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学占用了吴冠中大部分宝贵的时光，他的创作只能是“业余”的了。每年的寒、暑假都是集中力量拼搏的时候，他背着沉重的画具“走江湖”，从北京到海南，从山东到西藏，从茫茫戈壁到西双版纳，祖国辽阔的大地，留下他艰难而又兴奋的足迹。这个行当，被人们称为“旅行写生”或“游山玩水”，但他却极不赞成这种提法，因为那艰苦的跋涉和艺术劳动实在是丝毫也不轻松的。他住过大车店、渔村、工棚、破庙，在深山老林甚至连投宿都十分困难，随遇而安，只要有好题材画，能在老乡家落脚也就十分欣幸了。他不修边幅，穿得破衣烂衫，又背着那么多“家什”，往往被老乡截住问：“修不修雨伞？”“收不收鸡蛋？”他在作画的时候，全神贯注，饿虎扑食，正如梵·高所说的那样：“当手指握住了画笔便像琴弓触上了琴弦”，他把一切都忘了，甚至可以连续工作一整天不吃不喝，有时中间勉强吃一个冷馒头，反而要闹消化不良。他备的干粮，总是在作完画回宿营地时边走边啃，吃得很舒服，赛过“西太后的窝窝头”。一次，他在写生时，有一位老乡从旁边走过；待日暮时又从这儿返回，见他还在画，就忍不住递过一块干粮说：“你饿了吧？吃一点！”这位老乡一定是把他看做“苦行僧”了。吴冠中曾经在一位朋友为他画的写生像上题诗，这诗说尽了“旅行写生”的甘苦，简直可以当做他的“自画像”来读：
山高海深人瘦，饮食无时学走兽。
感君相随更相助，夜来和衣席地卧。
缘底事？顶恶风，甘共苦，
天地彩色笔底浓，身家性命画图中。
1959年酷热的夏天，吴冠中利用暑假自费去海南写生。背着数十公斤的油画颜料和画具，坐硬座车先到广州。火车晚点，抵广州已是夜里十点多钟。站上排着好几条长长的队伍，他两肩背着、双手提着沉重的行李，一步一挪地跟在队尾，等待登记旅店。饥渴，劳累，炎热，急躁。他弄不清队首的情况，只好频繁地向别人打听。听不懂广东话，人家给他比划了又比划，也不得要领。排了半个多小时的队，看见了队首，原来是卖西瓜的，弄错了！于是重新排入登记旅店的队，再排乘坐三轮车的队。乃至抵达遥远的一家旅店，已是次日凌晨……
到了海南兴隆华侨农场，管理处一看他的介绍信，是艺术学院开来的，便安排他住高级招待所，干净、漂亮，带套间。吴冠中心想：糟了，我要在这里写生一个月，可付不起高昂的房费！于是要求换个地方，人家倒客气得不得了，说：“这套房间是专门为贵客准备的，你是北京来的客人，是大艺术家，住别的房间太屈尊了！”吴冠中有苦难言，这位同志哥好热心，只是不知道他所尊重的“大艺术家”的寒酸。吴冠中不好意思明说，便借口说：“我画起画来油画颜料弄得一塌糊涂，万一弄到沙发、地毯上，洗都洗不掉！还是换个随便点的地方吧？”好说歹说，总算搬到了住上下铺的职工宿舍，每天只付几毛钱，这才心安理得了。
一个月过去，他再取道返广州回北京时，行李又大大地加重了，大包小包都是在海南写生的油画，画在三合板上，油色还未干透，画与画之间留有空隙，千万不可重压，万一粘在一起，一个月的劳动就白费了。上火车先找放画的地方，但行李架上已经重重叠叠，再无插针之地，无可奈何，只好把画放在自己的座位上。还不放心，就一路站在旁边，扶着。从广州到北京，几千里的路程，他就这样站着、扶着，小心伺候着他的作品。旁边乘车的旅客直纳闷儿：这个人真怪，那些大包小包里是什么宝贝啊？咳，宝贝，那确是比身家性命还要贵重的宝贝啊！吴冠中说：“劳动成果是可观、可叹、可喜、可泣的！”这是母亲对于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亲生婴儿那样的感情！油画平安无恙地到家了，他的一双腿都站肿了！
