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代以来兴起的留学热潮中，青年学生负笈海外求学，应该说，大多数都满怀着救国救民的理想、热情。他们或幻想“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或以“改造中国”为己任，从事革命理论的研究和革命活动的准备。其留学的目的是向外域寻找能使祖国富强起来的科学技术和救国救民的真理。但像钱钟书小说《围城》中所描写讽刺的方鸿渐一类留学青年，也为数不少。他们出国留学的目的，无非是镀镀金，混个留洋文凭，将来归国后，或在官场，或在金融实业界，或在高等学校、科研单位等得到较高的地位。即把出国留学作为个人事业上升的一个阶梯。由于留学生的青芜混杂，及其所怀抱理想目标的不同，其在国外的学习生活状况也就迥然有别了。其中，求知问学，刻苦勤勉，埋头数载而学有所成者有之；而成天吃喝玩乐，醉心纯酒、美人，最终不学无术、一无所成者也有之。
于20世纪30年代赴埃留学的中国第一届至第六届留学生团，相较而言，整体素质较好。他们在埃及的生活学习状况，就俨然有别于上述情形。由于当时中国穆斯林所选派的留埃学生，都是回族青年中的佼佼者，他们不仅学习勤奋、刻苦，成绩优秀，而且其品德修养也都出类拔萃。他们都受到近现代回族文化教育启蒙思想的深刻影响，都有着爱国爱教思想，有着报效国家，服务民族、宗教的双重使命意识。其出国留学的最大目的，即是为了振兴国家和复兴民族与宗教。因此，他们在国外，志向坚定，求知欲及奋斗意识都极强烈。第一届留埃学生马坚就曾在他翻译的阿文版《论语》前言中写道：“我是中国人，又是穆斯林，我肩负着双重义务：公民的义务和宗教的义务。我应当尽最大的努力，帮助不懂中文的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中国的哲学和文学；同样也应该尽自己的最大的努力，把伊斯兰教经典和著作介绍到中国，使中国教内外同胞都了解伊斯兰教的真谛。”这已鲜明地体现出那一代中国留埃学子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宗教热忱，体现出他们自觉肩负起服务国家、宗教“双重义务”的情操。即一方面，作为中国青年，他们念念不忘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极想报效国家，报效人民；另一方面，作为中国穆斯林，他们也念念不忘自己的民族及其所信仰的宗教，极想为中国回回民族的发展和伊斯兰教的复兴作出自己的贡献。马坚的这段发自肺腑的自我表白，极具代表性，正是那一代中国留埃学子的共同心声。
自觉的爱国意识和虔诚的宗教信仰，及其服务国家和民族、宗教的双重责任感、历史使命感，激发了他们的追求热情和奋斗意志。因此，那时几乎所有的中国留埃学生，都毫无例外地以学习努力、勤奋，以能够吃苦耐劳为光荣。他们勇于拼搏，勇于奋斗追求，埋头苦学，都以其坚韧不拔的毅力，排除重重困难，朝着自己选择的目标努力奋进。中国留埃学生学习的刻苦程度，居爱资哈尔大学所有外籍学生之首，他们最终都“以勤奋攻读，成绩优异而获得爱资哈尔教授、学者的好评”。在长达八九年，甚至十来年的漫长留学生涯中，他们或于伊斯兰经学，或于阿拉伯史学与文学，都学有成就，造诣精深。可以说，人人学业精进，个个品学兼优。
为了使阿拉伯人更多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的灿烂文化；为了将伊斯兰经典和阿拉伯文化介绍到中国，使国内教胞真正了解伊斯兰教义及阿拉伯文化，同时，也使教外同胞能对伊斯兰教有所了解，从而消除其对回回民族的种种偏见与误解，在留学期间，以马坚、纳忠为首的中国留埃学生，还开始了翻译与著述等学术研究活动，以其勇于拼搏的精神和艰苦的劳动，从事着中阿文化交流的工作。更值得称道的是，他们都各有所长，各有专攻，其翻译研究互不冲撞，并且，彼此砥砺，互相磋商，体现出其相互支持、相互促进、共同拼搏奋进的团队精神。
纳训到埃及时，第一届留埃学生马坚、纳忠等人已是硕果累累。马坚已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近二十万字的伊斯兰哲学译着《回教哲学》，还在开罗出版了自己撰写的阿文著作《中国伊斯兰教概观》。与此同时，又连续翻译了《中国古代神话故事》《中国格言、谚语》等作品，在开罗的杂志上发表。特别是此后不久，他将孔子的《论语》翻译为阿拉伯文在开罗出版，在阿拉伯国家影响巨大。纳训当年的同窗好友纳忠，也撰写出版了《伊斯兰教》一书，向国内穆斯林系统地介绍了伊斯兰哲学、伦理、历史文化，以及有关经典著作。其后，又相继翻译出阿拉伯学者库迪·阿里的《伊斯兰教与阿拉伯文化》、艾哈迈德·艾敏的《黎明时期的阿拉伯文化》，以及哈克尔的《穆罕默德传》等学术著作。在马坚、纳忠等人的带动下，中国留埃学生的翻译著述活动异常活跃，成就卓著，就连长于社会活动的林仲明，也埋头翻译了阿拉伯《回教历史教科书》和中阿文对照本《圣训一百篇》等著作。据回族学专家姚继德先生统计，中国留埃学生，仅在留埃期间就出版了译作16部，撰写出版了学术著作9部。这在自近代以来的中国整个留学生史上，实不多见。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在明德中学学习时就满怀报国壮志的纳训，自远渡重洋，踏上埃及的土地，进入爱资哈尔大学学习以来，他的心一刻也未能平静，其报效祖国和服务民族、宗教的这一庄严神圣的理想，始终鼓动着他的追求热情。当他看到第一、二届同学尤其是马坚、纳忠的勤奋好学和他们所取得的学术成就，及其顶尖的学业成绩时，十分敬佩、钦羡。他深感自己已远远落于同辈青年之后，这更加激发了他的学习的紧迫感，以及不甘永远落后于他人的奋发向上精神。与此同时，马坚、纳忠等同学所走的学术道路，也为纳训指示了前进的目标。他决心像马坚、纳忠一样，在勤奋学习之余，也从事翻译著述等学术活动。于是，他为自己制定了作息时间，并严格按计划学习。学习文学，不仅须学习文史及文学理论著作，还要大量阅读作品，他白天步履匆匆，除按时到学校听课外，还去图书馆借阅图书；晚上，则青灯伴夜，孜孜不倦地伏案苦读。
