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训在赴埃的第三年，也即他放弃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之后，就开始了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的翻译。这部世界著名的阿拉伯文学巨著，纳训“到埃及的头两年中”，就“一直在阅读它”。
在爱资哈尔大学校舍后面，有一片古老然而极其繁华热闹的商业街市，即闻名世界的阿拉伯卡内卡利里市场。这片古老繁华的市区，街巷纵横交错，商业店铺林立。经营各种行业的商贾云集于此，珠宝首饰、金银器皿和刻铜挂盘等手工艺制品，以及香草、香料等商品琳琅满目。在一些最热闹路段，还有着不少的烟茶馆和小吃馆。狭窄的街巷中，从早到晚都拥满了埃及人和各种肤色的外国游人。人群的喧闹声、制作手工艺品的敲打声交织在一起，热闹非凡。在一些人群不太密集的街巷两边，还排列着一些销售旧书的地摊。这些地摊上的图书，虽有点破旧，但价格便宜，有时，还能从地摊上淘到一两本当时已经绝版，在新书店里难以买到的珍贵古旧书，是真正的价廉物美。那时，书店里的新书标价极昂贵，贫穷的中国留学生一向不敢问津。于是，这些摆满旧书的地摊，便成为中国留学生常常光顾，寻找其所需要图书的重要所在。纳训就是经常去光顾这些旧书摊的穷学生之一。
当时，包括纳训在内的中国留埃学生，生活极为艰苦。由于大多出身寒苦，家庭经济较为困难，他们在赴埃时，所带钱币不多，到达埃及，身上已所剩无几，再购置一点简单的日常生活用品，便囊空如洗。他们在埃及的生活等费用，仅靠爱大校方每月发给的三埃磅补助津贴。而在纳训到埃及不久，因物价上涨，这三埃磅的津贴，已“只够维持基本的生活”。可他们还得从中“省下钱来买一两套像样些的衣服，不能太给中国人丢脸”。中国留学生刚到埃及，大都穿国内流行的中山服。因中山服与当时埃及的警察服极为相似，在大街上，埃及人一看到中国留学生，误以为是警察，常手指着中国留学生高声叫道：“沙威驰！”（阿拉伯语，“警察”的意思）。留埃学生心里很不是滋味，后来，谁也不敢再穿中山服，如同留学欧美的中国学生脱下长衫而改穿西装。
曾经决心“以广灰布衣，厕身西装队里”的纳训到埃及后，也不得不随大流，只好仿效老同学，将穿到埃及的中山服收到箱子里，换上了西装。这样一来，纳训身上已所剩廖廖。但“书不可不读”，还得买几本自己所需要的书来随时翻阅，也为将来从事翻译作资料准备。他远离故乡、亲人，漂越重洋到天方之国，为的就是能够学有所成，将来能贡献于国家、社会啊！而要购置书籍，就得更加节省生活开支。为能从生活费中多挤出一点钱来，购买几本有用的图书，纳训常常“自己上街买菜，自己下厨做饭”。其生活之艰苦，可想而知。就连穿衣服也得尽量地省着穿。比如，一套像样点的西装，往往是在去学校上课和上街时才穿上，一回到宿舍，马上就脱下来挂好。
就这样，纳训经常揣着从牙缝里掏出的钱，到旧书摊上去，淘金找宝似的仔细翻找着他所需要的书。每一次搜寻，几乎都有所收获；而每一次收获，往往都令他长时间的兴奋。他那时所读到的部分阿拉伯文学作品及阿拉伯文版的欧洲名著，即是从那些旧书摊上搜寻到的。更使其惊喜万分的是，纳训一次居然在那些地摊旧书中，发现了一部他梦寐以求的世界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当时，为了促进对阿拉伯语的学习，同时，又可以了解阿拉伯文学，留埃同学林仲明以及爱大的老师，都曾经向纳训推荐《一千零一夜》，建议他找这部作品来阅读。但《一千零一夜》在图书馆里借阅率极高，据说，纳训在学校图书馆和开罗图书馆翻找过，都未找到。图书管理员总是抱歉地告诉他，此书还在读者手上，还未还回来。这真是喜从天降。纳训做梦也未想到，这仰慕已久的“老朋友”，竟然不顾身份，混迹于僻街陋巷之中，与他不期而遇！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纳训翻翻作品，完好无损，连封面也平展完整，只是纸张稍微有些发黄。看得出，作品原主人曾对它十分珍爱，也许是急于用钱而不得不忍痛割爱，将其出售。
如同久旱遇甘霖，纳训喜出望外，如获至宝，赶忙跑回留学生公寓，急不可耐地展页阅读。从此，纳训与这部充满了丰富的浪漫主义幻想、影响了整个世界的伟大阿拉伯文学巨著，结下了终生不解之缘。
这是一部流传于古代阿拉伯各国的著名阿拉伯民间文学作品，是古代阿拉伯各族人民集体智慧和幻想的艺术结晶。故事最早源自古代波斯故事《赫佐尔·艾夫萨乃》，公元8世纪末至9世纪初被译为阿拉伯文，其后，又加入了伊拉克阿拔斯王朝繁荣时期以及埃及曼迈鲁克王朝时期的一些故事。在中世纪，随着阿拉伯帝国的崛起，其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宗教和文化艺术空前繁盛。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民间文学作为阿拉伯文化艺术的一个重要部分，取得了辉煌成就。阿拉伯人有听故事的传统习惯。当时，在阿拉伯民间，活动着许多职业的说书人，他们走街串巷，在茶室、咖啡馆等公共场所说唱。有的说书人，还曾被召进王宫，为哈里发以及皇亲国戚说唱消遣，并因此而得到重赏。这为《一千零一夜》故事的发展成型提供了条件，并使之得以在阿拉伯民间广泛流传。
大约在公元8世纪中叶，也即阿拉伯帝国阿拔斯王朝时期，出现了故事的手抄本，更加广为传播，“几乎横穿了阿拉伯世界大半个中世纪”。其中不少故事，最早还较质朴、短小，历数百年，经过广大市井说唱艺人，以及文人学者的增删、提炼与润饰、加工，以及不断地创作补充新的故事传说，使之逐步增色并渐具规模。至12世纪，埃及文学家最初予以编纂，首次冠之以“一千零一夜”书名。发展到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作品基本定型，最终形成了如此规模宏大、艺术精湛的阿拉伯民间文学巨著。
