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
在2020年，初中毕业后的几条出路是：一、高中，这样我们可以考上大学，进而研究生，博士，以便有无限光明的前途；二、职校，可以在两年内得到工作，再上个夜校，函校什么的，也是无限光明的前程；三、直接进入社会大学，玩音乐，做点小生意，在什么皮包公司里跑跑腿，一不小心就有了名片盒，移动电话，宽大无比的西装——也是无限光明的前程。这就有了一个问题，既然都是无限光明的前程，干嘛我们非得读高中不可呢？
在大街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以前的初中同学，见了面递名片，多是部门经理副经理，还有些小开一族，我就把学生证递过去，证明我现在还不是街道闲散人员。于是就大笑：阿回，别逗了。就拉去吃饭：一个包间，一桌子菜，一个电视机吱吱响，旁边有空调吹，脚底下有暖炉烤着臭袜子——进了包房就得这么受折腾。喝着烂醉就倒在床上打嗝，用领带擦嘴，把皮鞋踢得到处都是——还有没完没了的聊天，其实就是回敬我一大堆的调侃，要不就是那些老生常谈——还是你们好呀，前途远大，不过呢——现在出来挣点钱也不错。我听见前面的高兴，听见后面的不高兴，但也都挺淡了。
还有更吓人的，我有个初中同学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公务员，穿着中山装，在办公室里坐着喝茶，每个月拿卡到银行领工资，每天下班以后就由三姑六婆领着到处相亲。而我们——就说我吧，还在和小珊玩拍拖游戏，这些都不能比，连想想都不行，一想奇妒难熬。以前大家都是一起上学，脖子上挂一个单肩书包，在屁股上碰来碰去，怎么一下子城乡差别就大了。作为高三生，受的刺激就更多。先是担心考不考得上大学，然后是愁着没钱花。职校的兄弟们都已经在养女朋友了，我们向家里要点钱，还得忍受一大段唠叨，面对这些，我只能拿出一副极为不屑的神气，这已经是我们最后的尊严。
高中时代是我们最后能胡闹一把的地方，只要你愿意，你还是可以把自己当个什么事都不管的二吊子学生，但是更多的人已经行动起来，他们开始自我修炼，认识社会，成为精英。比如阿兰就是这样，穿上套装抹了口红能冒充撒切尔夫人——我是指说话的腔调，她擅长即席演讲，说得比我还好；还特别会装模作样：开沙龙的时候什么都能谈，一无所知的话题她也能谈上半小时，而且让人疑心她是内行。我跟阿兰讨论过这个问题。我说：我感觉不到我活在高中时代。阿兰就开始笑话我，她说，她之所以对我另眼相看，就是因为我有种不顾一切往前冲的劲头，看似老练，实际是个愣头青。我叹口气说：但我们毕竟生活在高中时代呀，我们有义务让自己表现得像个高中时代的人。大家都拥抱着青春，雄姿英发，我一个人神经兮兮地卖着这张老脸，不大好。阿兰就说成熟是美——她从小就崇拜那些倾城倾国的美人，尤其是那种不老容颜型的美人，永远停留在人生最美丽最成熟的季节，比较有个性。我一想我们又不是千年王八，老是成熟美丽，享受不到儿时的淘气和年老的睿智，这算什么。我就说我原来是这样的呀——这种生活方式很好吗？阿兰突然就柳眉倒竖：你以为你是谁呀，我拍你马屁一直要拍到死呀？然后就跑了，我认识的女孩就有这个特点：正谈到兴头上，她们就跳起来跑掉，满脸不高兴，像是受了什么莫大的委屈似的。
