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说：“我做人的态度是要把每件事都做好，即使是最细微的部分，也要彻底做好，一样事情不做到十全十美，我绝对不放松的。”操作资本要有算计，算计越多，取胜的概率越高。邵逸夫极其擅长投资，因为他手中有成功的底牌。
邵逸夫原名邵仁楞，浙江宁波人。上海青年会中学毕业。
1925年与兄弟在上海创办天一影片公司，负责外埠发行业务，并学习摄影和编剧。1928年与仁枚携影片去新加坡、马来西亚开辟放映市场。后成立邵氏兄弟有限公司，并在南洋各地拥有数十家电影院。1957年与仁枚在香港成立邵氏兄弟（香港）有限公司，接办邵氏父子公司的制片业务。并建立邵氏电影城，摄影棚扩展至10余个，拥有拍摄、录音、彩色洗印、放映等全套设备，使之成为香港规模大、设备先进的电影制片厂。公司成立后每年约生产30部影片，至20世纪80年代中期已生产影片700余部。并常以其影片领风气之先，如李翰祥导演的《江山美人》、《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影片使黄梅调电影风行香港影坛数年之久；胡金铨导演的《大醉侠》，张彻导演的《独臂刀》等又使60年代沉寂一时的武侠片重新兴盛起来；影片《后门》、《万古流芳》、《珊珊》等也接连在亚洲影展获奖。其中多部优秀影片均由其亲自监制。同时，在东南亚各地，其戏院已扩展至160余家，形成一个庞大的发行网，并在东京、巴黎、罗马、伦敦、柏林等大都市设常驻代表，使中国影片打入了世界电影市场。由于他对电影事业的贡献，1974年和1977年分别获英国女皇颁授CBE勋衔和爵士勋衔。1983年获第二届香港电影金像奖的最高荣誉奖，并兼任香港无线电视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香港中文大学校董、香港艺术节主席、香港艺术中心主席等。
邵逸夫是世界上拍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也是世界上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他拍摄了中国第一部有声电影。他拥有的影院为中国私人拥有量之首。他还建造了亚洲最大的电影拍摄基地，掌握了全球最大的中文电视节目制作公司。
冲破十面埋伏的危境
邵逸夫祖辈原是浙江宁波的富商，从父辈开始向上海发展。
20世纪20年代初，邵逸夫的父亲在上海经营漂染业，膝下4男2女。这4兄弟都没有继承父业，全都投进了娱乐圈。4兄弟中的大哥邵醉翁，20年代在上海成立了“天一影片公司”，开始大展拳脚。“天一影片公司”摄制的第一部影片《立地成佛》放映后，卖座率极高。他们所投的成本不仅很快收回，而且像一个雪球般滚起来，越滚越大，也就在这时，年仅17岁的邵逸夫，对电影开始入迷了。
“天一影片公司”的问世，成为上海滩上街谈巷议的新闻，轰动一时。当时，上海的各大报纸，纷纷在显著位置予以报道，庆贺沪上电影界的这一盛事。
“天一”推出伊始，即宣称其拍片的宗旨是：“注重旧道德、旧伦理，发扬中华文明，力避欧化。”这个适合当时国情的提法，令社会各界交口称赞。
常言道：一个好汉三个帮。邵醉翁里里外外一把手奔波操劳着“天一”的事务，总感到自己孤军奋战，人手不够。邵醉翁一纸急召，他的三个兄弟赶至帐下，听候大哥的调遣。
邵醉翁按照兄弟三人的年龄、经验、特点，扬长避短，各尽其才，委以公司的要职：老二任会计，老三任发行，老六（逸夫）任外埠发行，他希望三个弟弟好好锻炼，提高商战能力。而他自己则担任公司的总经理兼导演。
