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谏与人格
从谏如流是古代君主贤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人们对仁政理想的一种向往。在传统社会里，人们没有民主权力，只有把希望寄托在明君贤相的身上。明君贤相与昏君奸臣的重要区别，就在于是从谏如流还是一意孤行。当然，无论级别高低，只要是统治者，在嘴上总是标榜自己虚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但事实上绝大多数统治者是一意孤行的。为什么呢？道理并不深奥，说穿了，就是因为听取大家的意见意味着损失个人的利益，而一意孤行则往往是与一己之私密切相关的。因此，从人性的某些方面来讲，从谏如流是难以做到的。但在很多情况下，为了把事情办得更好，或是为了自己的根本利益，有些统治者也确实能够从谏如流。
春秋战国时期，王斗是一位著名的慷慨直言之士。他认为齐国政治上最大的问题就在于不能亲近贤人，于是便登门要见齐宣王。宣王让守门人领他进来，王斗说：“我进去拜见大王，是趋附权势；而大王出来接见我，则是喜爱贤士。对大王来说，怎样做好呢？”守门人又回去报告了，齐宣王说：“让先生等一会，还是让我去迎接他吧。”
齐宣王于是快步走出到门口迎接王斗，和他一起进来，对王斗说：“我继承祖业，治理这个国家。听说先生能直言不讳，希望能给我提意见。”王斗回答说：“大王听说的不真实。我王斗生在乱世，侍奉的是一个昏庸无道的君王，哪里还敢直言进谏呢？”齐宣王气得变了脸色，很不高兴。过了一会儿，王斗说：“从前，齐桓公所追求的是‘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以封地，立为霸主。如今，大王您也有四个爱好。”宣王说：“我这人愚昧浅薄，守护齐国，只怕失去它，哪里还敢有什么爱好呢？”王斗说：“不对。先王喜欢马，大王也喜欢马；先王喜欢狗，大王也喜欢狗；先王喜欢酒，大王也喜欢酒；先王喜欢女色，大王也喜欢女色；先王喜欢贤士，但大王却不喜欢贤士。”齐宣王说：“当今世上没有贤士，让我喜欢什么？”王斗说：“世上并没有骐骥这样的千里马，但给大王拉车的都是骏马；世上并没有卢氏那样的好狗，可是大王的良狗已经很多了；世上并没有西施那样的美人，可是大王的后宫里已挤满了美女。大王只是不喜欢贤士罢了，怎么会发愁没有贤士呢？”齐宣王说：“我还是忧国爱民的，当然希望得到贤士来治理国家。”王斗说：“大王所谓的忧国爱民，实际上还赶不上对一尺绉纱的喜爱。”齐宣王不解地问：“这是什么意思？”王斗说：“大王让人做帽子，不交给左右的亲信，却交给工匠去做，道理很简单，是因为工匠才能干好。如今大王治理齐国，不是亲近的人就不用。所以我说，您的爱国爱民的心情，不如爱一尺绉纱。”
齐宣王于是告罪说：“我对国家是有罪的。”于是选拔了五位贤人做官，齐国因此大治。
应该说，齐宣王在历史上虽然没有做出突出的业绩，也不怎么著名，自己也有很多缺点，但他能够听取意见的精神还是值得赞扬的，他对于齐貌辨进谏的态度也说明这一点。
靖郭君田婴对门客齐貌辨非常信任，也十分尊重。但齐貌辨的为人却有许多小毛病，很难与人相处，其他的门客都不喜欢他。有个叫士尉的门客为此向靖郭君提建议，想把齐貌辨赶走，靖郭君不听，士尉就告辞而去。孟尝君也私下里劝说靖郭君驱逐齐貌辨，靖郭君大怒，说：“灭门破家，如能使齐貌辨高兴的话，我也会在所不惜！”于是，齐貌辨被置到上等客舍居住，靖郭君让长子早晚亲自送去饭菜。
