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的成功告诉我们，事物是变化发展的，没有一成不变的，我们要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否则将会被历史所淘汰。不同阶段，要有不同的办法。如果你不变化，就是坐以待毙。因为环境变了，事态变了，一切都变了。要想保证有长久的生命力，就必须时时感觉变化，应对变化。邵逸夫就是这样一个人。
美国一位企业家曾说：商情在手，无异钱财在握。
但是，商情如何把握？这就需要商家有灵敏的头脑与果敢的行动。“邵氏”在电影市场上屡屡受挫，但邵逸夫并没有气馁，而是痛定思痛，认真反思，改变步骤，调整战术，把经营的策略转移到电视传播上去了，他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策动独到的财富计划——俞敏洪联结的“成才渠道”
新东方校训说：“艰苦奋斗、奋发进取，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每个人致富的计划都不一样，不一样的致富计划都是与利益挂钩的。俞敏洪在逆境中看到了自己致富之点，所以他巧妙地打通了中外人才的形成渠道，既成全了别人，也成全了自己。
俞敏洪，江苏省江阴市人，1980年考入北京大学西语系，本科毕业后留校任教；1991年从北大辞职，进入民办教育领域，1993年创办北京新东方学校，现任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中国青年企业家协会副会长、中华全国青年联合会委员等职。其人博闻强识，娴于辞令，幽默儒雅。他精通英语，尤工词汇，一本“红宝书”在业内有口皆碑，并主编了多套实用教学光盘，成为中外颇负盛名的英语教学专家，由他创办的新东方学校目前已经占据了北京80％、全国50％的出国培训市场，年培训学生超过15万人次，国外的留学生70％是其弟子，由于他对留学教育专业的杰出贡献，被社会誉为“留学教父”。
如果他走在北京的大街上，大概不会有多少人认识他。但如果他走进哈佛、斯坦福、牛津、剑桥这些国际顶级学府的校园里，准有不少中国留学生老远就跟他打招呼：您好，俞老师。不到7年时间，从俞敏洪的新东方语言学校走出国门的留学生超过了6万人。他们都会记得俞老师：一个精力充沛、睿智善谈的私立语言学校的校长。十多年前，俞老师从北京大学辞职，办起了新东方语言学校。今天，已有30万人在这所学校进行过外语强化训练。在美国、加拿大，六成以上的中国留学生都是新东方的校友。俞老师是真正的桃李遍“天下”。俞敏洪的意义，不仅在于他成功地创办了一所民办学校，而是他架起了一座让中国人走向世界的语言之桥。仅此，俞敏洪就足以让中国人记住他了……
在困境中站起来
俞敏洪进北大的第一天就受到了打击。他刚把行李放好，看见寝室一个同学正在看一本书。
“看什么书呢？”
“《第三帝国的兴亡》。”对方眼不离书地说。
“看这种书干嘛？”上英语系，读英语书，读这种书有什么用？他不解。
同学翻了他一个白眼，继续看书。
这个白眼跟骂他是“傻瓜”、“白痴”一样。
什么书，值得这样？
他去书店买了套《第三帝国的兴亡》，一遍不够两遍……直到把书读旧为止，后来什么书都扔了，这套书不扔，一直放在书架上。
第二个打击是生病休学。
到北大读三年级第一学期时，俞敏洪心情郁闷，生病了，大口吐血，诊断是肺结核，休学一年。休学意味着留级，和原来的同班同学又差了一大截儿。这个打击也是毁灭性的。
他怅惘，希望在哪儿？他概括上大学三件事：知识、友谊、爱情。可是，伴随他的永远是绝望。学识不如人，聪慧不如人，身体不如人，交女朋友更不如人……原以为考上北大，一切都会发生变化，现在不仅没有发生变化，而且“死的念头都有”。