随着其对阿拉伯语的日渐熟悉和对各类知识的逐步积累、把握，纳训在进入爱资哈尔大学大约两年之后，即利用业余时间，开始了他在爱资哈尔大学的文学翻译活动。纳训早期的文学翻译，首先最值得注意的，是他将中国文学作品翻译介绍给埃及读者。然其最早练习翻译，却是将阿拉伯文作品译为中文。
和其他许多翻译家一样，纳训最初的文学翻译，也非一帆风顺、一路坦途，曾经历了一段艰苦的摸索。据其留埃同学林仲明先生生前回忆，纳训第一次尝试文学翻译，是译12世纪德国诗人瓦尔特·封·弗格尔瓦德（1170～1227年）的抒情长诗《菩提树下》。这是一部描写青年男女爱情的诗作。此作品最初由德文译为法文，后又由阿拉伯学者从法文译为阿拉伯文，在埃及出版。其阿文译本名为《玛之底娜》（阿拉伯语音译）。此诗原作语言精练，音调和谐，语言流畅自然，有如民歌风味，虽几经转译，与原诗风貌相比，可能作品已有些走样，但也译得非常“漂亮、精美”，且大体保持了其清新、自然、优美的艺术风格，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因而，颇受埃及读者的喜爱。纳训系在老同学林仲明的推荐介绍之下，从开罗图书馆里借来阅读，从而深深爱上了这部作品。
纳训最早接触诗歌，是在昆明明德中学求学时期，也是从那时起，他开始钟情于诗歌。是时，他在广泛阅读中外文学名著的同时，还喜欢背诵唐诗宋词，后又转向吟诵中国现代诗歌。在现代诗中，他尤其喜爱郭沫若、冰心等人的诗作。而在埃及，《玛之底娜》则是他第一次读到的诗歌作品。由于其对诗歌有着抹不掉的情结，在得到林仲明的介绍之后，纳训立刻兴致勃勃，第二天就去图书馆借来阅读。果然是一部精彩译作，其译笔之优美，语言之精妙，诗情之动人，足令纳训陶醉、倾心。他细细咀嚼，反复吟咏、品味着诗中的每一个乐章，深受作品感染。那些由人间苦乐融化而来的诗句，那些涌流在诗行中的诗人的火热激情，激动着他的心扉，唤起了他埋藏心底的醉心诗美的心灵激情。纳训在阅读欣赏中，渐渐产生了翻译的念头，想把它译给国内读者。于是，他平生第一次，开始在稿纸上挥舞其译笔。
这时的纳训，早已不是在国内时的阿文水平。他已经能够不费力地阅读阿文作品，能够清楚地聆听爱大老师讲课，并且能说一口流利地道的阿拉伯语。而且，在明德中学学习时，其中文基础已较扎实，还阅读过不少中外文学作品，受到诸多作品的熏陶。加之，在爱资哈尔大学对文学的专门学习，以及广泛的阅读阿拉伯文学作品，使之有了更强的艺术感受力和较高的文学鉴赏水平，这为他的文学翻译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过，因初次接触翻译，他还未掌握一定的翻译技巧，因此开头的翻译颇为艰难。例如，诗句的意思，及其所营造的诗境，包括作品的风格精神等，他分明已心领神会，可用中文表达出来，与其心灵所触觉到的艺术氛围却是两码事，总觉力不从心，译得词不达意。这时，他才深深感到，如何选词造句，才能将诗歌原意和内容和盘托出，传达给读者，并非轻而易举的事。据说其中有些诗句颇费脑筋，该如何表达，他常琢磨不定，曾邀请学长林仲明跟他一起琢磨、推敲，但大部分诗句却是纳训独自一人完成。
纳训从小就有着一股倔劲，无论做什么事，从不向困难低头，做不好绝不罢休。他艰难地一行行地啃着，越是啃得费力，他的兴致就越浓，经过一个多月的业余苦战，终于将作品全部译完。作品翻译完毕，他又从头至尾作了两次修改和润色。据林仲明先生说，相比国内的有些译诗，此译作的翻译水平也不差，但不知何故，后来一直未见出版，纳训也从未提起过。
也和其他一些翻译家初译作品一样，纳训翻译德国诗歌《菩提树下》，不仅表现出其翻译技巧的不熟，而且也反映出他选择作品的经验不足。其实，诗歌翻译最难，这已为中外诸多翻译家所公认。因而诗歌，一般初习翻译者向来不敢问津。深谙翻译之道的我国现代小说家、翻译家郁达夫就曾说过：“翻译比创作难，而翻译有声有色的抒情诗，比翻译科学书及其他的文学作品更难。”就连曾译过多种诗歌的英国大诗人雪莱也说：“译诗是徒劳无益的，把一个诗人的创作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犹如把一朵紫罗兰投入坩埚，企图由此探索它的色泽和香味的构造原理，其为不智一也。”我国国学大师吴宓甚至断言，“诗，绝对不能翻译”。直至当代，仍有专家认为，诗歌翻译实在是一种“遗憾的艺术”，“因为译者不可能同时‘忠于’诗歌的内容。一首诗的全部诗意（格式、韵律、节奏）和内容（主题、意境、诗质）的有机结合，缺少哪一种因素，都会造成诗意的丧失”。这些，都是翻译大师们的经验之谈。
况且，就译诗的标准来看，也很难把握。诗歌应如何翻译？应该坚持怎样的翻译标准？时至今日，评论家们仍智者见智，仁者见仁，众说纷纭，看法不一。有的主张求真，如现代作家、翻译家、文艺理论家钱钟书先生就主张译诗应忠实于原作；而有的理论家则主张求美，例如当代许渊冲先生就认为应该译出诗的神韵。当年，主张诗歌应具有“三美”，并创造了新格律诗的著名诗人闻一多，也曾持如是观。他在《莪默伽亚谟之绝句》一文中，就通过对郭沫若译诗的评解，提出了翻译诗歌应注重诗美的看法。他说：“翻译的程序中有两个确乎的步骤。第一是了解原文的意义，第二便是将这意义形之于第二种（即将要译到的）文字。在译诗时，这译成的还要是‘诗’的文字，不是仅仅用平平淡淡的字句一五一十地将原意数清了就算够了。”为此，他要求译诗者首先“要有支诗笔”。他在肯定郭沫若译诗成绩的同时，还指出过郭译诗中有几节“本是极忠实的翻译，但忠实到这地步便成笨拙了……那里只有翻译而没有诗”。
郭沫若是开“五四”一代新诗风的浪漫主义大诗人，同时也是翻译诗歌的高手，他曾经翻译了拜伦、雪莱等人的抒情诗作，还翻译过歌德的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和《浮士德》等作品，其译诗风格朴实，忠实于原作，至今为读者所称道。但闻一多从诗美的角度去打量，即觉得其译得“笨拙”，甚而认为其译作“只有翻译而没有诗”。可见译诗的原则标准的难于把握。