在高中时代里面，巧妙老练的恭维到处都是。在同学家玩，遇见一个会说话的朋友，他就会笑吟吟地把你介绍给大家，其实你刚在家里挨过骂，骂你不务正业败家子一个，经他这一说，你就成了个大腕，有某某特长，有某某特点，对某某问题有独到见解，大家都在意地听着，用了打量新鲜货的眼光来打量你。然后你们开始对某个问题作了严肃热烈的讨论，大家都一旁听着，俨然一对专家搞座谈，谈的时候你不时会获得无条件的赞美，所以你也挺高兴，但回来以后就不怎么高兴，玩也没玩成，就表演了一回庄重，生硬得很，觉得自己有点傻冒。这世界就这么荒唐：装聪明的人很傻；会装傻的人才真正聪明。还有一个打招呼的事，也烦，遇上认识的人，总得点点头，嘴里还得说点什么，无外乎吃了没有（几千年来咱们就惦记这个了），上哪儿去，干什么，等等。别人的回答你听不清也记不住，但是脸上要带着笑，烦得很。我也不是不愿理人，只是嫌麻烦。这时的救命稻草就是一个漂亮拍拖，两人挽着手，做出一副甜蜜蜜咸腻腻的模样，什么人都可以装着没看见，昂首挺胸地走过去。
在高中时代里面，我们有好多完美无缺的偶像可供崇拜。他们的事迹我们耳熟能详。平时没觉得怎样，只是怀有敬意，有时就会很惶恐：老师上课上不下去了，拿出来当作戒尺教训我们。随便叫出一个响亮的名字，然后就是一大串了不起的事迹：少年天才啦，勤奋刻苦啦，多才多艺啦，这个奖那个奖啦。让我们觉得自己都是些废物点心，乃是造农家肥的机器。尽管有时我们也注意到老师有点张冠李戴，夸大其词，太过戏剧性，我们都没在乎——我们愿意相信世上有这么好的人，天塌下来有他们顶着。虽然这个世界无疑主要是他们的，我们还是希望在他们光芒四射的时候也有我们生存的空间。老师就不满意，嘴里没遮无拦地喊：赶！帮！超！挥舞着马鞭要我们有所作为，我们的意见是：要我们拼命，总是让我们知道自己会被修理成什么样子才行，要是他们提供的生活对我们没有吸引力，再怎么鞭策也是白搭。在这种心境下，听老师说教，列举种种偶像，我们学会的不是忌妒，而是漠然。
我自己有个关于偶像的小故事是这样的：那次我单枪匹马跑到大都市去玩，按照学生旅游那一套省钱的办法，坐最便宜的交通工具，吃最起码的伙食，有一次玩到很晚了没地方住，就去网吧过夜。在网吧里，坐我旁边那人身上味道特别难闻，玩的是什么反恐精英，声音开得特大，嘴里咋咋呼呼，我一晚上就没怎么睡好觉。早上九点多，我们一起吃泡面，边吃边聊，聊了一会发现是老乡，还是校友。他告诉我他是附近一所大学里的学生，我说你们今天没课吗？他说学校里开的课没什么意思，早就不上了。我说大学里大家都在干什么？他说就是玩游戏，考试，泡妞。我说有意思吗？他说没意思，真是没意思。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我说那就干点别的有意思的呗。他嗤笑一声说我们那小地方只注重分数，教出来的学生除了考试什么也不会。我本着热爱家乡的态度对他的话猛烈批驳，我还举出好多前辈——我们学校引以自豪的种种偶像。他听了只是笑笑，我对他的态度极为不满，就举出我校多年前涌现的一个牛X学生，该前辈有小徐志摩之称，三岁背唐诗，十岁写宋史，中学时更有数百万字的小说问世，各科成绩也很好，据说前辈额头上有个疤，是创作苦思的时候笔杆压出来的，大概凡是天才都得有个记号，方便从普罗大众中择出来。该伤疤在以后的传说中一次次被神化，我们那几届的学生都以知道这块疤的准确形状为荣。