几年之后，齐威王死了，齐宣王即位。靖郭君与齐宣王的关系十分恶劣，他就辞别宣王，与齐貌辨一起到了封地薛，并一起住在薛地。不久，齐貌辨向靖郭君告辞，要求去晋见齐宣王。靖郭君说：“齐王对我不满意，甚至恨我，您去见他必死无疑。”齐貌辨说：“我本来不是去求生的，希望您放我前去。”靖郭君也无法阻拦。
齐貌辨来到了齐国的都城，齐宣王听说他要来，早就满怀怒气地等待着他。齐宣王见到齐貌辨，劈头就问：“您就是靖郭君言听计从的人吧！”齐貌辨说：“靖郭君喜欢我倒是实有其事，言听计从却未必。还是大王被立为太子的时候，我就对他说：‘太子长相不仁，眼睛斜视，下巴太长，像这样长像的人，不能按常理办事，不如废掉太子，另立卫姬的儿子为太子。’靖郭君流泪说：‘不行，我不忍心这样做。’如果当初他按我的话去做，现在就不会被赶到薛地去了，这是第一件事。到了薛地以后，楚国的昭阳将军要用比薛地大好几倍的地方来交换薛，我又对靖郭君说：‘您一定要交换，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靖郭君却说：‘我从先王那里接受薛这块封地，虽说得罪了大王，若把薛地交换出去，我又如何向先王交待呢？况且先王的宗庙还在薛地，我怎么可以把先王的宗庙交给楚国呢？’靖郭君又没有听我的话，这是第二件事。”齐宣王叹了口气，感情激动，脸色也变了，说：“靖郭君对于我竟然这样有情义啊！我年轻，根本不知道这些事，先生能替我把靖郭君请回来吗？”齐貌辨说：“我当然恭敬地听从您的命令。”
靖郭君戴着齐威王生前赐给的衣服、帽子，佩带着先王赐给的宝剑来到国都。齐宣王亲自到城郊外迎接，看到靖郭君就流了泪。靖郭君刚到朝廷，齐宣王就请他继续做相国，靖郭君再三推辞，不得已才接受下来。过了七天，靖郭君又以身体有病为理由，要求辞去国相，仍不得允许。要求了三天，最后宣王才同意。
齐宣王曾被孟子骂为“望之不似人君”，意思是说看上去不像国君。但通过上面的两次纳谏，我们可以看到，齐宣王并不是昏庸无道的暴君，如果像纣王一样，哪里还能等到王斗说完。早就把他剁成肉酱或是晒成肉干了。凭心而论，在中国历史上能够像齐宣王那样纳谏的人并不多见。
智者和仁者
孔子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意思是说仁厚的人喜欢高山峻岭，有智慧的人喜欢河流溪水。实际上，这句话道出了两种智慧类型：一种是仁者，一种是智者；仁者的智慧如同崇山峻岭一样厚重不移，而智者的智慧却如河流溪水一般变动不居。其实，这不仅是两种智慧类型，也是两种眼光，两种境界。
《论语》中记述了一件孔子辨哭的事，就是著名的“苛政猛于虎”一节。孔子听到一位妇人在哭，哭得十分悲痛。孔子认为她一定是有很大的悲伤，一件悲伤的事不会使她如此悲痛。于是，他就派自己的学生前往询问。果然，那位妇人的公公、丈夫和儿子都被当地的老虎吃了。孔子便问，既然此地有老虎，为什么不到别的地方去呢？那位妇人回答说，此地没有苛政。孔子由此得出了结论，并告诫他的学生说：“你们一定要记住啊！苛政猛于虎！”
郑国的子产是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善于治国的人，是当时有名的政治家。不仅如此，他还精明强干，善于观察，能够“明察秋毫，见微而知著”，因此在判断事物是非曲直方面，常有别人无法企及的见解。
有一天旱晨，子产坐着车子出门，经过一户人家时，听到里面有女人的哭声。子产拉住车夫的手，让他停下车子，然后站在那里静静地听了一会儿。
回到府中，子产立刻叫人将那妇女带来审问，结果，证实了那个女人正是杀害自己丈夫的凶手。子产的身边侍卫感到奇怪，问他：“您根据什么对那个妇女产生怀疑呢？”子产说：“我是根据她的哭声。我听她的哭声里没有忧伤，却有一种恐惧的情绪。大凡一个人对其所亲所爱之人，见其病而忧，其临死而惧，其已死而哀。如今，这个妇女哭已死之人，不是悲哀，而是恐惧，我想其中可能有奸。”