译好一首诗，如此之难。初习翻译的纳训，尚缺少精道圆熟的表达技巧，却从最难翻译的诗歌入手，这体现出他最早翻译经验的不足，存在盲目性。而且，在纳训动笔翻译此作品之前，国内早已出版了文学翻译名家由英文转译的中文译本，远在埃及的纳训，由于对国内翻译情形不大了解，又重译了这部作品。此时的纳训，名不见经传，又翻译技巧稚拙，且译作《菩提树下》系由阿拉伯文本转译，其命运也就可想而知。译稿很可能得不到重视，被出版社弃置一边，故“一直未见出版”。但也可能，纳训在作品译出后，了解到国内已有了其他译本，或者感到作品译得不尽如意，存在某些不足，因此未寄回国内出版，被他一直压在箱底，也未可知。
不过，这部译作尽管没有出版，作为一次试笔和翻译训练，对纳训来说，也未尝没有意义。比如，在选择作品及翻译技巧等方面，都为他后来的翻译提供了一定经验。特别是在诗歌的艺术表达上，明显为他后来翻译《一千零一夜》奠定了基础。《一千零一夜》是一部散文与诗的结合体，诗文并茂，其中夹杂有大量的诗歌，没有一定的诗歌翻译经验与技巧，很难译好其中的许多诗歌。而这部诗歌译作，正为他作了经验与技巧的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讲，《菩提树下》的翻译并非徒劳无益，纳训的力气、心血并没有白费。
纳训赴埃及之前，在埃及文学界，曾又一度掀起了翻译欧洲作品热潮，直至纳训到埃及时，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依旧很热。在当时的埃及报纸杂志上，译作一篇接一篇，读者争相阅读。纳训就曾在报刊上读到歌德的《少年维特的烦恼》等不少阿文译作。这一翻译热潮，曾经影响、带动了第一届中国留埃学生马坚，激起了他翻译中国作品，向埃及读者介绍中国人民的思想情感与精神情操的热情。
自古以来，在每年的6月17日至18日，尼罗河水变绿，继而瀑涨。在埃及历史上，它曾经多次像脱缰的野马，改道、泛滥，侵吞阡陌、良田，将美丽的绿洲夷为莽莽荒原。埃及人称之为“落泪”。为了消灾解难，人们在8月28日这一天，将早已选好的美女盛装打扮后，送至河心，抛入滚滚激流，名曰“忠诚节”。这种风俗，一直延续了数千年，颇类似中国的“河神娶妇”。马坚遂将中国的《西门豹治邺》翻译为《河神娶妇》发表，显示了“中国古代官吏西门豹的高度智慧，及其杰出的治理艺术和敢于破除迷信，革除惨无人道的陋俗的魄力”。阿拉伯人普遍嗜好饮茶，埃及也不例外。早在唐朝时期，中国的茶叶就通过“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运销阿拉伯诸国。马坚翻译了《茶神》，在刊物上发表，向阿拉伯读者介绍了中国的种茶之盛与制茶的传统，让当代阿拉伯人“知道茶叶的故乡在中国”。其后，马坚又把孔子的《论语》译为阿拉伯文在开罗出版。孔子，作为我国古代一位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他的思想，已被融入中华民族的血液，铸就了中华民族的个性。而汇集了孔子思想的《论语》，则又是奠定了中国两千年来政治伦理与社会伦理的儒家经典。马坚翻译的《论语》，在阿拉伯世界广泛流传，使埃及读者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认识、了解了孔子的思想、学说。
马坚后来因忙于著述，便停止了翻译中国作品，而他对中国作品的翻译，以及作品在埃及所发生的影响，却给予纳训很大启示，使他在翻译、修改完《菩提树下》之后，即把目光转向了为埃及读者翻译介绍中国文学作品。纳训首先将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因公的传记作品《孙中山先生的生平》译为阿拉伯文，在开罗出版，第一次向阿拉伯人民宣传介绍了我国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不朽的一生。他平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译文被排版印刷为铅字，犹如一个产后的母亲看到自己刚出生的婴儿，禁不住地喜悦、欢愉。这一作品的成功翻译与出版，给了他不小的鼓舞，使他的翻译热情顿时高涨，翻译兴致陡然大增。在强烈的艺术创造欲望与高昂的报国激情的催迫下，他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一口气翻译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说》、鲁迅的《风筝》、朱自清的《背影》，以及罗烽的《绝命书》等作品。纳训在翻译每一篇作品之前，都要认真展读作品，仔细分析、体味作家灌注于作品中的思想、感情，思考着如何才能将作家的感情、思想及作品的神韵和盘托出，将它完整地传达给埃及读者，使埃及读者也能感受到中国作品所特有的艺术魅力。即使如朱自清的《背影》，纳训熟悉得几乎可全篇背诵出来，但他也丝毫不敢马虎，总是认真捉摸。经过充分的分析思考，纳训觉得已满有把握，这才全身心地投入翻译。纳训沉醉于作品翻译，这是他艺术思维火花的碰撞与迸射，是他为作品所激发出的全部真挚感情的倾泻与流淌，是他对作品所蕴涵思想、感情的一次次透彻的体验与感悟，是他与作家的一次次心灵与心灵的对话和交流。驰骋遨游于艺术的天地，从事着艺术的再创造，纳训最初表现出了他学者的严谨与文学翻译家的天赋与才情。在心领神会、灵感勃发时，他激情喷涌，笔走龙蛇，尽兴挥洒；在思维枯涩、笔头凝滞时，他反复吟咏，认真推敲，仔细斟酌。
文学翻译作为艺术的再创造，也如文学创作，它也饱含了翻译家的精神劳动，也体现出翻译家独特的个性气质、思想倾向与艺术趣味，及其不同的审美选择。纳训对中国作品的翻译，表面看不成体系，似乎无所选择，古今作品随意拈来。但仔细分析，便可发现其并非不经意地随便翻译，而是依据一定的审美原则，并针对埃及读者的欣赏趣味而有选译地翻译作品。例如：
柳宗元是我国唐代著名诗人，又是与韩愈齐名的散文家，被列为“唐宋八大家”之一。同时，他还是一位主张革新弊政、反对封建割据，维护唐王朝统一的政治家。曾积极参加王叔文集团的革新运动，革新失败后，被贬为永州司马，后任柳州刺史。贬谪生活，使柳宗元更加接近了人民，从而对现实的黑暗以及人民的疾苦有了更深的观察与了解，这促使了他的文学创作思想的更加进步。《捕蛇者说》便是他被贬永州，接近人民群众后所写揭露唐王朝暴政，同情人民疾苦的著名散文之一。作品通过捕蛇者诉说其三代人的捕蛇经历和不幸遭遇，以及乡邻惨死及外逃等悲惨情景的记述，揭露了当时的官僚横征暴敛、敲骨吸髓、残酷压榨和搜刮人民的惨痛现实，从而深切体现了作者对劳动人民苦难命运的人道主义关怀与同情。