据我了解，那块伤疤在前辈的额头中间，呈规则的奥运五环状，象征前辈更高更快更强生命不止创作不息的精神。他一听就愣了。我以为他是没词了，就得意洋洋地说：兄台，小地方怎么了，千万别自己看不起自己。他后来缓缓的说：人都是捧起来的，捧着捧着就摔了。我也没弄懂。后来他带着我去巴士站，我上了车，他在外面里对我撩起头发，露出了一道三角形的伤疤，我还没看清楚，车就开动了，我也不知道他是回网吧了还是回学校了。经过了这一课，我变得比较谨慎，别人对你说的坏话，宁可信其有；别人对你说的好话，宁可信其无。遇上传说中的家伙千万别自惭形秽：人都是捧起来的。
§2·2
我们好多高中同学都试过跳槽。一般都是两个人一起跳，女生上文科班顶不住压力了，出来把拍拖找着，说：不读书了——干不干？然后两人双双出去打工，开夫妻店。闹了一阵后都觉得没有意思，吵上一架，又回来读书，而且脸上添了若干的傲气。看到这种情形我也没觉得有什么好笑，只是有点儿厌倦。看到我们的苦瓜脸，学校深为不满：你们还要什么？你们得的自由还少了？我们连拍拖的自由都给你们了，你们还有什么话说？——我们也吼不过他们，从理论上讲，他们活他们的，我们过我们的，他们对我们并无敌意，只不过总是防着我们一手，对我们的意见不予重视。出于对我们安全的考虑，他们要管着我们一点，但是我们就感觉被剥夺了自由，我们把这些谈出来，期望得到理解和帮助，但是学校（尤其是鞠老师那样的人）就会向我们大声咆哮：感觉是最不可靠的事情！不要相信感觉！要相信老师，相信组织！但是感觉就实实在在作用在我的身上，我没法不相信它。除非让我相信自己是个神经病，或者小时候被武林高手打了一计七伤拳，后来虽然被神医治好了，但是身上的神经都接错了地方。但是这么一想就太没劲了。所以我只能相信有些东西是确实存在的，比如不自由的感觉，它就像是有个谈不来的熟人形影不离地跟在你身旁，相互之间没什么可说的，却又必须顾忌他的存在，虽然还能忍受，但就是没劲。
从宣传口径上讲，老师应该是知识分子中的精英之辈，但是老师们从师大毕业到学校报到，经过了重重分流，实力有所削弱，剩下的全都致力于远程教育，就使得我们感觉够呛。但是又无法阻止老师上网，原因很简单：教学生很受罪，很受累，事也多，钱也少，成就感相当小；搞远程教育就容易出名，一个月在网上泡着，写点文章讲点课放到网上去，就能弄着钱。所以上完课就急急忙忙往有电脑的地方跑。我听说以前女老师偷闲打的都是毛线衣，现在偷得闲来全在玩掌上电脑。经过一段时期，老师们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变异：头大眼睛小，手指比较灵活，反应很是迟钝，在学术研究上颇为自负，在人际关系上较为弱智，作弄起来都不够玩的。当然，他们也掌握了一些简单原则，知道如何说话才能不违反宣传口径，符合为人师表的身份。自古以来，知识分子就面临两个极端的选择：一个是学问很大，但很天真；一是学问很小，但老奸巨猾。如果学问不大又不够阴险，心里就会很烦，牢骚就会很多。据我看老师们是在向前者发展，这是好现象。之所以我们还未能夺他们的权，就是因为有鞠老师这样优秀的政工人员在，我们还翻不了天。
