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全面侵华的战争，妄图一举将全中国变为其殖民地。日寇的铁蹄践踏着祖国的大好河山，沦陷区土地笼罩着腥风血雨，中华民族危在旦夕。面对亡国灭种的威胁，全国人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以“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宁可杀贼以致死，决不委屈以求全”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奋起抗敌，同凶恶的日本侵略者展开了殊死搏斗。
“千古英雄，爱国同怀赤子情”。卢沟桥的炮声，震醒了沉睡的四万万中国同胞，也震动了远在埃及留学的中国回族儿女的心。当日军大举进攻华北的消息传到埃及，留埃学子无不热血沸腾，义愤填膺。早在中学时代就充满了爱国热情，并且曾经和明德中学其他同学一道，向往着奔赴东北，参加马占山部队消灭日寇的纳训，这时，愤怒的烈火在他胸中熊熊燃烧，祖国的危难，中华民族的危机，又一次牵动着他炽热的爱国心。本来，在此之前，为在中阿文化交流方面做点实际工作，以报效自己的国家和民族，纳训“十分珍惜有为的青春，决不甘于虚度年华”，他一边刻苦钻研各门功课，努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一边抓紧课余时间，争分夺秒地从事文学翻译。其时，由于殖民主义者设置了重重障碍，他已由向埃及读者翻译介绍中国作品，转而为中国读者翻译阿拉伯文学名著《一千零一夜》。他一边翻译，一边还在计划着，待译完《一千零一夜》之后，他还要接着将已经熟读的《阿拉伯哲学家传》和《〈古兰经〉故事》等作品也翻译到国内出版，其“日程表总是排得满满的”。并且，在他的枕头边，随时摆放着一些计划阅读的文学作品及理论书籍，每晚入睡前，他都要克制着睡意，阅读数页后才躺下休息。然而此时，国难当头，风雨飘摇的祖国和在腥风血雨中挣扎的同胞，正呼唤着、等待着儿女们去拯救它。纳训再也坐不住了，他不能再沉醉于五彩缤纷的翻译梦幻中，不能再陶醉于《一千零一夜》的艺术世界里了。
和其他留埃同学一样，纳训整天饮食无味，睡卧难安，心急如焚，焦心忧虑着祖国的安危。他和同学们一道，全神贯注地收听着开罗国际广播电台播送的消息，以了解国内的战况。这时，开罗的《金字塔》报等各大报刊，几乎每天都刊载着有关中国战事的报道，同学们都围拢报纸，翻遍了各种报纸。眼睛近视的纳训，每天都凑近报纸，仔细搜寻着有关祖国母亲的讯息。“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上海沦陷、南京沦陷”，日寇步步进逼。祖国和同胞受难之惨状、日本鬼子之令人发指的血腥罪行，激怒了纳训以及全体留埃学子。他们个个慷慨激愤，人人摩拳擦掌，都渴望投入保卫祖国的战斗，“恨不能插翅飞回祖国，立刻与日寇展开搏斗”。
“七七”事变之后，以陈嘉庚为首的南洋华侨，在新加坡成立了南洋华侨“战区灾民救济会”，号召海外华人在各地成立分会，声援和支持祖国抗战。纳训满怀着对祖国的深挚热爱和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刻骨仇恨，立即和同学们一道，积极响应陈嘉庚等人的号召，投身救亡活动，从事海外抗敌宣传。他们联合在埃全部华侨，在开罗成立了埃及华侨“战区灾民救济会”，并在亚历山大成立了分会。由留埃学生团团长沙儒诚先生担任“救济会”会长，马坚担任秘书长，纳忠、纳训、林仲明等人则负责宣传工作。埃及“救济会”成立之后，他们立刻全力以赴，开展街头演讲、散发传单等抗日宣传，在金字塔下、尼罗河边掀起了一个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热潮。纳训等人除在开罗组织演讲等活动外，还奔走于开罗及亚历山大等城市作巡回宣传，曾几次为抗战募捐。所募集捐款，都如数汇寄国内，支持祖国抗战。
与此同时，纳训还与同学们一起，以笔为武器，在开罗的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宣传中国的抗日战争，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为祖国的神圣抗战呼号、呐喊。纳训等人的文章揭露指出，日寇对外宣传的所谓“中日亲善”纯属弥天大谎，所谓“建立大东亚共荣圈”实则是欲吞并大东亚，将东亚各国沦为其殖民地。当时，日本的商品充斥中近东市场，五花八门，小到念经用的“太斯比哈”及各种洗浴毛巾等，都一应俱全。纳训等人号召全世界穆斯林“群起抵制日货，给中国以物质上、经济上的援助”。此外，他们还积极写稿寄回国内，在“中国回教救国协会”主办的刊物上发表，表达海外赤子对祖国抗战的关心，以激励国内穆斯林同胞的战斗意志，鼓励其走上抗日战场，为保卫祖国而奋勇杀敌。
在20世纪30年代，仅开罗就有着四十多个穆斯林华侨家庭，他们大多是在埃及做生意的山东回族。这些穆斯林同胞也和留学生一样心系中华，在担忧着祖国的命运，可又不大认识阿拉伯文字，看不懂阿拉伯报纸，故无法了解国内的抗战情形。纳训与纳忠等同学，省吃俭用，从每人每月三埃磅的生活费中挤出钱来，办起了抗日小报，每天将各种报纸所登载的有关中国战事的报道译为中文，印成传单，散发给这些华侨家庭，使他们及时了解到国内的战争情况，听到了祖国抗战的呐喊声，从而进一步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感和支持祖国抗战的热情。
