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报告中提出：一些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周边安全和稳定具有战略意义；俄在后苏联空间具有独特作用，应通过独联体各国能够接受的一体化形式来重新构建共同的经济空间；俄罗斯在与西方形成的战略伙伴关系中应起到对东欧、中亚及远东形势调控作用。1992-1993年，俄罗斯着名政治学家.米格拉尼扬在《俄罗斯报》上发表一系列文章，明确指出原苏联的整个地缘政治空间都是俄罗斯的切身利益范围这一主题，并把其同美国的“门罗主义”相对比，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亲西方主义当政者对俄在独联体地位和作用的重新评价。1993年初以后，当时的俄罗斯科学院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帕兹特涅雅科夫在权威的国际问题刊物《国际生活》杂志上，连门罗主义：1822-1823年，当欧洲“神圣同盟”企图干涉拉丁美洲独立运动时，羽翼日渐丰满的美国开始积极推行“美洲事务是美洲人事务”的政策，反对欧洲列强对美洲的干涉。1823年，美国总统门罗向国会提出咨文，宣称：“今后欧洲任何列强不得把美洲大陆已经独立自由的国家当做将来殖民的对象。”他又称，美国不干涉欧洲列强的内部事务，也个容许欧洲列强干预美洲的事务。这项咨文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宣言”。它包含的原则就是通常所说的“门罗主义”。
续发表了《俄罗斯与地缘政治重组》、《俄罗斯——伟大的强国》、《俄罗斯今天与明天》等一组文章，强调俄在欧亚大陆的独特地理位置和自身文明的独特性，提出恢复俄国在历史上所具有的大国地位。此后，很快有相当一大批学者加入进来，使欧亚主义的影响迅速扩大。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从事欧亚主义研究的学者队伍扩大很快。这些学者主要从地缘政治和文明角度对欧亚主义进行研究和介绍，出版了大量相关文章和专着，对俄罗斯社会和国家外交产生了深远影响。在俄最有影响的研究机构——俄罗斯科学院，还设有专门的“欧亚研究中心”。这些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知名学者分部于各大学及科研院所，有很多人在外交和国防政策委员会等国家外交政策高级智库工作。有些不仅是知名学者，而且是社会活动家，甚至一定程度上直接影响到外交政策的制定。如米格拉尼扬曾先后担任俄联邦议会独联体问题委员会首席顾问、独联体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俄联邦最高苏维埃外交委员会高级顾问、俄联邦总统委员会成员等职；杜金曾任俄联邦国家杜马主席谢列兹尼奥夫的顾问，2001年当选“欧亚”运动政治委员会主席。一位法国学者甚至说，克里姆林宫的顾问、军人、政客，都是欧亚主义哲学的支持者。
俄罗斯政党格局的形成和俄罗斯利益集团化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支持欧亚主义观念的社会政治力量。就政党格局而言，奉行稳健政治路线的政党逐步取代激进政治路线的政党，倾向于本土化的政党逐渐地压倒了主张西方化的政党。比较传统的“俄共”、“农业党”之所以很快崛起，大体上都与这种社会政治趋向有密切关系。中派主义政党虽然分化为各种派别，但依然具有强劲的实力，其原因就在于主张稳健与切合国情的政治路线。可以认为，欧亚主义思潮在几乎所有政党中都得到广泛响应，甚至某种程度上成为统一和谐党等不少主要政党政治纲领的直接组成部分，或者成为其政治纲领的理论背景。就社会利益集团形成的过程而言，民间经济利益集团的形成相当程度上与稳健政治力量的支持有直接的关系；而这些利益集团形成的直接原因，又大体上与抵制世界市场的压力和外来的影响有关。非常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的经济利益团体很注重与国家的关系，希望国家在开放式的政治结构中有力运作，这恰恰是新老欧亚主义的一贯主张。从以上几方面说，俄利益集团中的相当部分也成了欧亚主义观念的载体。
随着国内政治动荡、经济恶化，加之国际地位下降，俄民众对西化主义者所推行的各种政策产生了强烈的不满情绪。1990年的社会学调查结果显示，各有32%的问卷回答者把美国和日本作为模仿的榜样，德国是17%，瑞典是11%，中国是4%；到1995年末，被调查者中只有25%的人认为西方模式可以适用于俄罗斯；在1996年，只有12%的俄罗斯公民为同西方接近的思想感到鼓舞，41.4%的被调查者则认为，为了复兴俄罗斯作为一个大国的目标，团结俄罗斯各族人民的思想可以鼓舞人们去实现共同的目标。正是在国内舆论开始转向的情况下，俄罗斯对西方的立场渐趋强硬，开始强调注重东西方的欧亚主义外交。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俄前副总统.鲁茨科伊就曾宣称：“从我国的地缘政治形势看，很显然，俄国代表着连接亚洲和欧洲的唯一桥梁。谁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谁就将成为世界的主人”。1992年4月曾被任命为国务委员会（后其作用被安全委员会取代）委员的斯坦科维奇不断地批评西方优先的外交政策，认为俄罗斯在与西方的伙伴关系中地位低下，俄罗斯没有为自己而不是为西方利益服务的独立外交政策。他认为，由于俄罗斯的西化者没有对生活在波罗的海国家的俄罗斯人给予支持，这些俄罗斯人正在遭受“种族清洗”的命运。1992年5月，俄罗斯在联合国安理会投票支持对其传统盟友塞尔维亚进行制裁，导致当时的议会（最高苏维埃）外事委员会主席阿姆巴祖莫夫的强烈不满，并与科济列夫发生冲突。
