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富国
摘要通过历史资料的翻阅，对古朝那县域的周边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变迁及变迁规律作略考；彭阳是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西汉至北宋时期，居住在茹河上游安定郡朝那县的皇甫家族，以其文韬武略活动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世界中医鼻祖、医学家、文学家皇甫谧就出生在这里。
翻阅历史资料，考略古朝那县域的周边人文环境、自然环境变迁及变迁规律，任何事物的发生和发展都不是偶然的，无不与孕育它的人文生态环境相联系。生态环境的恶化不能征服一个民族，却能毁灭一种文明。被漫漫荒沙埋没的罗布泊和楼兰国留给我们的不只是一首凄婉的绝唱，更是一座警醒后人的旷世巨钟。驰骋欧亚的成吉思汗汉，绝不会想到当年水肥草美的伊克昭盟会变成荒漠；雄心勃勃立志统治万邦的西夏先民，更不会想到他们苦心经营的统万城会被毛乌素沙漠替代。而流沙掩不住的残编断简，至今仍昭示着它的那昙花一现般的魅力。
秦昭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秦灭义渠戎国，设北地郡，在今彭阳县古城镇置朝那县，县域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以古城为中心的今彭阳全境、平凉市北部及镇原西部、环县西南的部分地区。
古朝那县的中心区域彭阳是一块古老而又年轻的土地。说她古老，早在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这里就有先民群居、繁衍、生息，是宁夏南部有人类活动最早的地区。从秦汉至宋元，彭阳县境内先后设立朝那县、黄石县、长城县、长城郡、白池县、百泉县、东山县、广安县、广安州和彭阳军城之建制长达1700多年；说她年轻，1983年经国务院批准，由原固原县析置彭阳县，重建县置仅23个春秋。
彭阳地处我国西北要冲，屏藩中原，连接边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为历代兵家必争之地。秦长城、汉城廓，唐宋城堡，明清驿道、监苑，历代烽燧，遍布全境，故址犹存。彭阳还是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西汉至北宋时期，居住在茹河上游安定郡朝那县的皇甫家族，以其文韬武略活动在中国历史的舞台上，世界中医鼻祖、医学家、文学家皇甫谧（公元215～282年）就出生在这里。而魏时期的田弘（公元511～575年），智勇兼备，身经百战，上赠周柱国大将军。
一、古朝那县域周边人文生态环境
据史料记载：宁夏南部山区的生态环境，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清水河纵贯南北，流经地域水草丰美，鸟兽繁衍。早期的人类正是利用山地和森林之间的河谷地带从事原始农业生产。当时，高原川水（今清水河）水量足以航行载粮两千斛的大舫，庞大的船队可顺流北上。经过秦汉时期的移民戍边到清代大量“安民”开垦，这种由牧转农的大规模垦植严重破坏了植被，加剧了水土流失，加速了沙漠化进程，使生态系统失调。至中华民国时，这里已是山高水寒、风劲土燥，地瘠土薄。
秦汉时期朝那县域周边宁夏的生态环境。宁夏地处亚洲大陆腹地、中国内地西缘，在以牛马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古代，是中西交流、东西方文明汇聚的十字路口。北邻漫漫戈壁和欧亚大草原，南接黄土高原。当北方好战的游牧民族屡屡南下西移，南方的黄河文明北移西进时，宁夏南北的地理位置便为这两大文明提供了撞击、融合的历史舞台。