有了三位弟弟的入伙相助，邵醉翁简直如鱼得水，任意遨游了。
后起之秀“天一”在上海电影界虽属无名小辈，却来势凶猛，锐不可当。
不多时，“天一”就拿出创业之作，投拍的影片是《立地成佛》。剧情讲述一个军人，因机缘巧合成为大军阀，开始无恶不作。后因儿女战死沙场，于是大彻大悟，遣散妻妾，放下屠刀，削发入山，终成正果。女主角是吴素馨，男主角为谭志运，演出者均是“笑舞台”的一批演员。
由于题材新鲜，影片不落俗套，故事生动，情节感人。一经“笑舞台”上映，场场满座。公司自然也就盈利丰厚，财源滚滚。
头炮打响，一鸣惊人。邵老大再接再厉，乘胜追击，紧接着开拍第二部影片。
这第二部影片值得一提，它可是中国第一部武侠片。因此，人称“邵醉翁乃是中国武侠片的开山鼻祖”。
此片名叫《女侠李飞飞》。邵醉翁出手阔绰，不惜重金，请来当时的梨园红人、京剧名人菊花主演。她那时年轻漂亮，扮相甜美，大受市民的欢迎，号召力极强。
结果可想而知，《女侠李飞飞》比《立地成佛》更为轰动走俏，几乎到了万人空巷的地步。两部影片的打响，不仅给邵家兄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使他们声名鹊起。“天一公司”在上海滩，可谓家喻户晓了。
创业的惊世骇俗之作，不仅大获成功，而至关重要的是，“天一”在电影界脱颖而出，迅速崛起，竟能从当时另外两家势大财壮、根基深厚的老牌电影公司“明星公司”和“大中华百合公司”手中分得一杯羹，咄咄逼人。
未几，“天一”即同“明星公司”与“大中华百合公司”成为三驾马车，齐头并进，共执上海电影界的牛耳。
邵家三个兄弟，在大哥的亲手栽培下，经历了商场上的磨炼，逐渐适应了商战中的风云变幻、冰刀霜剑。他们对业务已十分稔熟，都能独当一面了。
老六邵逸夫，虽然年纪最小，却智力超群，勤奋好学，进步神速。电影行当的十八般武艺，他样样拿得起放得下。
尚处学习阶段的邵逸夫，最初进入“天一公司”时，学做编剧，但没有正式挂名。当年的戏院还是一个正片放映前加映新闻片的时代，若一遇突发性的事件，邵逸夫便跟着两位兄长抬摄影机到处抢拍。每次归来，总是大汗淋漓，衣衫湿透。邵逸夫始终无半点怨言，乐呵呵地一笑，又准备着下一场战斗。
就在这拍新闻片的真枪实弹的摔打演练中，邵逸夫学会了推、拉、摇、移等最基本的摄影知识。
掌握了摄影术入门之后的邵逸夫，在镜头前已从容不迫，运用自如。他再也不满足于拍新闻片的小打小闹了，他渴望向更高的层次发展。于是，他开始尝试拍剧情片。
起初，他跟着大哥邵醉翁的老搭档徐绍宇学习，拍了几部片之后，已能独立操机摄影了。
1925年，“天一”出口上下集影片《珍珠塔》，邵逸夫锋芒毕露，独当一面。他的名字和徐绍宇并列排在银幕上。
这部影片由邵醉翁导演，演员有当时的大牌红星胡蝶、吴素馨、金玉如、丁子明、王无恐、王谢燕、肖天果、周空空等人。
由于阵容强大，上映后反响不俗。
同年年底，摄影技巧日臻娴熟、镜头感觉更趋完善的邵逸夫，已能执掌大印、领衔挂帅了。他正式扛起大旗，担起头牌摄影师之重任。
他主执机器，王士珍为副摄影师，拍了一部《孙行者大战金钱豹》。主角仍然是20年代上海滩头号女星、“影后”胡蝶。此片卖座甚佳，获利丰厚。
此后，邵逸夫士气高涨、兴致大增，又接连拍了许多片子，均创佳绩。
天有不测风云。正当“天一”公司财源广进、生意兴旺之时，岂料风波陡起，厄运袭来。
究竟邵家兄弟得罪了何方神仙？还是与江湖黑帮产生过节，而引来“天一”的灭顶之祸？
原来，“天一”未成立前，上海滩的“明星公司”在申城是一枝独秀，无人匹敌。该公司老牌字号，旗下人才济济，明星如云，拥有名扬四方的胡蝶、杨耐梅、阮玲玉等大红大紫的明星，无人敢与之较量。