在教室里坐着听课的时候，有一种虚度青春年华的感觉。前面是一排瘦骨嶙峋的脊背，上面是老师的一张梦游脸，说着一些怎么也灌不进耳朵的梦话。在我们的年龄，出过一些比尔盖茨，十六岁就赚到了第一个五千美元，我们就只配坐在教室里玩铅笔……老师在上面讲了一个小笑话，天知道有什么可笑的地方，但是得微笑、鼓掌，这是交情。我也有脑子，有胆子，有把子力气，惯于想入非非，到现在一事无成，这种事你让我怎么甘心。怎么，老师又在活跃课堂气氛？微笑，鼓掌。一想到自己上了大约两万节这种课，都有点不寒而栗。我在教室里坐着的时候，就一边翻开一本习题集，一手在纸上画着凋零的树叶，把一页题目看完，我长叹一声，一个个填上答案，待会数数我画了多少片树叶，就说明我做了多少页习题。
除此之外，我还给自己留下了一点私人研究时间，主要是研究一点人工智能问题。我们都是未来的主人，不懂一点专业是不行的。现在中国的问题比较多，正是我们大显身手的时候。后来我学了写程序，我妈就说：咱娘俩熬出头了！——她以为我从此就有了门正经手艺。刚开始的时候我也不负母望，一心扑在上面。后来就走火入魔，比如写程序，其实一点用都没有——比尔盖茨都给编完了，我还在瞎编：把自己锁在屋里，在键盘上摁来按去。我学电脑的时候，大家都土得掉渣，没什么WINDOWS编程的概念，全是在DOS底下瞎混，最酷的就是写个内存驻留输入法，还有可能把硬盘给写坏。我就把机箱盖敞开着，硬件出了事我好拔——与此同样，我妈拿着棉球止血带什么的在外面严阵以待——我妈以为我弄这些电啊芯片啊什么的跟做实验是一个意思，会出事故——她好来救我。我知道了就经常拿这事和我妈开玩笑，我妈就不高兴，说：没良心。
我学电脑的事传出去，就有些事情找到我头上——让我去参加一些竞赛。为了能继续玩电脑，我都参加了——参加竞赛一点意思都没有，题目枯燥无比，什么算法浪费代码就出什么。那次初赛里我得了满分，又去复赛，第一道热身题是要写个会出填字游戏的程序，还要能打勾打叉。我就在电脑上画了一只长得很聪明的小狗，答对了它就会“汪汪”地叫，同时摇摇尾巴；答错了它就“呦呦”地笑，眉毛一耸一耸。编完了我觉得挺好玩，就老叫它叫，主考的一个矮胖子过来看了看，又问了问，最后说：不要多管闲事。这句话的意思可能很单纯，可能很复杂，直到后来知道了这位老师是属鼠的，我才算有点明白了。
直到现在，我还在编那个小狗程序。它会干好多事情：把它写进启动里面，开机的时候，它就会出来耍上一阵子把戏，有时是滚球，有时是双脚直立。我要调一个文件，把文件名打进去，小狗就由远及折地跑来，嘴里叼着一张纸，响亮地叫一声，屏幕一闪，切换到写字板；我要删除一个文件，它就会叼出一个小纸团咽下去，轻轻地打个呃儿。我要和它说说话，屏幕下方就会弹出一个对话框：HELLO，我是汪汪大笨狗，你呢？我键入：我是阿回大笨熊。它就说：谢谢，你的名字很好听。同时，它的眼睛一眨一眨地看着我。深夜的时候，我就耷拉着脑袋在电脑上画小狗，电脑作图要用鼠标，和用笔的感觉完全是两样，有时握着鼠标捅来捅去捅不出来，感觉自己真是手比脚笨。一张画完了，接着还有下一张，这事干熟了也没什么，关键是要打好草图，弄完了让小五帮我上色。为了能让小狗动起来，我又写了一个能播动画的程序，事情就更复杂了。程序的功能越来越多，我的野心也越来越大，想要加上全程语音系统，让小狗会说话，把电子宠物和多媒体结合起来，以后我的电脑上就用它当文件管理器，不用什么“WIN95”那些没个性的瞎鸡巴玩意。
小珊到我家来玩的时候，我打开电脑给她看了一些素描图，其实我应该请她看看电子小狗，挺可爱的。这也不算遗憾，小狗的某些表情与我酷似，要是被她看到这些，她想起我的时候脑海就会浮现出一张怪模怪样的狗脸，这种情况是应该避免的。