鲁迅则是我国现代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是“五四”以来，中国文坛上一面反封建的光辉旗帜。作为一位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他一生都思考着中国的前途、命运，从事着反封建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他早期提出的“任个人而排众数”的“立人”的个性自由主张，即是其思想的核心。鲁迅强调重视个人自身，关注个人的内心世界。“因为全部的外部世界都只是人的内部世界的象征性表现，人只有在自己内部世界的推动下，才能创造文化，创造外部世界”。因此，鲁迅特重视人的个性的发展和强调“爱人”，其创作的不少作品，即深刻揭露了封建礼教的“吃人”与“将人不当人”。他的早期散文《风筝》，正是通过一位已过中年的兄长，对自己童年时曾经“虐杀”了弟弟幼年天性的过失，所产生的惊惶、悔恨与悲哀。其中有深厚手足情，有“我”的自醒精神，意蕴丰富，表现了鲁迅为着新生一代的成长，“应以孩子为本位”，“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广光明的地方去”的思想与主张，作品在“五四”时期曾在读者中产生重大影响。
朱自清也是我国“五四”以来优秀的散文作家之一，被誉为一代散文大师。他的散文作品，在我国现代散文史上独树一帜，达到了极高的艺术水平，尤其是不少具有至善至诚亲情美的作品，脍炙人口，曾深受读者的喜爱，感动广大读者的心。纳训所译其散文名篇《背影》，便是一篇表现人间至爱亲情的抒情名作，堪称朱自清先生早期散文中最为传神之笔。作者通过回忆其北上求学时，与父亲在车站别离的情景，以饱含深情的笔触，描绘了在困轭重压下的父亲的背影，深切表现了难以尽言的父子之情。作者笔下的背影，是一个充满爱子之心的慈父形象的浓缩，深蕴着慈父无与伦比的爱子之心，以及儿子对父亲的真挚之爱。作者对父亲的深挚思念之情，如同山间清泉潺潺流淌，倾泻于字里行间，熔铸于父亲的背影之中。作品问世以来，以其催人泪下的感人力量，久久拨动着人们的心弦，激起了人们强烈的感情共鸣。
罗烽原名傅乃琦，曾用笔名洛虹、罗迅等。1928年参加革命，并从事文学创作，是东北青年救亡作家。“九一八”事变后，为唤起民众的反抗意识，点燃抗日救国的烽火，他发表了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作品，其小说《第七个坑》，曾被《国际文学》英文版译载。其作品大都表现了爱国知识分子的救国热情，歌颂了他们为拯救祖国，甘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其《绝命书》即属此类作品。罗烽在当时虽不属柳宗元、鲁迅、朱自清那样的文学名家，但其作品所表现的中国知识分子的深沉爱国感情及其勇为祖国献身的牺牲精神，依然有其动人心魂的艺术力量，曾经激励了一代热血青年，使之为拯救多难的祖国而英勇战斗。
埃及民族本来就是一个充满人情味、富于人道激情的民族，以其重亲情、友情，富有仁爱与怜悯之心，好扶弱济贫和反对以强凌弱而著称于世。而自20世纪初至二三十年代，埃及文坛大量翻译介绍了欧洲19世纪的浪漫主义与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甚至对西方现代派文学也作过一些翻译介绍，又使埃及读者深受影响。他们对歌德、普希金、雨果、狄更斯、列夫·托尔斯泰等著名作家都比较熟悉。这些作家的作品，或表现人性、人情，或对处于社会底层的劳动人民寄予人道主义的深切同情，都曾经深深激荡过埃及读者的心，激发他们的情感共振。因此，一般来讲，表现人性、人情、人道主义，以及表现人与命运抗争的作品，最容易扣动埃及读者的心弦，由此而在埃及的土地上落地生根。纳训所翻译的如上中国作品，正富含了人性、人情和人道主义精神，以及被压迫者对强权政治的反抗和人与不公平命运的抗争。其译作所表现的内容，无论是柳宗元的《捕蛇者说》，还是鲁迅的《风筝》和朱自清的《背影》，抑或是因公的《孙中山先生的生平》以及罗烽的《绝命书》等，都比较适合当时的埃及读者的欣赏趣味和审美需求。这些作品，他们不仅不难理解，而且理解得较为深刻，因此比较喜爱，乐于阅读。纳训对中国作品的翻译，正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埃及读者的阅读愿望。由此可见，纳训并非无选择地盲目翻译作品。
纳训所译中国作品，不仅满足了埃及读者的审美需求，而且还具有一定的社会意义。尤其是因公的《孙中山先生的生平》，明显更有着现实的针对性，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者孙中山，“是领导中国人民推翻封建帝制，为创建民主共和国而奋斗的战士，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祖国独立自由奋斗的爱国者”。他一生为反对帝国主义、为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而上下求索，辛苦奔波，曾创建了丰功伟绩，因此而被列宁称为“亚洲人向光明与自由奋斗的领导者”。由于反动的清朝政府最终已成为帝国主义的走狗，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家革了满清统治集团的命，实际上也就是革了帝国主义的命。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虽然失败了，但它毕竟使中国成为“五族共和”的国家，成为东亚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从而向全世界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威力，使中国人民扬眉吐气。