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你可能注意到了，现在中国作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上次我们和作家北村、余杰在一起，也谈到过这个问题。
谢：从现象上观察，这个问题是真实的。最近有一个文学评论家李建军出版了一本新书《文学及其时代的敌人》。这几年我很少读完一本文学评论集，但这本书我完整读完了。因为我感觉到这本书中的精神气质，已很久不见了。你过去也做过文学评论的，这本书你要看看。他对中国当代作家的精神问题有自己独立的见解。
丁：李建军我也认识。我一定去读一读他的书。我已经很少读当代作家的作品了。据我这些年和中国知识界的来往，他们对当代作家的评价确实不高。
谢：作家在中国社会角色的变化，有它正常的一面，但也有它不正常的一面。比如在精神气质上，一个作家如果对他们所生活的时代只有认同没有批判，在精神上有时候会出问题。
丁：上次我们谈卢新华和“伤痕文学”的时候，多少也触及到了这个问题。早年对“伤痕文学”的肯定和后来的基本定位方面，文学界可能忽视了这个现象中宝贵的精神气质。也就是说卢新华所找到的在“强弱”和“官民”冲突中，两种角色的处境体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我现在更多倾向于用这样的角度来看当年的“伤痕文学”。至于那些文学在艺术上的定位，可能在这个背景下确立。现在好像是倒过来了。
谢：中国当代作家的追求，有两个需要注意的现象。一是市场的认同。一是西方的认同，以及港台的认同。这两个问题常常搅在一起。如果说早年中国作家专注于表达中国社会生活中真实的感受，那么后来就不是这样了。张艺谋的电影就是一个缩影。
丁：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的主力是“右派”和“知青”两个作家群体。他们对中国社会生活的影响在上世纪90年代初以后大体就结束了。现在写作群体已有了“70年代”、“80年代”作家。因为作品读得少，所以不好评价。但文学作品的品质和作家的精神气质，我以为总有一些恒定的东西。写作方式和出版方式可以变，但那个精神气质不能变。可以对社会生活保持自己独立的见解，但不能善恶不分，不能失去对人的悲悯。
谢：如果要作一个概括的话，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中国作家，作为知识分子的角色，曾在社会进步中起了主要作用。因为那时社会正义的呼声往往最先由他们发出。记得当时陶斯亮《一份终于发出的信》是在《诗刊》上发表的。现在让《诗刊》破格发表这类纪实文学，简直不可想像。当然，这与当时的历史条件相关。到了90年代以后，历史条件发生了转化。知识界最引人注目的是经济学家，人们的目光都投在了他们的身上。到了今天，经济学家作为知识分子角色，被人们认可的已经越来越少。这个时候，公众开始把目光移向了法学家的身上。孙志刚事件就是代表。这个从文学家到经济学家到法学家的变化，应该说是一个社会由变态走向常态的过程，虽然其中问题不少，但大体是进步的。
丁：孙志刚事件的确是一个衡量知识分子对当代现实公共关怀的标志。最早介入这件事的知识分子，我印象是中山大学的艾晓明。她最先在网上发出声音，提出假如孙志刚是我的儿子，应该怎么办？孙志刚的父亲最初到广州投诉无门，得到了她的实际帮助。她是研究文学出身，现在也是文学教授。但如果把她列入文学界人士，似乎又不合适。因为她极力关注的，不论是孙志刚，是黄静，还是林昭，都是当今文学界不怎么关注的。
谢：后来介入这个事件就是法学家了。杨支柱、萧瀚、贺卫方，还有许志永等三博士，他们提请全国人大对收容制度进行违宪审查，推动了决策层次的制度性改革。我觉得，法学家已经站到了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最前沿。
丁：知识界的不同领域，各个群体，其实也很复杂，不是铁板一块。各个群体中都有特殊情况。不过大体说来，法学家的声音的确值得关注。推动公民维权，推进民主宪政，他们的意见最有力量。
谢：一些新闻记者也不错。他们向公众披露事实，才有舆论的第一波。法学家的意见更深刻，但在时间上紧随其后。
丁：社会生活多元化以后，作为知识分子，每个人的生活方式有很大的选择性。人们对作家的批评，其实可以理解为一种期待。因为作家本来是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一个主要力量。因为他们会写，能发言，能说话。当然这个能力如何获得可能更多依赖个人，但不管如何获得，有了这个能力，就相应有了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是强迫的，是一种期待的责任。也可以说没有理由的，是天职。不能问理由，你就有这个责任。所谓读圣贤书所为何事？大体就是这个道理。特别是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有这个传统。
谢：中国当代文学已走过了20多年。中国作家也经历了一个由集体到个人的阶段。但不管怎么说，作家精神气质中保持某种对社会生活的关注和批判，是应该的。就是好社会里还应该那样，更不要说我们这里了。
丁：早年曾有好多人把中国社会的进步寄托在中产阶层的大量出现，但现在看来问题非常复杂。经济实力的发育并不一定直接导向社会责任，文化的积累可能更为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