然而俞敏洪毕业后留校任教了。这可是非同小可，可以极大地满足虚荣心，寻找到心理平衡。他的好感觉没多久，改革开放第一轮出国潮开始了，出国几乎成了成功的惟一标志。同班同学和朋友中，大多数去了美国和加拿大，徐小平、刘江、包凡一、王强……陆陆续续走了，剩下了俞敏洪。老婆骂他没出息，别人都走了，他还窝在学校走不了。
有一个美国大学录取他，3/4奖学金，还差几千美元，算起来，好几万元人民币。
1989年夏末，他穿着裤衩、趿着拖鞋出了北大校门。那时，课时费只有20元钱左右，他就定了个目标，为每小时30元人民币而奋斗，为了3/4补差美元而奋斗。
于是他约了王强等三个同学一块儿出去办托福班，挣出国的学费。
目标清晰了，一门心思挣钱，倒也轻松愉快。可是不久，这种轻松愉快的生活便因一个突如其来的打击而结束了。
1990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外面下着雨，王强窜到他家喝啤酒。北大的高音大喇叭正在广播。
“你听你听，老俞，在说你呢！”王强大呼。
果然，里面在说“俞敏洪”如何如何。呀，是北大对英语系教师俞敏洪的处分决定，四、五条处分理由，最重要的是打着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影响教学秩序。
这个处分决定连播3天，北大有线电视连播半个月，处分布告在北大著名的三角地橱窗里锁了一个半月。
处分这么重，这么侮辱的方式，俞敏洪事先不知道，没有思想准备。
北大曾经有过规定，对教师的处分是不准公开的，因为教师要给学生上课，在学生面前最重要的是面子。北大在俞敏洪这里破了规矩。
第二天，俞敏洪走进教室，学生异样的眼神告诉他，他在北大呆不下去了……
“1000多块钱啊！一天的功夫，是我在北大4个月的工资啊！”
俞敏洪下定决心，扎进江湖，凭着北大训练过的头脑和一张嘴，当了“个体户”。
他去找曾经任过课的民办大学——东方大学商量，创办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学校出牌子，他上交15％的管理费。
他在中关村第二小学租了间平房当教室，外面支一个桌子，放一把椅子，“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正式成立，只有两个人，他是头，他老婆打下手，当出纳会计，上午俞敏洪骑自行车出去，拎着浆糊桶在电线杆子上贴广告，下午“守株待兔”。
巧用计谋得商势
俞敏洪开学第一天，来了两个学生，看见“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那么大的牌子，只有俞敏洪夫妻俩，破桌子，破椅子，破平房，登记册干干净净，人影都没有，满脸狐疑。俞敏洪见状，赶紧推销自己，像是江湖术士，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活说死说，让两个学生留下了钱。夫妻俩正高兴着呢，两个学生又回来了。
说他们心里不踏实，把钱又要回去了。
第一天，出师不利。硬着头皮，接着招。
这天是星期六，来了三个学生，不知道为什么，十分爽快地扔下钱走了，感觉像是财神爷派的特使。“1000多块钱啊一天的工夫，是我在北大四个月的工资啊！”俞敏洪说。晚上回家，他们夫妻关着门数钱，白天已经数清楚了，回家还想数，因为这是他们“夫妻店”开张后的第一笔钱。别看摊在桌子上一大堆，都是毛毛钱，块块钱，对他们的家庭似乎有划时代的意义。他老婆一面数钱，嘴里一面念叨着：“来了三个……来了三个……”
他在一旁看着，心里琢磨，来了三个人后，再往后要没有了呢？为什么好多人来了，别的不说，看看报名册就走了呢？没准儿他们心里琢磨着，没几个人报名，这两个男女是骗子，等人走干净了，神不知鬼不觉，把钱卷了！中关村是骗子集散地，保不准，这两个男女就是骗子。
俞敏洪心生一计。