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与学说，曾经影响了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等东南亚各国的民族革命运动，鼓舞了东南亚各国如火如荼的反殖民主义革命斗争。如印度尼西亚在其影响下，于1911年在梭罗成立了民族主义联盟——“伊斯兰商业联合会”，1912年又成立了“东印度党”，在印度尼西亚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抗殖民主义斗争，为争取印度尼西亚的民族独立而殊死战斗。几乎与此同时，越南人民的革命领袖胡志明，也在中山先生的影响下，在中国广州组织了“亚洲被压迫民族协会”。1912年又在广州，将越南的“维新会”改组为“越南光复会”，提出了“驱除法贼，恢复越南，建立越南共和国”的革命主张。孙中山，“这个争取人类自由、平等，争取世界持久和平的伟大战士的名字，不仅属于中国，而且也属于全世界，他的革命精神在进步人类中永生”。
地处亚非两大洲之间的埃及，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也曾经战争频繁，多灾多难，自亚力山大大帝的帝国时代逐步衰亡之后，埃及就累遭外族的侵略与统治。特别是在近代，曾经饱受殖民主义者的疯狂蹂躏与掠夺。法英帝国主义的先后入侵与激烈争夺，使埃及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近代以来，埃及人民一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灾难深重的埃及，其悲惨命运极酷似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伟大的埃及人民，也和中国人民以及东南亚各国人民一样，富有反抗外族侵略的精神和传统。在历史上，埃及人民曾多次奋起反抗外族侵略者，尤其是在近一个多世纪以来，其要求自由与民族独立的呼声日益高涨，为维护国家的独立与主权，埃及各学校的罢课与游行示威接连不断，工厂、铁路的罢工斗争此起彼伏，炽热的埃及土地，到处燃烧着反殖民主义的烈火。在近代史上，埃及人民还曾举行了多次声势浩大的武装起义，掀起了一次次反殖民主义斗争的高潮。但这些爱国斗争，最终都被疯狂残暴的殖民主义者镇压下去了。此后，英帝国主义虽被迫于1922年2月宣布“埃及为英保护国的地位已经结束，埃及将成为独立的主权国家”，但事实上，直到纳训赴埃留学时，苦难的埃及，仍处于英殖民主义者的统治之下，国家、民族依旧没有独立与主权可言。
纳训在留埃期间，亲眼目睹了埃及的处境，他对埃及人民被外族统治压迫的悲惨命运深为同情。其翻译出版《孙中山先生的生平》的目的，不言而喻，即是想通过对孙中山先生生平事迹的宣传介绍，让埃及人民和埃及的革命家，认识中国现代伟大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了解他的光辉一生，学习他不屈不挠地致力于反帝反封建、推翻帝制、建立民主共和国的伟大斗争精神及革命斗争经验，使之从中国的辛亥革命、从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活动中得到启示。即，在被殖民主义者统治压迫的残酷现实中，寻求民族生存的唯一道路，就是与民族压迫者作坚决的反抗斗争。同时，也让埃及人民和埃及革命者了解认识到孙中山所主张的：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全世界受压迫弱小民族联合起来，亚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强权政治和打倒帝国主义等革命思想；以此激励他们的斗志，鼓动他们像东南亚各国一样，走孙中山所走的反抗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自由独立的革命道路。
这部不寻常的译著，颇受出版社的青睐。译作在扉页上印有孙中山先生遗照，纳训以中阿文题之“国父遗像”。并在封三，附有译者纳训风度翩翩的留埃照片。这在当时的埃及，是一种极其少见的最为严肃、庄重的版式，一般只用于较有名望的宗教学者的权威性学术著作。由此可见埃及出版部门对纳训这部译作的重视程度。
译著出版后，立刻在阿拉伯世界广为传播，尤其深受埃及广大读者的欢迎，“获得了普遍读者的高度赞誉”。在该作品出版时，正值埃及反民族压迫斗争遭到残酷镇压之后的革命低潮期，正是埃及人民深感无路可走之时。该作品的翻译出版，无疑是对埃及新的反殖民主义狂风怒涛的呼唤，它对激发埃及人民继续斗争的热情，鼓舞埃及人民继续投入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明显有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1952年，觉醒了的埃及人民，终于又一次发出惊雷般的怒吼，埃及的一批“自由军官”，组织发动了反抗英帝国主义统治的“7·23”运动，袭击了英国兵营，革命风暴很快在埃及蔓延，最终形成了一场席卷全埃及的大规模武装暴动，将英国军队从苏伊士运河基地驱赶出去，继而，在纳赛尔的领导下，建立了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至1956年，埃及人民又收回了苏伊士运河的主权，从此，埃及彻底摆脱了帝国主义的魔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与独立。埃及历史由此而翻开崭新的一页。纳训所翻译出版的《孙中山先生的生平》，犹如革命的星火，曾经广泛播撒在埃及读者心中。译作对埃及人民的反抗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起到了一定的教育、启迪和鼓舞作用。纳训，曾经为埃及人民的独立与自由解放，贡献了自己的力量。