为宣传中国抗战，求得东南亚各国穆斯林及阿拉伯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支持，抗战期间，“中国回教救国协会”积极开展了民间外交。一些在国内伊斯兰教界较有影响的知名阿訇，组成了东南亚访问团和近东访问团，多次出访东南亚及中近东各国。仅在1938年和1939年，就有由著名回教爱国人士达浦生、薛文波、王增善等分别带团的三批近东访问团先后抵达埃及。当时，由于爱资哈尔大学对全世界穆斯林的重大影响，埃及在整个伊斯兰世界，有着引领了宗教的举足轻重的地位。故三个近东访问团都将埃及作为重点访问国家，其在埃及停留的时间都较长。纳训及其同学们又以满腔的战斗激情，积极配合了访问团的访问和宣传活动。他们协助访问团撰写宣传材料，并承担了翻译、印刷和散发传单等大量工作，经常工作通宵达旦，为访问团大造声势。同时，还帮助访问团联络和陪同访问团会见埃及各阶层重要人物。在纳训和马坚、纳忠、林仲明等留埃同学的密切配合、积极协助，以及全力以赴的宣传之下，中国近东访问团几次在埃及的访问都有声有势，卓有成效。尤其是达浦生率领的访问团在埃及的访问活动，曾轰动全埃及，对中近东产生了重大影响，至今为研究中国抗战史的专家们所关注和重视。
达浦生阿訇率领的访问团到达埃及，给纳训等留埃学子带去了国内全民抗战的消息。当时，全国人民的抗战热情空前高涨，抗日的烽火已燃遍中国的城市和乡村。尤其让纳训等留学生兴奋的是，在这场百年以来空前激烈、空前残酷，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反侵略战争中，回族人民也不甘落后，他们发扬了回回民族在历史上热爱祖国、忠于祖国的优良传统和勇于牺牲的献身精神，义无反顾，与各兄弟民族一道冲锋陷阵，为维护国家的独立、自由和中华民族的尊严，作了英勇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回族抗日武装遍及河北、河南、山东、山西等敌后战场，而在国民党部队中，青海马彪率领的回民师也浴血奋战于豫、皖地区。回族健儿忠勇无畏，视死如归，前赴后继，威震敌胆。不少回族将士为国捐躯，无数可歌可泣的动人事迹传扬全中国。祖国的抗战消息，回族同胞的斗争精神，给了纳训等留埃同学以极大的安慰和鼓舞。
达浦生等人到达埃及时，正值埃及法鲁克国王的婚礼庆典，但在沙儒诚、马坚、纳忠、纳训和林仲明等留学生的宣传、联系及陪同下，法鲁克国王以待客为先，热情接见并招待了访问团，他“殷殷垂询我国回民数目及抗战中回汉关系等”。达浦生说：“我整个中华民族上下一致，同心同德，众志成城，共赴国难，咸存玉碎之心，不为瓦全之念，日本虽强，亦不能占我片土，制我民心，中国的回教徒也如非回教徒一样热爱祖国，抗御暴敌，不愿为日本人之奴隶，或直接持戈参战，或努力于后方工作，携手一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法鲁克国王深为感动和赞赏，“欣慰之余，笑容满面说：‘那很好，最后胜利一定是属于中国的！’”
在达浦生带领的访问团访问埃及期间，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沙儒诚还与达浦生一道，共同著述一册《关于中日战争告世界回教同胞书》，纳训和马坚、纳忠等同学也积极协助、配合，撰写了一些宣传文稿，并将这些长短文稿译为阿拉伯文，一并送到各报纸和杂志社发表。开罗的《埃及人报》《金字塔报》《埃及邮报》以及《妇女周刊》等重要报纸杂志“皆争先登载”这些文章。其中，由达浦生、沙儒成著述，留学生翻译的长文《关于中国抗日战争告世界回教同胞书》，不仅在报刊上发表，还由马坚、纳忠分别撰写了中阿文序言，单独印行成册，印刷上万份，由纳训等人分头到埃及各地广泛散发。这些宣传材料，以大量铁的事实，充分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较大规模地向阿拉伯世界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曾得埃及人民与当局之注意”。
战争中，济南、西安、重庆、桂林等地不少清真寺相继被日机炸毁；在日寇制造的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中，回族群众也无一幸免。然而日寇却极力掩饰其罪行，宣传日本“尊重伊斯兰”、对穆斯林“亲善友好”，并且在东京修建了清真寺，召开了所谓全世界伊斯兰代表大会，强迫中国沦陷区阿訇赴日参会，同时邀请世界穆斯林各国派代表参加。
针对日寇玩弄的欺骗伎俩，1938年5月13日，留埃学生林仲明在纳训等同学的陪同下，代表中国近东访问团，在开罗国际广播电台连续演播十余次《告世界回教民众书》，“揭穿了日寇标榜‘保护回教’，建立所谓‘大东亚回教圈’的谎言”。他义正辞严地驳斥道：“一千三百多年来，日本连最近造的一个清真寺在内，总共只建立了两个清真寺；而中国已建了四万八千个。日本回教徒不足二十个，而中国则有五千万回教徒。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地向中国进攻的结果，毁掉了中国几百个回教堂，杀死了几千个回教徒！穆圣告诉我们：‘我们必须求学，中国虽远，必往求之。’而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已经摧毁了圣文所指示我们的学习地——中国。穆圣又告诉我们：‘如果有人侵略你，你必须抵抗，到侵略者退出为止！’日本是穆圣所说的可憎之侵略者！”广播号召：“全世界三万五千万回教同胞联合起来，帮助中国抵抗侵略者，打倒全世界穆斯林的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交织着悲怆与愤怒的电波，穿过浩瀚的沙漠，将中国穆斯林以及整个中华民族反侵略的战斗怒吼声，一次又一次传向阿拉伯世界，激起了阿拉伯各国的强烈反响，赢得了所有阿拉伯国家对中国人民的同情，以及对中国抗战的关心与支持。