宁夏地理位置所以重要，一是由于宁夏北部平原地区（亦称河套地区前套）位居荒芜的阿拉善高原和鄂尔多斯高原之间，为一天然凹陷盆地，后经黄河泥沙淤积而成平原。在古代中原汉族和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势力扩张时期，前者可在此引水灌田、筑城设防，建立遥控大漠、拱卫关中的桥头堡；后者则可在此驻牧休息，进而威逼关中长安。尤其在汉唐时期，农耕的汉民族经济、政治、文化中心在陕西关中地区，宁夏的区域战略位置备受关注。因为宁夏南部距关中仅数千米，若游牧民族骑兵长驱直入，则数日即可兵临长安（今西安市）城下。可以说，在中国古代北方地区农牧民族持续对峙的“冷战”时期及由此衍生的战略格局中，宁夏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已成为双方的必争之地。而正是这种政治地缘优势与农牧皆宜的自然环境相结合，形成了宁夏及我国西北地区吸引游牧和农耕人口竞相迁入的强大动力。二是在中国北方地区，大兴安岭以西，阿尔泰山、阴山以南，燕山、祁连山、阿尔金山以北是一条内陆草原地带，古代许多游牧部落在此驰骋东西。他们从蒙古高原阿尔泰山脉或准噶尔盆地进入哈萨克斯坦，再经里海北岸、黑海北岸到达多瑙河流域。这条横贯亚欧的草原之路也是古代几度引起民族大迁徙浪潮的通道，它穿越中国北方，在其中段即从河西走廊到鄂尔多斯和阴山南麓的漠南草原，处于连接东西和南北通道的十字路口，向西通过居延海南部可以进入天山北麓、阿尔泰山南麓草原直至伊犁河流域；向东沿阴山可达呼伦贝尔草原；向北通过蒙古草原到达贝加尔湖附近；向南过黄河可直通中原内地。贺兰山正是位于这一十字路口，贺兰山下的宁夏平原及其南部地区也由此成为古代中西交通的要道。早在汉代就有著名的回中道，南起回中（今陕西陇县西北），经萧关，北抵安定郡（今宁夏固原），这是关中地区西北方的重要通道。著名的丝稠之路北段中路经过宁夏南部，盛唐时被称为长安—凉州北道（在今宁夏境内近200公里）。当时的朔方节度使所在地灵州（今宁夏灵武）至长安有一条长灵州道。利用这些交通路线，无论是北方游牧民族还是中原关中的汉民族，一旦占据宁夏各主要城隘后，随时都可驱兵深入对方腹地，或者以静制动，利用庞大的军队给对方以心理威慑。这一点中原王朝的皇帝们可谓心领神会，他们共同的杰作就是长城。宁夏境内的秦长城、明长城以及点缀于贺兰山前河谷、荒漠之中的城堡，便是不同历史时期宁夏政治地缘的具体体现。
地处两种优势夹击之中，决定了宁夏地区势必成为汉民族及各游牧民族人口，特别是军队迁入的高强区。同时，古代崛起于阴山山麓的草原游牧文化和兴盛于关中中原的农耕汉文化，作为两种外部人文因素，凭借各自强大的军队实力，为各自的政治经济利益，给宁夏区域文化的发展序列予以极大扰动，其明显标志就是农牧民族历时千余年的人口大迁徙。
二、古朝那县域人文生态环境
根据文字记载及考古岭儿沟遗址发现，在迄今3万年左右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今彭阳县境内已有人类居住。由秦汉到明的1800多年间，彭阳县（古朝那县）境的自然环境尽管以干旱、半干旱黄土丘陵为主要特征，但由于该地区生态系统十分脆弱，对人为的扰动作用非常敏感，尤其是以农业为主的汉族移民的大量迁入，植被、水系等基本的生态条件都曾发生过多次较大变化。
原始天然适合农牧经济活动的环境。这些特征主要包括地形、河流和植被。它们作为本区域文化发生、发展的环境条件，千余年来，除地形、河流外，只有植被发生了质的变化。一是地形、河流。根据经济区域划分，古朝那县域为黄土高原，其相邻地区，以六盘山为界，以西为陇西盆地，海拔多在2000～2500米间，梁峁起伏，沟壑纵横；以东为陇东盆地，海拔在1400～2000米左右，以黄土塬、台地为特点，向北于我国西北干旱带接壤，沿清水河以黄河为界，距毛乌素沙漠不足300公里；向南不足100公里以泾河为界，河流两侧有川地和塬、台地相间分布，既有适合人工灌溉的农业用地，又有适合畜牧的山地丘陵。直到今天，仍是这一地区发展农牧业经济的核心地带。上述地区尽管地形千差万别，但都处在中国北方传统的农牧混杂区内，有着相似的区域发展历史，在典型的北方草原地带与黄河冲积平原起着缓冲带的作用。二是植被。根据相关资料及出土文物，古朝那县域及其相邻的甘肃陇东地区是马家窑文化与齐家文化遗址分布的中心地区。现代孢粉分析，这里在全新世纪中期植被是以桦树、松属为主的常绿阔叶混交林。1998年，在彭阳县古城镇出土的古木残骸（高7.2米，小头直径0.45米，地径周长2.3米，现经防腐处理矗于彭阳县城茹河生态园），也证明了这一点。西周、战国时期，这一地区为从事牧业活动的戎族占据。到秦代，出了一个历史上有名的大商人乌氏倮，《史记·货殖列传》载，乌氏（今固原）倮以牧畜致富，她拥有的牲畜多的无法计数，以至于“用谷量马牛”。说明在该地区广袤森林之间有大面积山地草原存在。