由于纳训的文学修养较为深厚，其对原作的思想及艺术有着较为深透的理解把握，加之，他对阿拉伯语言的熟悉，能够熟练地运用现代阿拉伯语言翻译中国文学作品。故这些中国作品的翻译，都获得了较大成功。作品译出之后，纳训又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打磨，方投送出去。这些付出了他的辛勤劳动，凝结了他的艺术激情的译作，几乎接连不断地在埃及的《使命》《生活》等杂志上一一刊出。由于纳训的译文极为生动、传神，真切地传达了中国作品的思想精髓及艺术神韵，且作品适合埃及读者阅读，译作发表后，受到了埃及广大读者的一致欢迎。这是继马坚翻译发表、出版中国作品之后，遥远中国的文学作品又一次在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尤其在埃及引起了轰动。纳训，如同在埃及文坛投进了一团又一团的火。这火，点燃在埃及读者心头，烛照着着埃及读者，尤其在燃烧着一代青年读者的心。
胜利之门朝纳训敞开，纳训迎来了他在埃及的第一个丰收季节。其作品不断地发表，同学们纷纷向他祝贺。雄心勃勃的他，充满了收获的喜悦和更高更大的抱负。
随着其译作在埃及杂志上的频频刊出，中国作品越来越深入人心，越来越引起埃及读者的极大兴味。本来在此前，马坚的译作就已对埃及读者产生了一定影响，纳训译作的接连出版、发表，又引起了读者的强烈反响，由此在当时的埃及文化界，掀起了一个中国文化热。作品引起了他们对东方另一文明古国——中国热土的深切关注，激起了他们了解中国文化的强烈欲望。这时，纳训的名字为埃及读者所熟悉，其译作在读者中争相传阅，因此受到整个埃及文化界的高度重视。这时，读者纷纷在猜测，或互相打听：“纳训是个什么人？”“他在什么地方？”“有多大年龄？”还是文化界人士消息灵通，他们很快打听到了，纳训是爱资哈尔大学的中国留学生。曾经一段时间，爱大的埃及学生常到中国留学生公寓拜访纳训，报社记者也常常登门采访，向读者宣传报导他在爱大的学习情况。《埃及画报》社也派出记者采访纳训。该画报记者在中国留学生公寓和爱大校园中都未找到纳训。最后，在图书馆里找到了他，对他作了采访，并给他摄了像。没过几天，便在《埃及画报》上登载了热情介绍纳训其人及其译作的文章，还刊登了他在图书馆查找图书的大幅照片。这时，广大埃及读者，更加焦急地等待与盼望着纳训新译作的问世。有些读者等不及了，写信向他打听，“还有没有新的作品？”杂志社、出版社也派人登门询问他：“可不可以再译点长篇的东西？”
纳训的中国作品翻译，在埃及获得如此众多读者的欢迎，在埃及读者中产生如此大的反响，并且受到埃及文化界如此热情的关注与重视，这为他本人所始料未及。面对广大读者的渴求、期盼，看到自己祖国的文学作品那么打动人心，能够在埃及土地上找到知音，纳训十分兴奋、激动，充满了作为中国人的骄傲与自豪。其译作在埃及读者中所产生的影响，还使纳训看到了从事文学翻译工作的神圣与崇高，认识到文学翻译“肩负着沟通学术、交流文化，给读者提供精神食粮的使命”，它对于促进两个民族间的友好交往，对于传播、弘扬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都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纳训为此而深感欣慰和备受鼓舞。虽然这时，他所翻译的作品还不算多，其成就也还不算太大，但毕竟已品尝到文学翻译的甘苦，并且已有了第一批翻译成果，已初步实现了他沟通中国与埃及文化交流的愿望。而这其中，正凝聚了他的心血，浸透了他的汗水啊！
纳训的译兴由此而一次次被鼓动，其翻译热情一次次地高涨。为了满足众多埃及读者的阅读要求，为了让阿拉伯人民通过阅读作品，更多地了解中国人的感情和思想，从而增进中埃两国人民的友谊，纳训不顾自己当时还肩负着艰巨的学习任务，学习、生活极为艰苦和紧张、繁忙，他兴致勃勃地制定了一个宏伟的翻译计划。据林仲明先生生前回忆，纳训继之，准备先将自己和其他同学所带作品择其优秀，由浅到难，由短到长，逐一翻译发表。其后，再请国内曾教过他的中学老师帮他选购、邮寄一批文学经典作品到埃及，由他翻译介绍给埃及读者。
有了翻译以上作品的经验，纳训大胆地按照计划，首先找出了他收藏于箱底的我国现代戏剧大师曹禺的剧作《雷雨》。他从头至尾精读一遍，便摊开纸笔，聚精会神地开始了这部作品的翻译。
这是曹禺的一部最具艺术成就的优秀剧作，也是一部在我国戏剧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杰作，它标志着我国话剧艺术的成熟，被公认为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作品在一天的时间内，在两个舞台背景中，集中展示了两个家庭及其成员之间，前后30年间错综复杂的矛盾纠葛，写出了在那一充满悲剧的时代，由于不合理的关系而造成的一个家庭伦理悲剧，从而深刻暴露了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都市上流社会生活的糜烂与腐朽。作品语言精炼，文辞瑰丽；剧作情节复杂，戏剧冲突激烈紧张，扣人心弦。并且，在剧作中始终贯穿着一种“命运”的暗示，充满着人的对于无常命运的恐惧、惶惑与呼号，由此而产生了一种对读者、观众的“神秘诱惑”，极富震颤人心魂的艺术力量。这部作品，纳训在国内时就曾经反复阅读过。每一次阅读，他的心都被深深震撼。凭其不浅的艺术鉴赏力，纳训深知此作品的思想艺术价值非同一般，遂将它随身携带到埃及。纳训在翻译已发表的那些短篇作品时，就已在思考着如何将这部艺术杰作译出，奉献给埃及读者。
虽已有了一定的翻译经验，其翻译中国作品已技巧熟练。但毕竟是头一次翻译戏剧形式的大部头作品，而且，此剧作语言含蓄，其中有着大量蕴涵丰富的潜台词。中埃两国人民相距数万里，由于地域的不同和所处文化背景的不同，存在着一定的文化心理和审美习惯的差异性，如选词用句不当，译得不到位或表达有误，便有可能传达不出原作的精神风貌，或损害其艺术魅力及思想价值。这既贻误埃及读者，影响埃及读者对这部剧作品的深入认识与理解，又对不起戏剧大师曹禺。因此纳训在翻译作品时更加小心，可谓慎之又慎。他逐字逐句地反复斟酌推敲，每译完一节，都要仔细对照原文，沉吟思索，直至确信埃及读者已能从他的译文中领略到原作意思为止。作品全部译完之后，他又特地请几位同在爱大文学院学习的埃及同学阅读，请他们谈谈阅读作品的感受，看看埃及读者能否理解作品内容，体味到作品的精髓、神韵，尤其是能否理解其潜台词的丰富含义。根据埃及同学阅读理解作品的情况，纳训又认真地作了一些修改、加工，这才放心地交到出版社出版。
