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团给北京分公司异地员工安置的去处是其在咸城的一家下属分公司，总经理正是当年几上几下的苗胖子。
众多来自咸城的员工立即骚动起来。他们中大部分人已经在咸城成家生子，长期的两地生活早已让他们苦不堪言。
当初在北京货运公司成立伊始，很多人都是抱着在这里取得成绩后择机再平调往别的公司。而今几年下来，北京货运公司的整体框架已经形成，人员也趋于稳定，很多原本满怀希望的人并没有获得期望的待遇和地位，自然急切盼望重新开始。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基层员工。
中层员工中早就动了走的念头的人也不在少数。
林栋常年出差在外，无法分身照顾家里面的老婆孩子，生活压力很大。加上多年仍没有获得市场总监的位置，对北京已经没有太大的依恋。只是一旦回咸城，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辛辛苦苦拼出来的市场被刘总监坐享其成，却只能在咸城领低工资，这种心理上的失落可想而知。
他曾不止一次地在我跟前抱怨道：“我现在回头想想，自己这几年辛辛苦苦为了什么？姓刘的在过去几年里，时不时地来我这里看看，客客气气地谈谈业务。现在回想起来，那简直就像农场主在瞭望收成。一旦看到丰收了，就把麦子割了。”
所以，没有让他满意的职位和薪酬，他不会走。
但他即使走也会大有机会。咸城周边的市场情况和客户资源他一清二楚，回去做业务依然是驾轻就熟，且业绩可观。
出乎我的预料，当我和他谈起此次调职对他的影响最小，他却苦笑着说，自己在集团上层没有过硬的关系，回去很可能会在身为老总的苗胖子下面做事。风水轮流转，当年他挤走了苗胖子成为市场部经理，如今，却面临着在人家手下任职的命运，后果可想而知。
廖大庆也是中层干部中早就想回咸城的人。当年调来志化，他的第一目标并不是北京货运公司，而是苗胖子极力想招致麾下的人。然而，他却阴差阳错地在北京一干就是三年。期间，廖大庆换了多任领导，却一直平步青云。
不得不承认，他是职场的变色龙。尤其是当旧主与新主产生矛盾时，他会毫不犹豫地选择新主，因为他明白那才是决定其命运的真正主导者。此次回归咸城，他简直是如鱼得水。一方面，他本就是苗胖子期盼已久的人，回去自然倍受器重；另一方面，他通过业务联系，和志化集团的副总搭上了关系，交情匪浅。再加上他本人业务过硬，又是公司内稀缺的操作管理人才，简直是占尽了天时、地利与人和。
坊间传闻，他已经内定了苗胖子所在公司的副总位置。
所以说，机会永远是留给业务和关系两手都硬的高手。
和我同龄、曾在去广西调研中与我暗中较劲、后来又在同一年被提职的胡万泉这几年混的也不是很如意，先是负责的项目由于部里政策限制的原因夭折，后来又因为没有固定的部门，东打一头，西甩一鞭，业绩始终没有起色。渐渐地，他不仅赶不上王岳和张小珊的蹿升速度，甚至混得不如我了。而随着他的孩子出生，家庭生活的压力骤增，也让他不得不考虑回咸城的计划。
只不过，他和林栋一样，没有满意的位置是不会轻易回去的。
至于我自己，则根本不会考虑随便离开目前的单位——这次调动我看得很清楚，如此大规模的安置人员肯定不会有好的位置。
何况，今时今日之志化也已是大不如昔，它就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肌体，早已经失去了活力。
花总尽管被誉为绝顶聪明，但在金融危机来袭、传统产业萎缩的背景下，他并没有什么过人的智慧，集团的利润绝对值年年递减，负债节节攀升，在好年景中业绩优异的房地产公司和我之前呆过的泉城仓储分公司都受经济影响利润大幅下降。
花总前几年一味地追求利润，不寻求业务模式转型和突破是如今集团业务整体疲软的重要因素。这就是国有企业一把手的通病，他不会考虑长远利益，只会在乎眼前的业绩。
而比业绩更糟糕的是，志化集团一直以来任人唯亲、关系错综复杂的裙带关系。这样的体制下，人人只想着托关系、走后门或者安于过小日子，根本就没有积极进取的精神和配套的激励机制，全集团上下人心涣散，状态低迷。
对于我而言，在没有任何背景、全靠自己的努力获得秦总的赏识，进而被其一手提拔起来的情况下，离开秦总，我在任何一个分子公司都不会有好的位置。而且，在众多安于现状的分子公司老总中，再也找不到秦总这样年富力强、不断创新的领导。
我回去只有死路一条，多年的努力将付之一炬。