不幸的是，随着以关中、中原为中心地的黄河农业文明的急剧兴起，在由秦汉到明的漫长历史进程中，尽管中原王朝和游牧民族的征服王朝或割据政权在统治时期上几乎平分秋色，但凭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而扩张的汉民族，却给本地区的自然植被造成巨大破坏。
在今彭阳县古城镇，发现有大量汉墓，出土的朝那鼎和大量陶器，其形成与同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地区的发现极为相似，另外还出土有尚可辨认的农作物，如高粱、糜子、小麦等；还发现汉代城堡及古井，证明这里曾是人口众多、繁荣富庶的农业区。随着军屯军垦及人口的大量迁入和农业的发展，至明代中叶以后，森林遭到大规模破坏。到清代，随着人口激增特别是同治时清政府强行迁入大批陕西回民，他们大都以农业为生，伐木开荒，以致森林大为减少。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固原直州王学伊说：“固郡自迭遭兵以来，元气未复，官树砍伐罄尽，山则童山，野则旷野。”清朝末年这里已成为“苦甲天下”的地方。究其原因，与植被遭到盲目破坏，水土流失严重有直接联系。植被在生态环境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植被不仅涵养水源、调节水分、保持和肥沃土壤，而且是畜牧业的直接食物基础，也是人类开始经济活动的重要环境保障。由于植被的这种二重性，既是人类生存、生活的外界条件，也是人类农业、牧业的消费对象，因此，当它自身不堪负重，特别在居住人口密度较大的情况下，便濒于毁灭的境地。宁夏南部地区，秦汉至明一直是畜牧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但到清代及近现代，这一地区的产业结构基本以农为主，在这种经济结构的转变过程中，该地区的森林草原被破坏殆尽。
适合农业经济活动环境的形成。汉唐时期大规模的移民戍边及随之而来的陕甘宁边疆地区农业经济的昌盛，今彭阳县境也产生了良好的次生生态效应。东汉时，顺帝永建四年（公元129年），尚书仆射虞诩上疏顺帝称安定郡“沃野千里，谷稼殷积”，“水草肥美，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特别是随着以农业为根本的唐宋王朝政治、经济、军事力量的勃兴，忽涌而至的汉族农业移民，使本地区原本脆弱的干旱半干旱草原生态遭到大规模人为破坏，森林被砍伐，草原被开荒，结果导致荒漠化面积扩大，水土流失严重，使原本以牧为主的自然经济被破坏，农业移民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农牧互补的经济结构确立。
三、古朝那县域人文环境变迁规律
从秦汉至明代中叶，今彭阳县域及其邻近地区的自然环境一直保持着农牧皆宜的特点。自汉武帝时代大规模移民戍边起，今彭阳县域及其邻近地区陆续成为农耕文化的势力范围。特别是以汉唐为代表的农耕文化的崛起，使许多汉族农民、士兵成为牧马边地的牧民。《史记·货殖列传》记载：“天水、陇西郡、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畜牧为天下饶”。《汉书·食货志》记载：唐代前期，南部为全国养马中心，高有牧使，下有65个监（军马场），其中原州境内有34个，放养官马10多万匹，民间养马也极兴盛。中原王朝统治这一地区时，大批游牧民族居住，即史书所称的“属国”。事实上，这种农牧皆宜的历史恒定性正是促成这一地区农牧人口迁入的主要拉力之一。
适农适牧的区域，受边地政治军事形势和农牧民族实力的消长而同步波动。从汉唐到元明，都在这里维持着庞大的驻军和屯田机构，留下了众多的古城堡寨。由于农牧民族立足的经济基础不同，他们彼此之间的出出进进，客观上给该地区的自然环境一种人为的调节恢复期。
农牧民族大规模的人口迁入及相应的经济活动，是改变这一地区自然环境原有特征的直接人为因素。在汉、唐时期，宁夏南部作为屏护关中的战略要地，经济开发受到中央政府的高度重视，内地居民安居乐业。
正是由于汉唐无数农业移民的开拓和经营治理，才奠定了红、茹河流域农牧业发展的基础，使这一地区有“粮仓”、“油盆”和“牛马衔尾”、“群羊塞道”的美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