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钱锺书一生无党无派，淡泊名利，临终之际留下的话是：“遗体只要两三个亲友送送，不举行任何仪式，恳辞花篮花圈，不留骨灰。”这是不容易的。此前有一个作家被点名批判，他却送去一幅“铁肩担道义”的对联表示慰问。钱先生去世后，余英时、王元化先生都认为，他的离开，标志着出生于上世纪初那一代学者的终结。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他们的认识偏重于学术，也包含了对钱先生人格的评价。
谢：如果从胡适那一代人算起，钱先生是第二代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胡适那一辈学者，差不多在10年前就告别了20世纪。钱先生的最后10年，可以说是沉默的10年，这10年中，他的身体是一日不如一日，更不好的是他的心境。十几年前，他在《光明日报》上说过一句今天还让人难忘的话，他说，“报纸开放是大趋势”。这可能是钱先生晚年最不超脱的一句话，这之后，就再也没有听到钱先生的话了。《围城》的改编，《槐聚诗存》的出版，《石语》的重印，都非他所愿，是别人要做，他也就任由它去了。钱先生是一个从旧时代过来的人，又在新时代生活了这么久，可以说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一个亲历者，他是一个超凡超俗的人，却不是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人，他很厌恶政治，但并不是不关心政治，是眼见的政治太让他寒心。
丁：他的临终遗言，看似平淡，却又让人感到意味无穷。他要走得清白。他不愿再和他不愿打交道的人麻烦了。钱先生的遗言让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最后说过的一句话。沈先生临终前，家人问他还有什么要说，他的回答是：“我对这个世界没有什么好说的。”沈先生和钱先生是同时代的人，也是一个类型的知识分子。沈先生是一个弱者，他临终的这句话却是强音。钱先生是一个智者，他的遗言也是智慧的最后闪现。
谢：很长时间内，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很少有表达内心世界的机会。但这并不等于他们对时代没有评价。研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最大局限，在于没有公开的档案可供参考，这样对于中国自由知识分子的评价就很难准确，因为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用公开史料，判断这些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得不到整体的印象。常常听到的对于钱锺书的那些评价，以为钱先生是一个世故的老人，是一个软弱的知识分子，其实这些只是一些依据常见史料得出的结论，并不能解释钱先生真实的人生。
丁：只看见沉默的钱先生，没有看见直言的钱先生。这不是研究者的错，是还没有公开的学术材料可以利用。研究1949年以后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状态，现在还没到最好的时候。我们只能用有限的材料来做判断。在没有公开档案可资利用的条件下做判断，断语要格外小心。还是那句老话：说有易，说无难。
谢：我从旧书摊上得到过一个材料，1956年1月14日至20日，中共中央开过一次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周恩来在会上作了著名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为参加这次会议，与知识分子有关的部门，都准备了材料，当时高教部在一份调查报告中，对当时北京大学的知识分子有一个判断，认为政治上中间的，也可区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种：解放前脱离政治或深受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影响，对党有怀疑甚至敌对情绪，解放后，有进步，对党的政策一般拥护，但对政治不够关心，对某些具体政策及措施表现不够积极或不满，个别的或因个人主义严重而对某些措施抵触较大。这种人为数较多……第二种：解放前反动，与国民党反动派有过较深的关系，解放后逐渐从对党疑惧、抗拒转变到愿意进步，愿意向党靠拢。还有的是脱党分子或过去曾参加过党的外围组织，以后脱离革命，解放后一直对党不满。
丁：文件中是不是提到了钱锺书？
谢：提到了。报告说：“反动的：一般是政治历史复杂并一贯散布反动言论。如文学研究所钱锺书……。”
丁：这个报告是哪个单位写的？是不是北京大学？
谢：不是北京大学，是当时的高教部。这些言论，当时是作为了解知识分子思想动态的材料，供高层参考的，他们本人不会知道。我在旧书摊上见到过一部分散落的1956年知识分子问题会议的简报，从编号上看，会上印发过大量的材料，这些东西对于研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是有价值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