出贡献的理想、抱负来思考，便不难发现，纳训的批评并非小题大做，也非头脑发热或处理问题过于简单轻率。即其批评有着不可忽视的严肃动机。他批评的目的，显然是想革除民族积弊，转变中国穆斯林客观存在的一些不正常的民族心理，从而培养其新的人格精神，促进民族的进步与宗教的振兴、发展。再者，就当时纳忠以及在其影响下，云南高等院校回族学生都极力支持纳训的态度来看，也可看出，这场由纳训的批评引起的风波，并非一般的“口水”纠纷，而有其极庄重和特殊的意义。简言之，这是文明与蒙昧、进步与落后的较量和斗争，它关系到回回民族是安于现状还是谋求自新与发展，关系到是维护原有的一些错误宗教观念还是力求进步、以更加逼近伊斯兰教义真谛。
如果纳训所关注的范围仅限于昆明穆斯林，当然可以采取如当面交换意见等温和办法来解决问题。但纳训当时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昆明穆斯林。虽然其批评的是在昆明所见现象，可他所着眼的却是整个回回民族肌体之痼疾，正如纳忠先生所说，是“对事不对人”，“并非针对某个人”。就纳训所批评的现象来看，不仅仅存在于当时的昆明穆斯林中，即在整个云南，乃至我国其他回族地区穆斯林中也可能存在着。从这一角度去看，纳训在穆斯林报刊上严肃批评其落后积习就无可非议。
平心而论，纳训的批评虽尖锐、激烈，但却极为中肯。我们当然不赞成那种数典忘宗，轻视自己民族，丧失了民族自尊心、自信心的民族虚无主义，但也不能无视影响自己民族进步的落后习性与精神弱点。“救世的法宝不是物质”，而是人的良知和理性，民族的希望在于人们的精神世界的转变。纳训对自己民族之积弊的思考不是多余的。其可贵之处，就在于他的出于对自己民族前途命运的忧虑与终极关怀，能够以实事求是的态度，看到自己民族的一些落后因素，并急欲通过大声疾呼，促使回族民众觉醒，以正视其自身的不足，从而改变其落后观念及麻木的精神状态。
“中国回回民族是一个复杂的共同体。”（张承志语）由于传统的积淀，即历史惰性的影响，如同整个中华民族的精神状态，中国回回民族也集美德与弱点于一身。他一方面表现出格外的热情、聪慧与勇敢，无私无畏；一方面又有其不可忽视的不足。时至今日，在我们的穆斯林群体中，也还存在着一些例如不重学习，不求进步等有违《古兰经》与《圣训》教诲，甚至有违反国家法纪法规的不良之举，严重影响了中国回民的整体形象，并且损害了回回民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之荣誉。很显然，无论从维护民族的形象还是维护宗教的声誉，抑或是从民族与宗教的生存、发展角度来看，民族身上客观存在的诸多积弊，都不能忽视和姑息、迁就。
赤子的纳训，敢于正视现实，敢于说真话，敢于触摸自己民族的创痛。他“看问题极敏锐”，又“爱憎分明”，为了促使自己民族的进步，“不加隐晦”，“不留情面”，“有话直说”，无疑代表了当时回族社会的良知，代表了那一代回族优秀知识分子的民族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他回国以后的所作所为，正充分体现出其对民族对宗教的无比热爱和无限忠诚，体现了他立志贡献于民族与宗教的胸怀与抱负。即其一系列思想、言行，都根源于他对自己母族和宗教的刻骨铭心的爱。唯其胸中充满了对母族、对宗教的深沉的挚爱之情，才会那么恣情任性，任由自己心灵激情的喷涌而无所顾忌；才会有如此惊世骇俗，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将个人的一切置之度外的精神品质、胆量与气魄。