这是世界文苑中的一株奇葩，作品一开篇即波峰突起，引人入胜，惊险奇崛，体现出阿拉伯人民艺术想象力的非凡。相传在古代印度与中国之间有个萨桑王国，国王山鲁亚尔因极痛恨王后的行为不端，变得性格偏激，凶暴残忍，他杀了王后及其情人，并决心报复所有的妇女。于是，国王要宰相每夜送一位美貌少女进宫，供他寻欢作乐，翌晨即将少女杀死，许多妇女因之惨遭杀害。老百姓受此威胁，纷纷携儿带女，四处逃亡，城内“十室九空”。一天，宰相找遍民间，一无所获，满怀忧郁、恐惧地回到相府。他的纯洁善良、美丽聪明的女儿山鲁佐德为了拯救其他无辜姊妹，执意要父亲把她嫁给国王，宰相不得已，只得将女儿送进王宫。山鲁佐德进入宫后，她每天夜里给国王讲故事，以引起国王的兴趣及好奇心，每讲到最扣人心弦处，正好是天亮的时候。这时，国王急着去上朝，又想继续听完故事，便免她一死。就这样，山鲁佐德连续讲了一千零一个夜晚，最终感化了残暴的国王，使之放弃了残忍的行为，并深深爱上了山鲁佐德，与之白首偕老。
这是一块璀璨夺目的艺术瑰宝，其艺术构思精绝。作品在艺术结构上采用了以山鲁佐德和山鲁亚尔的故事为总体框架，以大故事套小故事的“红线穿散珠式”方法，将所有故事嵌入其中，使得整部作品悬念层出，富有扣人心弦、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且作品不受题材与时间、空间的限制，众多不同题材的故事，构成了一个自然浑成、天衣无缝的完美艺术整体。故事情节曲折生动，想象丰富、奇特，优美动人，富有浓郁的浪漫主义色彩。作品中人物腾云驾雾，瞬息变幻；口念咒语，铁门自开；手擦戒指，神魔立现；穿洋过海，出神入化，天上地下任意驰骋。可谓神奇莫测，波谲云诡，气象万千，充分显示出中古时代阿拉伯人民非凡的艺术想象力。其独具的艺术匠心及杰出的艺术创造力，令世人倾倒、叹服。
这是一部描绘阿拉伯中世纪市井生活和风俗人情的规模宏伟的文学巨著，作品题材丰富多样，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有格言、谚语，有寓言、童话，有神话、传说，有婚姻恋爱，有航海冒险和经商，还有反映宗教和表现劳动人民的智慧，以及有关道德教训等故事，包罗万象、异彩纷呈。故事的背景时空广阔，有时在巴格达，有时在埃及，有时在大马士革，有时则远在中国；人物形象复杂、繁多，从天上到人间，从帝王将相到才子佳人、平民百姓。诸如天仙精灵、妖魔鬼怪、哈里发、公主、奴仆、商贾、医生、学者、厨子、裁缝、鞋匠、渔翁、农夫、脚夫、洗染匠、剃头匠，以及歌伎舞女等等，形形色色，三教九流应有尽有，从而构成了洋洋大观、五彩缤纷，令人目不暇接的艺术世界。其丰富的题材、众多的人物、精妙的艺术构思和洒脱、多变的艺术手法，从不同的时期，不同的方位、角度，生动、艺术地再现了中古时代阿拉伯帝国广阔而色彩斑斓的社会生活，为读者展示了一幅幅绚丽多彩的阿拉伯历史画卷，艺术地反映了中世纪阿拉伯的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社会制度，以及阿拉伯人民的“思想情趣、理想追求、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喜好厌恶”，从而“记录了阿拉伯几个世纪的变迁，闪耀着阿拉伯古老文化光芒”，成为一部研究阿拉伯社会及历史文化的必读著作。
《一千零一夜》不仅流传于阿拉伯各国，“成了衰败、动乱时期阿拉伯的火把，照亮了他们的心胸，让他们忆起过去的光荣和奋发图强”。而且传遍了全世界，影响了全世界，成为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精神财富。作品曲折、奇特，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葱茏浓郁的东方浪漫情调，以及阿拉伯人鲜明的爱憎情感和对人类美好理想、愿望的热烈追求，曾吸引了一代又一代的广泛读者。早在拿破仑的“十字军”东征时期（1095～1291年），这部作品中的一些故事就被十字军带回欧洲。到14世纪，西班牙穆斯林文学家阿方索·阿拉贡把《一千零一夜》中的《塔瓦台达使女》译为西班牙文，这是欧洲人最早对《一千零一夜》的翻译。至18世纪，法国驻外使馆的秘书随员、学者安东尼·加仑，又将流行于叙利亚的《一千零一夜》手抄本译成法文出版，更风靡法国，轰动欧洲。据说曾有许多读者聚集在加仑的窗下，向他欢呼致敬。对于安东尼·加仑的《一千零一夜》翻译在欧洲所引起之轰动，香港外国文学研究专家杜渐先生曾作过生动精彩的描述：
“当时，一个法国学者安东尼·加仑，做了《天方夜谭》里的渔夫，把这个被封闭在阿拉伯世界的‘魔神’，首先放到欧洲去，从此这个‘魔神’不但颠倒了全欧洲，更传遍了全世界，被视为世界古典文学的瑰宝了……从莫斯科到马德里差不多所有读书人都在谈论它……长期以来，欧洲人总是开口希腊，闭口罗马，深受希腊罗马古典著作的影响，加之基督教的统治，已形成了一套自以为是的正统观念，只知欧洲是世界文化的中心。一旦加仑把《一千零一夜》介绍到西欧，人们震惊于异教文学的奇诡瑰丽，震惊于阿拉伯人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震惊于《一千零一夜》中那种丰富的想象力，不禁自愧思想和表达能力的苍白贫乏，于是一时趋之若鹜，把《一千零一夜》当做最时髦的谈资。巴格达城成了欧洲人心目中的神话城市，他们虽然没有到过巴格达，但闭上眼睛就打心眼中有血有肉地想见到那种新鲜奇趣的异国情调的景色，宫殿在晴空下闪闪发光，珠光宝气，异鸟飞鸣，飞马在夜空驰骋，鬼魂从地底跃出，揭示出地下的宝藏，辛巴达水手在碧蓝的海上航行，海岛‘白如鲸脂’，这一切都是每一个普通读者所向往的。”