但这部译得更加出色，同时也寄予了纳训更高期望的译作，其结果也为纳训所始料未及。20世纪的30年代是一个红色的时代。英帝国主义将席卷欧洲的共产主义思潮视为洪水猛兽，很害怕共产党所鼓吹的反抗言论在殖民地国家传播，于是，如临大敌，严加防范。当时还未取得独立，仍处于英帝国主义统治之下的埃及，其傀儡当局甘心受制于英帝，唯命是从，对图书出版的检查控制极严，所有出版物都须经有关机构审查。纳训译著的《孙中山先生的生平》在出版时，可能因系中国留学生译作，审查者未留心审阅，而译著出版后，则从中嗅出了一些味道。于是，对其送交出版《雷雨》便特别注意。因其中有着对资本家罪恶的描写与揭露，纳训译著《雷雨》被怀疑为宣传共产党言论之作，因此而遭“枪毙”。据说出版社编辑人员在阅稿时，也深受该作品雷雨般狂飙恣肆的艺术冲击力的感染、震撼，深感这部中国作品绝非一般平庸之作，故曾据理力争，向审查者作了解释，请求审查者批准出版。但审查者始终认为该作品有鼓吹阶级斗争、宣传共产主义之嫌，仍坚持不准出版。于是，纳训的这部花了很大工夫，浸透着他的心血、汗水的长篇译作，终究未能问世，直到纳训回国时也没有任何音讯。
连同《菩提树下》，此译著是纳训第二个“未出生的孩子”。但译作《菩提树下》未问世，纳训似乎并无多少遗憾，只将它作为一次必要的翻译练笔。而译著《雷雨》的不能出版，却给了他沉重一击。纳训神情沮丧，情绪格外低落。须知，这是他所花时间最多，耗费精力最大，翻译质量最高，也最使他满意的一部译作。而且，是他在钻研各门功课的同时，不辞辛苦，日夜伏案劳作，利用休息时间拼打出来的成果啊！想不到数月的辛劳，所得到的竟是如此的结果，他的精力、心血都统统付之东流！纳训深知，当时的曹禺并非阶级论者，其剧作也并非赤色作品，只不过是将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社会现实中残酷的人生悲剧，予以真切描绘、表现而已。为此，他深感委屈，为之愤愤不平。而更使他遗憾、痛心的是，这部魅力非凡、不可多得的我国现代文学珍品，就这样，不能为期盼、等待着他的译作的广大埃及读者所欣赏，不能在阿拉伯世界广泛传播。
译作《雷雨》的遭遇，使纳训更深、更强烈地感受到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独立与自由的重要性。民族的独立系凭借国家的独立而存在；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会有进步的社会。而没有进步的社会，就不会有独立的民权，不会有人民的言论的自由。凡帝国主义掌控的殖民地国家，都断无民权可言，即使是埃及这样的张扬伊斯兰精神，主张宽容、自由与平等、博爱的穆斯林国度，也没有独立的民权，没有人民的言论自由。英帝国主义对殖民地人民的戒备是如此的森严，对进步思想、进步舆论的压制、禁锢一刻也不肯放松，他们是不允许有任何人发表任何揭露压迫和煽动反抗的言论的。在这块土地上，就连外国留学生也没有任意发表言论的权利。为此，纳训深为愤慨，这使他更加仇恨殖民主义者，更加同情处于殖民主义者魔掌之下的灾难深重的埃及人民。
由于埃及国王乃至社会各界、各阶层对中国留学生，都充满了友好与关爱之情，已“尽了一国之礼”，中国留学生在精神上、物质上，都得其热情备至的关怀与帮助。埃及在宗教方面，确实体现出其在伊斯兰世界中的领导地位与旗帜作用，中国留学生对埃及国王及其民众的宗教热情与博爱精神，一直深为感激，充满敬佩。因此，纳训对《雷雨》译作的不得出版，虽心里十分委屈，愤愤不平，但却未表现出对出版社的不满与过激的举止，即不像有人误传的“纳训与出版社理论”，“曾发生激烈争执”。
纳训当时，仅只委婉陈词，向编辑部负责人说明曹禺是中国现代最优秀的剧作家，在中国现代剧坛上有着最重要的地位，而《雷雨》既是他的处女作，也是他的最优秀之作；曹禺并不是阶级论者，他的这部剧作也不是宣传鼓动阶级斗争的赤色作品，并没有政治色彩，作品只是客观、真实地描写、表现了现代中国上流社会中资本家的家庭生活。其说话语气温和，态度彬彬有礼，充分体现出大国留学生的涵养及文雅风度。编辑部负责人听了纳训的陈述，也连连点头，表示赞同。可他一再表示，自己无能为力，只能听从上方的命令。该先生向纳训解释说，此译作已被认定为涉及政治问题，若他再去申辩，弄不好会为此丢掉饭碗，希望纳训能够谅解，不要因此生怨，并敬请纳训另译其他作品。他说，出版社对纳训的译作十分重视，非常欢迎。他日如另有新译，鄙社诸君当效犬马之力，使译作尽快问世。解释未果，译作仍出版无望，纳训怏怏而归。临别，编辑部负责人亲自将纳训送出大门。总编先生两手交叉胸前，向纳训深深鞠躬，以示对纳训的尊敬与歉意。看得出，他的心情极为沉重。从他那忧郁的脸色，纳训分明感觉到了其内心难言的酸涩和苦痛，那是在英帝国主义的强力压迫之下，广大埃及知识分子普遍有着的一种强烈的民族屈辱感与深沉的民族忧伤！
面对这一“流产的孩子”，纳训痛惜至极，却无可奈何，只得仰望蓝天，长声浩叹，最终不了了之。为了不再使自己的心血白费，他不得不放弃原定翻译计划，于是，纳训从此终断了对中国文学作品的翻译。
纳训在留埃期间所翻译发表的中国文学作品，从其受埃及读者的喜爱、赞赏和欢迎，以及深受埃及文化界的重视来看，是较为成功的。它与马坚翻译出版的《论语》一样，在中埃文化交流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它使当时的埃及广大读者对中国作品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与了解，使他们通过阅读作品，认识了中国的柳宗元、鲁迅和朱自清等中国古今优秀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精神与艺术风貌。