“到生活中去！到生活中去！有出息的画家都渴望到生活中去……高僧玄奘为取真经而献身的精神永远教育着我们，华夏子孙为探索艺术真谛而视苦为乐者正大有人在！”吴冠中尽管经历了无数坎坷，但始终没有动摇“生活是艺术惟一的源泉”这一信念，辛勤地在人民生活的土地上开掘、耕耘，无论寒暑，不分昼夜。然而，他又绝不满足于照抄生活、复制生活，在文艺界上空阴晴无定的气候中，他默默地一只能是默默地进行着早已酝酿在胸中的一项探索：油画的民族化。他的感情是乡土培育的，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和情思，挖掘出来的形式美感的意境便往往是带泥土气息的，油画这种外来艺术种类也就必然打上我们民族的印记。“民族化”不是强迫油画“适应”我们的民族形式，那是生搬硬套，不是“化”。“化”是水乳交融，变为自己的血肉。不“化”，油画始终是金发碧眼的客人，不能在此立足。走别人的老路，省鞋，省力，但没有出息。西方现代艺术中交流着东方的血液，而南朝张僧繇的“凹凸法”被认为受孕于西方，谁也说不清混血儿最早诞生于东方还是西方。有东方父亲和西方母亲的混血儿，也有西方父亲和东方母亲的混血儿。混血儿多半漂亮、聪明，集中了西方的形与质，东方的神与韵。这便是“化”，无论东方和西方都有不少画家在探索两者的结合，培育“混血儿”。梵·高和马蒂斯作品中汲取了东方的韵律感，是西、中结合的成功经验。吴冠中恰恰是从这一经验中引发了中、西结合之路，中国人画西洋画，不是去取宠于西方，而是将他们艺术中的精华提炼、加工，注人自己的肌体，以东方的神韵给“混血儿”缔造新的灵魂和外貌。他的这一主张，到80年代已经获得中国美术界普遍的赞同，但在五六十年代，却被视为“异端邪说”，因为有悖于当时占统治地位的苏联“老牌正宗”的油画画风，因而也就违背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吴冠中执著地然而又是小心翼翼地走自己的路。“我无法考虑为五百年后的观众作画，我只能表达我今天的感受，我采取我所掌握和理解的一切手段，我依然在汲取西方现代的形式感，我同样汲取传统的或民间的形式感，在追求此时此地的我的忠实感受的前提下，我的画面是绝不会相同于西方任何流派的。”
这是一条险道，也是一条寂寞之道。“名家，的确有真才实学的，也有欺世盗名的。倒是不少有杰出成就者默默无闻，往往等三十、五十年甚至几个世纪后才被人们发现。是群众暂时不理解吧？也许。既然有大量的吹捧，群众便容易崇拜一时显赫的‘名家’、得宠的名家……显赫的名家的威势遮掩了人们的耳目”“风格无处借，它是树，是从幼苗成长的，它长期吸收雨露阳光的滋养，屡经风雪的摧残。不是所有的树苗都能长成大树的，更不可能在数日、数月，或三五年内便长成大树，这是艺术规律，也是生命的规律。”
一个多么自信的人！信念和毅力正如郑板桥的一首诗：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
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南西北风！
