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应明在《菜根谭》中讲：“欲做精金美玉的人品，定从烈火中煅来；思立掀天揭地的事功，须向薄冰上履过。”从企业管理来看，一个没有经历风雨的企业不是坚强的企业。
富士康在发展的过程中，遇到了不少对手的干扰。企业遇到对手的挤对与攻击怎么办？按郭台铭的做法，回击是最好的办法。富比之争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初生牛犊比亚迪
比亚迪可以说是中国企业中的一个异数，它快速的发展速度令人羡慕与惊讶，它的老板王传福曾说过：“比亚迪习惯了100%的成长，没有这个速度，就觉得不舒服。”
有趣的是，比亚迪老总王传福与郭台铭一样，也是一个在企业说一不二的人。王传福曾经对一位来采访记者说，有谁比我了解比亚迪？这个企业我说了就算。他的话与郭台铭的“民主是最没有效率的管理方式”异曲同工。
1995年，王传福向表哥吕向阳借来250万元，与20个创业伙伴，在深圳莲塘租用了一个简陋的厂房，开始创业。
创业伊始，当时，国内的电池市场则多呈现出游兵散勇的状态，虽然国内做电池的工厂很多，但是大都小打小闹，没有什么大的想法，都想乘电池浪潮捞一笔就走。当时，深圳也有很多手机电池生产小厂，它们多采用组装的方式，即从日本或国外买来电芯，然后进行简单的加工生产，基本上没有什么竞争力。
电芯是电池的心脏，这是最有技术含量的部位，也是各个厂商严格封锁的技术。与一般的厂商不同的是，做技术出身的王传福一开始就把目光投向了电芯的生产，因为这是电池中技术含最高，利润最丰厚的部件。电池专业出身的王传福不怕外国人的技术壁垒，正如他后来所说的“一切技术都是纸老虎”，这意味着技术壁垒一捅就破。
经过与技术人员商议，王传福独创了人力流水线的方法，实施人海战术，用人力的方式来进行电池加工。他把电池的制作分解成几个环节，一些关键的设备，则由自己来制造，然后组成一个人力的流水线，就这样组装出整个电池，这条人力的流水线，从原料到生产全部由自己完成，而且成本比市场上的要低很多。自此，“人手加设备等于机械手”的模式初步确定了。
很快，这条人力流水线就建起来了，日产镍镉电池4000个，人力流水线建成后，王传福核算了一下成本，只花了100多万人民币，而且电池生产出来的成本比日本的电池便宜40%，呈现出了巨大的成本优势。
通过流程创新，比亚迪迅速发展。
1995年下半年，王传福试着将比亚迪的产品送给台湾最大无绳电话制造商大霸试用。没想到的是，比亚迪产品优秀的品质，低廉的价格，引起了大霸浓厚的兴趣。当年底，大霸毫不犹豫将三洋的订单给了王传福。
1997年，比亚迪已经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角色，成长为一个年销售近1亿元的中型企业。每年都能达到100%的增长率。
1997年，金融风暴席卷东南亚，全球电池产品价格暴跌20%到40%，日系厂商处于亏损边缘，但比亚迪的人力流水线的低成本优势越发显得游刃有余。飞利浦、松下、索尼甚至通用也先后向比亚迪发出了令人激动的大额采购订单。在镍镉电池市场，王传福只用了3年时间，便抢占了全球近40%的市场份额，比亚迪成为镍镉电池当之无愧的老大。
在镍镉电池领域站稳脚跟之后，王传福紧接着抓住了第二次机会，开始研发蓄电池市场具有核心技术的产品镍氢电池和锂电池。为此，王传福投入了大量资金，购买最先进的设备，搜索最前沿的人才，并建立了中央研究部。当时锂离子电池是日本人的天下，国内同行不相信比亚迪能搞成，据说王传福当时在业内受到了嘲笑，但他相信这是机会。果然，后来他又成功了，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电池大王。
后来，王传福进军代工领域，进入到汽车领域。
王传福在代工领域有自己的大胆创新，敢于把一些先进的生产线拆解开来，把“知识密集型的产业”变成了“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以至于比亚迪的公司被业界戏称为“劳动密集型的高新科技公司”。这种做法的合理性是把中国的劳动力资源的优势发挥到极致。正是凭着这些优势，比亚迪在代工领域里也是迅速做大，成为了富士康旁边的卧榻之虎。