林仲明的这一长篇讲演，其讲稿即是由纳训执笔，其他留埃学生参与而集体写成，它代表了全体留埃学生愤怒的抗日呼声。
纳训和他的留埃同学们在埃及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沟通了中国抗战与伊斯兰世界的普遍联系，它以其震撼穆斯林心灵的感人力量，对埃及乃至整个中近东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它不仅动员了全埃华侨，使他们积极捐资捐款，关心、支持祖国的神圣抗战，而且赢得了中近东伊斯兰各国对中国人民反侵略战争的同情与支持。尤为重要的是，赢得了不仅在中近东极具影响力，而且在当时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有着不可动摇的领导地位的埃及，对于中国抗战的有力声援，以及在物质上给予中国的大力援助。
中国和埃及，虽然两国人民的友谊源远流长，但自满清入主中原以来的数百年间，由于诸多原因，两国无论官方还是民间都较少交往。至1928年，中埃两国政府才共同发表了声明，宣布建立两国的外交关系。然此时的中埃外交关系也是有名无实，两国的官方交往依然较少。
“七七”事变发生后，为求得国际间的援助，中国政府才真正注意到与近东国家的联系，中国才正式在埃及设立使领馆，但即便这样，中国对埃及以至整个中近东的外交影响，仍然没有多少实质性进展。中国虽多灾多难，国力衰微，然而，我驻埃使领的架子却不小，一向居高临下，“很少理会当地政府”。
中国抗战真正对埃及乃至中近东发生影响，主要来自纳训和马坚、纳忠等中国留埃学生在埃及的抗日救亡活动以及在他们的配合协助下，达浦生等人率领的中近东访周围的抗战宣传。由于留埃学生救亡活动的影响，埃及社会各界对中国抗战表现了异乎寻常的热情关注。抗战中，埃及的各大报纸，都经常刊登中国留学生的战斗檄文，尤其是在埃及妇女界领袖、著名社会活动家胡达·色拉威夫人所主办的、风行阿拉伯世界乃至欧洲的《妇女周刊》上，几乎每期都登载有纳训和马坚、纳忠等中国留学生的抗日文章。那一篇篇燃烧着爱国主义烈焰的炽热文字，几乎感染了所有的埃及人，使他们了解了日寇铁蹄下的中国的深重苦难，了解了中国人民为捍卫祖国而进行的伟大的反侵略斗争。
由于中国留学生抗日救亡宣传的影响，整个埃及“从政府到人民都对中国的神圣抗战深表同情与支持，体现出中埃两国真诚友谊的立场”。如中国近东访问团几次赴埃，都受到了埃及政府及各界、各阶层的普遍重视。当时的埃及国王、首相、穆斯林青年协会主席、爱资哈尔大学校长、埃及妇联主席，以及后来访问中国的王储阿里亲王等重要人物，都曾在留埃学生的联系、介绍下，热情接见了中国近东访问团。纳训等留学生的奔走和宣传配合，使访问团在埃及的访问获得了圆满成功。广大埃及文化人“纷纷在开罗的各大报刊上发表文章，支持中国的抗日战争，强调中国人民所进行的反侵略斗争的重大意义”。埃及许多青年还“纷纷到中国驻埃大使馆，要求组织一支外国穆斯林军队开赴中国，参加中国抗战”。
埃及人民不仅在道义上给中国抗战以同情、支持，而且还不顾自身的贫困，节衣缩食，在物质上也给予中国力所能及的援助。抗战初期，纳训等留埃学生组织的埃及华侨“救济会”四处募捐，在开罗和亚历山大等地，都有不少埃及人慷慨解囊，与中国华侨一道捐款，支持中国抗战。1938年8月，达浦生出访归来，又带回近东伊斯兰各国捐款三十余万元交国民政府，其中很大部分即为埃及人民所捐。1939年9月，名冠中近东以至欧洲的埃及妇联主席胡达·色拉威夫人又向中国援助了二十箱药品，以及夫人的个人捐款若干。
此外，在第一届中国留埃学生学成归国时，胡达·色拉威夫人又募集“儿童福利救灾款”若干，并以该会名誉写了热情洋溢的慰问信，委托归国留学生带到中国，“表示全埃及妇女对中国抗日正义斗争的同情、支持”。此慰问信及救灾款，最后由回国后任职于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留埃学生林仲明送至重庆，请宋美龄女士转交国民政府。此外，埃及还有过几次宗教团体组织的为中国抗战募捐的活动，所募钱款，也都由中国留埃学生寄回国内，由“回教抗日救国协会”交给国民政府，“埃及人民对中国的援助，一直持续到中国抗战取得胜利”。
纳训等中国留埃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对埃及以至整个中近东的巨大影响，曾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惊惶失措，恼羞成怒。日本政府曾向埃及外交大臣提出严重抗议，声称：“爱大的中国留学生参与政治活动，不利于日埃关系的正常发展，应予以制止。”并且，日本使节还要求埃及政府，“取缔所有刊登反日言论之报刊”，企图用外交手段阻止中国留学生的爱国行动。由此可见，纳训等留埃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对祖国抗战所起的不容低估的意义和作用。
灾难深重的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就饱受列国强盗的蹂躏欺辱。日寇的疯狂侵略，又一次将中华民族推向灾难的深渊。一般说来，祖国的贫弱落后及其悲惨处境，极易使身在海外的青年学子灰心丧气，从而产生悲观失望、自轻自贱和自暴自弃的消极情绪。但纳训和他的留埃同学们则不然。虽说，作为“弱国子民”，贫穷与多灾多难的祖国，也使他们深深感受着悲哀与切肤之痛，但其强烈的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却从未被其摧毁。作为中国人，他们置身文明古国的埃及，深为自己的祖国也和埃及一样，有着数千年灿烂辉煌的历史文化而骄傲自豪。现实中祖国的落后和民族的深重苦难，只能激发他们强烈的爱国热情，只能更加增强他们的民族自尊感和反抗民族压迫的使命感。他们在海外，随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维护祖国的尊严，树立中国人的形象。“每外出，相戒注重衣冠整洁，举止彬彬有礼，保持大国风度”。因日本人与中国人外貌相似，埃及人常分辨不出，“见了中国留学生常问：‘阁下是日本人？’中国留埃学生总是昂首挺胸，回答道：‘不！我们是中国人！’”这发自灵魂深处的响亮回答，喊出了华夏民族子孙的骄傲和自豪、骨气和自信，喊出了中国回族儿女热爱祖国的共同心声！