然而，北京货运公司的发展也已经出现了官僚主义的苗头：一个接一个的会议从早开到晚，部门之间互相掣肘扯皮，推卸责任，一遇到部门间配合的事情，人人头疼！能在这里加官进爵的，都是挑不出毛病的好好先生，当年创业初期那种拼劲再也找不到了。
只不过是快速的发展掩盖了所有的问题。所以，在志化集团众多下属单位中，北京货运公司还算是鹤立鸡群。
但我能明显感觉到这个组织目前的变化。各个领导都有想法，我不知道听谁的，又都不敢得罪。而秦总，我已经没有机会和他直接对话。
我自己也在变，从之前盲目地低头做事、埋头于业务转变成凡事都要看人脸色行事、政治敏感性远远超出了业务敏感性。
然而，我深知这种情况未必会长久下去。企业如果黄了，倒霉的仍然是我们这样的人。因为关系户有的是社会资源，他们尽可以东方不亮西方亮，吃完这家吃别家！
所以，在中国什么最贵？资源最贵！
我多年后才感叹谭晶晶当年的远见卓识。那些占有资源和渠道的人，不会轻易放弃。这是他们的命根子！他们有个好听的经济学名字，叫“既得利益者”。
所以，我一定要回咸城，但不是回志化，我已经做好了离开这家服务了近十年的公司的准备。
这天，秦总难得找我谈话，内容自然是询问我是否回咸城的决定。
关于此次大面积的调换咸城本地人，我想秦总有着自己的考虑。一直以来，他都渴望将业务立足于北京，辐射全国。这其中的一个重要支撑因素就是人员的多元化。然而，咸城的员工比例太大，尤其是与志化总部千丝万缕的裙带关系始终让他有种放不开手脚的顾虑和不满。
所以，才会出现上次惩戒在周五擅自离岗的咸城回家人员事件，在改革人员配置、尤其是整合咸城人在北京的问题上，秦总表现出了强势霸道和冷酷的一面。
我心知小胳膊拧不过大腿，只能小心翼翼地夹起尾巴做人。所以，当他问起我的决定时，我义无反顾地表示自己要留在北京。
我侃侃而谈道：“我从咸城出来已经五年了。回头看看，咸城人的观念和在北京的人比起来太封闭、太落后。集团公司业务发展的关键在北京，优势在北京，机遇自然也在北京。所以，我不打算回去。”
秦总显然对我的回答很满意，毕竟我是他一手带出来的人，虽然谈不上绝对的亲信，但这份亲近感还是有的。他点头道：“公司的发展机会很多，一定会给你这样有理想的年轻人施展才华的机会。我们房地产公司前几年还可以吧？那是因为市场大环境好。人家水平高的房地产公司开发项目，从拿地到销售只需要七个月。我们呢？四年！一个利润率百分之十的项目，摊到四年，一年利润率才百分之二点五，这种能力的公司在大势不好的情况下怎么会挣钱？”
我故意点头迎合道：“如果不是上市公司资金优势明显，按照我们集团的资金周转效率，恐怕光一年的资金成本就数量惊人。”
秦总道：“相比之下，我们北京公司目前的发展前景非常良好。”
他站起身来，手叉腰站到挂在墙上的全国大地图前，目光炯炯，侃侃而谈他的公司第二个发展高峰理论。
我心说，他只看到了山峰，却没有看到他带领的团队队员已经军心涣散，人困马乏。又或者，他可以按照市场化原则，继续补充新的队员。
我极力在脸上装出憧憬渴望却又波澜不惊、满怀豪情却又兼备冷静理智的神态，内心却没有丝毫的涟漪。
秦总说的种种激励人心的话我已经无动于衷。我知道我老了，不再是过去那个只听三言两语激励就可以凭着一腔热血努力搏杀的冲动青年，我更看重的是实实在在的效益。而那些伟大的战略宏图就像地球人类大融合一样美丽却遥遥无期。
也许有一天，第二发展高峰的目标真的如他所说会实现，可是，届时又有几个人能够坚持走到那一天？即使走到了那一天，又有谁会保证自己能够成为功臣而升官加薪？大多数人，不过是在重复着每天碌碌而为的工作。
尽管如此，我们仍不得不为了这个渺小的希望去勉励而为。就像我们明知道人终有一死，却竭尽全力保证健康一样。
秦总忽然转换了话题，道：“还不打算在北京结婚安家？
我没想到他会问这种私人问题，转念一想便明白了，只要我一天不在北京安家，领导就会始终怀疑我有一颗随时准备“潜逃”的心。
我自嘲地笑笑，说：“领导，北京的房价太高了，买不起啊。”
他少有地和我聊起了私人问题：“小李，如果你下定决心要在北京发展，那么在婚姻问题上就只有两条路：“要么在北京找个有钱的姑娘立刻解决生计，要么在北京找个年轻的姑娘一起奋斗！”
这本来是很清楚的事实，却让我一时接受不了：找个有钱的姑娘意味着我要放弃尊严，找个年轻的一起奋斗则意味着我要绑架自己的一生来支付在北京生活的成本。
这显然都不是我想要的生活。
所以，如果要在北京继续工作，我要么接受秦总的建议，要么在孤独中老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