此后，又相继出现了英文、法文、德文等多种文字的《一千零一夜》转译本及新译本，从而在欧洲掀起了一个了经久不息的东方热。《一千零一夜》因之成为一部最享盛誉、最受读者欢迎、最具生命力的世界名著，被誉为“世界文学宝库中一串璀璨的明珠”。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经收集过《一千零一夜》的各种文本。苏联作家高尔基曾译过《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并曾撰文赞美道：“谢赫尔扎德的故事是民间口头文学创作光辉遗产中最壮丽的一座纪念碑。”法国著名学者伏尔泰说：“我读了《一千零一夜》四遍之后，算是尝到了故事体文艺的滋味了。”法国作家司汤达甚至说：“我希望上帝使我忘记《一千零一夜》的故事情节，以便再读一遍，重温书中乐趣。”我国现代作家叶圣陶也称之，“仿佛一个宝山，你走了进去，总会发现你所喜欢的宝贝”。这部举世闻名的阿拉伯文学巨著，读者范围之宽，影响之广，在中外文学史上，无与伦比。这部脍炙人口的文学名著，曾对世界文学艺术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世界许多著名的大文豪，都从中吸取丰富的艺术养料，其博大的内涵与高超的艺术，哺育了一代代的作家、艺术家。
《一千零一夜》在阿拉伯，经过数百年的辗转流传，至19世纪上半叶，曾出现过多个阿文版本。而版本不同，所收作品也多寡不一，内容出入较大。其中较为著名的版本有三种：一是“加尔各答本”。这是一个流传于印度的最早版本，1814～1818年刊印于加尔各答。此版本首尾不全，只出了四卷，至第二百夜之后即残缺。二是“博尔斯奴本”。这是一个在埃及发现的版本，共十二卷，1825～1843年于赫彼克图刊印。三是“布辽格本”，也称“巴格达本”。这也是一个在埃及发现的版本，埃及出版部门曾于1835年、1879年、1907年几次刊印。在这三种版本中，“布辽格本”被公认为是善本，即内容较全，比前两种版本更完善。而纳训在地摊上所寻到的，即是由埃及前进学术出版社于1907年刊印，在当时最负盛誉，也最为权威的“布辽格本”善本作品。
这样一部伟大的阿拉伯民间艺术杰作，而且又是如此完好的善本作品，对于从小就喜爱民间文学，又在爱大阿拉伯语言文学院专攻阿拉伯文学的纳训，其吸引力之大，可想而知。他如醉如痴，神游在这一阿拉伯伟大浪漫主义的艺术世界中，沉浸在中世纪阿拉伯人五彩缤纷的生活天地里。那些扣人心弦的故事情节，那些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以及他们跌宕起伏的悲喜命运，深深地攫住了纳训的心。他仿佛走进一座辉煌壮丽的艺术宫殿，奇珍异宝璀璨夺目，珠光四射，美不胜收，采之不绝。他被深深吸引，深深震撼，爱不释手。
纳训生前曾经谈到，他在留埃期间，利用课余时间翻译《天方夜谭》的动机，是“给中国学习阿拉伯文的学生预备课外读物”。其实，这不过是一贯谦谨的纳训的谦虚之词，不足为凭。事实上，纳训翻译这部世界文学名著的初衷并非如此简单。在纳训留埃同学林仲明先生生前，笔者曾数次拜访林先生，并曾就此问题请教先生。林仲明先生说，纳训当时所考虑的读者范围，不仅仅是教内同胞，还包括教外的广大读者。
据林仲明先生回忆，曾经很长时间，纳训在坚持学习功课之余，几乎废寝忘餐、不舍昼夜地阅读着《一千零一夜》。这时，如同有一只无形的手，霍然开启了他艺术的灵感之窗。凭借其不低的审美能力和艺术鉴赏水平，纳训已充分认识到这部伟大的阿拉伯民间文学巨著的艺术成就及艺术魅力，认识到它所具有的巨大社会、历史认识价值和独到的艺术审美价值，以及由此而具有的超越时空，经久不衰的永恒的生命力。纳训进入爱大文学院学习后，更将它视为宝贝，由衷珍爱。于是，由爱而萌发了将它翻译给国内广大读者的念头。纳训很希望国内广大读者通过阅读这部稀世杰作，不仅得到茶余饭后之消遣，而且能够从中获得审美的愉悦，能够从中了解到阿拉伯人民的生活风习和思想情感及卓越智慧，从而认识阿拉伯灿烂悠久的历史、文化。
林先生此说应该较为可靠。在留学埃及时，他和纳训同住一室，两人关系较亲密，他不可能不知道纳训的翻译打算。且从纳训《天方夜谭》五卷译本的出版情况也可看出纳训翻译《一千零一夜》不仅仅是为回族学子“提供课外”读物。即纳训的《天方夜谭》五卷译本，系在沙儒诚老师回国时，请沙老师带回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时值抗战中，商务印书馆迁往重庆，而沙老师后即被国民政府召见，委派他赴东南亚诸国宣传抗日，纳训《天方夜谭》译稿即是在他赴重庆接受命令时，亲自交到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众所周知，当时，在重庆、香港都有专门印行穆斯林读物的出版机构，如是专为回族学子提供课外读物，只会交给专印穆斯林读物的出版商刊印，而不会交到商务印书馆出版。此外，据说纳训在翻译《天方夜谭》之前，还对国内翻译介绍《一千零一夜》情况作了深入了解。
如前所述，纳训翻译德国诗歌《菩提树下》，明显不够慎重，缺少经验。即在他着手翻译作品之前，对国内翻译介绍此作品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仅凭着自己主观的兴趣、愿望和翻译热情贸然动笔，导致其译作最终未能出版。而在翻译《一千零一夜》时，尽管他深知这部曾影响了世界的文学名著所具有的巨大社会、艺术价值，深深喜爱这部作品，并且在他的胸中，早已涌动着翻译的热念与激情，但他还是吸取了翻译《菩提树下》的教训，作了必要的了解和深思熟虑，表现得较为冷静和谨慎。林仲明先生曾说，纳训在翻译《一千零一夜》之前，曾经向沙儒诚先生请教，了解国内译坛对这部作品的翻译介绍情况。他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晚饭后，他和纳训以及其他几位同学，前呼后拥地跟着导师沙儒诚先生在尼罗河岸散步和观赏尼罗河风光。时已接近傍晚，一轮红日渐渐西沉，尼罗河水波光闪闪，映照出天边如火如金的晚霞，恰似一幅色彩艳丽、灿烂夺目的油画，顿时使人神怡心畅。大家谈笑风生，同学们和沙先生都兴致勃勃，或探讨学习方面的问题，或畅谈自己的人生理想。这时，富有文学激情的纳训更朗然情动，他向沙儒诚先生谈了他想翻译《一千零一夜》的想法，显然是想征求沙儒诚先生的意见。沙儒诚先生立刻表示赞同与支持。于是，他们谈论的整个话题都紧紧围绕着《一千零一夜》翻译。沙儒诚先生因纳训的询问，给他详细介绍了国内的翻译情形，以及翻译《一千零一夜》对于中国译坛、中国读者的重要价值和深远意义，还谈到了当时国内翻译这部作品所存在的诸多不足。