在学习上，我还有一些事情始终没弄明白。比如，大家都知道，要学点东西尤其是要学有所成，应当有非名利性的动机，应该一心想着弄懂弄通，不要把学习和名次啦面子啦物质奖励啦连在一起，我们的老师们现在就习惯把它们连在一起。我希望抛开世间一切羁绊，认认真真学点东西，让自己变聪明，他们就会用白眼珠子瞪我；我希望在学习中能找点乐子，他们就拿个话筒在我耳边嚷嚷：学习要刻苦，学海无涯苦作舟！寂莫正是读书时！这时我还要说我喜欢读书，我就是个大头傻子。但是除了读书又没别的事可干，我就只好这么委委屈屈地读了下去。
以前我在酒吧当WAITER的时候，认识了那里的DJ，说他是DJ他又从不吱声，只管打碟。这位老兄头发长得已经看不出多大岁数了，衣服松松垮垮，给人一只旧袜子的感觉。平时不大说话，放音乐的时候就很投入，闭着眼睛摇头晃脑。我找了个机会向他套词，他睁开眼睛：小子，你有十六岁了吧？我当时正是十六岁，因为个头高，跟老板说有十八岁，这才混了进来，不知道他是怎么看出来的，弄得很窘。他问我喜欢谁的歌，我那时对歌星一个都不感兴趣，就胡蒙了几个。他又问我喜欢他们的什么地方。我就混说一气。他听了也没生气，给我放歌，侃侃而谈，谈到他组织的一个乐队，还说主唱病死了，问我想不想试试。
当时的想法都挺怪，比如主唱死了这件事，在我看来就很有诗意，年轻轻怎么就病死了，不愧是搞艺术的。在我眼里，主唱之死和英雄之死有相似之处。
后来那个DJ把我带到乐队里去，一共五个人，全是长满头发的旧袜子，他们都很欢迎我，我也高兴得要命，一时半会我手里塞满了糖果和烟卷，我小心地放好它们，就去摸他们的乐器。我原来以为乐器是些碰碰就响的东西，但那些东西里被我弄响的没几个。DJ队长拍拍我的肩：来吧。
DJ队长对我很严格，一会要我拼命用尖声音唱；一会用哑嗓子唱；一会要怒气冲冲，要把声音从鼻子里哼出来；一会又要我把嗓子完全吼哑，单听从嘴里出来的气流。说是什么一个乐队要成功，关键是要能磨合出自己的风格，我也乐意看看我到底能弄出什么风格，但是每次排练都是这一套，唱了小半年，反正就是没磨合出来。接下来我也长了点本事：能学各种音色，什么唱法我张嘴就来，从罗大佑到张学友都能唱得很像，经常有人惊喜地反映我唱歌上句像赵传，下句像莫文蔚，我琢磨着以后或许能去出流行歌曲的翻唱带，挣点小钱。
他们教了我一点吉他，一点贝司，学得最多的是键盘，我们没有鼓，鼓声都是用键盘模拟的。后来我们在街上玩HEAVY METAL，碰上了公安局要搞什么整顿，请去蹲了会墙根。我是被一个小警察抓住的，路上的时候很挨了几下，他大概也是第一次参加行动，其兴奋心情我能理解。他把我揪到另一个警察大叔面前，炫耀似的说：这个最小。那位大叔问了我几句，一会儿就明白了，白了那小警察一眼，要他放我走。那小警察骂骂咧咧把我推到门口，正要补上一巴掌，DJ队长从后面把他推开，给了我一点钱，让我坐车回家。他们在里面被怎样了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敢去找他们。直到三个月后我才遇上DJ队长，他告诉我又有一个吉他手死了。我也没多想，看来是一个接一个，我是最后一个，不着急。队长说其他人都着急，乐队解散了，我也没处唱歌了。他把那个吉他手的吉他送给我，DJ也不当了，就走了。