只遗憾的是，纳训（包括马坚）所翻译的中国作品还不算多，范围还不够广。尤其是纳训倾尽全力翻译的《雷雨》未能在埃及出版，颇令人惋惜，这对译者和埃及读者乃至作品原作者，都极为不幸。《雷雨》，这部中国现代戏剧天才的艺术杰作，由于作家充分吸取了古今中外戏剧艺术的营养，并且写作从容，数易其稿，几经打磨，使之获得了超越时空的永恒艺术魅力，从而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作品自问世以来，被一批又一批的演员排演，被一代又一代的人们阅读，曾先后在日本、苏联、罗马尼亚、英国、美国等诸多国家上演，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多个国家出版，广受读者、观众欢迎。时光的淘洗，不曾减退它的耀眼华彩；不同民族审美心理的差异，不曾影响它在国际范围内观众、读者中的广受青睐。该剧作，本该在20世纪30年代，即可传播于埃及，让那一时代的埃及广大读者能够一饱眼福，领略到作品的独特魅力，但就因为受控于英帝的埃及当局对出版物的检查、限制，致使作品未能出版，不得在当时的埃及广为传播。
更让人痛惜的是，由于如此，使得纳训从此终断了他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导致了没能让更多中国文学作品在20世纪30年代走向埃及、走向阿拉伯世界。从纳训所制定的宏伟翻译计划来看，其艺术视野已逐步扩大，所翻译范围将不断扩展。如不受此挫折和遭此打击，以纳训深厚的中阿文学修养、历史文化底蕴和高深的阿拉伯语水平，及其当时的翻译热情，可以设想，还将有更多的中国作家作品被翻译介绍到埃及。纳训那枝饱蘸中阿文学艺术养分的神奇译笔，所呈现给埃及读者的，将是一个五彩缤纷的中国文学艺术世界。此外，从纳训在明德中学的阅读兴趣和所受影响，以及他所译鲁迅的《风筝》、朱自清的《背影》、曹禺的《雷雨》、罗烽的《绝命书》等作品的总体趋向来看，纳训的中国作品翻译，似乎逐渐偏于“五四”以后的中国新文学，而且，逐步转向了长篇作品。假如他的中国作品翻译不中断，那么，对纳训深有影响的鲁迅的更多作品，尤其是至今被公认为世界经典名作的《阿Q正传》，都将出现在当时的埃及文坛，那一代埃及读者将能更深入地认识中国现代伟大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鲁迅的深邃思想。也许，随着纳训翻译范围的不断扩大，曾经激动过他心灵的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的《女神》，也会借助他的传神译笔，飞越重洋，到金字塔下、尼罗河畔去寻找埃及知音。甚至，茅盾、冰心、巴金、老舍等现代诗人、作家，也都会在那时就为广大埃及读者所熟悉。或许，在纳训的带动下，与他同届、也同样喜爱文学、并且也有着深厚文学修养的马俊武等人，也很可能会跟他一起致力于翻译中国古今文学作品。
埃及是较早翻译介绍欧洲文学的阿拉伯国家之一。其对欧洲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还早于中国。早在20世纪初，德国作家歌德、俄国作家列夫·托尔斯泰等人的作品就已被翻译介绍到埃及。而我国对外国作家作品的大量翻译介绍，则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之后。例如歌德的著名小说《少年维特的烦恼》，埃及早在20世纪初就出版了第一个阿拉伯文译本（至30年代又重译），而我国却是在20世纪20年代后期才出版了由郭沫若翻译的作品。当时，在纳训以及马坚译作的影响下，不少埃及读者对一千多年来的中国文学向往之至，渴望更多地阅读中国作品，埃及文化界为此也很想将中国作品大量翻译、介绍到埃及，但终因语言的限制，难以从事中国文学作品翻译，未能如愿以偿。正由于不通中国语言，埃及文化人翻译中国作品很晚。就连对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鲁迅的作品的翻译介绍，也晚于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其他国家，直到1956年，埃及才翻译出版了鲁迅的《阿Q正传》《狂人日记》《药》《孤独者》等小说。而在上世纪的三四十年代，埃及出版的中国作品的阿拉伯文译本，除了马坚和纳训的译作之外，就只有埃及翻译家由英文本转译的老舍的《骆驼祥子》。
由此可见，纳训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在当时的埃及十分难得。如果纳训的翻译计划不夭折，埃及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尤其是中国新文学作品翻译，就不会出现上述情形，其传播状况将大为改观。从埃及有规模地翻译中国文学作品的时间来看，纳训的翻译，比埃及文人的翻译早了整整二十年！不幸的是，由于如上原因，纳训继马坚之后的中国作品翻译，正到最精彩处，便戛然而止，成为绝响。纳训翻译中国作品的终止，使得许多正翘首等待着一饱眼福的埃及广大读者大失所望，深为扫兴。也就因为这样，上世纪30年代的埃及文坛，失去了一个有规模地引进中国文学作品的大好机会，这实在让人慨叹惋惜。
纳训留埃期间的中国文学作品翻译，虽未继续下去，宛如流星，转瞬即逝，在中埃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一个遗憾，但其耀眼的光芒，曾经辉照过一代埃及读者的心。纳训给埃及读者的印象是深刻的，他所翻译的曾经轰动了埃及的中国文学作品，对埃及读者的影响是广泛而深远的。广大埃及读者曾经在他的译作中，获得了阅读欣赏中国作品的愉悦，受到中国文学的熏陶，从中得到了思想与艺术的启迪。并且，通过阅读作品，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华夏民族博大精深的文化精神，由此而在心中又一次埋下了对中国的永不磨灭的情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