沙先生越说越激动，深深感慨道：“可惜啊！这样一部风靡西方、让趾高气扬的西方人惊羡叹服，顶礼膜拜的伟大阿拉伯文学巨著，我们中国对它的翻译和宣传介绍，竟晚于西方数百年，而且至今还不成气候！因为语言的障碍和相隔太远，国内不仅仅汉族同胞，就连我绝大多数的回教人，都至今不知道《一千零一夜》为何物。这实在是我们中国人，尤其是我们这些与阿拉伯人同一宗教信仰的中国回回之莫大悲哀和莫大耻辱！”
沙儒诚先生给予的热情鼓励，使纳训大为感动。可他似有点怀疑自己的能力，不无顾虑地说：“这部作品太大，我担心到时候啃不下去，瞎子点灯白费蜡！”
“怎么啃不下去？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只要有恒心，有毅力，再大的作品也能译，功到自然成嘛。你看，第一届老同学不是已经译出了几个大部头？你不也翻译了一些中国作品？我相信，以你们这伙留埃学生的聪明才智和中阿文功底，完全可以把这样的大作品译出来！一年不行两年，两年不行就三年，顶多花它个三五年时间。在我看来，无论翻译还是著述，诸位各自将来的成就，不是一部、两部，而是多部！”
沙先生深知纳训的顽强性格，只要选定路子，必定会坚持走下去。可他还是提醒、鼓励道：“你要是真把这部作品翻译给国人，那可是功德无量的善举！国内绝对找不到阿拉伯原文本，即使能找到原文本，也难以照原文本翻译，因为中国的翻译家都不懂阿拉伯文，能识得一点阿拉伯文的人，汉文水平又不高。据我所知，在目前还没有人能由阿拉伯原文本完整地翻译这部作品。你可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啊！再说，翻译这部作品，对你学习阿拉伯语言文学，也将会大有帮助……抓紧时间译吧，不必再犹豫，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们现在正值奋志展才的大好年华，不要坐失良机！”
沙儒诚先生是明德中学原教导主任兼英语教师，他受学校委派带队，并负责指导留埃学生的学习，中国留埃学生部成立后，曾亲自担任留学生部部长。其为人宽怀谨厚，对学生真诚、热情，极关心他们学习的进步与成长，是一位深受中国留埃学生敬爱与信任的优秀导师。留埃学生们无论在学习上还是在生活上遇到困难，都会主动与他商量、向他请教。而他又总能热情地给予学生以关怀、指导和帮助。并且，沙先生早年曾就学于香港圣保罗英语专修学校，酷爱外国文学，曾广泛涉猎外国作品，他对国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之状况，可谓了若指掌。尤其是作为穆斯林，他对阿拉伯文学作品尤感兴趣，早在英文专修学校学习时，他就阅读过英国翻译家理查德·波顿的《一千零一夜》英文全译本。多年来，他对这部世界文学名著在中国的翻译介绍与传播情况，极为关注和了解。
纳训在明德中学学习时，即对沙儒诚先生充满了敬仰之情。沙先生受命带领第一届留学生赴埃，在送别会上，纳训曾代表全班同学向沙先生致敬谢与欢送词。留学生团出发后，纳训又在《清真铎报》上发表了文章，高度评价沙先生为民族、宗教所作的重要贡献，热情赞美沙先生为了民族、宗教之大业，抛弃温馨幸福的家庭生活，并且破费千金，带队前往埃及，指导留学生学习的“舍小我而为大我”的伟大牺牲精神。他又一次代表全班同学，向敬爱的沙先生衷心致谢。纳训翻译作品前向沙先生请教，十分合情合理，完全有可能。林仲明先生的回忆应该可信。由此可以肯定，纳训翻译《一千零一夜》，是为了使这部世界文学巨著在中国广泛传播。
沙儒诚先生给纳训介绍的国内翻译《一千零一夜》的情况，以及对纳训的支持、鼓励，使纳训更加抱定了译出这部作品的决心。然而，作为一位进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仅两年时间的青年学子，要完成这样一部规模宏大、卷帙浩繁的世界文学名著的翻译，实在不是那么容易！
《一千零一夜》是一部阿拉伯中古时代的作品，要译好它，不仅需要有相当的阿拉伯文功底，而且必须对古代阿拉伯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历史、地理情况，以及各地的生活习尚、风土人情等等，都有足够的了解、认识与把握。此外，因系阿拉伯古代作品，古代的阿拉伯语与现代阿语又有着明显的差异，即相当于中国古代文学所用文言与现代语言迥然有别。单是理解作品语言，能够“融会贯通古阿拉伯语词，并找到恰当的汉语词把它表达出来，就已是一件必须字斟句酌，颇费周折的事情”。这就需要翻译者深入钻研古代阿拉伯语，并且具备相当的古代阿拉伯语言知识。
因翻译《一千零一夜》的难度实在太大，而纳训又刚进入爱大不久，有些同学对他敢碰这部作品大为吃惊。在纳训刚摊开稿纸，准备开译作品时，就有同学投之惊异的目光，对他能否译出这部文学巨著表示怀疑。有位同学终于忍不住，疑惑地问他：“这本书，你能译好吗？”充满自信的纳训颇不高兴，“不知从哪儿来的一股倔犟劲，直愣愣地答道：‘我翻不好，你来翻啊！’”相处十分要好的同学，也不在乎他的硬邦邦的回答，婉言规劝道：别把弦绷得太紧了。功课那么繁重，学习那么艰苦，翻译不宜搞得太大。当心作品译不好，倒把身体搞垮，那就惨了。还是译点小篇的为好，像这样的大部头巨著，待毕业以后再译不迟。
