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20年代，时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的陈寅恪先生开的主要普通课程有：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梵文———金刚经之研究、高僧传之研究、梵文文法、唯识十二论校读等。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讲述西洋各国对于东方学之研究，凡西人关于中国国学之重要著述皆为之介绍及给予评说。演讲此课时，陈先生讲到某国学者及其著述，便使用那个国家之语言讲述。梵文———金刚经之研究，以教读梵文金刚经为主，并以汉文及藏文译本作比较之研究。陈门弟子姜亮夫回忆清华研究院时说：“寅恪先生讲《金刚经》，他用十几种语言，用比较法来讲，来看中国翻译的《金刚经》中的话对不对，譬如‘金刚经’这个名称，到底应该怎样讲法，那种语言是怎么说的，这种语言是怎么讲的，另一种又是怎样，一说就说了近十种。最后他说我们这个翻译某些地方是正确的，某些地方还有出入，某些地方简直是错的。因此寅恪先生的课我最多听懂三分之一（而且包括课后再找有关书来看懂的）。除此以外，我就不懂了。”（见《清华旧影》，北京，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第113页）高僧传之研究，以近年中亚考古学、东方语言学所得之材料及研究之结论与中国旧籍互相印证，藉供治中国中古文化史者之参考，是为研究院学生和大学部学生开的共同课。还为北京大学讲授过佛经翻译文学、蒙古源流研究等课。他讲课，广征博引，中西融会，严谨缜密。但学生由于外语所限，听课颇为吃力，有时甚至听不懂。蓝文征说：“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亡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中波斯文非常之多，至于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扎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叩其义方始完全了解。”（《追忆陈寅恪》第86页）陈寅恪先生在教学中经常对学生说：“做论文要有新材料，或新见解，如果材料和见解都没有什么可取，论文大可不做，做了也没有什么益处。”研究历史，“最重要的就是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而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又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果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不能说定的，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1926年入学的清华大学第二级历史系学生罗香林回忆说：“这句话含有很重要的意义，有位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同学，昔年和我讨论陈师的名言，他说这句话给他印象很深刻，影响很大。”（《追忆陈寅恪》第105页）著名语言学家王力在清华国学研究院读书时写了一篇论文，交给导师赵元任审阅，赵元任阅后批曰：“言有易，言无难!”对导师的教诲，王力“一直铭记在心”。陈寅恪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教学上，通过课堂讲授、专题指导、言传身教，培养出一代酷爱传统文化、醉心传承国学的名师大家。陈先生的业绩人们将永矢弗谖。陈寅恪先生造就了一大批文史方面的杰出人才，别的不多举，著名学人季羡林教授不仅出其门下，而且还得到陈先生的扶持。季羡林写道：“1946年秋天，我到北京大学任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是我的老师陈寅恪先生把我介绍给胡适、傅斯年、汤用彤三位先生的。”（《季羡林自传》，见《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一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90年版，第211页）