第二天，他在托福、GRE所有报名册上各填30个假名字，像是从第31个开始的架式，这种方法把报名学生的心理调整了一下。这一招还挺灵，学生一看，前面已经有30个人被骗了，也不是我一个人被骗，大伙一块儿被骗，一块儿倒霉。于是，一些学生将信将疑报了名。
转眼间，到了1991年冬天。
中关村二小这潭水开始活了，但是，学生还是不多，开一个班，不是二三十个、就是三四十个学生，死不了，活不好，没有生气。俞敏洪教托福、GRE有天大的本事，可别人不知道。如果只靠嘴说和贴广告，哪怕说得天花乱坠，别人也不相信。怎样才能让大家相信东方大学英语培训部牛，他俞敏洪牛，而且有信用？
他又心生一计。
他找来帮他教课的同班同学付玢（后留学美国，获博士学位），说，“咱们现在学生少，赚不到钱，干脆办免费讲座。”
他找写毛笔字好的人写了广告，定了中关村二小50人的大教室，心想，免费托福讲座，人再多，也超不过四五十个。结果大出所料，晚上来了二三百人，教室里坐的站的挤得满满的，教室外还有200多人，把四个窗口堵得严严实实。
场面宏大感人，人气旺盛，俞敏洪顿时精神倍增，侃侃而谈，超水平发挥，两个小时下来，效果极佳。北京初冬的天气，外面奇冷，教室窗子大开着，里外的人，没有一个离开。
这是俞敏洪在北大的教师生涯中从未有过的经历。他在学生的眼神中感受到了一种激情，一种渴望，一种需求，这些激情、渴望、需求如此强烈地聚集在这个寒冷的冬天，这间小小的平房内外，给他以震撼和希望。
从此，免费讲座10年，延续至今，成为新东方的传统。
从此，东方英语培训部由中关村二小的小教室搬到了北大六七十人的大教室。
俞敏洪杀了个回马枪。他从北大辞职出来一年多，又以“个体户”的身份杀回了北大，在曾经贴过他处分决定的三角地，贴上了俞敏洪在北大某某教室举办讲座的广告。后来更有气势，直接租北大大礼堂，办两三千人的大免费讲座。
“免费讲座”开创了北京民办教育的新形式，为俞敏洪的出国考试培训打开了局面。
“如欲取之，必先予之。”说的好听一点，叫“计谋”；说的中性一点，叫“营销策略”。无论是“计谋”还是“营销策略”，都有智慧在。
展开夺命广告战
当时中关村一带出国考试培训市场的竞争局面是，十几个学校，包括北大、清华、北京外语学院，实力雄厚，最大的“九强”学校每年招收学生几千人。俞敏洪横刀立马，异军突起，引起竞争对手的关注。
俞敏洪开着“红大发”上路的时候，闻到了竞争的血腥味。
出国考试培训市场广告大战相当原始。贴广告的地方，无非是中关村和各大学的广告栏以及星罗棋布的电线杆。于是，广告互相覆盖，你在电线杆子上贴广告，我覆盖你的广告，你再覆盖我的广告。刚开始的时候，俞敏洪印一1000份广告能贴一个星期，过后，10000份才能贴两天。北大校园市场争夺最激烈，战场在三角地。
三角地广告栏十几米长，两三米高，干脆，带上足够多的广告，足够多的浆糊，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啪啪，挨着贴，全覆盖。1989年底至1992年，大学讲座萧条，学术活动基本停滞。
学生第一感兴趣的信息就是托福、GRE考试培训的消息。学生热情高涨地聚到这里，已经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托福、GRE。三角地的变化，是中国社会势态的一个缩影。所以，学生们不在乎满眼的托福、GRE广告，反倒高兴，你们这帮家伙相互掐得越厉害越好，哪家钱少，教学质量高，我就去哪家，跟下馆子一样。
1992年初春，一天下午，俞敏洪的广告员出去贴广告，刚往上贴，另外一个学校的广告员早就等在那儿了，二话不说，上来就是3刀，捅伤了手臂，到医院缝了8针。
俞敏洪认为是天大的事，赶紧去海淀区公安局刑警队报案，人家似乎没当回事，说，谁捅的你？不知道。人呢？跑了。好，先给你立个案。接下来就没回音了。
