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灵魂与人格建构
20世纪是科学技术突飞猛进、人类社会发生地覆天翻之变革、人类思想理念急剧更新之世纪，也是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之中国人文学术思想在外部冲击与内部变革之合力下，重新构建与发扬、走向当代与世界之世纪。它必定会在未来人类社会之历史长河中，源源流淌，留下千载难遇之辉煌。特别是历史的车轮驶入90年代以后，人文学术界热闹非凡，让人有太多的振奋；同时，也让人有太多的失望，令人深思，也令人迷惑；使人喧闹，也使人孤独，有时确有呶呶者早暮吾耳，骚吾心之感，无力暇接。然而，在许多“热”悄然隐去之后，便归于无尽之沉默。国人对许多事情向来皆缺乏追问与质疑，一旦到了要做更扎实的工作时，便以清静无为化解掉沉重，化解掉尖锐之冲突，化解掉压在心头之疑问。例如把知识分子的生存立场与价值立场混为一谈，进而对知识分子的价值选择与价值独立不加分辨，即是知识分子批判理论之当代性贫困之一。学界基本上把知识分子的生存方式划为学统从属政统，学统依附道统，以及学统相对独立三种类型。像胡适和郭沫若，通过从属于国家权力机构和主流意识形态的知识劳作，希望学术获得其政治化效应，较为典型地体现了中国传统士大夫之生存追求；而陈寅恪与鲁迅，虽然倡导学术研究要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但其力量之源泉，则有其巨大之文化性，“道统”作为支撑———对传统文化学术灵魂之守卫和新的文化学术之道之探求，是其毕生之治学宗旨，并演化为一种富有魅力之人格形象。站在纯粹之学统立场上，对上述两种具有各自依附性之学术生存方式予以微词是容易的，但是，假如晚岁之王国维从事经学研究，是困惑于西方文化道统之于中国之适用性，张元济后期从事民间出版业，原由之一至少是对政统之失望，那么中国学人之学统立场，就不能不带有生存策略上的无可奈何性和因文明破碎后带来的价值内虚性。这对不少学人也许的确是如此，但我敢说，惟独陈寅恪不是这样。因为，陈寅恪一生从来不写通论性的文字，他虽然写过《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和《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两篇文章，但那不能算是正式论文，所以，陈寅恪可以说完全没有俗世之名声，他并非像梁启超、胡适、冯友兰、郭沫若那样在中国变成了几乎是家喻户晓之姓名。余英时认为，陈寅恪自始至终只是一位地道的学院型人物。在中国学术界中，自王国维以后便很少有人像陈寅恪那样受到人们普遍的崇敬和仰慕了。余英时还认为，陈寅恪的学术权威主要是建立在四大支柱之上的：首先是精通多种古典语文如希腊、拉丁、梵文、巴利以及其他中亚和中国边疆文字。元史及西北地理的研究自钱大昕以来即受学界注意，19世纪以后更成为显学。其次则是陈寅恪对西方古典文化的深切了解。再次是他所掌握到的与史学有关之辅助学科远比同时一般的史学家为丰富。复次，陈寅恪最使学术界心折的自然还是他在中国文献资料的掌握方面所达到的惊人的广度和高度。（参见余英时的《陈寅恪的学术精神和晚年心境》）余英时之论述基本肯。以前说陈寅恪先生是中国“教授中的教授”，现在看来不够了，还应该说陈寅恪先生是中国“学人中的学人”（见夏中义《谒陈寅恪书》）。此言可谓不刊之论。当陈寅恪作为一种独特的文化学术现象被确认之后，他的存在显示便集中地体现在其自身的人格建构上。人格成为他的最后的确证。就陈寅恪的学术存在和人格存在而言，在比喻的意义上，二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身心”关系。陈寅恪的文化学术存在宛如他的学统之“身”，而他的学术人格存在又恰如他之学统之“心”。陈寅恪的一生，无论时代风云变幻，他皆以“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安身立命，身乃心之承载，心为身之外化；此身非吾有，心则无所丽，此乃前提。然则一旦获此前提，却又并非陈寅恪存在之完满，由身及心，陈寅恪必然对其自身提出人格建构之要求。其实，作为一个真正之学人，如果没有这一要求，其自身之存在不仅是徒劳的、无意义的，而且势必反过来使自己蜕化为徒具形态之“空心人”，而这正是许多学人的内阉与取消。在中国，总是有着太多的过于聪明的学者，聪明得使他们在现实中总是有多种路可走，并且游刃有余。陈寅恪不能算是这种所谓过于聪明的中国人。陈寅恪在其名著《元白诗笺证稿》中写道：
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当其新旧蜕嬗之间际，常呈一纷纭综错之情态，即新道德标准与旧道德标准，新社会风习与旧社会风习并存杂用。各是其是，而互非其非也。斯诚亦事实之无可如何者。虽然，值此道德标准社会风习纷乱变易之时，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受苦痛，终于消灭而后已。其不肖者巧者，则多享受欢乐，往往富贵荣显，身泰名遂。其故何也？由于善利用或不善利用此两种以上不同之标准及习俗，以应付此环境而已。譬如市肆之中，新旧不同之度量衡并存杂用，则其巧诈不肖之徒，以长大重之度量衡购入，而以短小轻之度量衡售出。其贤而拙者之所为适与之相反。于是两者之得失成败，即决定于是矣。（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85页。）