抗战初期，世界网球冠军、印度尼西亚华侨许羽基游历中近东国家抵达开罗，整个开罗城“万人空巷，群聚街头瞻仰‘网球明星’风采”。由于西方殖民主义者的污蔑，中国人历来被视为“东亚病夫”。加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欺骗宣传，使埃及文化人深受蒙蔽，开罗的各大报纸一致宣称“许羽基是日本人”。为揭穿日本人的欺骗宣传，纳忠、纳训等留埃学生拜访了许羽基，与他商定，由中国留埃学生部部长沙儒诚主持一次欢迎许羽基的宴会，以澄清事实。宴会如期进行，埃及各界不少名流应邀到场，各报新闻记者闻风而至。许羽基在宴会上当众宣布了自己的国籍。他说：“我是中国人！”纳训等中国留埃学生立即抓住这一与敌斗争的有利时机，借题发挥，作了慷慨激昂的讲演，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欺骗手段，进而宣传了中国的正义抗战，痛斥日寇侵略中国的罪行。他们的讲演，赢得了全场阵阵热烈掌声。第二天，开罗各报纷纷报道宴会情况，更正了此前报道的失误，表现出对日本人作虚假宣传的强烈不满。敌人的无耻行径由此暴露无余。其后，著名中国运动员潘德明骑自行车环游世界又到达埃及，中国留埃学生主动为他作翻译、导游，再一次向阿拉伯世界展示了中国人的光辉形象，让中近东各国人民了解了中国人，并非西方殖民主义者及日本军国主义者所污蔑的“东亚病夫”。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极其野蛮、残酷，而且极为阴险、毒辣。“它既有飞机大炮的屠杀进攻，又有政治的进攻”（郁达夫语）。日寇在攻占北平之后，即投入了大量的人力，收集情报，研究策略，首先开始了对中国信仰伊斯兰教各民族的诱降活动。日本特务机关收买了如马良、王瑞兰、刘金保等极少数甘心附逆的回奸，于1937年10月在北平成立伪“北平市回教联合会”，继而，又成立了伪“华北回教联合总会”。其后，日寇便打着“回教联合会”旗号，向冀中地区大量散发《告伊斯兰教民同胞书》等诱降宣传品。敌人极尽挑拨离间，胡说“抗战是为了汉人”，大日本皇军“尊崇回教”，“维护回教”，“提倡回教”，“帮助回民自治”，企图诱降各族穆斯林，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分裂中华民族，为其吞灭全中国铺平道路，最终达到“以华治华”的罪恶目的。
此外，在国际上，由于日寇对中国的侵略引起了各国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一方面为了在国际舆论界隐蔽其侵略手段，开脱其侵华罪责，另一方面，也为欺骗、拉拢中近东伊斯兰诸国，赢得各伊斯兰国家对其侵华的支持，从而削弱世界抗日力量，以最大限度地孤立中国，他们在诱降信仰伊斯兰教的中国各民族的同时，还费尽心思，开始了面向国际，尤其是对中近东伊斯兰国家的外交进攻。日寇煞费苦心，一边在日本东京大兴土木，兴建清真寺，召开所谓世界伊斯兰代表大会，一边极力粉饰其铁蹄下的华北“王道乐土”。为证明所谓“华北人民安居乐业”“信教自由”“大日本皇军支持穆斯林的朝觐活动”，从而达到其既诱降中国穆斯林，又拉拢中近东伊斯兰国家的双重目的，日寇经过精心策划，于1938年底，由日本特务机关指使日伪“华北回教联合会”，组织了一支以北平唐易尘、刘德润为首的所谓“华北回民朝觐团”赴麦加朝觐。
朝觐，是穆斯林一生坚守的五项宗教“功课”之一。伊斯兰教规定，凡是有经济能力而又身体健康、行动方便的男女穆斯林，都应在一生中赴麦加履行朝觐义务一次。因此，在每年一度的古尔邦节（伊斯兰教历的12月份），全世界穆斯林从各地汇集到沙特阿拉伯麦加，穿上戒衣，在当年先知穆罕默德率领穆斯林群众巡游的地方，巡游天房克尔白，还举行在阿拉法特山、在穆斯达里法山、在米纳山谷的停留和在索法山与马尔瓦山之间的奔跑，以及击石、宰牲、开戒剃发等仪式。这是世界穆斯林每年一度的大聚礼，是穆斯林朝向“克尔白”的一次心灵之旅，全世界每次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人数多达数百万人。凡朝觐归来的穆斯林，皆被教胞尊称为“哈吉”，这是伊斯兰教内最光荣、最神圣、最尊贵的称呼。故赴麦加朝觐，为虔诚的穆斯林一生所衷心向往。
日寇便利用穆斯林向往朝觐的这一宗教心理，组织了这次别有用心的“朝觐”活动。这支接受了日伪指令的“朝觐团”，从北平乘火车出发，经大连转道上海，又从上海起航，经香港、新加坡、科伦坡、孟买、亚丁，至埃塞俄比亚的玛撒洼港而越过红海，于1939年2月28日到达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门户”吉达。
日寇组织朝觐的险恶用心，引起了国民政府以及国内广大穆斯林的警觉。当时，国民政府曾试图通过舆论压力和劝告等行动予以阻止。在唐易尘等人到达上海时，就曾有人到处寻找他们。嗅觉灵敏的唐某立刻意识到“上海租界许多秘密机关”的“对他们不原谅”，便隐蔽行动，偷偷登上远洋轮船离开了上海。而在他们抵达新加坡时，又早有《星洲日报》《南洋商报》的记者守候在码头，轮船一靠岸，立刻登船采访。记者声称，“接到重庆国府的电报，认为他们五人‘负有使命而到麦加作宣传’，希望唐易尘等承认去麦加的目的”，并能幡然醒悟。然而顽固的唐易尘等人并未因此而放弃麦加之行。