对于竞争对手，郭台铭则奉行“同仁是冤家”的理念，台湾企业界有人以“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来形容他对竞争对手的做法。
当“富士康帝国”如日中天的时候，对于身边的心头之患，郭台铭有些心烦意乱。
渐成心头之患
自从2004年开始，郭台铭就可以感觉到来自比亚迪的威胁了，首先是订单逐渐流失，其次是人才的流失，还不断地有人给郭台铭打小报告，称富士康一些管理人员辞职后，跳到比亚迪去上班，而且这个辞职人数越来越多。
这样连绵不断的小报告让性格强硬，爱憎分明的郭台铭很是生气，心想，一个企业正如一堵大坝，如果不管理好漏洞的话，随着漏洞的增大，大坝迟早也会崩溃的，而比亚迪就是那个不断把漏洞掏大的企业。
他想起2002年的时候，那时比亚迪在富士康的眼中还只是一家做手机电池的小企业，而富士康已是手握几十亿美元订单的世界级代工航母。
2002年，郭台铭曾与比亚迪的老板王传福打过交道。对于全球有名的代工之王，王传福是心存敬畏，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人，想让自己的公司变得更加强大，趁这个机会，他主动去郭台铭那里取经。
王传福与孙一藻等一行三人共赴台湾省，并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和热情的款待，二人在饭桌上畅快地交谈，在座的都很高兴，随后郭台铭还邀请王传福参观了富士康大规模的生产车间，并且介绍了生产能力和产品质量，以及和众多的大客户长期良好的合作关系。王传福把这些都看在眼里，而郭台铭万万没有想到这次“款待”成了他日后的心病。
晚上的台北，灯火辉煌，虽然整个北半球都进入了冬季，此时映入眼帘的景色却和夏天无异，遍地葱郁的植被，青翠欲滴，就算一个石缝里，也能生出许多茁壮的生命来。来自太平洋的海风温暖湿润，吹得他们个个都神采奕奕，神清气爽。
晚宴上，郭台铭与王传福碰杯，一向豪爽的郭台铭开场直奔主题，说：“王老板，希望我们以后能一起合作，向更开阔的海外市场迈进！”
王传福微笑不止，连连称道：“当然，当然，还得多向你学习。”
酒桌上好说话，郭台铭在酒酣之后道出了自己的意愿，希望先从与比亚迪电池的塑胶外壳开始合作，也算是二人第一次合作，王传福却仍是报以微笑。
谈完电池的事情后，郭台铭还得知了王传福要收购秦川汽车，开始造汽车了。郭台铭对这事也非常感兴趣，于是向王传福表达了自己的意愿，愿意共同控股秦川汽车，并对王传福的决策表示认同和支持。
但是，王传福却拒绝了郭台铭，最后独资收购了秦川，王传福想成为占绝对优势的大股东。
郭台铭回想起来，对于把王传福带到工厂车间里去参观，心生悔意。
郭台铭的直觉是对的，比亚迪开始琢磨代工之王富士康。
王传福回到深圳后，并不安于自己的手机电池制造业，开始着手开始手机代工的事项。2003年开始，王传福的手机代工也在淅淅沥沥的春雨里开始萌芽了，并蓬勃发展。郭台铭万万也没有想到，昨日饭桌上的伙伴，没有几年，就成为了手机代工领域的劲敌，甚至出现了超越自己的苗头。
在短短的几年间，比亚迪抢走了富士康大量的订单，郭台铭认为比亚迪完全是模仿自己才成长起来的。因为之前有人给郭台铭打小报告说，王传福自从2002年年底参观了富士康的车间后，一回去就着手了自己车间的建设，并且在社会上广发重金聘书，几个月后，车间刚刚建成，富士康就有几百名员工辞职，都跑到比亚迪去了，所以，比亚迪很快就开始运转生产了。而且，他们所聘用的员工大多是富士康跳槽过去的，人人都有着较长时间的工作经验。此人还说，比亚迪的车间和富士康的车间一模一样，简直就是复制，不是模仿。
听到比亚迪开始蚕食自己的市场份额，郭台铭很生气，他觉得王传福就是一个疯子，敢挑衅富士康，对于这个对手一定要置于死地。
郭台铭对于竞争对手爱憎分明，既然比亚迪敢欺负到头上来，那富士康就与比亚迪发誓不两立，富士康于是开始与比亚迪较劲，并着手收集比亚迪的“罪证”。
2006年5月4日，富士康的网检系统检测如同往日一样正常运转，监视着富士康的电脑系统，这个网监系统可以看到员工发送信件、聊天内容，还可以自动跟踪，远程管理。
