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随着万钢、陈竺两位非中共人士出长科技和卫生部，中国正在开启一个学者从政的新时代。在中国改革历史上，万、陈以非中共身份出任政府部门的正职，预示着中国干部制度变革的新方向。可以说，这也是中国社会近年来在政治改革方面迈出的重要一步，国内外舆论对此评价甚高。
丁：中国社会各界正在形成新的改革观，就是承认改革是渐进的，是一点一滴积累而成的。此次万钢和陈竺出任政府部门的正职，可以看成是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收获。
谢：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学者从政曾有过一些具体的事例。无论是北洋时期还是国民政府时代，学者从政曾经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的一个重要经验。对此研究历史的人有正反两方面的评价，但不管从哪方面说，学者从政是现代行政的一个基本方向，中西方大概不会有太大的差别。中国干部制度的变革，顺应了这一历史趋势，可以设想，积累一段时间后，在这方面的步子会更大。
丁：此次万钢、陈竺出长科技、卫生两部，它的意义与以往有很大不同。我们知道，改革开放初期，曾一度有过干部革命化、知识化和年轻化的提法，事实上，当时确实也有相当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从政。有人一度把当时这种现象中的个别学者当官，认为是学者从政。但如果细加分析，只有万、陈此次的经历，才可以看成是严格意义上的学者从政。因为现代干部制度中，有比较严格的学历要求，没有学历者从政已极少见，所以高学历者从政，还不能认为就是学者从政。过去把有高学历的人当官，认为是学者从政，其实不很准确。万钢、陈竺的经历中有这样的特点：一、本人在专业上有公认成就，二、基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从政经历，三、有显著的留学欧美教育背景，四、明显的非中共背景。
谢：在改革开放历史上，曾经也有过一些学者教授进入党务部门工作的例子，比如早年王沪宁以复旦教授、夏勇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身份从政，都为人熟知。但他们的去处主要是党务系统，而他们本人也具有党员身份。万钢、陈竺不同，他们本身是专家，又是非中共人士。
丁：由学者从政到专家治国，这是中国政治体制变革中一个较为清晰的思路。虽然步子还不是很大，但毕竟走出了这一步，显示了新时代执政党的自信心和使命感，表现了团结社会一切力量为国家富强尽力的宽广胸怀。
谢：在学者从政的观念中，人们一向的习惯是看重学者的专业，此次万钢、陈竺的专业背景，开启了中国政府学者从政的新格局。但在学者从政的观念中，人们还有一个期待，就是更希望那些具有法学、经济学、历史学、教育学、艺术学等人文背景的人士，能在对口的部门发挥作用。除了专业背景明显的部门外，像文化、教育、财政、审计等部门，也期待“学者从政”。
丁：1948年，国民政府经济最坏的时候，胡适曾向当时的行政院长翁文灏推荐了三个经济学家，一个是吴景超，一个是蒋硕杰，还有一个是刘大中。虽然这三个年轻的经济学家后来没有得到翁文灏的重用，但胡适期待学者从政的苦心还是非常有意义。后来在台湾的经济起飞中，蒋硕杰、刘大中都起过重要作用。
谢：学者从政和一般意义上的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不同，它是学者用自己的专业和实际责任结合的实践行为。在后发的现代化国家中，政府行政人员由政工干部向专业人士过渡是一个基本趋势。早年台湾的经济发展中，也曾出现过大量有留学欧美背景的专业人士。中国改革开放近30年过程中，积累了相当一批具有良好专业教育背景的学者，他们在中国社会未来的变革中，将发挥重要作用。万钢和陈竺的经历说明，由学者从政走向专家治国的时代正在悄悄到来。
丁：中国改革是由上而下的，此次万钢、陈竺的从政，也是由上而下的。可以预测，此后地方上也会出现更多类似的情况。既然非中共人士可以出任中央政府部门的正职，以后非中共人士出任省市长也不是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