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中国从1980年开始，推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到现在已经27年。总和生育率已经从上世纪70年代的5.4下降到现在的1.8.也就是说，每个中国妇女，已经从平均生五六个孩子变为只生不到两个孩子，低于自然更替水平，中国已经从高生育国家变为低生育国家。在人口问题上，最近出现了不同的意见。主流的观点认为，中国的人口数量在今后一二十年还会增长，一胎化政策必须坚持。也有一种观点认为，一胎化的政策应当调整。目前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最突出的问题是两个，一个是可以统计的，出生人口性别比不断增高，全国达到120，个别省份甚至达到130.也就是说，新生儿男性高于女性20%～30%，性别比例严重失衡，未来中国人的婚恋将出现严重的问题。另一个是不好统计的，就是独生子女在人格方面的普遍缺陷，比如合作能力差、心理脆弱，以独生子女为主体的国家，民族性格令人忧虑。
谢：中国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人口问题非常重要，不但事关本国的前途，也关系到全球的未来。上世纪50年代中期，经济学家马寅初联络邵力子等民主人士，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建言控制人口，计划生育。最高领导人相信人口多，热气高，干劲大，好绘最新最美的画图，拒绝了他们的建议。马寅初不改初衷，继续宣传自己的观点，终于遭到一面倒的批判。现在，人口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的争鸣，是好事，不是坏事。
丁：人口问题很复杂。人口的增减，受政治、经济、文化影响，受天文、地理、气候影响，也受战争、疾病、风俗影响。历史上，战争和疾病使人口锐减的悲剧，曾一再发生。所以，古代许多制度、风俗、智慧和技术，都是为了人口繁衍产生的。20世纪，全球人口急遽增长。人口是否超过了地球承载的限度，成为紧迫问题。于是，控制人口又成为人类思考和努力的重点。现在，全球两种趋势并存。一部分发展中国家，人口仍然保持高速增长的强劲势头，难以控制。另一部分实现了城市化、后工业化的国家，传统的家庭格局受到冲击，越来越多的女性失去生育意愿，进入人口的冬天。比如俄罗斯，人口连年递减，政府以金钱鼓励生育，也达不到预期效果。后一种情况，似乎尚未引起我们的重视。
谢：中国其实也出现了两种趋势并存的局面。一方面，在西部农村，人们仍然有强烈的生育冲动。有一些家庭宁愿被罚款，也要生第三个孩子，乃至更多的孩子。女孩子生下来，不报户口，成了“黑人”。另一方面，东部沿海大城市出现了不少丁克家庭，自愿选择不育。新一代城市女性的生育意愿，已经下降到与发达国家女性相似的水平。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后一种趋势将进一步显现。农村向城市人口转移，城市人均寿命的延长，掩盖了城市原有人口的负增长趋势。
丁：独生子女作为特殊的一代人，逐渐进入婚育年龄。他们和他们的父母，为我们这个民族在短期内纠正人口政策的历史失误付出了代价。中国的人口延续，应当回到常态。在现行政策里，独生子和独生女结婚，可以生两胎。但独生子女和非独生子女结婚，则只能生一胎。他们是否可以合法地生育两胎，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谢：解决性别比例失衡的问题，光靠禁止B超诊断胎儿性别是不行的。生男生女没有明显的利益差别，当事人才会对生男生女一视同仁。如果农民依赖养儿防老的机制不改变，在生育上重男轻女的观念就难以改变。最近几年，中国的财政收入连年大幅度增长。由国家财政出资，建立农民养老金制度，应当提上议事日程了。这不但事关社会公正，也能为解决新生儿性别比例失衡的难题创造条件。
丁：一个国家，不是人口越多越好，也不是人口越少越好。理想的状态应当是人口数量基本稳定在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的水平，同时保持合理的年龄结构和性别比例。为此，两种人口发展趋势都要纳入我们研究的视野。不同的学科，不同的学派，不同的角度，不同的观点，都有权利参与争鸣。集思广益，才有可能趋利避害，制定出富有远见的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