1938年2月18日，中国留埃学生接到了国内“中国回教救国协会”达浦生、唐柯三、孙燕翼、马松亭四位先生的紧急电令。电文大意为：日伪华北政府派遣一支由汉奸组成的朝觐团，即将赴麦加朝觐，为敌张目，请全体留埃学生务必尽快组成一朝觐团赶赴麦加朝觐，严密监视日伪分子的罪恶活动，并作抗日宣传。
祖国的召唤，使纳训以及所有留埃学生精神振奋，他们欣然接受了这一来自祖国的战斗号令，准备在天房与汉奸展开一场激烈交锋。为确保这一光荣任务的顺利完成，他们在当天晚上就开会讨论，作了严格分工及周密的行动计划。于是，28位留埃同学组成了一支“中国朝觐团”，由庞士谦担任朝觐团团长，马坚为副团长，海维琼为秘书长，纳训和纳忠、林仲明等同学则负责具体的宣传工作。
全体留埃学生都为能效力于祖国抗战而激动、兴奋，但他们临危受命，时间较为仓促。此时离最后一班朝觐轮班启程仅有五天时间，除去聚礼日及星期日（这两天不办公），就只剩下三天，可他们赴麦加需办理的事务却极其繁多，诸如购船票、办理护照和海关手续，以及打预防针，等等，都需一一完成。而日伪朝觐人员这时已在赴麦加途中，很快即抵达吉达港，留埃学生如不能按时上船赶到麦加，后果将不堪设想。情况十分紧急，纳训和他的同学们都紧张地忙乱着。他们依照分工，分头去办理各种手续。这时，人人心中都只有一个意念：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奔赴麦加，决不能让敌人的阴谋得逞！幸好在他们收到国内来电的同时，中国驻开罗使领也接到了国民政府电令，要他们支持与密切配合留学生的行动，给留学生以大力帮助。通过中国使领的出面交涉，以及留埃学生自己的辛苦努力，终于顺利办好了赴麦加的一切手续，并且还得到了船票减半和减少吉达关税的优惠、照顾。临行前，中国驻开罗使领准备了茶点，在领事馆为留学生朝觐团饯行，还与朝觐团全体成员合影留念。饯行会上，使领赠送朝觐团“和衷共济”四个大字，勉励大家团结一致，努力为祖国抗战作出贡献。
1939年2月23日，由纳训等28位留埃学子组成的“中国回教朝觐团”踏上了战斗征程。他们壮怀激烈，高举着中国国旗和绿底白字、上书中阿文的“朝觐团”团旗，从开罗乘火车至苏伊士运河港，登上了埃及轮船公司开往麦加的“则木则泉”号（亦译为“渗渗泉”号）班轮，开始了一场在中国抗日救亡运动史上极其特殊的战斗。
2月的苏伊士，气候温暖而不炎热。天空澄澈，阳光明媚，河水泛着碧绿，风景美丽宜人，一切的景物都呈现出昂扬的生机，充满了令人欢欣的柔情。纳训心魂为之荡漾，仿佛回到了杨柳新绿、桃花盛开、春意盎然的杞麓湖畔。庄严的旗帜在船头迎风招展，引来了埃及人“惊奇而又赞叹”的目光，并得到了他们一声声“玛夏安拉”（表示惊叹）的真诚祝愿。
和所有同学一样，肩负着与敌斗争和朝觐的双重光荣使命，渴望拯救祖国的纳训，初踏征程，心情极不平静，充满了即将投入战斗的喜悦与兴奋。而此情此景，更激励了他的救国壮志与战斗豪情，使之更加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当轮船在等待中缓缓起航，他和同学们一起挺直胸膛，雄赳赳、气昂昂地肃立在甲板上，慷慨激昂地高唱起了《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激越的歌声，将他的心又一次牵回到烽火连天、腥风血雨笼罩的祖国。日寇正在中国的土地上疯狂地烧杀抢掠，祖国同胞正在血泊中痛苦地挣扎呻吟，无数的中国青年为祖国的生存和中华民族的自由、独立，不得不丢开书本、抛弃农具，拿起枪杆，奔赴抗日前线，与敌激烈搏斗……一切都如在眼前。
纳训的心不禁一阵阵酸痛、震颤，胸中顿时翻卷着感情的巨澜。他痛恨回奸唐易尘等人的卖国行径。这伙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为虎作伥的民族罪人，其甘心效命日寇的卑贱人格，其背叛祖国和同胞的可耻行为，使他愤慨、恶心！满载着朝觐穆斯林的客轮在苏伊士运河中缓缓行进，驶向大海，纳训恨不得接过船舵，加足马力，全速前进，好让他们早一点到达麦加，做好战斗准备，以迎击敌人。
纳训的侄孙女纳兰珍女士至今记得，小时候曾见过一张纳训朝觐途中的侧身照片。纳训身穿白衬衣，着浅色西裤，外披一件深色披风，鼻梁上架着常戴的那副黑边眼镜，英姿焕发、精神抖擞，昂首挺胸站立在船头。他手扶栏杆，背景是船舷与大海、蓝天，在离他不远处，有几只海鸥在自由飞翔。纳训凝视着前方，神情严肃、庄重，目光深沉、坚毅。他身上的披风被海风吹扬着，像一只展翅飞翔、勇敢迎接暴风雨的矫健海燕。这张传神的照片，正记录了纳训当年听从祖国的召唤，和他的同学一道，勇敢踏上战斗征程的情景。同时，也正好是他拯救祖国的艰苦斗争中的一幅生动剪影，是其战斗生活、战斗风姿的浓缩与定格。它展示了纳训及其留埃同学的满腔爱国热情，以及他们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危亡的重要时刻，积极从事海外抗日救亡斗争的爱国精神。
纳训和他的战友们登船不久，即按照预定计划，有序地展开了抗日宣传活动。马坚撰写了宣传稿到轮船的广播室演播，纳训等人则两三人一组，分头到各层船舱散发传单，作抗日宣传。他们针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对伊斯兰世界所作的欺骗宣传，揭露日寇侵略中国、残杀我手无寸铁的中国同胞之野蛮暴行，戳穿敌人欲占领中国，称霸亚洲的罪恶野心。船上的旅客，多是到麦加朝觐的穆斯林，中国留学生慷慨激昂的讲演，使之深为感动。中国人民所受的深重灾难，得到船上所有埃及人的深切同情，大家“群起诵念《古兰经》首章，捧手作祈祷”，祈求真主惩罚灭绝人性的日本侵略者，“默助中国抗战胜利”，“以张公理”。其情其境，“几能动人泪下”。纳训等人的抗日爱国热情，也深为埃及人所赞赏、敬佩。轮船上，从船长到船员、到旅客，都对中国留学生“尤其亲热，慰问备至”。船长在轮船起航前，还为他们从苏伊士旅馆租来了28个钢丝床，“垫褥、枕头、白床单、毛毯应有尽有”，这些床褥等床上用品，“是埃及人结婚时用的，平时难以享受到”。如此“至高无上同情心的表露，唯回教弟兄间可以得之”。