如果说，当时的纳训也存在一点不足，那就是过于单纯，单纯得近乎天真，未能充分估计到旧的习惯势力之顽固性。因此，在批评中，显得有些操之过急，缺少必需的斗争策略的考虑，以及韧性战斗的精神准备。纳训此后也深感在回族同胞中，旧的思想意识的根深蒂固，深感仅凭自己一个人的力量想要改变同胞陈旧的思维定式及其落后现状之不可能。于是，后来，随着《铎报》的被迫停刊，纳训也就此沉默了。在现实的打击下，纳训想改变自己民族落后现状的理想不能实现，其心灵极端痛苦。20年后，在他与侄孙婿纳汝存先生的交谈中，就曾经流露了他此时的孤独苦闷以及无奈的悲哀。
“文化大革命”动乱中，纳训曾几次返回家乡。在一次闲聊时，纳汝存先生问他：当时，云南回民都希望留埃学生回国后，在宗教方面多为回回民族作些贡献，但云南出去的留埃学生后来却大都未从事宗教工作，是何缘故？纳训沉默良久，喟然叹道：
“不是不想搞，我们出去留学，本来就是想学些知识，探究清楚伊斯兰教到底是怎么回事，回来以后，报效国家和人民，为自己的民族作点贡献。从我个人来讲，从埃及回来时，玉溪和通海纳家营等地的回族群众那么欢迎我，都盼望我在宗教方面给他们一些指导帮助，我的心情也很激动，很想把所学的知识贡献给自己的民族和家乡父老。在埃及学习时，我就有许多想法，想将来在从事教育工作之余，写一些宗教方面的东西，谈谈我自己对宗教的认识、看法，以有益于中国的穆斯林广大同胞。包括马坚、纳忠也曾有如此想法。可是，事情不是你想象得那么简单。并不是你想怎么搞就可以怎么搞。问题很复杂啊，很多事情都无法去做！
在我们中国这块土地上，穆斯林的生活环境、生活习惯、宗教心理等都与阿拉伯国家截然不同，受国内其他民族影响的地方实在太多，尤其是受道教、佛教的影响最大。在我刚回来时，看到中国穆斯林，特别是在我们云南穆斯林的宗教生活中，违背《古兰经》的做法到处都能看到，很难一一列举。有些宗教活动与《古兰经》简直是背道而驰，与我们在爱资哈尔大学所学习、认识到的伊斯兰教相差很远，甚至有些东西水火不相兼容，实在令人痛心，不予以纠正，叫人睡卧难安！可是，你想校正，你想改革，没有人能理解你，人家不准你搞。包括我的家族、我的亲人也都会起来反对我！当时，我还没大张旗鼓地宣传、倡导，仅只是说了几句心里想说的话，因不合别人的胃口，马上就遭到激烈的反对和谩骂攻击。实在没有办法啊！实话告诉你吧，那时候还有人想杀掉我！当时我曾想，如果能用自己的生命，换取族人对伊斯兰教教义的正确理解、认识，换取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正确推行，使穆斯林的诸多错误做法得到纠正，那也是‘舍西德’（为宗教而牺牲），我宁愿牺牲一己的性命！为了宗教，我当时确实有这样的热情、勇气和献身精神。可是行不通啊，我们回回民族中的旧势力实在太顽固了，你献出生命也无济于事，也解决不了问题。我当时感觉到，我就像鲁迅先生的小说（《药》）中那个被绑赴刑场的革命者（夏瑜），为大众而牺牲，可大众并不理解他，并不领他的情，可悲啊！
我们这伙留学埃及的人，都曾经满怀理想，尤其专攻伊斯兰经学的马坚，想贡献宗教的志向最大，可他在宗教方面都还没作出大的成绩，除了翻译《古兰经》，马坚也还只搞了《古兰释义》等，成果还不算多，远未尽其所能。
尽管由于族人的麻木，使纳训的廓清宗教迷雾的愿望未能实现，但纳训对母族的热爱之情却没有丝毫的消减，他一生充满深厚的民族感情，一直关心着母族的发展与进步。
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回族人民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获得了翻身，纳训为之庆幸，他衷心希望自己的母族能够在新的时代，彻底改变其落后面貌和麻木的精神状态，尤其希望在党的关怀培养下，回回民族中能够成长起一支优秀的干部队伍，为国家服务，为回回民族服务，领导回族地区人民更好地建设祖国、建设社会主义新家乡。为此，他后来在云南民族学院工作时，曾主动接近和关心回族学员。他热情鼓励回族学员积极追求进步，教育回族学员要听党的话，全心全意跟党走；并引导他们刻苦学习文化知识，努力锻炼自己，使自己尽快成长为党的合格的民族干部。