随着俄周边安全的恶化，科济列夫所推行的对独联体地区冲突不介入的政策，遭到政界和学术界的强烈批评。由此，1992-1993年，围绕俄罗斯对冲突不断的苏联地区政策以及对当地俄罗斯族人保护问题，主张采取干预的最高苏维埃、安全委员会同科济列夫领导的外交部争吵不断。最终，俄罗斯被迫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沿案、阿布哈兹、纳－卡等地区冲突的军事介入，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当地紧张局势。
在各界的压力下，叶利钦，包括科济列夫对俄罗斯在独联体地区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开始逐步转变。1993年初，叶利钦开始公开宣布独联体是俄罗斯的根本利益之关键所在。1993年4月，通过了《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正式开始调整外交政策。1993年夏，叶利钦还表示波兰可以自己决定是否加入北约的问题。但1994年1月，叶利钦明确表示俄罗斯反对波兰等东欧国家加入北约，认为这会导致欧洲政治、军事的不稳定。而就在这一年，俄罗斯与中、印关系均有突破性进展。1994年1月，叶利钦提出中俄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建议，得到中方的积极响应；1994年，江泽民正式访问俄罗斯，同俄罗斯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关于两国未来关系的《中俄联合声明》，决心把两国关系提高到一个崭新水平。1994年6月，印度总理拉奥实现了自俄罗斯独立以来首次访俄，俄印两国签订了10项促进双边关系的文件，标志着两国在双边、地区和全球范围内合作关系进入新阶段；1994年年底俄罗斯总理访问印度，双方签署了包括核电站合作在内的8个文件，使双边关系再次提升。这不是一种巧合，而是俄罗斯面对北约东扩和国内舆论压力准备对外交政策全面调整的一个征兆。
1993年杜马选举结果和构成加快了俄罗斯亲西方外交政策的转变。1994年1月，科济列夫开始强调俄罗斯在苏联地区存在和保护当地俄罗斯人，以及优先发展与独联体及亚洲国家关系的重要性。1994年6月，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向独联体国家元首提出建立欧亚联盟的倡议，认为“欧亚联盟是主权国家在苏联后空间加强稳定、安全与社会经济现代化而实行一体化的形式，是平等独立国家的联盟，其使命是体现各参加国的民族国家利益与现有的综合一体化的实力”。纳扎尔巴耶夫的倡议在俄罗斯得到响应。以前副总理沙赫赖为首的俄罗斯统一和谐党提出建立欧亚国家邦联，强调这是“独联体国家要求加强一体化进程的必然结果”。1995年8月，北约制裁波黑塞族，俄罗斯政府无所作为，激起了俄国内对外交政策的不满，最终导致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普里马科夫取代亲西方的科济列夫外长职务，标志着俄罗斯外交政策基本完成了由亲西方到具有欧亚主义倾向的多极化外交的转变。
普里马科夫出任外交部长伊始，在出任外交部长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提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几个主要任务是：“创造最好的外部条件以巩固我国的领土完整；增强原苏联地区的向心倾向；稳定地区性国际局势，俄罗斯外交政策将为此尽一切可能，首先是在独联体区域和南部危机地区；发展国家间的良好关系，有效制止新的紧张局势策源地的产生，尤其是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调整后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大致指向以下方向：促进世界多极化的形成，维护俄罗斯在多极世界中一极的大国地位；执行东西方平衡（全方位）的外交政策；以“平等伙伴关系”来发展新型国家间关系。
随着地缘外交方向的调整完成，普里马科夫加大了其全方位外交力度，尤其是对独联体和亚太外交，明显表现出欧亚主义地缘外交特征：（1）为稳定周边地区，加强同独联体国家合作，推动独联体一体化，通过与独联体各国签署友好合作条约，关系相对大为改善，独联体各种多边政治合作机构也逐步建立起来；在军事领域，就共同保卫独联体外部边界，形成统一防空体系达成一致，俄罗斯在除乌兹别克斯坦以外的所有独联体国家拥有驻军；俄罗斯和白俄罗斯两国一体化取得突破进展，俄、白、哈、吉4国签署了在经济与人文领域加强一体化的条约。（2）加大对亚太国家外交力度。在远东地区，“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继续深化，两国边界问题基本得到解决，经贸合作提升；以能源开发合作为契机俄日关系有所改善，俄朝关系也得到一定修复；俄罗斯还于1997年加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在南方，军事合作为基础，俄罗斯和印度关系开始重新升温并有很大发展，普里马科夫一度提出构建俄、中、印三方战略联盟设想。同时，俄罗斯还重返中东，介入中东和平进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