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节，美丽而贫困的贵阳，盗贼蜂起，刚下火车，他的口袋就被刀片拉开了，小偷儿全然不管困境中的艺术家钱来得不易、还要派多大用场。幸好从桂林带来的那批画没有被偷，在“文化大革命”的年代，画是不值钱的。匆匆赶到岳母家，朱碧琴守着母亲细叙骨肉之情，吴冠中却被当地的一些画迷缠住了。他们发现他带了一批画来，便借了一间小学的教室，悄悄地搞了一个内部观摩。这是吴冠中平生第一次“地下画展”，规模之小，展厅之寒伧，可想而知，但前来参观的人却意外地多。在芳林寥落的年代，爱美的人们对于美术有一种特别的饥渴感，只要有花朵开放，纵然幽兰开在空谷，也立即会吸引来蜜蜂和蝴蝶，这对于艺术家是一个多大的安慰！吴冠中对于贵阳，产生了一种患难相知的感情，把车站遭窃的不愉快冲淡了。他利用这一段宝贵的时间，到附近的花溪去写生。当时美协已经被“砸烂”，没有人接待艺术家，靠了原在美协工作的朋友多方奔走，才住进了花溪招待所。
贵阳的一些酷爱美术的青年，岂肯放过这个学习的良机，便天天骑着自行车成群结队地去花溪看他作画。有一位从水城文化馆来贵阳出差的年轻人，也舍不得失去学习机会，竟然尾随而去，自费住进花溪招待所，小小职工要付这笔费用不容易，而且超了假回去要挨批，这些他都不管了，天天陪着吴冠中，黎明出发，摸黑返回。吴冠中在花溪作的每一幅画，他都是从头看到尾。他和原美协的一位干部，自始至终陪伴着吴冠中。他们一同冒雨踩着泥泞的小道寻找可人画的石板房，一同在苗家寨子里东张西望，一同在画架前挥汗。一人画，两人看，都是全神贯注。虽然是严寒季节，地上冻着薄冰，人间结着坚冰，他们却互相温暖着对方的心。啊，患难相知！
一周的时间太短了，吴冠中假期已满，该走了。已被“砸烂”的美协，好不容易弄到了一部小汽车，据说是省委领导的专车，到花溪来接吴冠中，等车子赶到，画家已经把画绑在自行车后架子上，先走了，小汽车只好载了两位陪他的朋友而去。半道儿赶上了正在蹬车赶路的吴冠中，他们坚持“换车”，吴冠中不肯，连连说：“不必麻烦了。”无可奈何，他们撇下“贵宾”，先走了。吴冠中骑着自行车，继续赶路。热心的朋友其实并不了解他，他是坐不惯小汽车的人，何况自行车上绑着比性命还珍贵的作品，怎肯轻易换车呢！
就在这一年，北京传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周恩来总理针对一些宾馆、饭店已在“扫四旧”中被扫得墙面精光的不正常情况，指示要组织画家创作一批新作品，以适应外事活动的需要。看似一件具体事务，其中却隐隐含着总理力图挽救艺术家和艺术事业的苦心。借了这股力量，一些充军发配的艺术家又回到了北京，握起了画笔。吴冠中回到了什刹海畔阔别的家，打开锈锁，走进那两间破旧的斗室，灰尘满地，犹如一座凶宅。他的妻子也回来了，三个儿子还在乡下插队落户，这个家显得冷冷清清。他擦净书桌上的尘土，抚纸命笔，遥寄在内蒙插队的儿子：
风雪路遥人健，牛羊是伴，笑他南飞雁与燕。云天，渐变，世事沉浮浊又清，村外山村山外山。
是豪言壮语？是满腹惆怅？是阅尽沧桑的无限感慨？都有了，五味俱全的一封家书，写于杯弓蛇影的年代，朦胧中蕴含着酸辣苦甜咸！
此后，又一批新作品诞生了。然而好景不长，一股批“黑画”的恶风很快刮起，什么“双木成林”、“三虎一彪”、“八朵荷花是攻击八个样板戏”……手段之低劣、之残酷、之蛮不讲理，胜过清朝的文字狱。刚刚有些生气的艺术家们又遭受了迎头一击，而实际上“四人帮”攻击的矛头险恶地指向了在艰难处境中保护艺术家的周恩来总理。在那种时候，连周总理都只能默默无语，艺术家们又能说什么呢？“所恨芳林寥落甚，春兰秋菊不同时！”
吴冠中的梦想又被打碎了。他意识到前途凶多吉少，以前所画的大量人体画都被“扫四旧”毁灭了，这几年的新作是在石头缝中挣扎着生长起来的小草，决不能让他们当做“黑画”抄走！他开始“坚壁清野”，把作品分成许多包严严实实地捆起来，分散地藏到和美术界无关的亲友家去。一旦出现意外，就交出这条老命吧，让画留在人间，虎死也要留下一张皮！这些作品总有一天会重见天日，会被人们认识到它们的价值。要等多久？也许很长，十年、八年、三十年、五十年也说不定。那时候，作者恐怕已经不在人世了，就让它们作为“出土文物”吧，千秋功罪，自有后人评说！
晚晴
梵·高一生都不曾走运。
“哪怕能卖出一幅画我都会非常高兴的……金钱对我，特别是现在，是那么重要。但我首先要做的还是创作出一些严肃认真的东西。”他说，“那种经过一个人辛勤劳动、渗透着某种个性和感情的作品既不会没有吸引力，也不会卖不出去。我想，也许我的作品首先还是不要竭力取悦于所有的人才好。”
