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古至今，人们的生活意义、价值是与他们对幸福的理解密不可分的。幸福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如理想、抱负、兴趣、爱好、心情、习惯、经历、交往、旅游、爱情、劳动、文化、娱乐、艺术等许多方面都会给人带来幸福。概括起来说，由于物质生活或精神生活满足了人们的需要而带来愉悦就是幸福。
幸福观是历史的产物，也受制于人生观。在不同社会制度下。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生活欲望各不相同，对幸福的理解也千差万别。在古希腊的奴隶社会中，代表奴隶主阶级的柏拉图认为，物质生活的满足不是真正的幸福，而是痛苦的，人们想求得幸福，必须摆脱理实生活，摆脱肉体的欲念和愿望，使灵魂回到理念世界才是真正的幸福。这种看法的实质就是死亡即幸福，追求幸福就是追求死亡。这种幸福观是鄙视劳动的，是麻痹劳动人民的。
在中世纪的西欧，封建贵族的幸福观认为，灵魂与上帝的统一是最高的幸福，人们在人世间主要是忍辱负重，行善积德，进入天国，才能享受幸福。这种禁欲主义的幸福观是要被压迫阶级绝对忠顺，安分守已，逆来顺受。
利已、享乐、拜金主义是资产阶级幸福观的显著特点。“幸福是持续的享乐”，“幸福就是酒，美女和歌唱”。他们把人看成一架赚钱的机器。金钱是万物之灵，有了金钱也就有了幸福。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信条。
生活中一个人把什么看成是最有价值的，采取何种价值取向，直接影响人们的行动。这关系到做一个什么样的人，如何安排人的一生的大问题。对人生价值的看法是人格结构中的高层次部分。
当前社会上有股拜金主义思潮，认为金钱是万物之灵，有了金钱就有了一切，就拥有了幸福。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择手段地赚钱，整日沉湎于灯红酒绿之中。全然钝化了人的意志，模糊了人生价值，损伤了人格。
固然、吃、穿、用、住等，是人生存最起码的要求，但这不是人活着的最根本目的。人和动物显著的区别之一，就在于具有感情、思想和追求。如果一个人只满足于赤条条的来到世界又赤条条的离去，对人类的事业毫无贡献，这样的人生可以说是虚度年华。有高尚理想，把人生看成是不断奋斗进取的人，在完成功绩中，就会享受到创造的乐趣和成功的愉悦，这是最大的幸福。
当今青年。要学会掌握自己的命运，要以高尚的精神境界作为幸福的支柱，要反对利己主义和享乐至上的腐朽思想。物质生活必须伴随崇高价值的追求，人生才不是空虚的。向伟大的人生目标进军的过程，就是逐渐增长幸福的过程。无产阶级革命家感到幸福的是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萃。周恩来为人民操劳一生，“象春蚕一样，将最后一根丝吐出来献给人民”。领袖的形象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幸福观、生活的价值是人的生活历程的定向器，在他的指引下，社会化成熟了的个人，能够驾驭自己的生活活动，自觉地用自己的坚强意志，巨大的勇气和力量去实现崇高的理想，最终得到社会上积极、肯定地价值评价。
【男人成功资本分析】
一个检察长的正直人生
轰动全国的“泰安案件”，是由一起诈骗案牵扯出来的。那是1994年9月，泰安市人民检察院在查办无业游民汪德海的特大经济诈骗案时，汪犯供认，他为办理走私汽车牌照，曾向泰安市公安局副局长兼交警支队队长阎克争行贿人民币2万元。与此同时，泰安市公安局有100多名干警联名上书，检举阎克争的重大经济问题。
正当检察长公丕汉着手对此案进行调查时，阻挠来了，而且来自市委书记胡建学。胡建学先是不让调查，接着又成立了所谓“阎克争问题三人领导小组”，规定查什么不查什么，须由该小组说了算；后来又以构不成犯罪为由：提出移交市纪委处理，企图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使调查工作无法进行。阎克争案开始是由检察院和公安局各出两人联合查办的。但公丕汉很快就感到公安局提供的情况不全面，背后可能另有文章。他果断地撇开公安局，将阎克争案单独调查，并向市委要求，将此案向省委汇报。胡建学找到公丕汉，说：“不是叫你查别人吗？为什么一定要查阎克争呢？”公丕汉说：“如果这个案子办错了，你免我的职。”
胡建学对公丕汉采取了组织的和非组织的各种监控措施：不准他单独行动：不准他向省检察院汇报工作；不准他的干警到某些单位调查取证：不准扩大胡建学等人圈定的案件线索……公丕汉和检察院的一切正常的活动都必须经过有关领导的批准。面对胡建学的权力高压，公丕汉虽然不惧怕什么，但也陷入深深的苦恼之中。公丕汉一个人悄悄地跑到泰安北面的虎山上，不吃、不喝，一呆就是6个小时。四面楚歌隐隐传来，他在崩溃的边缘苦苦思索……
公丕汉是个农民的儿子，他1944年生于泰安下属的新泰县。1963年，公丕汉高中毕业，考上了铁道兵学院。大学毕业后，在铁道兵四师呆了几年，战士们的纯朴、正直和奉献精神深深地积淀在他的心底。1974年，他转业回到了新泰，1979年，被任命为纪委副书记。