纳训也深知同学的好意，但知难而退不是他的性格。
由于有着强大的内驱力，使得纳训不怕困难，不畏艰辛，他始终充满了如火的热情，矢志不渝地坚持着这部作品的翻译。当时，在他的心底，时时奔涌着一股被作品所感染的难以抑制的激情，时时激荡着想要尽快将译作奉献给国内广大读者的欲望。每当他闭上眼睛，那繁盛的巴格达古城，那豪华的宫殿楼阁，那苏丹夜宴宾客的狂舞欢歌，那驰骋夜空的飞马和遮天蔽日的庞然异鸟，那航行在蔚蓝大海中的辛巴达的冒险奇遇……这些瑰丽神奇的画面，都一幅幅浮现在他的脑海，激动着他的心魂，使他心绪难平，急不可耐，辗转难眠。
每当翻译遇到困难，被“卡壳”时，纳训总是想起沙儒诚先生的热情鼓励。他难忘从沙老师那深沉坚毅的目光中所透出的，对学生知识功底及翻译能力的坚信，以及对学生未来翻译成就的殷殷期待。沙老师那情真意切的谆谆教诲，是那么热情而暖人，使他倍感亲切；是那么精辟和入情入理，富有鼓动力，使他胆量充足，信心倍增！于是，一切的困难都不足惧。纳训多次发誓，他一定要坚持到底，将这部作品翻译给国内读者。他说：“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作为和阿拉伯世界关系密切的中国穆斯林，却不能把这样一部书译成中文，介绍给世界人数最多的中国读者，实在愧对国家、社会，愧对先辈！”
西方流行的《一千零一夜》版本，大都依据译者的审美趣味、美学标准，或因为其他原因而对作品内容予以删减或补充。纳训通过深思熟虑，也根据自己的审美标准，及其学习任务繁重的实际情况，决定选译其中的故事。当时，在他的手边，除了有那套“布辽格本”的作品以及从国内带去的一本破旧字典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有助于作品翻译的材料可以参阅，更无任何现成的中文译本供他参考借鉴。他所依凭的，完全是自己扎实的中阿文化知识的功底，以及由此而具有的对作品的深入认识理解、领悟与把握。他的《一千零一夜》翻译，真正是在一片未开垦的山野中，披荆斩棘地“拓荒”！
好在纳训翻译《一千零一夜》之前，已经译过阿文本《菩提树下》以及一些中文作品，对于如何选择合适的语词和表现方法，才能恰如其分地表达作品内容，以及体现作品精神，他已经有了一些实际的体验与认识。根据他自己所摸索的翻译经验，他首先反复阅读作品，充分熟悉作品。对于每一卷中他选定翻译的故事，其中的故事情节以及作品所展示的各种环境、各类人物，包括人物的语言和个性特征等等，他都作了认真的思考与分析，直到对其深入把握。而且，在到学校学习时，认真听课，每涉及到有关古代阿拉伯历史、文化、地理等方面的知识，他都有意识地强记，不断获取翻译作品所需要的东西。遇到难以理解的地方，比如有些古代阿拉伯的俚言俗语，在字典上无法找到，他不耻下问，主动向爱大老师以及埃及同学请教。
尼罗河，不舍昼夜地奔流。纳训在学习之余，白天接着晚上，日复一日，沉浸在《一千零一夜》的翻译中。他以极大的毅力，坚定地朝着自己认定的目标前进。在刚开译的一段时间里，他几乎把全部的业余时间，都耗费在作品的翻译上。“时而夹着书本，出入开罗的街头巷尾；时而摊开译稿，神游于巴格达的宫殿楼阁中。”这时，雄伟壮美的金字塔、风光旖旎的尼罗河、开罗大街小巷的异国风情，他都无暇顾及。开罗的夜晚，在灯光的装饰下，十分美丽壮观，无比迷人。沿尼罗河边，有着许多俱乐部、大饭店、咖啡厅，同学们吃过晚饭，总喜欢邀约一起，沿着尼罗河散散步，观赏两岸高楼的灯火和尼罗河的美丽夜景。自开始翻译《一千零一夜》后，纳训很长时间，都没时间跟同学们去观看、领略。
埃及位于非洲东北部，一年中大部分时间气候炎热。二三月间，算时令还是埃及的春天，但已经感觉到气候的酷烈。中午，在烈日的烘烤下，开罗的气温已是摄氏30多度。而进入6至7月，更赤日似火，大地如焚，埃及南方的气温高达摄氏50度。撒哈拉大沙漠的热风迎面扑来，卷起股股火焰般的热浪，灼热、滚烫得令人透不过气来。这时的开罗，已如同一个大火炉，即便躲在屋里，也酷热难耐，闷热得让人头晕目眩，昏昏欲睡。入夜，气温略低，稍为凉爽，然又蚊虫肆虐。埃及的蚊子叫人防不胜防，无声无息地盘桓左右，被叮咬了还不知道。蚊子叮过处，皮肤顿时鼓起小包块，令人奇痒难忍。
但气候再炎热，蚊虫再厉害，也难以阻止他报效祖国和人民的心灵渴望，难以动摇他翻译作品的勇气与决心。据林仲明先生生前说，就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纳训也仍然坚持着他的《一千零一夜》翻译。他常常挥汗如雨，冒着酷暑而翻译。就在蚊虫猖獗的晚上也从不懈怠，他一边驱赶蚊虫，一边伏案工作。有时，为防范蚊虫的进攻，他常盘腿坐在床上，全神贯注于翻译，一坐数个小时。有时，同学们为抵挡酷热，互相邀约，步行到开罗市西边的新市区游泳池游泳。纳训在浑身疲困不堪，热得实在难以支撑时，也跟同学们一同前往，在清凉的池水里泡泡，消除周身的烦热与困乏。而当精神稍微恢复，头脑稍微清醒，他又回到学生公寓，翻开作品，继续进行着这一艰辛的艺术创作工程。纳训的翻译越来越顺手，译文越来越流畅、漂亮，翻译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藤箱里的译稿由少而多，逐渐增加到了一大摞。
1938年的秋天，是纳训在埃及从事文学翻译的又一个收获季节，他的《一千零一夜》选译终于大功告成。该译作系选译《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用现代语翻译，共60余万字，纳训将它编为六卷。这时，正是他到埃及的第四个年头。这60万余字的六卷选译本，加上他未能出版的译作《菩提树下》，以及中国作品，使他牺牲了大约三年的业余时间，耗去了他一生中的一段“最美好的青春年华”。