手下人都佩服子产观察事物仔细，判断事非精明。
《论语》和其他著作里曾记载了“君子可以欺之以方”的故事。据说孔子曾叫人把一条鱼放了，那个人把鱼煮来吃了，却向孔子回报说把鱼放了，孔子居然相信了。于是那人说：“谁说他是圣人，他不也是可以欺骗的吗？”后来孔子的学生总结说，“君子可以欺以方”，意思是说君子也可以用一定的方法来欺骗，但其深层的含义是说，君子并不是无所不知的，君子也是可以欺骗的。君子是一种道德人格，是一种道德境界。是不是明察秋毫，与君子的品格没有必然的联系。从上述的例子可以看出，同是辨哭，子产辨出的是人的真伪，而孔子辨出的是政的仁与暴。这就是眼光的不同，智者和圣人的区别。
法家韩非
韩非像
法家虽然不像道家智谋那样以深刻的哲学思想作为其基础，但其“法学理论”还是有的。首先，《韩非子》就从人性的角度论述了实行“法制”的必要性，他说：“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令可立，而治道备矣。”“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以服人。”这是从根本上论述法家智谋的。《韩非子》和《商君书》还从实用的角度论述了实行“法制”的必要性，《韩非子》中说：“人臣之于其君，非有骨肉之亲也，缚于势而不得不事也。……万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嫡子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商君书》中说：“怯民使之以刑则勇，勇民使之以赏则死。”“仁者有仁于人，而不能使人仁。义者能爱于人，而不能使人爱。”“赏多威严，民见战赏之多则忘死，不战之辱则苦生。”由此可见，法家是从人的本性与社会功用两个方面来建立自己的理论基础的，这是法家之法的法源、法理和法用。
我们再来看看韩非论述君主应该如何实行“法制”。
韩非说，楚国人和氏在楚山中得到一块玉璞，捧着献给楚厉王。厉王派玉匠鉴定玉璞，玉匠说：“这是石头。”楚厉王认为和氏欺骗他，就砍去他的左脚。楚厉王死后，楚武王即位。和氏又捧着这块玉璞献给武王。武王派玉匠鉴定，玉匠又说：“这是石头。”武王又认为和氏欺骗他，砍去了他的右脚。楚武王死后，楚文王即位，和氏抱着玉璞在楚山下哭泣，哭了三天三夜，眼泪流尽接着流出血。楚文王听说了这件事，派人去打听原因。
那人问和氏：“天下被砍脚的人多得很，为什么你对此哭得这么伤心呢？”和氏回答说：“我不是为砍去脚而伤心，伤心的是宝玉被认做石头，有操守的人被说成是骗子，这就是我伤心的原因。”
于是，文王派玉匠修治这块璞玉，得到了宝玉，于是称它为“和氏璧”。
珠玉，是君王急需的东西。和氏虽然献了玉璞，不是自琢好的玉，但没有对楚王造成祸害，可还是在两只脚被砍去后才使玉得到评定，评定宝玉这样难！如今君王对于法术，不一定像和氏壁那样急需，但能用法术禁止群臣士民的不法行为。然而，现在没有法家人物被杀戮，只不过是帝王的玉璞还没有献出来而已。
商鞅像
君主用法术。那么大臣就不能专断，受宠幸的人不敢卖弄权势；实行法术，游民归向农耕，而游说之士都要在战场上受到考验。法术这东西，就是群臣百姓想伤害的东西。君王如果不能不顾大臣的议论，不顾百姓的诽谤，独自推行法家学说，那么法术之士即使到了死亡的地步，法家的学说也一定不被认可。
当初，吴起教楚悼王改变楚国的风气，说：“大臣的势力太大，受封邑的人太多。像这样，他们对上威胁君王，对下祸害百姓，这是使国家衰弱、百姓贫困的根源。不如让有封邑的人世袭三代而收回他们的封爵采邑，停止百官的俸禄，裁撤不必要的冗官，以选拔经过挑选训练的人。”楚悼王推行他的方法，一年后楚悼王死了，吴起在楚国被乱箭射死。
