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出版商约翰·查普曼在玛丽安的生活中扮演着更为重要的角色，正是他的日记让玛丽安的诸多昔日时光得以再现。玛丽安在和查普曼的关系中再一次展现了她总是搅乱别人家庭的特点，她甚至也不能免俗地卷入争夺男人的战争。而在这场战争中，她最值得称道的地方就是能够把一段艰难的爱情转化为值得珍视的友情。
玛丽安最初遇到查普曼的时候，查普曼正住在斯坦德大街142号，和这个英俊潇洒的男士在一起的是他的妻子苏珊娜。他和苏珊娜的孩子们，以及孩子们的家庭教师——同时也是他的情妇——伊利莎白·梯利，生活在一起。苏珊娜年长于她的丈夫，身上还有不少不好的习惯。
这个家庭的收入主要依靠收取房租。玛丽安既作为房客，也是作为查普曼出版工作的助手出现在这个家庭里。自1849年父亲去世后，财产微薄的玛丽安不得不出外谋生。
（2）
作为编辑，玛丽安很快就成为查普曼最得力的助手。伊利莎白·梯利开始妒忌起来，她唆使苏珊娜共同对付玛丽安。
查普曼的一则日记，时间是1851年1月22日，记述了斯坦德大街142号一天中的日常生活（E代表伊利莎白·梯利，S代表苏珊娜）：
邀请伊文斯小姐早饭后外出散步，没有得到一个肯定的答复。E说，如果我想去，她愿意陪我一起去，于是我又一次地邀请了伊文斯小姐，说E想去，而她却粗暴地拒绝了。苏珊娜也愿意出去，但无论是E还是S都不想走得太远。我说她们可以自己做一次短途散步，我就不去了，E认为我的话是对她的侮辱，骂了我一顿，那都是些毫无理由的指责和怀疑。我的态度也很粗鲁，后来我道了歉，大家在花园里重归于好。
晚上，伊文思小姐也为她早晨的无礼向我道歉，这又引起了E的妒忌和随之而来的争吵。结果，S、E和伊文斯小姐都出去了，找霍兰德夫妇共度今宵。
一个月之后的一则日记（M代表玛丽安）：
早晨，我和S、E有了一次长谈，其结果是她们坚持认为我和伊文斯小姐过于亲近了，我们一定是相爱了。E表现得非常妒嫉，她说她可以让S从一件小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她看到我和M手拉手在一起。
第二天，查普曼的所作所为把事情搞得更糟了：
我正在饭厅写着什么，M过来了，我们自然而然地谈到了E和S的过激表现。我对她讲了都发生了什么，请她找机会和S一起谈谈，希望能抛开怨恨。E看到了我和M同在饭厅，她大放厥词，这使我一下午都在S的房间里解释，还好没有吵架。晚饭后，S终于和M一起散步，结果M的高姿态让S很不舒服。后来我也加入了她们的谈话，这时M称S是有理由抱怨的，事情总算和解了下来。
看来玛丽安被查普曼迷住了，可能真是爱上了他。在和布拉班特的相处当中，她占用了他越来越多的时间，而在为查普曼做编辑工作的时候，也发生了和在布拉班特家相似的事情，而她也经常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经让这个家里的其他女人产生了怨恨心理。或许，她并不是没有意识到，只是不屑于去留心罢了，毕竟她和查普曼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而查普曼又如何呢？从他的日记中可以看出，他乐于陷入感情漩涡之中，尽管他也抱怨他的家庭缺乏应有的安定感，乱得让他难以工作，但他却像是乐在其中。
查普曼在稍晚的日记中提到，苏珊娜正是那种会让玛丽安感到优越感的妻子：
如果她仅仅是缺乏足够的吸引力，那我们至少能在一起比较友好地生活，但是天哪，她什么都搞得一团糟，她可不是个好的家庭主妇，她总是把家里弄得乱七八糟……她最主要的读物就是小说，任何一些深刻的东西她都不愿理会，从结婚以后她就一直这样。
玛丽安和苏珊娜的和解并没能持续多久。一个月后，玛丽安被两个女人整得无计可施，只好动身去了考文垂市的布雷家里，查普曼的日记中描述了玛丽安动情的一幕：
M今天就走，我陪她去了火车站。她很伤心，弄得我也很伤心。她追问我到底对她有没有感情（我告诉她我很爱她，但我也爱E和S，尽管爱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听了这话，她哭了起来。我试着去安慰她，提醒她就要到最亲密的朋友那里去了，但她还是止不住眼泪。
即便在玛丽安走了之后，查普曼家的吵闹依然没有停止，这些争吵依然来自于玛丽安带给另两个女人的威胁感。
几个星期之后，查普曼商量着让玛丽安回来，帮他做《威斯敏斯特评论》，他已经成了这份刊物的所有者和主编。玛丽安没有答应，查普曼先是去信催促，后是亲自前往。他记下了到布雷家的一次拜访：
早饭之前，我和M一起走着，我对她详细谈起了E的事情，我说无论如何，我是希望她留在斯坦德大街的。M很伤心，但她还是说，不管我怎样来安排她，她都会无条件地服从。她同意在每期刊物上撰写一篇外国文学的评论，这让我很高兴，我把刊物大纲交给她去完成。
可以看出，查普曼在自己的工作上是多么地依赖玛丽安，而玛丽安又是多么无条件地服从查普曼的安排。但这段日记也反映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至今都没有令人满意的答案——玛丽安是不是早就知道伊丽莎白是查普曼的情妇？很难相信她是不知道这一点的。从布拉班特的例子中就已经知道，玛丽安的出现总是会给那人先前的女人造成不安，这显示了她优越于其他女人的一面。
几天以后，查普曼的日记里透露了他与玛丽安的关系的一些转变，这段日记也表明了查普曼总是在使家里的战火升级。
玛丽安收到了一封苏珊娜指责她的很不客气的信，质问她到底要住在什么地方，玛丽安又是激动又是生气，最后终于平静下来，开始后悔了……在一起散步的时候，我们立下了庄严的誓言，用它来约束彼此不再越轨。她是个了不起的女人。
（3）
从立下庄严誓言的时候起，玛丽安看上去的确把她与查普曼的关系转变为一种友谊——她是他知性的伙伴，是他不可多得的好编辑。1851年10月，她再次来到斯坦德大街，这次是作为《威斯敏斯特评论》的副主编出现的。其后两年她一直待在那儿，成为查普曼最忠诚也最有助力的朋友。1851年后的两个月的日记里，查普曼在提到玛丽安的时候是不太带有感情色彩的，尽管日记里也显示出查普曼仍然花了大量的时间和她在一起，而他也越来越依赖于她在文学及经营事务上的判断。她似乎成了他烦躁生活中的宁静的避风港。
有迹象表明，她在斯坦德大街的日子里内心深处经历了艰难的斗争，最终成功地把爱情转变成了友情。这种转变只有极少数的女人才能做到，这需要远离世俗的偏见，有能力识别出什么才是二人关系中最重要的部分并试图挽救它，并能面对某种意义上的孤独，远远地看着别的女人来享受那曾经属于她的亲密感。
这段经历给玛丽安的内心带来了痛苦，但也让她成熟起来。更为重要的是，担任《威斯敏斯特评论》的撰稿人和副主编的经历，使她向乔治·艾略特极大地迈进了一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