在纳训之前，国内就曾有翻译家将《一千零一夜》书名译为《天方夜谭》。“天方”一词，系由“天堂”或麦加“天房”演变而来。我国唐代称阿拉伯国家为“大食国”，杜佑的《通典》中就有《大食国传》。至元代，又有“天堂”或“天房”之称，明朝以后，依“天房”谐音而变称为“天方国”。《明史·西域传》即云：“天方，古筠冲地，一名天堂，又名默伽……天方于西域为大国……相传回回设教之祖麻哈麻者，首于此地行教。”中国译者沿用了古籍中对阿拉伯的这一称呼。“天方夜谭”，即指阿拉伯人在夜间所讲的故事。纳训经过反复斟酌，鉴于此译名既有古称之依据，又颇富诗意，且读者已经习惯，遂将他的五卷译本也冠之“天方夜谭”一名。
选译完毕，纳训接着又对《天方夜谭》六卷译本之前五卷作了修改润色，使其在语言表达上更加流畅，更加准确、生动。同时，他还写就一长篇“引序”，并且又将阿拉伯原文本中艾博·安图尼的序文译出，一同附在该译作前面。1939年，第一届留埃学生学成回国，留学生指导沙儒诚先生也随之返国。纳训将已经修订好的前四卷译稿及两篇序言，托请沙儒成先生带回国内，交商务印书馆出版。还未来得及修改的第六卷，则系他自己后来归国时带回。
虽时值抗日烽火中，纳训的这部辗转数万里的《天方夜谭》译本，最终还是在国内出版。“七七”事变后，上海、南京相继沦陷。商务印书馆在上海沦陷前夕，由上海迁到武汉。后因日寇的步步进逼，又从武汉撤至长沙、重庆。沙儒诚先生从埃及回国，亲自将纳训的五卷《天方夜谭》译稿送交商务印书馆出版。据说因其直接译自阿拉伯文本，总编十分高兴。他接过译稿，翻读数页，大为赞赏，当即表示乐意出版。于是，署名“纳训”的《天方夜谭》五卷译本便问世于抗战中。此译本在出版时，按纳训原编之五卷分为五册，于1940年2月～1941年12月间陆续出齐。该译作以最早直接译自阿拉伯原文本，且忠实于原作精神，因此深受读者欢迎，在抗战时期的国统区广泛流行。纳训因之声名鹊起，从此跻身于中国文学翻译家之林。然而，令人感慨的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中国通往埃及的水路被日寇与纳粹封锁，信息中断，身居海外的纳训，此时还不知道他已经在国内译坛崭露头角，并因其译作之特有价值而在国内译坛上占有一席地位。此时，纳训还在担心着他托请沙老师带回国内的前五卷译稿的不可知命运。直到他回国途经上海，到商务印书馆询问，才知道该译作早已在抗战中出版。
商务印书馆编辑付给了纳训几百块钱的稿酬，时因国民党的腐败及内战，货币贬值，所有稿酬还不够买一张公共汽车票，纳训一气之下，把稿酬丢还给了编辑。本来，他身上还揣有《天方夜谭》第六卷译稿，纳训未将译稿交出，不想再给他们印行，并且“决心从此不再做翻译工作”。
纳训的这部直接译自阿拉伯原文本的《天方夜谭》译本，在当时的中国，堪称独步译坛，其意义、地位不容忽视。
由于多方面原因，我国对《一千零一夜》的翻译介绍，晚于西方数百年。中国文化人注意到这部风行世界的阿拉伯文学作品，最早是被誉为“睁开眼睛看世界的第一人”之林则徐，他在鸦片战争期间整理编著的《四洲志》中就有所提及。但林著中记述还较简略，仅有寥寥二十一字。稍后，又有严复译述的《穆勒名学》谈到，严氏译述比林氏所记更为详细。他说：“《天方夜谭》不知何人所著……其出为各国转译，名《一千零一夜》。《天方夜谭》诚古今绝作也，且其书多议回城（指巴格达、开罗、大马士革、亚历山大）回族制度、风俗、教理、民情之事，故为世人所重也。”
中国正式翻译《一千零一夜》故事，则始于晚清上海文人周桂笙。1900年，周桂笙最早在《采风报》上发表了从《一千零一夜》中节译的《渔者》和《国王山鲁亚尔及兄弟的故事》，开了我国翻译《一千零一夜》之先河。其后，周桂笙还出版了《新庵谐译》（二卷），其中上卷即为《一千零一夜》中之故事。1903年5月6日，《大陆报》开始连载了未署译者名之译作《一千零一夜》。据阿拉伯文学研究专家、《一千零一夜》版本收藏家和翻译家盖双先生考证，这是我国《一千零一夜》翻译最早使用原书名。同年5月，文明书局出版了钱揩译的《辛巴德航海的故事》。10月，《绣像小说》杂志又开始连载一未署名的译作《天方夜谭》。此外，尚有《女子世界》连载的周作人所译《侠女奴》（《阿里巴巴与四十大盗》），《东方杂志》连载的《天方夜谭》，其中有《苹果酿命记》《荒塔仙木记》等故事。而在这时期出现的诸译作中，规模最大的则是商务印书馆于1906年出版的奚若翻译的《天方夜谭》四卷本，全书由55个故事组成。1930年，亚东出版社又出版了汪原放翻译的《一千零一夜》。至40年代，还出版过多个长短不一的译本。
应该说，从清末周桂笙开始翻译《一千零一夜》故事，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译本的出版，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译家众多，异彩纷呈，使得这部杰出的世界名作得以在中国传播，使国人能够通过阅读作品，对中世纪阿拉伯世界的社会制度、生活方式、风土人情等状况，或多或少有所了解。但众所周知，由于当时在国内，不可能找到《一千零一夜》阿拉伯原文本，即便能找到阿拉伯原文本，翻译家也不懂得阿拉伯文。故而以上诸译作，不仅故事较少，而且均系从英法文本转译。中国译家所追求的，往往是对英法文本的负责，其翻译标准，往往以接近英法文本为上。而英法语言与阿拉伯语言在表述习惯、表达方式，以及语言色彩等方面都不尽相同。英法译者在翻译作品中，也常常会出现不能互译（即难以用英法语言表达）的地方。如英法文本有误，则中文译本也难免跟着出错。并且，由于翻译家在翻译中往往“根据自己的标准和喜爱，对原文删改处甚多”，过去的《一千零一夜》欧洲译本，有些不大忠实于原作。例如早期法国安东尼·加伦的译文就有凭自己的想象，添枝加叶的情节，甚至存在“杜撰子虚乌有的故事”等情况；英国的早期译作也不大可靠，如曾经风行一时的著名东方学者爱德华·威廉·莱恩（1801～1876年）的译本，就删去了一些为英国道德传统所不能接受的内容。此外，又由于所依据的是英法文本，几经转译，过去的不少中文译本，在语言表达方面，都不可避免地带有一些欧化倾向，对原作风貌有所改变，其中缺少一种地道的阿拉伯风味及神韵。