陈寅恪对中西文化有着精湛的了解，可以说是在中西文化的精血中浸泡成长起来的。但是，陈寅恪一生都在坚守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体验着中国传统文化纷纷降落之苦痛，一生坚持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精神，孤寂前行，至死不泯；而那些巧者们却能在各个时代皆风行于浪尖之上，惟有拙者如陈寅恪才会深潜于地表之下，以文化思索与学术勇气特立独行。陈寅恪是坚硬之学人，也是寂寞之学人。他虽是一个非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与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如顾准一样，在对真理的执著追求上完全是相同的，在求知的过程中渗透的自由精神与独立人格是共通的。陈寅恪一生皆坚持自由之意志和独立之精神，他尝谓：“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没有自由思想，没有独立精神，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对科学院的答复》，见《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第463-464页）这是陈寅恪1929年为王观堂撰写之碑铭中阐述的学术思想与学术主张，事隔二十多年后的1953年，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信中又重复阐述了这一精神信念与自己的思想主张。他认为，“俗谛”在当时即三民主义而言。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真理才能发挥，否则相反。因为，在陈寅恪看来，没有自由之思想，没有独立之精神，根本无法接近真理。任何先入为主的学术研究，皆会变成俗谛之桎梏，皆会限制着自由思想对真理之接近。故他说：“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出处同上）在陈寅恪看来，自由思想与独立意志犹如生命和呼吸，所以，他不惜以任何代价来维护学术传统之纯洁与自由。故，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信中提出的那两个条件正是基于他一贯之主张和坚持。
二、至死不屈的学术人格宣言
陈寅恪的确是一位“学人中的学人”，他是一个坚持学统至死不屈的学者，他是一个视学术生命与人格生命同等重要的学者，他是一个将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作为一生之头等大事来追求的学人，“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他是为真理之执著追求而走完了自己的一生。当然，陈寅恪从来也没有在超然中丧失对现实的调查与思考。他的学术生涯中始终浸润着他的道德理想和文化坚守，自由之精神与独立之意志，既使他获得足够之信息与现实对抗，又使他以开放之心态走入历史。历史在他那里获得了相当的幽邃和意蕴，而并不像在某些历史学家那里变成了纯粹的宣泄，而是一块更复杂更无奈之现实。陈寅恪一方面誓死坚守人文学术传统，另一方面却又经受着文化学术降落之苦痛。他的思想主张与精神信念使他之人格浮出地表成为一种人文学术传统精神资源，呼唤着后来贫乏之时代。
陈寅恪身上深深地浸润着中国人文学术传统与西方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他一生的价值取向皆是传统文化与传统道德。他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中说：“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见《诗集·附唐诗存》第27页）他一生坚持用古文写作，繁体竖排印刷，身着长袍马褂。毫无疑问，他的精神之自由，思想之独立并非完全源自于传统，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资源不会支撑其完成自我或获得足够之人格根基。中国传统精于人伦，不可能产生出足够强大而自信自足之人格独立与整个世俗相抗衡。陈寅恪在自由之精神与独立意志下之求真，大多源自于西方自由主义与个性意识思想，而非中国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