这时，俞敏洪才意识到，办学校，还有个安全问题，安全问题第一位的是生命安全。谁能保证生命安全？当然是公安局。跟公安局搞好关系成了俞敏洪的头等大事。
如果说他认识公安局的人，就是报案时接待他的那个警察，可是匆匆忙忙忘了问人家的名字。惟一的办法，就是在公安局大门外死等。等到快吃午饭的时候，那个熟面孔的警察晃晃悠悠出来了。
俞敏洪迎上去，“您好。”
“你是……”
“我们见过面，前段时间我的广告员被捅刀子的事情，还记得吗？”
“啊啊，记得记得，你不是东方学校的俞老师吗？”
“对，是我。”
“有什么事儿？”
“上次麻烦你了，想请你吃饭。”
“吃什么饭呀……”
“哎呀，走吧，走吧，吃点儿便饭……”
生拉活拽，进了公安局对面的小饭馆。
这个警察看俞敏洪是老师，热情洋溢，面也挺善，便坐下，三杯酒下肚，乐得交个朋友。最后答应俞敏洪的请求，把刑警大队的政委“请出来坐坐”。
半个月后，约定当时中关村最好的馆子——黄庄“香港美食城”。
这次，俞敏洪才算是跳出了学校这个小圈子，走进了江湖。
学校要办大，要稳定，社会上方方面面都要搞定才行。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那哪成？俞敏洪平生不善于跟陌生人打交道，不善于跟社会打交道，不善于跟官场打交道，为了办学校，硬着头皮也要打。
他兜里揣了3000块钱，走进香港美食城。
在中关村十几年，他第一次走进这么好的饭店。
政委来了，那位警察新朋友来了，还带着一位警察，加上俞敏洪和陪吃的一位老师，5个人，要了两瓶高度“五粮液”，后来又加了两瓶。
他在这种场面进行语言交流有问题，一是他那口江阴普通话，别别扭扭，跟北京警察对不上牙口；二是找不着话说。为了掩盖自己内心的尴尬和恐惧，便频频劝酒，劝别人喝，自己先喝。不会说话，只会喝酒。因为不从容，内心紧张，喝酒不吃菜，喝着喝着，俞敏洪失去了知觉，钻到桌子底下去了。
老师和警察把他送到医院，抢救了两个半小时才活过来。医生说，换一般人，喝成这样，回不来了。
赶快通知他老婆，他老婆正在招生，说：“俞敏洪喝酒肯定没问题，不会死的。”到医院来才吓了一跳。
俞敏洪喝了一瓶半高度“五粮液”，差点喝死。
他醒过来喊的第一句话是，“我不干了！”
学校的人背他回家的路上，一个多小时，一边哭，一边撕心裂肺地喊着，“我不干了———再也不干了———把学校关了———把学校关了———我不干了……”
他说：“那时，我感到特别痛苦，特别无助，四面漏风的破办公室，没有生源，没有老师，没有能力应付社会上的事情，同学都在国外，自己正在干着一个没有希望的事业……”
他不停地喊，喊得周围的人发怵。
哭够了，喊累了，睡着了，睡醒了，酒醒了，晚上7点还有课，又像往常一样，背上书包上课去了。
不办学校，干嘛去？
他以“死”感动了警察。竞争在继续，捅刀子的没有了。
以命相交，不管是否愚蛮，怎么会没有朋友呢？
俞敏洪过了一道鬼门关，“在绝望中寻找希望……”——新东方校训从此酝酿。
一个人干不了大事
1995年圣诞节前夕，俞敏洪驾着车在美国波士顿通往新泽西州的公路上，他急切地要去见一个人，这就是曾跟他一起在北大英语系执教现在在美国贝尔传讯研究所任软件工程师的王强。
俞敏洪是从加拿大到美国的。在加拿大，他也是这样急切地寻找着一个人，那就是曾在北大团委任文化部长的徐小平。他在温哥华找到了徐小平。在徐小平温馨而又舒适的家里，他俩喝着老黄酒，酣畅淋漓地谈了4天4夜。
俞敏洪讲近几年国内发生的巨大变化，讲越来越开放的中国社会给人们带来的发展机遇。然而，他讲的最多的还是“新东方”。他讲创办“新东方”的艰辛和成功，讲“新东方”面临的机遇和挑战。开放的中国，将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走出国门向世界学习。“新东方”将为他们架起一座通往世界的桥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