此外，我国早期的《一千零一夜》翻译，大多采用了文言的形式。由于文言在表达上所受的限制，使得译文不能尽传其情，尽达其意。而且，文言文艰涩难懂，使作品的读者范围仅仅局限于知识阶层，不能深入到街头巷陌，寻常百姓等广大读者群中。因此，在早期，尽管杂志所刊载《一千零一夜》故事较多，但真正了解这部阿拉伯文学杰作的国人却极其有限，是为遗憾。“五四”时期，著名学者胡适在评价清末林纾等人翻译欧洲文学的功绩时，就曾指出文言译本的这一缺陷。胡适先生甚至认为，文言翻译是一种“失败”。他说：“这实在不是林纾等人的错处，乃是古文本身的毛病……古文究竟是已死的文字，无论你怎样做得好，究竟只能供少数人的赏玩，不能行远，不能普及。”（胡适：《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从我国早期文言形式译作的读者面与传播范围（即普及程度）来看，胡适的观点乃是实事求是，并非因其主张废弃文言文、提倡白话文而吹毛求疵。毫无疑问，我国早期的《一千零一夜》文言译本，也存在如是不足。
用白话文直接由阿文本翻译《一千零一夜》的重任，无疑历史地落到了中国20世纪30年代留埃学生的肩上。具备深厚中阿文化功底的留埃学子纳训，自觉而勇敢地肩负起了这一历史所赋予的艰巨重任。
纳训出版于抗战时期的这部《天方夜谭》五卷译本，“是解放前字数最多，同时也是第一次译自阿文原版本的译本”，而且，译作还采用了白话的语言形式，比较接近国人的现代口语。仅仅这两个方面，即是对前人翻译的重大突破，足以超越晚清乃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相继出版的所有《一千零一夜》汉译本。
由于直接译自阿拉伯原文本，纳训的这部《天方夜谭》五卷译本，避免了上述转译本所存在的种种弊端。当时的纳训不仅有着不浅的国文及阿拉伯文学语言的功底和丰厚的阿拉伯历史文化修养，而且他还熟悉阿拉伯历史、文化、地理，对阿拉伯各地的风俗习尚，对阿拉伯人民的生活情趣、思想情感和理想愿望等都有着深入透彻的了解。加之，已有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经验，他既能深透地理解作品，把握作品的精神，又能选择适当的汉语词汇，传达出他所感悟到的蕴藏于作品字里行间的含义与意趣。故这部《天方夜谭》译本，做到了达其形，传其神，保留着原阿拉伯文本的风格与内在精神。可以说，翻译家纳训所呈现给读者的是一个真实、地道的阿拉伯人的生活天地，一片有血有肉的诱人的阿拉伯艺术世界。
尽管这部早期的《天方夜谭》译本，曾给纳训带来不小的声誉，纳训后来对它却颇不满意。纳训曾多次称，这部译作“粗枝大叶”，“译文水平很低”。这一方面，说明纳训后期翻译技术已更加精进，回头检视其早期译作，就觉得不尽如人意；另一方面，也是翻译家的一种自谦，不必当真，更不能凭此谦虚之词而过于贬低这部译本，认为它“译得比较粗糙，连翻译者本人也对它不感兴趣”。
诚然，作为早期译作，纳训的这部《天方夜谭》译著，与他解放后的重译本相比，无论从翻译技巧还是从文字功夫，抑或从对读者的影响面去看，都大为逊色，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也并非真如纳训所言“水平很低”。此译本出版于国难期间，当时，纸张材料奇缺，印刷条件极差，加之烽火连天，民不聊生，国运堪忧，能有兴致阅读欣赏文学作品者不多，因之一般出版物皆销路不畅，图书出版极受限制。而纳训的这部《天方夜谭》译本，不仅能在国难中顺利得以出版，而且颇受读者欢迎。该译作曾在香港与重庆、成都、昆明、贵阳、桂林等城市发行，其销售量都不低。例如在位于昆明光华街164号的商务印书馆昆明分馆书店，纳训的《天方夜谭》五卷译本随到随销，第二册还未运到昆明，第一册早已销售一空。时过40余年，在20世纪70年代，还有人将这部译作一字不改地在台湾世界书局出版，冒充新译。可见其“译文水平”不低，并不如有人所想象的那样粗糙。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促进新中国文艺的蓬勃发展，中央文化部于1954年在北京召开了翻译工作会议，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人马，开始了有计划、有规模地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纳训被邀请参加了翻译工作者会议，并且在这次会上，有关领导将重译阿拉伯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的重任交给了纳训。由此，也可以看出纳训解放前的《天方夜谭》五卷译本的成功和对中国读者的深刻影响，以及译作在中国译坛上的独特地位。
纳训在埃及的翻译活动，一直持续到1947年回国。他在翻译修改完六卷本《天方夜谭》之后，又接着翻译了一部《古兰经的故事》和一部《阿拉伯哲学家传》，此外，还翻译了一些埃及短篇小说和有关国际局势的时事通讯等。其中短篇译作如小说《穆圣私宅家庭会议》和国际政治时事评论《苏联重视巴基斯坦》等，曾寄回国内，在云南回教俱进会所办的《清真铎报》上发表，《古兰经的故事》和《阿拉伯哲学家传》，则留待回国后修改出版。但归国后，或因政治气候的干扰，或因忙于重译《一千零一夜》，这两部译作后来一直未能问世。回族学专家纳国昌先生曾在文中谈到，纳训的《古兰经的故事》长篇译稿，早在上世纪的“文化大革命”前就交给中华书局出版。该译作已经排印，正待出版，孰料“‘文革’狂风乍起”，出版社业务陷入停顿状态，译作便付诸东流。据说纸型至今仍在，粉碎“四人帮”之后，政治宽松，思想解放，学术自由，出版社恢复业务，然此时，林松等人编译的同名著作已在其他出版社出版问世，“也许是避免雷同”，这部长篇译作“直到纳训先生逝世前还没有出版”。尽管如此，纳训的文学翻译也取得了突出成就，他以其文学翻译实绩，证明了沙儒诚先生预见的正确性，实现了自己贡献于祖国和人民的远大理想。