为得到爱大校友的援助，以壮其声威，便于在麦加更好地展开抗日宣传及对敌斗争，纳训和纳忠等人，还深入到爱资哈尔大学朝觐团中作联络、宣讲。当晚，爱大朝觐团团长偕三位团员，到中国留学生所在船舱作了回访，以表示对中国留埃学生抗日救亡行动的支持。“叙谈之余”，他们“为中国回教及中国抗战作祈祷，诚挚之情，不可言喻”。
纳训等同学早“华北朝觐团”两天到达红海之滨的吉达，提前做好了监控日伪朝觐人员的安排、准备，唐易尘等人一到，立刻陷入了留学生的重重包围之中。他们无时无处不受到留埃学生的斥责和监视、跟踪，就连吃饭、睡觉、上厕所都受到严密监控，没有半点行动的自由。留埃学生对唐易尘等人早已恨之入骨，深恶痛绝，而今，这些出卖国家、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就站在面前，留学生们气愤至极，怒火喷涌，“有的主张狠打他们一顿，有的甚至主张杀了他们”，因为“叛卖祖国的人也是回回民族的罪人，是人人得而诛之的”。但因麦加是圣地，朝觐则是穆斯林一生中最神圣的时刻，凡朝觐人员必须克制情绪，排除尘世杂念，不得有过激行为，留埃学生就只能采取“缓和”的斗争方式，与之进行灵魂的搏斗。留学生们不仅严密监视唐易尘等人，还规定他们不许“单独行动，更不许他们以日伪名义到处活动”。情绪愤激的青年学生，“纷纷怒斥”唐易尘一伙背叛国家、民族，认贼作父，投靠敌人的卑劣行径。这伙不知羞耻，乞怜于敌、效忠于敌的民族败类，起初还满有理由，大言不惭地连连声辩，说他们只“是哄骗日寇几个钱来朝觐”，妄想以出于宗教动机为借口，开脱自己的罪责，求得留学生的同情与原谅，从而蒙混过关。但却被留埃学生反驳得张口结舌，面面相觑，难以自圆其说。留埃学生大声呵斥，质问其赴麦加的真正目的，唐易尘一伙生怕挨揍，吓得面如土色，惊恐万分。在这群愤怒至极的青年学生面前，他们最终不得不老实交代“这次行动，日寇出了1.5万元钱，叫他们借朝觐为敌张目”。并且交代了他们还随身携带有一些丝绸、茶叶、珠宝等礼品，“准备趁朝觐之机进行拉关系。送礼名单包括沙特、埃及、土耳其许多朝野要人”。留学生们怒不可遏，厉声痛斥道：“你们是中华民族的败类，没有权利代表中国穆斯林！”“把东西交出来，由我们代表中国人民去见沙特国王！”唐易尘一伙无奈之下，只得规规矩矩将礼品交给留埃学生。
整个朝觐期间，“华北朝觐团”成员都被留埃学生严密地监视和控制着。在20余名热血青年凛然正气的威慑之下，唐易尘一伙神情沮丧，诚惶诚恐，“整天像惊弓之鸟，坐卧不安”。为不给他们一丝可乘之机，朝觐结束后，纳训等留埃学生一直监视着他们到吉达港。在他们起程归国前，又给了他们一顿狠狠的训斥。留学生们唇枪舌剑，你一言我一句，严厉警告和教训他们：“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你们既是诚实礼拜的回回……就不应该受日寇的指使而来替他们做欺骗教胞的工作，做日寇的傀儡，欺骗国内外的无数教胞，对我抗战产生不利的影响！”“你们拿日寇的钱来朝觐，出卖华北回民，对不起国家，对不起全体回民！”“你们把自己的灵魂卖给了日本，就是汉奸！”留埃学生要他们仔细考虑后果，回国后，“改过自新，脱离日寇，为国家做点工作”。“华北朝觐团”成员唐易尘等人羞愧难言，无地自容，“个个面红耳赤，汗流浃背”，连连点头。刘德润擦着满头大汗，表示回国后再不给日本人工作，他说，“幸亏遇上的是爱国学生和善良的穆斯林，才使他们不仅保住了性命，还使之不致在叛国道路上走得太远”。唐易尘也“涨红着脸，双眼哭丧似的”，“一再表示回国后，再不敢与日本人合作，并争取做点爱国工作”。其余几人“也纷纷作了保证”。
在留埃学生组成的“中国朝觐团”到达麦加时，已有代表“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访问中东的艾沙和新疆回族人士马赋良，以及一支由西北穆斯林组成的上百人的朝觐团先期到达圣地。纳训等同学一到麦加，即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告诉他们“留学生朝觐团此行的目的”。这些爱国爱教的回族同胞“一致表示共同对敌，决不能让日伪的阴谋得逞”。同胞共愤，人人口诛，使“华北朝觐团”成员更形孤立，狼狈不堪。留埃学生在监控日伪朝觐团的同时，还联合了所有赴麦加朝觐的中国各族穆斯林，在麦加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日宣传活动。三支队伍的合流，组成了强大的宣传阵容。他们利用集会形式，讲演和散发传单，向来自世界各地的朝觐穆斯林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其听众之多，影响之广，可谓空前绝后。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演讲，听众达15万人。在宣传中，马坚还用中、阿文撰写了《告世界穆斯林书》，纳训等人连夜赶着油印了上万份，散发给来自世界各国的穆斯林。这次大规模的抗日宣传，充分揭露、控诉了日本侵略者在中国大地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尤其是制造了灭绝人性的南京大屠杀的滔天罪行，“揭穿了日本法西斯妄图吞灭中国和称霸东南亚的狼子野心，是全世界穆斯林的死敌，激起了广大朝觐者对日寇的一致谴责，以及对中国抗战的有力声援”。