西北历史地理，这是晚清的一门显学，对此陈寅恪先生有论述：“曩以家世因缘，获闻光绪京朝胜流之绪论。其时学术风气，治经颇尚公羊春秋。乙部之学，则喜谈西北史地。后来今文公羊之学，递演为改制疑古，……西北史地以较为朴学之故，似不及今文经学流被之深广。惟默察当今大势，吾国将来必循汉唐之轨辙，倾其全力经营西北，则可以无疑。考自古世局之转移，往往起于前人一时学术趋向之细微。迨至后来，遂若惊雷破柱，怒涛振海之不可御遏。”（《寒柳堂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162—163页）由陈寅恪所论知悉，他研究西北史地是由时势之使然。在史学研究方面，当时因为国势日渐衰落，内忧外患，遂导致具有爱国意识之学人对边疆史地，尤其是西北历史地理的重视，陈寅恪就是其中之一。他从事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是继沈子培和王国维之后而更上一层楼。沈子培是陈寅恪父亲陈三立的老朋友，在光绪初年即开始注意蒙古历史地理。沈子培的博学，具有国际声誉，日本学人西木白川、俄国学者楷萨林伯爵、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皆十分重视沈子培。陈寅恪先生撰写的《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蒙古源流研究之二）》（《金明馆丛稿二编》）就是他根据《蒙古源流》的两种蒙文本和满文译本及中文译本互勘、比照、参校，最后考证出了这三个地名。这几种本子是他刚从故宫博物馆发现的，遂进行考证，写出了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文章。由于陈寅恪掌握了蒙、满、藏等诸多语文工具，故他可以做到的，其他学人未必能做得到，这就是陈寅恪治西北历史地理高人一头之地方。
中国与印度之间交往为时很早，各国间在文化交流上相互融会、相互贯通。在佛教文学方面，陈寅恪先生指出《西游记》中的大闹天宫故事，是《大庄严论》中顶生王造草桥抵达楞伽城的故事；这个故事与古印度史诗《罗摩衍那》中猿猴造桥渡海，直抵楞伽城的故事及《贤愚经》中顶生王欲独霸天国同帝释搏斗的故事合并而成。另《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记玄奘过莫贺延迹，即古流沙河，逢诸恶鬼，则改编为流沙河遇沙和尚的故事。陈先生指出这个故事其中有荒诞无稽之处，他用《波罗密多心经》比照，指出“梵文对音下所注之中文，意义往往舛，句读离析，亦多未当。”陈寅恪认为传文实际受到《心经》的影响，“若序文中所言观音化身，保卫行途，取经满愿，后复于中天竺摩竭院国那烂陀寺，现身升空等灵异，则皆后来附益演变之神话故事，即唐三藏取经诗话，销释真空宝卷，西游记等书所从出也。”（《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7月版，第197-193页）这些皆是佛教文学研究方面的突出成果。对佛教文学渊源的考辨，还有许多方面，此不赘述。
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古代文学造诣很深，然而倡导以诗证史，并把它作为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陈寅恪的确是首开其端。他50年代完成的《元白诗笺证稿》可以说是这种研究方法的典范，在中山大学讲授唐代乐府和唐诗证史，曾经非常系统地阐述了以诗证史的学术思想和方法。关于唐诗的史料价值，陈寅恪首先注意唐诗的作者的广泛性。他说：“唐诗有很多材料，可补充唐史料的缺乏。唐诗有种特性：与作者的社会阶级及政治生活有密切的关系。”（黄萱50年代听课记录，收入《讲义及杂稿》，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5月版，第476页）流传至今的唐诗作者共有两千多人，他们的作品不但反映了不同时期的内容，也反映了各个社会阶层的思想和生活状况，这是魏晋六朝诗所没有的特点。陈寅恪认为魏晋六朝诗的作者大多属于社会的最高层，因而诗的内容不如唐诗丰富。陈寅恪还列举了唐诗可以证史的几个方面：一、纠正历史上记载的错误；二、说明历史上的真相；三、别备异说；四、相互证发；五、增补阙漏。他认为武宗以后的历史就有很多缺漏，唐诗完全可以增补这种缺漏。例如李德裕死在海南岛，其柩被运回，就可以证明有李商隐的《无题》诗；李、牛两党玩弄权术，其实是两党宦官的争斗。宣宗本是皇太叔，他即位牛党得势，贬李德裕于海南岛，大中三年李德裕死，遂将李柩运回洛阳。宣宗虽不以李党为然，忽然发现李德裕的旧功，所以把李德裕之柩运回。此事从出土的碑文与唐诗可以互相参补。他认为唐诗咏事者甚多，年月事例具体，往往可提供确切的史料，校正史籍记载的讹误。历代所修之正史皆属官书，不免受为尊者讳为贤者讳的传统思想影响，对皇帝劣迹诸多掩饰，对朝廷和“德高望重”者亦多回护，使后世者不能明了其真相。他说韩愈与柳宗元、刘禹锡三个人虽然很友善，但却是政敌，韩愈就被贬过三次，其一是谏迎佛骨；其二是宫市，或云天旱。天旱未能其确解；宫市是说德宗的宦官买东西不给钱，或者是给很少的钱，史书里对于韩退之被贬的原因说得含糊其辞，不知所云，但从韩愈途中寄给王涯的诗里，可以看得很清楚。陈寅恪认为唐诗很多皆是纪实的，有些是谣言，不可信；但民间的传说很多却是事实。例如杨贵妃之死，史书与小说、诗，各有不同的说法，各种记载可供考证。一般说杨贵妃之死，皆以为缢死于马嵬，但刘禹锡的《马嵬行》却有“贵人饮金屑，倏忽英暮”句，说杨贵妃吞金而尽。陈寅恪认为此说不一定可靠，大抵唐代流行这个传闻，刘禹锡根据社会上的传闻而作，故《马嵬行》不失为保存异说的诗篇。在陈寅恪开辟的以诗文证史的领域，他还提出应着重考证时、地、人之关系。他认为只有确定时、地、人的关系，史事的真相才能大白。在此方面他进行了许多富有成果的探索，《元白诗笺证稿》和《柳如是别传》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元白诗笺证稿》是逐步完成的，而《柳如是别传》则是一气呵成，首尾相应，可以说是陈寅恪先生史学方法的集大成者。