1966年，吴冠中四十七岁，正处于人生和艺术的旺盛期、成熟期，突然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一场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政治浩劫使全国大乱，艺术事业和许许多多的艺术家陷于灭顶之灾。吴冠中的恩师林风眠和潘天寿都受到了严酷的批判和肉体摧残，潘天寿还失去了宝贵的生命。曾经“收容”吴冠中的中央工艺美术学院院长张仃以及早年曾是杭州艺专的教授、后任工艺美院副院长的雷圭元、庞熏琹都被打成了“黑帮”，和他一起从艺术学院转来的卫天霖被诬陷为“文化汉奸”，他的另外一些师长和好友如刘开渠、李可染、董希文、罗工柳、彦涵、石鲁等人也都统统被“打倒”，走过不同的人生道路和艺术道路之后，再一次“殊途同归”，都进了“牛棚”。所幸的是吴冠中从未担任任何行政职务，当时也还未处于“权威”的地位，因而没有享受最“高级”的牛棚待遇，免受了戴高帽游街、皮带加拳脚的皮肉之苦，但精神上的虐待也足够一个艺术家领受的了。“大批判”混战之后，他和学院的教师、学生一起下放到解放军驻河北获鹿县的某部农场一边劳动，一边接受审查。住在老乡的家里，睡土炕，每天往返于村庄与田间，面向黄土、背朝青天。谈不上艺术了，谈不上“旅行写生”了，他成了一位老农一一比老农还要多一份精神枷锁。但是，在这里，他却似乎重温了童年的乡土之情，农民的儿子复归为农民，这正是中国许多知识分子在失意时所走的路，周而复始，返璞归真。这里没有故乡江南的白墙黑瓦、小桥流水和乌篷船，只有黄色的土墙、黄色的泥顶、黄色的土路，是名副其实的黄土地。不要以为黄土地单调、枯燥、不人画，当你住下来，成了“乡下人”，亲自尝尝“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的滋味儿，便像主人一样爱上了它，很美呢！土墙泥顶的农居不仅是温暖的，而且造型简朴，色调和谐，当家家小院开满了石榴花，燕子飞来，呢呢喃喃呼唤着春天，呼唤着人们心灵的憧憬与向往，又何尝不是置身于桃花源呢！金黄间翠绿的南瓜，黑的猪和白的羊，花衣裳的村姑，赤膊的汉子，叼着旱烟袋的老汉……这纯朴的乡情、浓郁的色调，倒是在欧洲画廊名家作品里找不到的。每天在宁静的田间来回走好几趟，留意小草在偷偷地发芽，下午比上午又绿得多了。并不宁静啊，似乎它们也在苦苦争春，顽强地表现自己。转瞬间，路边不起眼的野菊开满了淡紫色的花朵，意欲一展色相、一吐芳香，又被人任意践踏！
乡间的土路旁，一位头戴草帽、面色黧黑的“老农”叹息着俯下身，扶起被人踏伏的小草，捡起刚刚开放便拦腰折断的野菊花，那被碾压成泥的花瓣溢出紫色的汁液，仿佛在滴血！一个灵感、一种无法遏制的创作冲动向他袭来，但他立即意识到自己已经被剥夺了作画的权利，下乡之前甚至都不允许带画笔！吴冠中不禁想起当年告辞巴黎、执意东归，难道就是为了这种下场吗？留在巴黎的同学好友，听说都是举世闻名的画家了，他们正在自己的艺术田园里耕耘吧？不知种出了怎样的硕果？羡慕吧，妒嫉吧，痛哭吧！
过度的劳累使吴冠中的涛病严重了，连走路都困难，下地劳动、插秧、送肥更加难于胜任。感谢好心的领导的照顾，让他留在村子里的副业组养鸡鸭。吴冠中受宠若惊，伺候鸡鸭格外小心，兢兢业业，不敢怠慢。
谁料祸起萧墙，一只黄毛乳鸭突然死了！这件事如果出在贫下中农身上，鸡毛蒜皮而已，但他这个牧鸭人出身于地主家庭，又是从资本主义国家回来的“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问题便复杂了，有人说是他心怀不满，用打死鸭子来进行“阶级报复”。于是解剖小鸭，说内脏无病，只有骨头是青色的，证明是遭打致死。指导员根据“立场坚定”者的汇报，要吴冠中向群众检査交代打死鸭子的“思想根源”。天哪！一位热爱生命的艺术家，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加害于这只黄毛乳鸭？他还是托了这批鸭子的“荫庇”才谋到了这份比较省力的差事呢！但是，他现在纵使浑身是嘴也讲不清了，像他这样“顽固坚持资产阶级立场”的人，任何解释只能是“负隅顽抗，死路一条”。他索性一言不发，听凭处置，反正一个“鸭司令”也不怕革职。指导员发火了，说要在第二天发动全连对吴冠中进行“批判斗争”。