直至后来被调北京工作，他仍关心着家乡云南的发展和自己民族的进步与繁荣。每有家乡人到北京出差、开会，顺便去看望他时，他总要关切地询问家乡、民族的各方面情况。尤其是在云南民族学院老领导、后任云南省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的王连芳同志到京开会，前去看望他时，纳训更迫不及待地问这问那，急于想了解家乡、民族的发展变化情况。王连芳每次登门访问，他们都促膝交谈。而每次交谈，都离不开家乡云南，离不开回族文化教育的发展以及回族干部的培养之话题。纳训对母族的这种深挚情感，林松先生在回忆文中就有所述及：
“他在日常生活的谈吐中，也最关心本民族的振兴觉醒和文教事业的发展。只要发现历史上的某一位人物是西域回回，或获悉现实生活中某回族是英雄劳模，或有何突出成就，总是喜形于色，引为自豪。他希望回回民族能在经济上翻身，文化素质上提高，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他主张穆斯林青年要勤奋学习，提高文化水平。他热爱那些善良、淳朴、虔诚的穆斯林乡老，由衷尊敬他们，但也惋惜他们之中有一部分人思想守旧，不愿意让自己的子弟读书深造。
他喜欢阅读回回民族和与伊斯兰文化内容有关的书刊，但也常为其中个别曲解、失实、讥贬的段落语句而愤愤然，认为这样的作者应该加强理论学习，提高政策水平。
他只要听说某位回族干部被任命或擢升新职，尽管互不相识，也会感到兴奋，认为这是党的民族政策的体现。对于克己奉公、忠于职守，为回回群众谋福利的干部，他充满敬意，在与人交谈时总是赞不绝口，津津乐道。但对于少数执行党的政策有偏差的回族干部，由于其言行甚至远不如汉族或其他民族干部那样具有高度水平，他总是很愤慨，感到与其让‘吃回回饭，不干回回事’的人掌权，还不如让政策水平高的汉族干部来领导。”
纳训对母族的热爱、关怀，还表现在他一贯奖掖后学，热情帮助和激励回族文化新人的进步成长方面。1980年，著名回族诗人马瑞麟赴京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在会议间隙，马瑞麟在中央民族大学林松教授的陪同下，曾拜访和看望了纳训。纳训热情接待他们。当得知马瑞麟是从云南去参加创作会议的回族作家，纳训立刻“喜形于色”。他关心地询问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的情况，还仔细地了解“云南作家近况”，以及全国回族文学的发展情况。1981年冬，马瑞麟的诗集《“咕咚”来了》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又到北京参加颁奖大会。马瑞麟再次登门拜望纳训，他一见到马瑞麟，立即紧握其手，激动地说道：“我听说你来参加全国少数民族文学评奖颁奖大会了。你的诗集《“咕咚”回来了》得了大奖，我为你高兴，向你祝贺！这是我们回回民族的光荣，是云南作家的光荣！”在与马瑞麟的交谈中，纳训一直精神亢奋，谈兴勃勃，充满了民族的荣誉感与自豪感。他热情赞扬作家马瑞麟所取得的创作成就，同时，也对他寄予了更高、更热切之期望。他鼓励马瑞麟再接再厉，争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为整个回回民族争光。
20世纪60年代初，工作于国家文物局的风华正茂的回族青年学者纳国昌先生，跟随着一些文物专家精勤治学，他利用工作之便，查阅资料，撰写了《虎符》《兰亭帖传说》《骆驼载舞雨》《秋庭戏樱图》等评介古代文物之系列文章，连续在《北京晚报》上发表。这些文章，使读者增加了不少的文物知识，开阔了读者的眼界，并激发了他们热爱祖国的感情以及学习历史的兴趣，因之深受首都读者欢迎。于是，报社编辑一再向纳国昌先生约稿。回族后学初显才华，纳训欣喜万分，比纳国昌先生本人还显高兴，他一再鼓励纳国昌先生继续写下去。