这个红头发的疯子，他固执的个性注定了命运的悲剧。他迷恋阿尔地区明亮的太阳，陶醉于由天空、黄色的火球、绿野和怒放的鲜花组成的一片狂欢的色彩中。他得了“日射病”，精神癫狂，精神亢奋，食欲减退，咖啡、苦艾酒和烟草支撑着他，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在原野上背着画架奔走。
他的大夫对他说：“你是个非常神经质的人，从来就没正常过。不过，没有一个艺术家是正常的，不然，他就准不是个艺术家。”
这个疯子终生只卖出了一幅作品，四百法郎的画款成了他一生中最高的一次收入。而这幅《红葡萄园》售出的时候，他离死也不远了。
历史变得性急了，没有让吴冠中等得像梵·高那么久。“四人帮”倒台之迅速，似乎出乎人们预料，其实正是历史的必然。它标志着十年浩劫的结束，春天的到来。党有希望了，中国有希望了，四个现代化有希望了，长期遭受极“左”路线压制的知识分子和文艺事业也有希望了。
1977年，刚刚复出的邓小平就在一次重要谈话中明确指出：“一定要在党内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要反对不尊重知识分子的错误思想。”1979年，他又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的祝辞中系统地论述了这一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我们的文艺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文艺工作的成绩是显著的。所谓‘黑线专政’，完全是林彪、‘四人帮’的诬蔑。在林彪、‘四人帮’猖獗作乱的十年里，大批优秀作品遭到禁锢，广大文艺工作者受到诬陷和迫害。在那个时期，文艺界的许多同志和朋友，正气凛然地对他们进行了抵制和斗争。在我们党和人民战胜林彪、‘四人帮’的斗争中，文艺工作者做出了令人钦佩的、不可磨灭的贡献……粉碎‘四人帮’以后，在党中央的领导下，文艺界已经和正在落实党的知识分子政策，过去受到人民欢迎的一大批文艺作品重新和人民见面。文艺工作者心情舒畅，创作热情高涨……文艺工作者理应受到党和人民的信赖、爱护和尊敬。”他并且重申：“我们要继续坚持毛泽东同志指出的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坚持百花齐放、推陈出新、洋为中用、古为今用的方针，在艺术创作上提倡不同形式和风格的自由发展，在艺术理论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争论。列宁说过，在文学事业中，‘绝对必须保证有个人创造性和个人爱好的广阔天地，有思想和幻想、形式和内容的广阔天地。’围绕着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共同目标，文艺的路子要越走越宽，在正确的创作思想的指导下，文艺题材和表现手法要日益丰富多彩，敢于创新……文艺这样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性。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祖国母亲又一次从大病中康复，大地苏醒了，包括吴冠中在内的大批艺术家获得了“第二次解放”，他的“文物”提前出土了！
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第一次全国美展，展出了吴冠中的油画《红莲》，它是这次美展中惟一的或极少数“纯艺术”作品，没有政治标签，没有勉强塞进去的“思想”，而是痛快淋漓地抒写胸臆、展示艺术本身的美感。“映日荷花别样红”，《红莲》的丰姿获得广大观众的首肯，也为心有余悸的艺术工作者提供了一个大胆探索艺术的形式美、寻求艺术自身发展方向的榜样。一些看惯了图解式作品的观众依然不敢相信这一点，纷纷写信问他：“这是不是象征出淤泥而不染的周总理？”吴冠中的回答是：否。周总理的伟大风范长留人间，无须以艺术作品迂回曲折地去“象征”，艺术的职责是为人民发掘美、创造美。如果周总理仍然健在，他希望看到的一定是无拘无束、天真烂漫、质朴自然、万紫千红的艺术百花园，而不是“政治猜谜”的迷宫。造型艺术是形式的科学，是运用形式这惟一的手段来为人民服务的，要专门讲形式，要大讲特讲。“形式主义”应该到处被赶得像丧家之犬，惟有在造型艺术之中是合法的，是独家专利！