回到高中时代学习生活了一段日子后，这些事也慢慢淡出了。他们叫我唱过的二十多首歌，我现在断断续续能记起来的只有四五首。有时还能凑合写个曲子，渐渐地都丢光了。剩下的就是他们留给我的可笑风格：永远执迷不悟，永远热血澎湃。我抱着吉他充满感伤地记下这些，只是想说明，人都也会有盲从的时期：人都是这么过来的。
§2·3
学校里有两大学生组织：其一是学生会，历史最长，也渗入了根深蒂固的官僚习气，表面上嚷嚷着给同学们办事，骨子里百分之百听命于学校；其二是文学社，是二十年前一位高人及其追随者的辛苦经营。想到历史上大名鼎鼎的武昌起义就是湖北文学社一手搞起来的，我们也希望在我们手里能办成什么大事，但是基本上没干成什么事，学生会也没有。
具体分析一下两派的实力，我们看到：学生会树大根深，惯用的手段是垄断。文学社搞了个星星诗歌小征文，还搞了文艺讨论会，我们几个几天几夜没睡写按语、出专刊，刚造出点影响，学生会就急急忙地搞了个梦幻杯大征文，还联合了好几所的中学，参加者交十元报名费，每篇来稿都按先后给个号码，投稿完毕就开幸运号码，梦幻大奖是THINKPAD；二奖是最新款耐克鞋；三奖也能混辆捷安特。把奖一开，高仓健们把稿子往废纸篓一倒，就算完事了——又省事又省脑。我们眼着眼馋，却不能学人家的样——我们没有钱。文学社搞诗歌朗诵会，学生会就搞卡拉ＯK大奖赛；文学社搞校园诗会，学生会就搞豆蔻选美；文学社搞读书活动，学生会就搞炒股大行动。我们越来越寒酸，他们越来越有钱。我们是认认真真闹一阵，只能对现状有些许改变，他们是热热烘烘闹一阵，什么都改变不了。后来我们也开始胡闹，但已经是后来的事了。
出刊是文学社的常规活动，这件事在今天变得比较容易，我们做好每期的主页；输入为数不多的稿子；设置字型字体；添点花花绿绿的插图；最后附一首能自动演奏的流行歌曲，就可以放到学校的校园网上去。有时候我们没有足够的稿子，或是没有时间输入稿子，这也没什么，从其他网页上COPY几篇下来就行了。因为这样的原因，校刊的质量就很糟，因为也没什么人看。作为补充，我们动员同学们在校刊上发挥创造力，大改特改，比如把“司法部门”改成“私法部门”，把某领导讲话的照片换成搔头弄尾的明星照，再敲掉两颗门牙。这样一改就会有点看头。但老师们又会跳出来搞清洗、打黄扫非。与此同时，有些真正值得一看的地下刊物经我们的手制作出来，广为流传，让我们深以为傲，对外却只字不提。
为配合学校狠抓学习，这些活动牛年马月难得举行一次。这样同学们都有意见，所以两家就联合向上申请开大会，学生会说现在人心不定了，工作也难做了，非常需要老师来压一压；我们说现在同学们浮躁非常，除了发愣什么事都不会干，迫切需要老师开导开导。于是老师批准，开大会。日正中天，同学们搬个小板凳在操场上黑压压地坐了一大片，想打瞌睡连个趴的地方都没有，老师在主席台上唠唠叨叨地要把人逼疯掉，我以前也听过大会，是难受。我们和学生会的人跑来跑去，跟老北京戏园子的小打杂一样，送湿毛巾，因为开大会有人中暑晕倒是常有的事。大会要开四五个小时，要广泛地涉及升学就业学习纪律环境卫生文明礼貌国内外形势等等话题，实在没有谈的了就谈谈计划生育——顺便宣传一下基本国策，但也要说上四五十分钟。开完大会，人也晕得差不多了，就会安静一个时期，觉得没什么可抱怨的，就是傻愣愣地不大自在。学校和学生会看到这种情况就比较高兴，因为一切正常；我们只是松了口气，不怎么高兴——如果能给我们点钱，我们可以把事情处理得更好：出几期轻松的小报；在广播站里搞几个小节目；课间弄个点歌台；到外面出去搞演讲辩论篝火夜营扭秧歌都行——总得让大家有得看有得听有得玩才不会发愣。