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有个朋友送了我一本新出的书。我一看，书是正规出版社出的，却没有单独的定价。问朋友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们10个作者自费出书，合起来买了一个书号。所以只有总定价，每本书没有单独定价。
谢：这种事不必见怪。现在不少作家诗人，作品不能直接面对图书市场，又想出书，都选择了这种省钱的办法。10个人合用一个书号。每人分摊的钱，比单独买一个书号便宜得多。
丁：想起来也很有意思。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许多领域都告别了票证，从计划走向市场。惟有书号，却从无限制变为计划供应。
谢：这种比较不一定合适。粮票、布票的出现，是因为供应的匮乏。而书号的控制，并不是因为某种物资的匮乏。
丁：作为一种管理图书的出版方式，应该说书号是必要的。中国有，外国也有。不管是国际统一书号，还是国内统一书号，都为统计和检索带来了方便。我想讨论的，不是要不要书号，而是行政机关对书号的发放，实行计划生育的利弊。
谢：限制书号，初衷可能是想控制坏书的出版。但事物总有它的副作用，它在控制坏东西的时候，也伤害了好东西。比如它对学术的繁荣就很不利，或者说，它对目前的学风甚至写作习惯都是有影响的。
丁：限制书号的时间并不很长，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上世纪80年代还没有这么做，当时还是鼓励出版社多出书。到了90年代，出版管理部门才对出版社实行书号数量控制。现在，出版界的人都知道，书号的配给数量，通常是按一个出版社所拥有的编辑人数来决定的，一般是，有一个中级以上职称的编辑，每年发5个书号。作为出版社，也就不能不核算，一个书号平均创造多少利润，才能保证全体职工的工资福利待遇。
谢：控制书号也成了出版主管单位的奖惩机制。他们按出版社的表现，适度调整书号的供给量。管理部门认为表现好的出版社，可以增加书号的供给，认为不好的出版社，则以减少书号为惩罚。这种管理方式，在当今世界各国大概独一无二。
丁：这种制度的形成，就使书号登记从一种正常的管理方式，最终转化成了一种有偿的控制出版方式。因为供给和需求之间不平衡，书号本身因为稀缺，而变成了价值昂贵的商品。
谢：虽然国家明令禁止出版社买卖书号，但几乎所有的出版社都以直接或变相的方式在进行交易。利润会使人冒险。这是目前出版界的一种潜规则，它的变换方式非常多，但行内人还是不难看出，哪些书是出版社的本版书，哪些书是买书号出版的。
丁：目前中国的出版体制正在发生变化，出版社以外，民间有非常发达的出版能力，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书商。他们无论从文化素质、管理方式还是资金方面，都具备事实上的出版社的编辑发行能力。只是因为制度不允许他们办出版社，只好以种种变通方式和出版社联系，使自己的出版行为合法化。
谢：由于书号的数量控制，它使天然享有这种出版资源的出版社，失去对市场的创新动力。从理论上说，一个书号的直接管理成本不足人民币100元，但因为它是一种权力配给制度，它有广大的、潜在的买方市场。在这个市场上，它有自然形成的价格机制。现在北京那些出版社的书号通常在1.5万元到2万元左右，而地方出版社的价格低一些，通常也在1万元左右。它的价格波动随着控制的强弱而变化。有的出版社，自己不承担市场风险，不组织书稿，甚至不从事编辑、设计和发行，仅仅出售书号，终审把关，居然也能过日子。
丁：现在的情况是，公开讲，没有一家出版社卖书号，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家出版社不卖书号。前提是政治上不能出事。
谢：书号制度成为一种隐形的公开制度，用科学社会学家默顿的话概括，就是制度化的行为，受到了制度化的抗拒。
丁：因为有这种制度的存在，社会需求又非常旺盛，所以会导致许多不规范的行为。比如在书号的交易过程中，会有税收流失，还有其他一些不规范的行为出现。
谢：这种制度还有一些看不见的后果。因为书号本身成为一种稀缺的出版资源，所以它的成本最后都要加在买书的人身上，书价的居高不下，这也是原因之一。如果放开书号，图书定价起码可以降低20%。中国改革开放20多年了，人们在衣食住行方面的消费水平有很大提高，惟有图书的消费的人均册数，几乎没有增长。改革开放前每年人均5册，现在还是人均5册。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书价上涨太快，是重要原因之一。
丁：对学术研究也有负面影响。出版社不再愿意用一个书号出版一本定价很低印数很少的出版物。对学术界来说，因为书号的成本很大，直接影响了学风，现在学者已很少再写小书、小册子或者精粹的论文集，而是一次就来一大本，因为书号的成本太高了。书号配给制度出现前，学者常常会几篇论文就出一本书，这如今已是天方夜谭，大学者都很难再享受这种待遇了。
谢：看来这种制度的缺陷需要反思，从人类对出版物的普遍管理方式观察，我们有可能找出缺点更少的管理制度，以降低管理社会的成本，繁荣出版，繁荣科学、教育和文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