这一夜，一向有泪不轻弹的吴冠中哭了。睡在同一炕上的学生劝慰他，他望着心爱的学生，发出郁郁不平的愤懑：“秀才遇着兵，有理讲不清！简直是《十五贯》！”第二天，这位学生在劳动中议论此事，抱打不平：“吴先生说得一点不错，就是《十五贯》！”那时节，打小报告是极其盛行又极其可怕的，这私下的议论很快便传到了指导员的耳朵里，马上传话：叫吴冠中到连部！
可怜“鸭司令”不知内情，还以为指导员自省昨天的武断与粗暴，要向他道歉呢。到了连部，才发觉气氛不对，指导员的火气比昨天更旺，声色俱厉地责问：“你在下边散布了什么不满言论？”
吴冠中愕然，实在想不起所指何事。指导员盛怒之下卷起了衣袖：“老子上了《水浒传》了！”
吴冠中更加摸不着头脑。指导员见他不开窍，又补充说：“《十五贯》不是《水浒传》吗？你以为只有你聪明，我没有看过吗？”
吴冠中这才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关公战秦琼”式的闹剧使他觉得好笑，又不敢笑出声来。这是一个哭笑不得的荒唐年代，连八大山人的“哭之笑之”都做不到了！
……
在部队劳动锻炼的末期，局势已经有所好转，“不准画画”的禁令稍稍放开，允许在星期日“搞点业务”了。九死未悔的艺术家又心痒痒、手痒痒了。吴冠中托人从北京捎来了颜料和画笔，但缺画布。就地取材，从乡村小店里买到了马粪纸小黑板，原是供田头学习《毛主席语录》用的，太多了，积压在商店，正好买来挪作他用。上面刷一层胶，就代替了画布。那么画架呢？老乡家的粪筐，有高高的背把儿，既便于携带，又可作画板的支架，筐里装颜料、画笔、调色板。吴冠中背起了这独创的、新式的画具，在黄土地上又开始“走江湖”了。学生们善意地给他取了个绰号：“粪筐画家”。其实大家都在跃跃欲试，很快便群起效仿，每逢星期日，就纷纷背筐出门了，于是形成了“粪筐画派”，吴冠中是创始人，“领导新潮流”！
每个星期，只有这一天的时间是属于自己的。这一天的作画，全靠前六天的构思。六天之中，又全靠晚饭后那半小时的自由活动，犹如在押犯的“放风”，多么珍贵啊！吴冠中在天天看惯了的、极其平凡的村前村后去寻找新颖的素材，画麦田、稻田，画红高粱，画农家小院、石榴花，画向日葵，画与他同呼吸共命运的一切。冬瓜开花了，结了毛茸茸的小冬瓜。他每天傍晚蹲在这藤线交错、瓜叶缠绵的绿色世界，摸索形式美的规律和生命的脉络。老乡见他天天在瓜地里寻寻觅觅，不知是在寻找什么贵重的东西，许是手表啊，钢笔啊……“老吴，你丢了什么？我们帮你找吧？”倒是没怀疑他偷瓜，他自己也忘了“瓜田李下”应该避嫌。纯朴的乡亲啊，他怎么向你们解释呢？他丢掉的太多了，那是他几年的生命，他最宝贵的艺术事业，他们能帮他找回来吗？
古长城脚下，是当年杨家将战斗的最前线，已是“番邦”的边境了，故名“番字碑”。纵目长城，抚摸番碑，古战场触动了吴冠中对国土山河与古代英雄的无限情怀，赤心报国的中华儿女，为什么总是这么艰难！
1972年，吴冠中和朱碧琴好不容易请了探亲假，前往贵阳探望病中的岳母。老人的病使他们焦急，但能够借此“自由活动”几天，又有说不出的欣喜，犹如飞出了笼子的鸟儿。他们从石家庄出发，途经“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吴冠中忍不住了，中途下车，废寝忘食地作画，一连画了几天，才恋恋不舍地重新登程，前往贵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