但不久，“文化大革命”狂风急雨扑面而来，纳国昌先生因所谓鼓吹“封建国粹”和走白专道路而被下放宁夏，其“成名成家的美梦由此破灭”，即将漂流到一块陌生土地。纳训担心纳国昌先生会因此意志消沉，灰心、颓唐，从此放弃学术研究，就热情鼓励其不要害怕挫折，不要怕吃苦，要昂首挺胸继续努力奋斗。临别，还一再谆谆告诫道：“司马迁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游历名山大川，对自己也大有好处。下放期满，争取仍回到北京”。其后，纳国昌先生撰写学术著作《清代云南回民起义》和《西北回民的反清斗争》。因自20世纪50年代末以来，“左”倾思潮对学术研究的干扰日愈严重，民族、宗教问题曾一度成为“禁区”，为“避免引火烧身”，此两部学术著作写成后，一直未送去出版。粉碎“四人帮”之后，学术研究逐渐复苏。通过拨乱反正，人们对极“左”路线危害性的认识已逐步加深，纳国昌先生顿感其著作已有出版希望，便寄请纳训为之寻找出路。纳训亲自奔走出版社，向中华书局“历史小丛书”编辑组推荐了这两部书稿。经编辑组初审，书稿“已排上了队”，但终因当时气候刚刚回暖，禁区尚未完全突破，编辑人员仍“心有余悸”，害怕招惹麻烦，不敢予以出版。纳训接到退稿通知，“不放心让女儿去取，生怕年轻人粗心大意，将书稿丢失”。他“亲自去编辑部取回，回家封好，又亲自上邮局挂号寄还”。与此同时，还给纳国昌先生附寄一封长信，鼓励他继续从事回族研究，并提醒他要珍视已经取得之研究成果，书稿“要好好保存，终会有问世之日”。
纳训对自己民族的这种深厚之爱，或许有人会嗤之以鼻，认为他所关爱的范围过于狭小，甚而视之为狭隘民族主义。须知，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中华民族是由多个民族组成。在我们这一多民族的大家庭中，各民族都有着自己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文化传统，也正是各民族的优秀文化，构成了整个华夏民族的灿烂文明。因此，每个民族的状况如何，都与祖国、与整个中华民族息息相关。没有各民族的发展与进步，便没有中华民族的振兴，没有祖国的繁荣与富强。何况，各民族的每一块家园，每一片乡土，都是祖国的神圣领土。而热恋故土、热爱自己的母族，是各民族共同的文化心理和天然情感，同时，也是各民族成员的一种神圣的责任与义务。深挚的故乡情、母族情，扩而大之，便是热爱祖国和热爱整个中华民族之情。换言之，故土意识、母族感情，是爱国主义情感的基础，它常常激发起人们强烈的爱国意识，常常由此升华为忠于祖国和人民的强大精神动力和人格力量。很难想象，一个连自己的乡邦、母族都缺少感情的人，能够热爱祖国，热爱整个中华民族！综观纳训的一生，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家乡意识、回回民族意识，乃至其深沉的宗教情怀，也都与其强烈的爱国热忱、报国愿望紧密相连。在他的身上，对国家、对人民、对母族、对宗教、对乡土的热恋之情，始终和谐完美地统一于一体。
实际上，纳训也历来反对某一民族凌驾于其他民族之上。他所希望培养提拔的，是那些能够真心诚意地为广大回民群众服务的回族干部。即以能服务人民大众为准绳，而不是以某个民族为前提，不是凡回回人均可。对于那种“吃回回饭，不干回回事”的名不副实，其“言行”“政策水平”都“远不如汉族干部或其他民族干部”的“回族干部”，纳训认为，“还不如让政策水平高的汉族干部来领导”。这从林松先生的回忆文中即可看到。纳训一方面希望各级干部能够贯彻党的民族政策，真正坚持民族平等，彻底清除旧社会那种歧视回民的大民族意识；另一方面，也反对那种狭隘自私，自以为是的“民族掌权”意识，尤其反对个别回族干部中饱私囊，贪得无厌，为所欲为，有损回回民族的整体形象。为此，纳训很希望党能洞察秋毫，识别真金，着力培养提拔那些能够正确理解和贯彻党的民族政策，既能够脚踏实地为回民群众服务，无私奉献于广大回民，又能坚持原则，秉公掷私，维护回回民族的尊严与整体形象的真正热爱自己民族的回族干部。