独揽影坛三分之二江山，领导中国电影潮流的“明星公司”，一向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只要他们脸色一变，吼上一声，上海的电影界也要抖上三抖。
“天一”出道之前，曾有数家不信邪不怕死的小电影公司，不自量力地斗胆上阵，要同“明星公司”分庭抗礼。结果，有的公司刚刚诞生数日，便早早夭折；有的公司虽然苦苦支撑，最终还是以惨败收场。
慑于“明星公司”的威势，很长一段时间里，再也没有胆大妄为者敢于以卵击石。
“明星公司”的老板周剑云曾在公开场合口出狂言：“谁敢同明星公司作对，我定要杀他个片甲不留！让他尝尝明星公司的厉害。”飞扬跋扈的“明星公司”称霸上海影坛多年，要想撼动这棵大树，简直难于上青天。
初降人间的“天一”对影坛老大“明星”造成了威胁，将其业务抢走了许多，“明星公司”旗下的明星们要跳槽，导演们要出走，“明星”失去往日的八面威风。“明星公司”老板周剑云气得咬牙切齿。
周剑云急不可待地召来“大中华百合”、“民新”等几家同盟公司的老板商议对策，以图夺回失地。
周剑云认为：要彻底打败“天一”，就必须效仿当年美国八大公司的做法，联合起来逼走小公司。“明星公司”当即出面，以他们为主，联合“大中华百合”、“民新”、“友联”、“上海”
及“华剧”等五家电影公司，成立了“六合影业公司”，组成强大的联合发行网，共同抵制、围剿“天一公司”。
其中有一条最为严厉的规定：任何发行商和他们签订了合同，就绝对不准购买“天一”出品的影片。必须严格遵守，不得违反。这便是中国电影史上有名的“六合围剿”。
这场刺刀见红的商战，也埋下了邵逸夫日后远赴南洋开创新天地的伏笔。
避实就虚能解决大问题
身为“天一”公司营业经理的三哥邵仁枚，深谋远虑，看准了南洋市场，决心将邵氏事业向南洋发展。1925年，邵仁枚带着3部“天一”公司拍摄的影片，只身南下来到新加坡，由于邵仁枚具有生意头脑，善于经营，很快在新加坡打开局面，并立即通知当时在上海的六弟邵逸夫前来共同大展鸿图。1926年，年仅19岁的邵逸夫离开上海，南下新加坡。最使邵逸夫终生难忘的，是和哥哥一起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搞流动放映。他们像苦力一样，扛着电影机和影片，在烈日下长途跋涉，深入到华侨众多的农场去放露天电影。那时的放映设备很落后，要用手工一格一格的摇片子，一场电影放下来，放映者都累得腰酸手痛。更要命的是蚊虫叮咬，奇痒难受。邵逸夫只好坚持一天两次冷水浴，又用虎牌万金油涂抹全身，总算走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大小乡镇。终于，在邵逸夫和邵仁枚的努力下，“天一”在南洋建立了完整的电影发行网，成为南洋和香港的电影巨擘。
1929年至1933年，美国的经济危机引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萧条。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受到冲击，人们连生存都感困难，看电影的人自然大大减少。1930年，美国和欧洲出现有声电影，而中国和东南亚还停留在“哑巴电影”的时代。邵逸夫看准了默片已没前途，有声电影是今后的发展趋势，知难而进，提出拍摄有声电影的建议：“现在大家都困难，都舍不得拍有声电影，我们正好乘虚而入，捷足先登。”
邵逸夫决定先去美国考察。没有飞机可乘，只好坐轮船去，一路晕船，吐得死去活来，差一点把命丢在太平洋上。到达旧金山时，他已经虚弱得不能走路，被人送进了一家黑人医院，第二天他就从医院里溜走了。