此后，留埃学生还带着“华北朝觐团”交出的礼品，列队去晋见了沙特·阿布杜拉·阿齐兹国王。马坚代表中国朝觐团成员，以及全中国穆斯林向沙特国王致“献词”，衷心祝愿沙特王国国运昌盛、人民幸福；祝愿中阿传统友谊进一步加强；祝愿全世界回教同胞更加紧密团结，共同反抗法西斯侵略，维持世界持久和平。沙特国王对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表示支持，对中国留埃学生的爱国行为深为赞许，还赐给中国留学生朝觐团以御用饮料。
纳训等中国留埃学生一刻也没有忘记祖国正遭受着灾难，没有忘记其所肩负的宣传抗日、声援祖国抗战的神圣职责。在返回埃及的途中，他们仍然坚持战斗。在其所乘坐的轮船上，每天都要邀请一些乘船的名人作演讲，于是，留学生马坚又被同学们推举，再次到演播室作讲演。他仍旧以真挚的感情，向全船旅客宣传了日寇的疯狂侵华，介绍了“中国穆斯林拥护抗战的情况，及日机轰炸南北各省回民区域与清真寺的惨况。最后引经据典说明日寇野蛮无礼，必遭主怒，并引事实证明中国为正义、求生存抗战之是，日本侵略之非”。演讲毕，全船“掌声雷动”。回到埃及，留埃学生又致函国内，向“回教救国协会”报告了他们朝觐团赴麦加的斗争及抗战宣传情况。并写了通讯报导，连同马坚在麦加撰写的《告世界穆斯林书》一起，寄给国内外各大报刊登载发表，更进一步扩大了抗战宣传的影响，大大鼓舞了全国各民族同胞的抗敌情绪。
中国留埃学生不辱使命，顺利而圆满地完成了祖国交给他们的战斗任务。他们在麦加与敌斗争及抗日宣传活动，彻底粉碎了日寇企图一箭双雕的阴谋，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不仅未能隐蔽其侵略手段，欺骗中东、近东伊斯兰国家，反而扩大了中国抗战对中近东各国的影响，使全世界穆斯林更加看清了日寇凶残而又阴险的丑恶面目。日寇精心谋划的“朝觐”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从此再不敢组织“朝觐”活动。
纳训等留埃学生，与祖国四万万同胞同呼吸。他们在埃及和麦加所从事的声势浩大的抗敌宣传活动，作为抗战时期海外抗日救亡斗争的一个部分，与国内抗战相联系、相呼应，其意义伟大而深远。他们代表了全中国回民，以威武不屈的人格和疾恶如仇的正义感，向中东、近东各国乃至全世界穆斯林，表明了中国回回民族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一员，其赤诚的中国心与坚定的爱国志，和为保卫祖国而抱定的不可动摇的抗战决心。同时，也向日本军国主义分子证明了中华民族的不可分割，以及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分裂中华民族美梦的必然破灭，从而维护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他们以身处埃及的特殊环境，以及由此而同埃及，同中东、近东各穆斯林的紧密联系而产生的特有宣传效果，积极宣传了中国的抗日战争，赢得了全世界穆斯林对中国人民的深切同情，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祖国的抗战，成为我国抗战史上极其光辉夺目的一页。
他们的满腔爱国热忱及其所从事的抗日救亡活动，在当时就受到国内外人士的高度评价和热情赞扬。抗战中，为宣传抗日救国，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受“中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委托，以国民外交使节身份出访欧、美、亚、非诸国。他从欧洲辗转到埃及，在耳闻目睹中国留埃学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之后，深深为之感动与振奋。
他在《海外的故事》一文中热情写道：“到了埃及，有一件事是我记忆中最深刻的……在尼罗河畔夕阳笼罩着的金字塔下，一曲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传向沙漠的边际去，这是三十一个中国回教徒留学生工作之余的歌声。谁也不曾想到，在这古国的沙漠里，听到我们民族的吼声。
三十一个青年……抗战后，对于祖国争取民族的自由解放，是有着极高度的同情和热望，他们在勉强维持的生活费中，还提出一点钱，在海外对污蔑祖国的日本帝国主义，作强烈的抵制宣传……”
陶行知先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曾挥毫题诗道：
巍巍金字塔，浩浩尼罗河。
法老如犹在，惊醒问谁歌。
在留学生组织的欢迎及欢送会上，陶行知先生高兴地与留埃学生一起高呼口号、高唱《义勇军进行曲》及各种抗战歌曲。他激动地说：“此次抗战军兴后，我才知道中国的五千万回民，站在政府的旗帜下，共同抗日。尤其你们这般回教青年学生，尽了国际宣传之责。将来中国之复兴和中国回教之发展，多赖诸位……”回国后，陶行知先生在与接受记者采访的邹韬奋等民主人士座谈等多种场合，还热情盛赞中国留埃学生的爱国行动，对留埃学生的海外抗日救亡活动，给予了极高评价。