当纳训正孤独地低回于苦闷之境，难以驱遣其壮志难酬的苦闷之时，一个开天辟地的伟大时代已匆匆来临。
在中国共产党的感召与人民解放大军势如破竹的进军攻势的促动下，1949年12月9日晚，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将军在昆明郑重宣布和平起义。
这是光明与黑暗的截然分界，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历史大转折。云南，这块祖国边陲的古老而苦难的土地，终于迎来了曙光，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从此获得了新生。云南历史，由此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当晚10点多钟，纳训从广播里听到了这一振奋人心、令人欢欣鼓舞的消息，大约一个小时之后，他正式接到了市政府派人分送的起义通知。
是夜，纳训兴奋得不能自已，他辗转反侧，睡意全无。这是他早已盼望的人民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伟大新时代的到来，他怎能不为之喜悦兴奋！长期以来，作为一个正直善良的回族爱国知识分子，强烈的爱国热情，虔诚的伊斯兰教信仰，使他对广大人民，尤其是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回族大众的疾苦深为关注与同情。八年抗战，纳训虽远在国外，但他的心，却始终未能忘记多灾多难的祖国和人民。他深知，人民在抗日战争中经受了巨大的痛苦与牺牲。抗战胜利后，人民多么需要休养生息啊！可不久，内战的阴云又笼罩祖国，人民又一次被推入苦难的深渊。他回到祖国时，在昆明街头，到处都是失业的饥饿人群，随时可见有人蹲在街上卖儿卖女。滇中自然灾害和瘟疫频繁，而国民党苛捐杂税一分不减，加之，地方官员为中饱私囊，敲骨吸髓，搜刮民脂民膏，置人民于死地。广大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拖儿带女四处逃荒。当时，在《云南日报》《民意日报》上，就常登载有农村某地发生饥荒以及农民破产惨状的报道。最让他难以忘却，曾使他心痛得落泪的是，滇南鸡街一家和滇东北彝良奎乡一家，由于饥饿的逼迫，走投无路的父母亲竟手刃亲生儿女，夫妻上吊自杀！旧中国的黑暗现实，击碎了他在埃及时所怀抱的玫瑰色理想，使他深为失望，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使纳训极其愤怒，水深火热中的人民的痛苦呻吟刺痛了他悲天悯人的赤子之心。也就在这时，明德中学进步师生和民主进步人士的斗争活动深深影响了他。纳训盼望着内战早日结束，黑暗尽快过去。在那一光明与黑暗的大决战中，他虽未投入进步师生的实际革命活动，但他也利用所主编的《清真铎报》，揭露时弊，抨击黑暗，呼唤光明与自由，为送走该诅咒的旧时代，为迎来一个独立、自由、繁荣、富强的充满光明的新中国，勇敢地从事着另一种形式的战斗。而且，作为一名中学校长，纳训尽了他当时所能尽的努力，以甘挡风险、对进步学生革命行动予以包容与默许，以及对他们的积极保护，表现出他的思想的进步和对师生革命活动的支持。此时，他终于看到了旧时代的灭亡和沉沉暗夜的消逝，看到了曙光的来临，看到了他盼望已久的自由光明的新时代、新社会的到来，被压迫、被奴役的云南各族人民就要摆脱奴隶地位，就要成为国家社会的真正主人！