陈寅恪在《柳如是别传》的第一章“缘起”便写道：“咏红豆并序昔岁旅居昆明，偶购得常熟白茆港钱氏故园中红豆一粒，因有笺释钱柳因缘诗之意，迄今二十年，始克属草。始发旧箧，此豆尚存，逐赋一诗咏之，并以略见笺释之者趣及所论之范围云尔。东山葱岭意悠悠，谁访甘陵第一流。送客筵前花中酒，迎春湖上柳同舟。纵回杨爱千金笑，终剩归庄万古愁。灰劫昆明红豆在，相思廿载待今酬。”（《柳如是别传》上，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1月版，第l页）这部巨著的原拟名为《钱柳因缘诗释证稿》，这是陈寅恪在目盲体衰中开始撰写的，继而又伤腿，即失明膑足，以“扶病披寻强不休”的毅力“燃脂瞑写”，终于完成了这部巨制。黄萱在给蒋天枢的信中写道：“寅师以失明的晚年，不惮辛苦，经之营之，钩稽沈隐，以成此稿。其坚毅之精神，真有惊天地泣鬼神的气概。”（《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增订本第176页）陈寅恪在答老友吴宓的诗中有句云：“老来事业未荒唐。”所指的即是晚岁撰写《柳如是别传》；为此，吴宓在他的日记中也谈及此事：“寅恪细述其对柳如是研究之大纲。柳必爱陈子龙，即其嫁牧翁，亦终始不离其民族气节之立场，赞助光复之活动，不仅其才之高、学之博，足以压倒时辈也。”（《吴宓与陈寅恪》第145页）《柳如是别传》通过对钱牧斋、柳如是两人的诗文的笺释疏证，具体而有系统地勾勒出明末清初的社会面貌。陈寅恪晚年穷十余年之力，撰著《柳如是别传》这部80多万言的巨著，其中虽有因为自己研治领域与钱牧斋约略近似，诠注钱集“欲自验所学深浅”的因素，更有运用诗文系统地考订一代史事的用意。这部著作虽以钱柳为主体，而明末清初的重大事件，诸如复社事迹，钱谦益投清的背景，郑成功复明的活动等等，本末甚详，且有许多为正史所不载，故亦可视为陈寅恪以诗文证史，自验提高历史学的科学性的著作。陈寅恪认为中土旧诗与西诗最大之不同点，乃在于其大多具备时、地、人等特点，有极大之史料价值，可用于研究历史并补史籍之缺。陈寅恪对各种材料之使用是相当慎重的，在“以诗证史”之先，必先对各种诗的写作背景、素材渊源以及写作意图来一番研究，确定该诗的素材来源的真实可靠性和时间性。再依据当时发生的情况，人与人的交往和每个人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感情，来断定这一资料是否可用。陈寅恪以诗文证史的方法对中国学界后世影响极大。
关于突厥语在唐代历史文献中的遗存，陈寅恪的研究同样具有开山的示范作用，如他对“纥逻敦”和“唐家子”所作的勘同与考证。自居易在《阴山道》一诗中有“纥逻敦肥水泉好”之句，陈寅恪对此解释道：“纥逻敦一词不易解。疑‘纥逻’为”Kara之译音，即玄黑或青色之义（见RadlOff突厥方言字典贰册壹叁贰页）。‘敦’为Tun之对音简译，即草地之意（见同书叁册壹肆肆拾页）。岂‘纥逻敦’者，青草之义耶？若取‘草尽泉枯马病赢’旬之以草水并举者，与此句相较，似可证成此说也。然欤否欤？姑记所疑，以求博雅君子之教正。”（《元白诗笺证稿》，三联书店2001年4月版，第262-263页）
突厥文《阙特勤碑》和《暾欲谷碑》，皆称中国为tabrac，并搭配成下列词组：tabracal（中国朝廷）、tabracbudun（中国百姓）。陈寅恪在校读新、旧唐书时，多次批注这个突厥字是当时俗语“唐家”的对音，《旧唐书》卷一九四和一九五，共有四处“唐家”字样，在《新唐书》中全被删除。对此，陈寅恪先生作出明确判断：“唐家二字，新书删，新书之删去，足征其为当时俗语，与阙特勤碑突厥文合。”（《读书札记一集》，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8页）陈寅恪拥有丰富的突厥语知识，但他并不滥用对音。相反，一旦涉及突厥语与汉语的勘同，他总是持之以谨，多方求证，决不轻下断语。在一些考证方面，往往可下断语，但他仍写上“姑记所疑，以求博雅君子之教正”的批语，这种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于一切从事学术研究的人来说，皆是值得永久学习的榜样。
陈寅恪先生一生治学范围十分广泛，在许多学科领域皆做出了后人无法企及之成就；著述亦甚丰，仅2001年至2002年三联书店陆续出版的《陈寅恪集》即达十三种十四巨册，总字数400多万。他晚年整理就绪准备出版的文稿，于文革中全被查抄，新时期拨乱反正后，虽两次收回诗文稿，但仍未全部归还。即便抗战胜利后在清华大学授课、研究之讲义、资料等，亦未曾得见。总而言之，散落在各处的文字，迄今尚有不少未能获见，这是十分可惜的一件事。但从以上谫陋的文字述介中，我们对这位学术巨人也能略知一二了。
鸟瞰当今海内外学术界，“陈学”已成一门显学，它的意义非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当下的文史之学面临许多问题，且不说发扬光大，连能否传下去皆成为问题。当今学界，滥竽充数之教授、学者比比皆是，我们传统的文史之学的确面临极其严峻之考验。在如此之学术环境下，谈谈“陈学”，谈谈先哲之道德文章，实属必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