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中国现在是一个特殊的社会，无论哪一方面，用简单的逻辑或者单一的模式都概括不了。文学也是这样。我们从中国的文学评奖中，可以看出许多有趣的现象，这些现象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社会的变革是有意义的。
谢：中国文学评奖的形式很多，但主要可以说有五种。一是中国作家协会的茅盾奖、鲁迅文学奖等；二是省级的如山西的赵树理文学奖；三是由已故作家命名的奖项，如冰心散文奖、郭沫若散文奖、徐迟报告文学奖等；四是由媒体设立的文学奖，如近期《南方都市报》和《新京报》主办的“华语传媒文学大奖”；还有就是一些企业出资举办的奖项。
丁：虽然名目不少，但有权威性的却不多，世界性的影响更谈不上。
谢：在世界范围内，有名的文学奖很多。诺贝尔文学奖就不用说了，另外如法国的龚古尔奖，日本的芥川文学奖，英国的布克奖，前苏联也有斯大林文学奖。
丁：中国是大国，文学奖的影响力还不如他们大。
谢：文学奖的意义在于激励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在于展示一个民族的精神世界。对作家来说，奖金的多少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作家为人类思想提供了什么新东西，为民族文化提供了什么新东西，为某种语言艺术提供了什么新东西。
丁：从严格的意义上说，中国还没有达到文学评奖的人类境界，还只是对自己作家的一种鼓励方式。有的奖偏重于政府一定时期的精神导向，有的奖偏重于一定时期艺术潮流的评价，有的奖属于某些团体定期的工作，还有的奖背后有某种商业力量起作用。我听说，有的长篇小说原来的发行量不过万把册，一得了茅盾文学奖，发行量就能上几十万册。各类学校的图书馆都要买，被当做经典，成了畅销书。相关的出版社不会不关注这种现象。
谢：中国的文学评奖，对作家本人很有作用，但社会意义，说到底实在有限。这一段公布的文学奖，如鲁迅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和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成为作家关注的焦点。朱建国对鄢烈山获杂文奖不认可，写了很尖锐的批评文章。
丁：朱建国的批评我不赞同，他的思维方式比较极端。如果按照他的逻辑，所有在中国生活的作家都应该把单位的工资和住房退出去，否则都打上了官方的印记。笑蜀有一篇为鄢烈山声辩的文章，比较通情达理。中国作家协会组织的评委会，能够把杂文奖授给鄢烈山的杂文集，我觉得是一件好事。
谢：这些年中国的文学评奖还是有进步的。这个进步表现在两方面，一是程序逐渐趋于公正，当事人回避、随机抽取专家库、公证员制度的引入等，都是向进步的方向走。政府主导的评奖，据我所知，至少在程序上也还说得过去，在实际操作中，也形成了一些潜在的平衡，兼顾了各方面的诉求。
丁：像往届茅盾文学奖的情况，就可以看出，大体上是一个政府、专家与市场平衡的结果。能够形成这样的格局，在目前的中国，也不容易了，不要求全责备。
谢：政府提倡的、专家认可的和民间喜欢的作家作品，都有一定席位，在目前情况下就算差强人意了。进步是一点一滴的。鄢烈山的获奖，不妨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
丁：“华语传媒文学大奖”是一个新奖，活动的动静不小，但我觉得还有一些问题。第一，评奖的间隔过短，一年一次，项目还不少，奖项太多了，含金量就成了问题。不出三五年，在文坛活跃的作家都会榜上有名。周期的设计值得考虑。诺贝尔奖虽然年年评，但一年只奖一个人，是从全世界范围内筛选，青年作家很少能入选，所以含金量比较高。第二是评奖的秘书长总是一个人，也不适宜。我不怀疑谢有顺的人格，但制度设计要符合目前已达到的对人性的了解。
谢：那个评论奖就更有意思了。以现在的速度，不出三五年，很可能会奖出一大片。评委中有《当代作家评论》的主编林建法，但蔡翔获得提名却是因为一篇发表在《当代作家评论》上面的文章。还有李敬泽，他获得了提名，但他同时也是推荐评委。另外获得提名的许多小说是发表在《作家》杂志上，可《作家》的主编宗仁发也是推荐评委。还有其他一些程序的设计，我觉得还是有缺陷，至少回避得不够彻底。程序公正的原则本身要求，不论运动员、教练员，一定不能充当裁判员。
丁：不过，由媒体出钱奖励文学还是好事，虽然程序上有待改进，但做事总比不做好。再说这个文学奖，也不代表政府。民间做事情，从不完善到完善，有一个发育过程。
谢：最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程序，逐步形成一个公平、公正的传统，以后威信才会越来越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