纳训激动万分，连夜研墨挥毫，亲自起草和抄写拥护、响应卢汉主席起义的通告。他态度庄重，凝神思考，一腔激情尽注笔底。此时，一位学生因家里有急事，须请假回家而找不到老师，便邀约同班同学纳为信去找纳训批假，看到纳训正全神贯注地起草拥护起义的通告。没等请假同学说完，纳训就破天荒地扬手将学生拒之门外。他说：“你们无论有多大、多急的事情，都没有我现在要做的事更大、更重要、更紧急！有什么事改天再说吧，明天我在办公室等你们。”第二天一早，即在明德中学校园墙上，贴出了纳训亲笔手书的一张拥护、响应云南起义的通告。笔锋是那么浑厚、饱满，点画是那么稳健、凝重，字体是那么端庄、醒目，笔笔皆力透纸背。字里行间，倾注了纳训全部的情感，体现出他对新时代、新社会的热切向往。
这天下午，纳训还主持举行了升旗仪式，第一次在明德中学校园里升起了五星红旗。随着师生的高声欢呼，鲜艳的五星红旗，第一次在明德中学的校园里冉冉升起，在晨晖中随风招展。纳训和师生们一道，凝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不禁心潮澎湃，热血沸腾。
卢汉宣布起义之后，为维持地方秩序，等待中央人民政府的接管，省政府成立了临时军政委员会。在临时军政委员会之下，设立了文教处，负责维持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1950年1月6日及19日，纳训接受临时军政委员会文教处邀请，先后两次参加了昆明市、县教育局长，以及全市公私立大中学校校长参加的座谈会，研究讨论“当时教育方针、方法、任务、教材和恢复正常教学秩序等问题”，“并准备迎接解放军”。
1950年2月20日下午，碧空如洗，阳光明媚。陈赓、宋任穷、周保忠等将军率领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四兵团进入昆明。解放军队伍经过东站、状元楼、金碧路、正义路、武成路、小西门等街道。春城昆明13万余群众夹道欢迎人民子弟兵入城。锣鼓喧天、彩旗飞舞、鞭炮声此起彼伏。欢迎的人群挤满街道两旁，连楼台上房顶上都站满了人，人民群众的欢呼声响彻云霄。纳训手持彩色小旗，带领着各执鲜花红旗的明德中学师生，加入欢迎人民解放军入城的群众行列。新中国的灿烂阳光照耀着千千万万从黑暗中跋涉过来的人们，也照耀着曾经抨击黑暗和呼唤光明、从内心里欢呼新时代、新中国到来的回族爱国知识分子纳训。
至中午时分，突然掌声雷动，欢呼声四起，风尘仆仆、英姿焕发的人民解放军浩浩荡荡，向昆明人民走来。人们欣喜若狂，不停地挥舞着手中的鲜花和红旗，热烈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国人民解放军万岁！”等口号，高声欢唱《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等解放区歌曲，激动得热泪盈眶。置身于这千古未有的欢声雷动热烈场面和幸福喜悦的人民群众之中，纳训触景生情，几多感慨、几多难抑的兴奋。他的心，久久沉浸在对祖国和人民美好未来的无尽遐想中。
在那新旧时代交接、光明与黑暗交替的转折时刻，在那些动人心魂、令人激奋难忘的喜庆日子里，纳训青春焕发，精神抖擞。这位在旧社会即参加工作、从事教育的中学校长，虽身为旧知识分子和旧中学校长，却没有一点旧知识分子的圆滑世故，没有一丝旧中学校长的患得患失。他以一个正直的回族知识分子的良知和坦荡胸怀，以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深厚感情，以一颗真诚的贴近人民的淳朴而赤热的心灵，张开双臂，由衷欢呼祖国的解放和革命的胜利，欢呼云南各族人民获得了新生。这时，一种被国家民族光明前景唤起的青春活力，强劲地拍打着纳训生命堤岸。他和千千万万获得新生的人们一样，充满了对光明自由的新中国、新社会的无限向往，毫不犹豫地，大步跨上了呼啸而来的新时代隆隆列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