但是学校和学生会就不这么想，学校说：你说你有办法解决学生发愣的问题，只是没有钱，要是你们有了钱，你们还会去想办法么？——这话也有道理，学生会有钱，所以就什么办法都不用想，一切用钱开道就行了。学生会还会说我们的坏话：不就是想弄几个钱嘛！——文学社什么借口都找得出的！——但是他们从来都没缺过钱，体会不到深度便秘的感觉。这样我们就一点办法也没有，大会也就这么一次次地开了下去。如果不是因为总是断不了根，其实开大会也很好，既省钱又省脑——顶多只要出几条毛巾钱。
有关我们文学社的内部情况，我只能简述如下：从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是一些很有艺术气质的人，整天都在孤芳自赏，自我感觉非常好；从另一方面来说，我们是一群乌合之众，除了讲义气一无可取：几乎所有的人都是闯了祸立身不住才进来的。把闯的这些祸归纳起来，无外乎“不听话”，特别是不听老师的话：有和老师比赛写情书大败了老师进来的；有写了一两篇跟学校闹着玩的混账小说进来的；有在课堂上给老师画裸像进来的；有问下流问题把老师问得面红耳赤进来的；有欺负了教师子弟进来的；有被教师子弟追求未遂进来的；有老师一贯看不顺眼进来的；有老师突然看不顺眼进来的。就这么往下写难免会落入某种俗套，我把我自己的情况交待清楚就算了罢。与弟兄们比起来，我的资历很浅，能当上文学社的老大哥不是因为我以前非常惹人嫌，相反，以前我是个很乖的孩子，非常乖非常乖的那种，脸皮也很薄，我以前的同学都知道这一点。我之所以加入文学社还当了老大哥，是受了文学社前任老大哥的蛊惑。这位仁兄以前和我很熟，在我面前也没什么架子，有时就和我谈谈他那一套文艺主张，但是也就到此为止。那次他考上大学了，我去送他，聊了一阵以后他对我说，他在高中的这几年，虽非轰轰烈烈，也不是平平庸庸，所以对自己还算满意，现在还有一桩心愿未了，就是文学社的下任老大哥人选。他说他很看好我，说我有种艺术气质，文学社要是有了我，一定能够发扬光大。我要是乐意干，他一定力保我。这些漂亮话当时就把我给迷住了，燃烧起万丈雄心，糊里糊涂地坐上了第一把交椅。现在我已经当了一年的老大哥，也组织人马与学生会打了几场漂亮仗，获得的总的评价还不错。但是我也清楚地认识到我落入了那位兄台的圈套，要是我现在碰到一个才华横溢精力过剩的男生，也会把一样的漂亮话说给他听，只要他喜欢，我还可以讲得更动人些，然后就把这个烂摊子一股脑推给他。公允地讲，我对兄弟们的才华都有较高评价，但是现在我们什么也不能干，除了跟学生会捣乱。作为老大哥，我想不出办法来带领大家走出这片沼泽，我每天都在看着许多天才的智慧被白白浪费掉，我无法摆脱深深的内疚感。为了让大家不感到无聊，我只能把邪火泄在学生会的头上，因为学生会也一直在做同样的事。我们的分歧在于，学生会认为高中是我们的黄金时代，因此就有必要让一切都成为完美中的完美，积极中的积极，也不去想想到底做得到做不到。我们所持的理由是：人不能老是在正面中生存，也得有点反面的东西，这是自然之理。否则，正面的东西接受多了，也会不由自主走向反面。他们就认为难于理解。等到他们犯了错误，他们就理解了，而且加入了文学社。这说明人在骨子里是一种很虚荣的动物，没倒霉的时候总是认为自己能够爬到顶点享受荣华富贵，一旦倒了霉就什么都看不惯，捏着鼻子沉下去。话又说回来，人积极一点没什么不好，年轻人应该积极一点，我们的问题只是不知道该向什么地方积极，所以我的脑子又乱了。