突然，网监系统的人观察富士康的王伟等员工向比亚迪发送了大量的系统文件，于是马上报告了郭台铭与公司的法务部门，富士康当即报警，随后请求深圳中级人民法院采取证据保全措施。鉴于富士康是深圳响当当的企业，利税大户，法院的人不敢忽视，马上派人来协助工作，他们与公安局的人突击了比亚迪的办公地点，根据富士康提供的线索，查扣复制了该公司员工柳相军和司少青的计算机硬盘内容。证据显示，该硬盘中有富士康文件头字样的Word文件，以及富士康相关主管人的签字。
公安局开始了侦察工作，牵出了柳相军与司少青等人，柳相军原来在富士康担任主管，司少青负责编制工艺流程文件。2005年7月，他们从富士康跳槽比亚迪。离职前，他与比亚迪行政部门已先期进行过重要的工作讨论。
2006年6月，案情爆发一个月后，富士康两个子公司富泰宏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及鸿富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以窃取商业机密为由，共同向香港高等法院、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诉讼，控告柳相军、司少青等人在跳槽到比亚迪后，泄露富士康的商业机密，并索赔500万元。
富士康与比亚迪的争斗正式拉开了序幕，由于两家都是上市公司，喜欢热闹的媒体开始爆炒这两个公司的官司，并给两家的官司冠以“富比之争”的名号。
富士康在诉讼中口诛笔伐，称比亚迪从2003年开始就开始吸收富士康的骨干人员，富士康从事手机设计、制造等业务的多个部门的400多名员工，陆续跳槽到比亚迪，其中包括富士康花费几十万元派往欧洲培养的高级技术人才和高级管理人员。为了挖富士康的人才，比亚迪甚至为此成立了挖角办公室，挖走了富士康在日本的研发高级核心主管，并连带了一项冶金提炼合成技术。
按理说，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跳槽是一件无可厚非的事，正如水往低处流一样，人一定是想往高处走的，至于哪里是高，哪里是低，员工自然心里明亮亮的。但是，如果比亚迪真的窃取了富士康的商业机密，这就是违反了商业准则了，这是一个可以上升到法律层面的问题。由于事情公布之初，具体的内情不清楚，这让众多媒体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虽然在此次商业机密案中富士康很有理，但比亚迪对于预防法律风险很有一套，即使富士康负责诉讼的高管也说：“比亚迪对规避法律责任很有心得，随着近年来官司的增多，他们几年前就成立了一个一百多人的‘知识产权团队’，就是专利规避团队。”
业内人士对于富士康的攻击能否有效也持怀疑态度，因为王传福对于专利技术的公开藐视，在国内无人能出其右，他有一句名言是“一种新产品的开发，实际上60%来自文献，30%来自样品，5%来自原材料等因素，自身的研究实际上也就5%左右。”曾让各大汽车厂商颇为头痛。
挑起“富比之争”
2007年10月，由于被告的主体变了，富士康撤除香港的起诉，把官司的战火烧到了中国内地，这样一来，国内媒体更为关注了，把富比案称之为“中国商业秘密第一案”。
很快，这事就闹到最高人民法院去了。高院接案后，仔细研究了案情，1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委托北京九州世初知识产权司法鉴定中心对“富比”诉讼案进行司法鉴定，其中听证会就是一个重要的环节。由于事关重大，这场司法鉴定听证会引起了国内多家媒体的关注。不仅媒体关注，政府有关方面也高度重视，听证会不仅由深圳中院的主审法官与最高法院的两位法官共同主持，还邀请了最高检、公安部、国家知识产权局及国台办等相关的知识产权业务部门的人士作为听证嘉宾，可谓高度重视。
媒体集体关注，政府有关部门高度重视，富士康与比亚迪更是严阵以待，因为此次听证会对当事双方都至关重要，最终的结果将影响到两个手机代工巨头的重大利益和未来的市场格局。
这场前所未有的司法鉴定听证会在北京民族饭店二楼会议室举行，现场气氛异常凝重，加上11月的北京寒意深深，听证会上没有一个人笑容展露。
这次听证会主要事项是：原告所称的商业秘密是不是自己独有的；对被告使用跟原告相应的技术资料研究系统文件和原告的商业背景关系是不是相同。由15人组成的专家组参加了这次听证会。富士康、比亚迪也各派代表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