商鞅把百姓五家为保，十家相连，相互间告发连坐，防止过失的方法教给秦孝公。烧诗书而使政令显明，杜绝豪门个人的请求，而完全推行按公家功劳来行赏的政策；禁止游荡求官的人，而使耕战的人获得荣耀。秦孝公推行这些方法，君王因此尊贵安宁，国家因此富足强盛。秦孝公推行新法十八年而亡，商鞅在秦国遭了车裂之刑。楚国不用吴起而孱弱混乱，秦国推行商鞅新法而富足强盛。
吴起和商鞅两人的主张实在是适当的，然而，乱箭射死吴起和车裂商缺的原因是什么呢？大臣认为法治很苦而百姓说法治很坏！当今这个时代，大臣贪图得到重大权势，小民安于混乱——比秦孝公、楚悼王那个时候的社会风气还差，但君王又没有悼王、秦孝公对吴起、商鞅那样的信任，那么提倡法术的人又怎敢冒那两个人的危险来申明自己的法术呢？这就是当今时代混乱而没有霸主的原因啊！
韩非在此认为法术能否实行，关键要看国君的态度。他以和氏献璧的故事说明君王支持与否是能否实行法术的关键。他认为当时的世俗风气反对法术的施行，如果君王不能排除干扰独自推行法术，那么法术之士是不敢冒昧的。文章气势充沛，咄咄逼人，正是法家论辩的特点。
法家之法与今天的意义上的法律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之法作为君王牧天下的手段，法、术、势都是建立在非正义、非公正、非道德的基础上的。在法家那里，没有平等和正义可言，“法”的实质是强力控制，“势”的实质是强权威慑，“术”的实质是权术阴谋。这些法律都是直接为维护封建王权服务的，法之为法，就在于它“公之于官府，著之于宪令”，而不在于是否符合道义，更不管是否符合人民的权益。今天的法律，是由人民通过斗争争取过来，它的目的在于保护人民的权益。限制特权的存在和发展，进而培养全民的奉公守法的精神。总之，法家之法与现代之法的本质区别就在于不平等与平等。
实际上，在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中，法家思想中的糟粕是最多的，法家之术说起来十分好听，但没有哪一个极端实行法家之术的朝代是能维持长久的。
不卑不亢是什么？
燕昭王高筑黄金台，求贤纳士，在历史上传为美谈。以致唐朝的李贺对其向往不已，他在自己的诗歌中唱到：“为报黄金台上意，提携玉龙为君死。”
燕昭王处心积虑地要向齐国复仇，昌国君乐毅便为燕昭王会合五国的军队攻打齐国，迅速攻下了齐国的七十多座城池，把这些城池全都划为郡县归属燕国。只剩下了三个城池没有攻克，燕昭王就死了。然而，燕惠王即位后，由于年轻无知，中了齐国的反间计，怀疑乐毅要谋反，就派骑劫取代乐毅为将。乐毅审时度势，不敢回燕国，只好逃亡到了赵国，赵王封他为望诸君。
不久，齐国大将田单用计策欺骗骑劫，终于打败了燕军，又完全收复了齐国失去的城池，恢复了齐国。燕惠王这才明白中计，冤枉了乐毅，感到后悔了，害怕赵国任用乐毅趁燕国疲弊之际攻打燕国，于是派人到赵国去说服乐毅。乐毅便给燕惠王写了一封回信，其不卑不亢的态度，可视为典范。
燕惠王派人到赵国去见乐毅，并向他说：“先王把整个燕国都托付给了将军，将军替燕国攻破齐国，报了先王之仇，天下之人无人不知，我怎么敢有一天忘记将军的功劳呢？只是先王弃世，我年幼无知，是左右大臣误了我，派骑劫换您回来，那是因为将军久战沙场，十分疲劳，所以召将军回来，暂作休息，共议国事。将军却误会了，生出了嫌隙，就抛弃了燕国，投奔了赵国，将军为自己考虑得当然是很周到的了，但您用什么来报答先王对将军的一片情义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