1983年，新泰、新汶两县合并为新泰市。上级让新泰中层干部推荐市级领导，结果，推荐公丕汉的人最多。这引起了泰安地委的重视，经过考察，任命公丕汉为市委副书记，分管组织工作。当时两县合并，干部问题最为敏感。公丕汉不受来自任何方面的干扰，谁的电话也不接，谁的条子也不看，纯粹从工作需要出发，把干部安排得井然有序，大家都很满意。公丕汉也在大家的心目中树立起了一个公正且有魄力的形象。1986年，市委书记调走，上级让新泰自己选出新的书记。66名干部参加推荐，评议推荐了公丕汉。
公丕汉是1990年到泰安市检察院工作的。当时的检察院人心涣散，作风散漫。公丕汉首先狠抓了制度建设，接着又提出一手抓办案，一手抓队伍。他说：“养猫就是为了抓老鼠，不办案叫检察院干什么？”在他看来，抓办案可以锻炼干警，也是凝聚人心的最好办法。果然，泰安检察院的面貌为之一变，连续几年获得了山东省检察院的表彰。一位司机说：“自从公检察长来了以后，检察院就像换了一个天地一样，人人都变得那么正派。”一位刚从部队转业来的干警说：“我到这里来，就是冲着这片净土来的，也是冲着公检察长来的。”公丕汉的正直、胆识与智慧，有口皆碑。在泰安检察院，从副检察长到锅炉工，说起公丕汉，都充满了发自内心的敬意。就是在整个泰安，老百姓对公丕汉也是好评如潮。
但是，与胡建学相比，公丕汉的力量是太过单薄了。公丕汉的助手劝他：按他们的要求办理算了，别惹他们，人家大权在握，你斗得过他们吗？你得考虑自己的下场。对于助手的担心，公丕汉说：“这个案子绝不那么简单，我越来越感到问题的严重。成功与否，直接关系到我们检察机关的命运。他们有权力，我们有法律，有正义！”他又对助手说：“你负责跟犯罪分子打交道，我来对付胡建学。如果我万一被‘虎’咬着了，你们就把责任推给我，我引咎辞职，回家就是了。我是穷孩子出身，回家不仅会卖红薯，还会种红薯，没什么可怕的。”
公丕汉还郑重地开了一个家庭会议。这是最困难的日子，气氛有点惨淡，也透出些许悲壮。公丕汉看了一眼妻子和三个孩子，尽量用轻松的语调对他们说：“我这一辈子清清白白做人，踏踏实实工作，不贪、不赌、不嫖，没有任何把柄在他们手里。假如我失败了，最坏的下场无非不当官了。你们做好思想准备，咱们回老家就是。”
公丕汉其实最不喜欢当官。他甚至说：“我讨厌官场。”他讨厌官场里面那种上下左右的应酬，讨厌那些上窜下跳的人。他从不走“上层路线”，他的上司门朝哪个方向开，他从来不知道。他有一条“串门原则”：职务比他低的，他才去串；职务比他高的，则一律不去。他说，寇准不是讲过“昏夜叩门，非贤者所为”吗？谁上门向他要官，就算本来想提拔的，他也坚决不提。
公丕汉特别喜欢走进老百姓当中去，与他们交往，感受一种清新的空气。他的朋友都是平民百姓。他对百姓疾苦非常关心。他到基层去经常远远地就下车，把自己的身份隐瞒起来，走进群众中间，以便了解更多真实情况。他最容不得欺负老百姓的事情，只要一听说基层干部横行霸道欺凌百姓，就气不打一处来。对下面的干警，公丕汉也充满了感情。他很尊重群众，常常说：“群众看准的，就按群众的意思去办。”他觉得他的干警很辛苦，总是想方设法地帮助他们解决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给他们装上了电话、有线电视、煤气和热水器……，他从严治警，也从优待警。
公丕汉在农村有几十位亲人，他从不为他们谋私利。有的亲属为了化肥、煤炭什么的请他批条子，他一概拒绝，宁愿掏钱给他们去买高价的。一些亲属开始有些抱怨，可“泰安案件”后他们理解了。公丕汉对他们说：“只要我有一点问题，就不敢去惹他们，就会被他们打败。”
对于钱，公丕汉兴趣不大。他的工资都让公务员直接送到家里，他不管。他当然知道没钱生活不下去，但他更坚决地认为，钱多了绝不是好事。在公丕汉的办公室，有一条横幅，已经跟他几十年了。条幅上书——“无欲则刚”。
公丕汉身上激荡着一股磅礴的底气。这底气来自大地、母亲和人民，最终又凝聚成一种人格，刚毅、挺拔，强权也无法动摇它！
在胡建学越来越大的压力下，公丕汉的工作被迫转入地下。
他惟一的办法是依靠上级检察院，但在受控的状态下无法与之取得联系。他不能用自家的电话和外面联系，更不能单独到省里去。他只能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借用其他住宅电话向赵长风检察长汇报工作，沟通情况。赵检察长的全力支持，使公丕汉的腰杆更硬了。
1994年12月14日，山东省人民检察院在掌握了阎克争大量犯罪事实的基础上，决定由泰安检察院对阎竞争进行立案侦查，任何人不得阻止，否则将以包庇罪论处。结果不仅证实了阎克争的经济犯罪事实，还顺藤摸瓜，查出了市委副书记孔庆祥和市常委兼市委秘书长卢胶青等人的特大经济犯罪案件。胡建学慌了，他最后一招是以封官许愿提拔公丕汉进市委常委，把公丕汉调离检察院，但遭到了赵长风、公丕汉的共同抵制，以失败而告终。
在山东省委的大力支持下，山东省和泰安市两级检察院协同作战，经过前后3个多月艰苦卓绝的努力，“泰安案件”终于水落石出，以原泰安市委书记胡建学为首的一帮腐败分子因受贿等特大经济问题相继被捕，震动全国。
1995年1月29日，农历腊月二十九。又工作了一夜的公丕汉要去和他的干警们举行春节团拜会。他已经几个月没有跟大伙儿好好聊聊了。他走进会议室，掌声雷动，经久不息，这位硬汉子的双眼流出了热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