当年被当做“形式主义堡垒”、横遭批判并被挤出美术界的吴冠中又在鼓吹“形式主义”了，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好了疮疤忘了疼！
1978年，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教学楼大教室举办了一次吴冠中作品观摩，并请他在礼堂作报告，畅叙数十年的艺术创作甘苦。结果，这个内部观摩的消息不胫而走，首都的艺术家、艺术院校的师生、社会上的艺术爱好者蜂拥而人，小小的展厅差点儿挤破门。大礼堂里水泄不通。吴冠中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可是他讲得多好啊！这不是那种事先备好了讲稿并由别人一再拔高的“活学活用”报告，不是为了谋取个人的名誉地位而故作姿态的竞选演说，他讲的只是心里话，和朋友们之间的私房话。他讲到难忘的母校杭州艺专，讲到巴黎的圣诞节，讲到在农场身背粪筐作画的经历，讲到“文物出土”之后的兴奋。他那瘦削黧黑的脸上闪闪发光，一双深陷的眼睛含着泪花。六十岁了，六十年一个甲子，他经历了一番怎样可泣、可叹又可歌、可喜的轮冋！
一发而不可收，他被邀请到处作报告，讲他的肺腑之言，讲他的艺术探索，讲他念念不忘的形式美。“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为了满足广大观众的要求，1979年由中国美术馆举办了《吴冠中画展》。
这是他自从1950年回国以来的第一次正式的个人画展，也是人们第一次全面、系统地认识吴冠中其人其画。走进展厅，扑面而来的是一股清风，带着黄土地的泥土芳香，带着青纱帐里的高粱花粉，带着冒雨的春笋拔节的窣窣声响，带着热带雨林里斑驳的阳光，带着渔船帆顶含着咸味儿的海风，带着农家小院里丰收的欢声笑语……多少年来，人们习惯把油画称之为“西洋画”，许多人坚持说它姓“西”，而在吴冠中的笔下，它竟然改换姓氏，姓“东”了。东方韵味，东方情调，东方色彩，其中涌动着东方血液，跳动着东方心脏。惊涛裂岸的《松与海》，犹如关东大汉、铁板铜琶；淡雅清新的《水田》，则如牧童村姑，芦管柳笛。同一个吴冠中，演奏出不同腔调、不同风格，又都与黄土地、黄皮肤息息相关、心心相印，油画这个金发碧眼的洋姑娘被他“化”成了中国的西施，淡妆浓抹总相宜，这是西方古典大师所无法想象的，也正是西方现代巨匠所梦寐以求的，所不同的是他们把西施“化”到西方去了，西湖秋波变成了地中海水，黑眼睛变蓝了。“混血儿”的美丽由他们惊动了西方，现在该由吴冠中惊动东方了。谁曾在艺术中划下一条不可逾越的银河？牛郎织女总是千方百计地偷渡，我们的祖先开辟一条丝绸之路是干什么的？为什么至今西方人仍称我们的国度为CHINA？为什么“西瓜”和“胡琴”这本属于“番邦”的东西也最终成了我们的国货？这正是古代东、西方的有识之士的丰碑，在历史的长河上架起的一座沟通世界的桥。东方艺术已经化为梵·高、高更、塞尚、马蒂斯、毕加索的血肉，吴冠中就绝没有失去把西方艺术化为自己血肉的权利。当年在杭州学艺时，他曾经面对着茅以升设计的钱塘大桥浮想联翩。他从东到西又从西到东，正是在建造一座新的大桥，如今，他站在桥头堡上望着川流不息的行人微笑了。
绿色咏叹调《瓜与花》，是他在那艰难的劳动空隙中架在粪筐上画成的，种瓜得瓜，他得到了丰硕的收获。棕色协奏曲《向日葵》，也是在农家小院谱成的，圆圆的花盘，花朵已经凋谢，密密麻麻的、颗粒饱满的种子拥挤着、欢跳着，歌唱收获的秋天。成熟的向日葵不再是被人们观赏的花，而是为人们提取油料的果实。它们被从颈部砍下来，没有痛苦，没有哀伤，仍然是一颗颗高昂的、向上的、骄傲的头颅，因为它们无愧于太阳，也无愧于春天。看到他的《向日葵》，人们会立即想起梵·高的《向日葵》。同样的取材，同样的题目，又是彼此相象的画家，产生这样的联想是不奇怪的。但是，他与梵·高又有着明显的不同。梵·高至死都在疯狂地开花，却没有看到收获。梵·高的《向日葵》是金光灿灿的花朵，吴冠中的《向日葵》是沉甸甸的果实。他继续了梵·高的探索，却没有走梵·高的老路。你从那头过河，我从这头过河，在共同架起的桥梁中间，我们相遇了。梵·高应该嫉妒吴冠中收获的丰厚！
现在，我们才刚刚看到了这座桥一侧的栏杆。另一侧，足可以使梵·高号啕大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