这段激烈、紧张的抗日救亡生活，作为纳训整个生命中一段最辉煌的战斗历程，鲜明地体现了纳训深沉、炽热而真挚的爱国感情。幼年的经堂学习，培植了他最初的爱国意识与情感；明德中学的爱国主义教育，又进一步陶冶了他的爱国情操，培育和升华了他的爱国思想；而抗日战争的爆发，则激发了他蕴蓄胸中的满腔爱国热忱。在这场伟大的民族抗争中，他将自己的一切与祖国的命运紧紧联在一起，从而与同学们一道，以拯救民族危亡为己任，义不容辞地加入到拯救祖国的战斗行列之中。在留埃学生所进行的一场场战斗中，纳训总是精神饱满、斗志昂扬。他不仅积极参与组织，而且历次亲身参加到街头宣传、演讲和散发传单，以及发动募捐等活动。而更为重要的是，他还发挥了自己的特长，以笔投入战斗。在这段时期，他曾撰写了大量的抗日宣传文章，他那饱蘸着国家仇、民族恨的“犀利的文笔”，那一篇篇喷发着怒火的战斗檄文，“有力地抨击和揭露了敌人的罪行”，为拯救祖国和中华民族的危亡，发出了震颤人心的战斗呐喊。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中埃之间的海上邮路还未被截断，纳训在给家人的信中，就常常谈到他和马坚、纳忠、林仲明等同学在开罗、亚历山大等地所开展的抗日救亡活动，还曾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他们接受国内“中国回教救国协会”命令，赶赴麦加朝觐，与出卖祖国利益的唐易尘等回奸所作的面对面斗争，并在全世界朝觐人员中所进行的抗日宣传活动的情况。其言辞热烈，慷慨激昂，充满了炽烈如火的爱国情感和救亡热情。纳训还曾给家里寄来了他在埃及报刊上发表的抗日文章，以及他所撰写、油印的抗日小册子，并寄来了刊登着中国留埃学生大幅照片的《埃及画报》。纳训，祖国和人民的忠实儿子，以其报效祖国的实际战斗，表达了他对祖国、对人民真挚的热爱与无限忠诚，从而实现了他在明德中学即怀抱的国家与民族的爱国理想。
也许是因为难忘和极为珍视这段热血沸腾、燃烧着青春激情的战斗岁月吧，纳训归国时，他宁愿舍弃行李，也不愿丢掉他那些在埃及撰写的抗日文章和宣传文稿。据其外甥马安民先生回忆，纳训所带回的他在抗战期间撰写发表的抗战宣传文章以及街头演讲稿，堆起来足足有饭桌高。除此之外，其所带东西，就只有几件换洗衣服和一摞准备将来翻译的阿文书籍。这些文稿，曾寄放在其二姐家里，惜因年代久远，今已荡然无存。在寄放时，纳训特别叮嘱二姐，不许任何人翻动。有一次，其快要小学毕业的外甥马安民出于好奇，打开了用绳子捆扎的文稿，想看看里面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他正翻看着载有纳训抗日宣传文章的一本刊物的插图时，恰好被纳训碰见了，结果遭到纳训的厉声呵斥和阻止。纳训告诉马安民：“这些文章，都是老舅在埃及从事抗日斗争时所写的，很宝贵，不能弄丢。以后不准你再随便乱翻乱刨，要是整丢一篇，老舅可对你不客气！”
纳训一生，始终充满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其对祖国和人民的深深的爱以及对外国侵略者的刻骨仇恨，一直保持到去世。他常常教育其子女，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要热爱国家、热爱人民。
他曾给几个儿女讲近代以来，中国被帝国主义野蛮侵略的历史，讲中华民族曾蒙受的奇耻大辱与深重灾难。他告诉孩子，尤其不能忘记凶恶的日本法西斯在侵略中国时，疯狂烧杀抢掠的滔天罪行。穷凶极恶的日本鬼子，仅南京大屠杀一次，就残酷杀害我30万同胞！我们中华民族，世世代代都要牢牢记住这一惨痛的民族悲剧、这一千古未有的民族屈辱！在20世纪“文化大革命”后期，日本田中首相访华，在北京与毛泽东同志会晤，中日关系由此解冻，两国遂恢复了外交，这在中日关系史上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两国关系的恢复，有利于两国的共同发展和共同利益，符合中日两国人民的愿望，可喜可贺。但在当时的背景下，我们有些人则偏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有些人看来，中日关系的恢复，预示了中国的美好前景。还有人认为，尽管在过去，日本帝国主义曾侵略过中国，但那已是历史的旧账，不宜再提，以免伤了两国人民的和气，我们应该朝前看而不应往后看。
对此，纳训极为忧虑。他曾对长女纳尔谊说，中日两国关系当然应该恢复，在古往今来的中日关系史上，两国人民友好交往乃是主流。我们应该看到，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悍然发动的侵华战争，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日本人民对那场罪恶的战争已有所反省，也恨之深深。所以，中日关系应该恢复，我们应该与日本人民保持世代友好往来。即便对日本政府，也应宽宏大度，不计前嫌。在这方面，我认为，确实应该“朝前看”。但不能说，两国恢复了关系，从此就应将过去一笔勾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不可再重提。日本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残酷屠杀中国人民的这一历史，我们永远不能忘记！过去的历史不能忘记，教训必须记取，不能忘记我们中华民族被人踩在脊梁骨上为所欲为时，所遭受的苦难与屈辱！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我们不可丧失应有的警惕。应该有中国人的骨气，千万不可想入非非，把美好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外国人。我们最为重要的是要建设好自己的国家，使祖国更加繁荣富强，使我们的国力更加强盛。要知道，只有国家强盛了，国力雄厚了，人家才不敢来欺负你，也才会有人真心诚意地来跟你交朋友、结友谊！
曾经为拯救祖国而战斗的爱国战士纳训，直到晚年，仍这么一如既往地关心和忧虑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他始终和祖国休戚与共，始终和人民呼吸相通。深沉、炽烈的爱国感情，是如此持久而又完整地贯穿了纳训的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