美国之行使邵逸夫大开眼界。他购买了大批器材，在自己的电影院里安上了有声设备，并静下心来写剧本。一写半个月，可是连自己看了都不满意。两条腿被蚊虫咬得吃不消，他只好打上一桶水，把脚泡在水里。邵逸夫谈到当时的心境时说：“如果有声电影最后拍不出来，我就要去跳太平洋了！”
1932年，邵氏兄弟在香港摄制成了第一部有声片《白金龙》，开创了中国电影从无声进入有声的新时代。到1937年，兄弟俩经过10多年的努力，在新加坡、马来西亚、爪哇、越南、婆罗州等南亚各地已拥有电影院110多家，游乐场9家，游乐场设有舞台、剧场，每晚可娱乐观众数万人，几乎雄霸了东南亚影业市场。
邵逸夫取得的巨大成就，首先来自他强烈的事业心。他是一个精通业务的电影企业家，他熟悉电影制片的每一个环节。从剧本、摄影到导演、演员的选聘以及化妆、剪辑，他样样内行。公司从审查剧本到影片拍摄、推销、发行和剧院管理等每一步工作，他都要研究、过问，他与公司里的同事讨论工作，意见总是十分中肯，使人口服心服。
作为一个电影制片人，看电影已成为邵逸夫日常生活与工作的一部分。他通常早上6时起床，吃少许早餐，做一些中国式的柔软体操，然后更衣，读一、两个剧本，就驾驶着他的“劳斯莱斯”直驱影城。大概5分钟到达片场，那时大概是早上8点钟。
巡视完各片场之后大概是9点15分，以后整个上午就用来看影片，包括头一天所拍的毛片。在70年代，他每年要看六、七百部影片，最高纪录是一天看9部片子。近年来，他仍每天看两、三部影片。对世界各地的影片以及其竞争对手的片子，他尤为注意。看完片子，如果还有时间，就读剧本，直到中午。午餐后休息半小时左右，再回到办公室，直到黄昏。星期日，他也要看半天电影。因此，邵逸夫被称为“看电影最多的中国人。”
对拍电影，邵逸夫更如醉如痴。他说：“你拍过两套电影，便知道全世界没有一样事有这么好玩，这么够刺激。我爱上了这种行业。电影不知给了我多大的满足。”
邵逸夫的事业，毕生离不开娱乐，虽然从60年代开始，他也旁及股票、房地产，但那不过是副业罢了。20世纪80年代初，曾有人愿出40亿元，再加一处地皮，与邵氏交换他名下的资产和片厂土地。结果邵逸夫却放弃了这桩交易。他说：“40亿是笔不少的钱，放在面前，自然动心，不过，再回头想想，我现在的钱以后也用不完，至少下一代也用不完，40亿不过是个银行户口里的数字，哪里用得到，因此我决定不找这个麻烦了。”的确，邵逸夫的精力只用在他所钟爱的影视事业上，影视之外的事情，他并不过多用心，自然也不计较成败得失。
成就霸业的扎根术
1959年，邵逸夫将新加坡的业务交给了邵仁枚，来到香港开始创立他自己的电影事业，他一边在钻石山租借片场拍摄影片，一边与香港政府接洽买地事宜。香港政府官员对他说，地少，供不应求，一定要买地的话，可以把清水湾卖给他，那是一座小山。邵逸夫别无选择，他毅然地把这座小山买了下来。他买下后，将这座小山削低了18米，使山顶化为平地，再在上面建立制片场。这项工程，光是地价和土方就花费近50万港元。从此，从这里拍摄的影片源源不断地流向邵氏电影发行网，每年高达40多部影片，远远超过香港其他电影公司的影片产量。邵氏影城全盛时期，员工超过1300人，被外国传媒誉为“东方的好莱坞”。
70年代，邵氏影院开始走出东南亚，打入世界影片市场，先后在美国、加拿大与欧洲若干国家自建戏院，或组织发行渠道，使中国影片在世界影坛崭露头角。进入80年代，邵氏公司已有300多家自办或代理的电影院发行网络，每年拍摄的40多部港产片可及时发往世界各地，对传播中华文化有莫大功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