相比较而言，纳训早期的汉译阿文作品，影响最大的是他的出版于抗战时期的这部《天方夜谭》译本。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在纳训的《天方夜谭》出版之前，上海世界书局曾于1937年2月，出版了纳训的留埃同学马俊武（字兴周，故又名马兴周）翻译的两个《一千零一夜》的故事，即《桑鼎拜德航海遇险记》和《阿里伦丁》。因马俊武的故事也系译自阿拉伯原文本，这就存在一个问题，即马俊武与纳训，到底谁最早由阿拉伯文本翻译《一千零一夜》故事？由于马俊武所译两个故事的出版时间，明显早于纳训的《天方夜谭》，这造成了一个误会，人们以为最早直接由阿拉伯原文本翻译《一千零一夜》故事的，是马俊武而非纳训。例如著名阿拉伯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盖双先生就认为，“我国第一个从阿语翻译《一千零一夜》的人是马兴周，而不是过去人们认为的纳训”。
盖双先生治学严谨，学养深厚，在阿拉伯文学研究和《一千零一夜》翻译方面都成就卓著。其为文，往往考证严密，见解独到精辟，且雄辩滔滔，文采焕发，颇具感染力及说服力，令人钦慕之至。但此观点明显有误。马俊武所译故事的发表，确实早于纳训的《天方夜谭》，但先发表并不等于先翻译。本人曾采访当年留埃时与纳训和马俊武同住一室、最为知情的林仲明先生。其客观事实是，在马俊武译这两个故事时，纳训早已经在翻译《一千零一夜》。林仲明先生说，其实，马俊武最早追求的目标是搞科学研究，著书立说而不是文学翻译。只是他同时也很喜欢文学，并且受到留埃同学翻译之风的影响，故而也译过一点小说和理论著作。并且，其翻译小说，还是受了纳训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影响。正是在纳训的影响下，他也找来一个《一千零一夜》改编本阅读，并译了改编本中的两个故事。当时留埃学生搞翻译，除了可将作品介绍给国内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帮助学习阿拉伯语。马俊武译《一千零一夜》故事，最初即纯粹出此目的，仅只是译了玩玩，以助其熟悉阿拉伯语，并不想将故事拿去发表。也许正是这两个故事引起了马俊武的翻译兴趣，接着，他又阅读和翻译了一薄本阿拉伯名作家小说（据盖双先生查考，译名为《哈漪雅格赞》，是安达卢西亚著名作家伊本·图菲勒的哲理小说，现通译为《哈伊·本·耶格赞的故事》），遂连同两个译自《一千零一夜》改编本的故事，一起寄给了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当时的中国留埃学生，在学习上互相关心帮助；且在著述方面，则有着很强的团队意识，有人在搞着的东西，其他人一般不会去凑热闹，与之争抢。马俊武虽然也很喜欢《一千零一夜》，但因为纳训早已在翻译此作品，他后来就不再继续译下去了。
从林仲明先生所述以上情况看，纳训翻译《一千零一夜》在先，但出版在后，马俊武翻译其中两个故事在后，却出版在先。而且，马俊武依据的底本只是一个改编本，而纳训所依据的则是权威原版本。就其翻译这部作品的规模来看，马俊武的翻译也与纳训相差甚远。林仲明先生在留埃期间，不仅与纳训和马俊武同住一室，而且与两人都相处融洽，关系一直密切。在第三届留埃学生团刚到埃及时，他还曾带领纳训、马俊武等新同学到埃及各地观光游览，同学之情甚厚，他所提供情况应该可靠，不存在其有意要褒扬谁与贬低谁。并且，林仲明先生所回忆情况，按逻辑分析似也合乎情理。即纳训翻译的分量较大，系接连译完六卷才托人带回国内出版，而马俊武则只译了两个故事，即使加上后译的几个短篇小说，也分量不大，自然可很快完成，在纳训的《天方夜谭》之前出版。
据林仲明先生生前介绍，在当时的留埃同学中，马俊武也异常聪颖，文思敏捷，才华横溢，且学习极其勤奋，其学问涉猎面较广。他除了钻研伊斯兰经学外，还长于科学研究，潜心著述，且兼及学术著作翻译。在留学埃及的短短三四年间，他就撰写出版了《知识论纲要》《逻辑的证实哲学》《现代哲学之科学基础》《知识的组织》等著作。同时，还翻译出版了小说集《哈漪雅格赞》《阿拉伯儿童故事》（一套，共三本）和科学理论著作《格式塔心理原理》《生命与自然》《心理学》。在完成艰苦的学业之余，竟取得如此辉煌的著译成就，其才智学问，令人惊叹不已。但不幸的是，先生学业未竟，即英年早逝，于1938年病故于新加坡。惜哉，“千古文章未尽才！”
俊武先生在其有限的生命中，为祖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功不可没，名垂千秋。但实事求是地说，其重要贡献，在于他所撰写及翻译的诸多科学论著，而不在于翻译《一千零一夜》中的两个故事。
综上所述，纳训应是我国最早由阿拉伯原文本翻译《一千零一夜》之译者，他的翻译于埃及的《天方夜谭》五卷译本所取得的可贵成就，及其在当时中国译坛的独特地位，都毋庸置疑。可以说，纳训最早将《一千零一夜》的精神原貌，真实地传达给国内读者，他的五卷《天方夜谭》译本，标志着中国人直接由阿拉伯原文本翻译《一千零一夜》的开始。正是他的这部译著，使中国读者能够更深更全面地了解了阿拉伯文学巨著《一千零一夜》的真实风貌，并由作品而了解到中古时代阿拉伯的风土人情和社会历史面貌。
当然，在纳训的整个文学翻译生涯中，他对中国译坛贡献更大，对中国读者更有影响，更加铸就其生命辉煌乐章之译作，还是他解放后重译的曾风行全中国，享誉海内外的《一千零一夜》三卷选译本和六卷全译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