作为文学社的老大哥，我的使命就是率领文学社与学生会作坚持不懈的斗争。因为整个学校里的聪明人不是文学社的就是学生会的，他们需要一点高级的智力活动。这是单纯的课堂学习所不能满足的。一位伟人曾经说过：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与人斗其乐无穷。我们在彼此的斗争中体验到了极大的快感，给校园内外增添了若干活力。据我所知，除了老师，只有两个人对此感到不满，一个是高仓健，另一个就是我。因为闹出了点事责任都在我们身上，而且学校急了也会破罐子破摔，关我们禁闭，把我们批倒批臭。派系斗争中当然会有些尔虞我诈的丑闻，同学们也会对我们嗤之以鼻。但是我们还是要斗下去，这是因为我们之间已经有了仇恨。从表面上看，学生会都是些大好人，他们品学兼优，德智体全面发展，但是由我们看来就十足可恶，因为他们是学校的帮凶，总是力图把我们的生活搞得毫无生趣，用各种各样的正面教育充斥我们的视听，把各种各样的正面榜样塞进我们的生活，同时一点儿也看不起我们。如果一个人在生活中体验不到有趣，他就不会有活着的感觉。另外，学校就是护着学生会，他们有钱有势，趾高气扬，这就构成了仇恨的全部理由，我们的斗争方式很直接，气势宏大而且富有幽默感；他们的回击就一点幽默感也没有，只是善于向老师打小报告，搞众对一的围殴。我们认为他们阴险，他们认为我们野蛮，总是谈不到一块。一般地说，同学都还支持我们，因为学生会实在可恶，但是支持又不能当饭吃，我们不能叫同学们陪我们一起去打群架，也不能伸手向他们要钱，学生会就这两样坏事都干：见到个肩宽体圆的同学就拉他进体育部，就为了打群架的时候能占点便宜。学生会的收费就更多了，全校学生每月都会收到一张帐单，上面写着这项活动又得交多少钱，那项活动又得交多少钱，学生会的会费又得交多少钱，学生的公共基金又得交多少钱。天知道这些钱都用到什么地方去了——学生会自己也承认有时候是在乱收费，因为学生就好比奶牛，要多少钱都是可以挤出来的，他们有一整套收钱的班子，就像我国的税务部门一样天网恢恢。但是只要你是文学社的，除了学费其他的就可以一律不交，他们也不敢来问我们要，道理很简单——他们还想保住鼻子和肋骨。
在高中时代里，有两种人值得佩服，一种是高仓健之类的死硬派，他们从不逾矩，刻苦学习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要打架也是偶尔为之。除此之外，他们从不生出拍拖的念头，因为已经有一大帮女生为之倾倒了。另一类是阿兰小五这样的实力派，满脑子的鬼点子，社会关系广，能力很强，野心很大，人又聪明，虽然从不用功名次也很突出，面对异性总能找到些带着挑逗性的话来说。这些是纯粹的优秀分子。我就不知道我值不值得佩服——我没有高仓健那么好的克制功夫，尤其是不能克制自己的好奇心，另外，枯燥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灾难——我也无法忍受。我也没有阿兰和小五聪明——他们活得很轻松，很有劲，我就活得很累，很无聊。我虽然位居他们之上，可总掩饰不住对他们生活的向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