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中国上世纪八十年代，兴起过一次“文化丛书热”，至今在我心中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诸如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人民出版社的“三个面向丛书”，上海人民出版社的“新学科丛书”，贵州人民出版社的“传统与变革丛书”，山东文艺出版社的“文化哲学丛书”，浙江人民出版社的“比较文化丛书”等等，不一而足。而推出最早、品种最多、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走向未来丛书”。最近，几位朋友都和我谈起这套书。胡发云说，“想起八十年代中后期，我去北京，朋友一见面就向我推荐这一套书，于是到几家书店搜寻，得到的第一本我至今还记得——《增长的极限》，其后又陆续找到一些，《维特根斯坦哲学导论》，《富饶的贫困》，《画布上的创造》等等……小小的，窄窄的，黑白两色的封面。它的简朴，恰恰透出了一种自信和大气。可以说，这是当时启蒙中国影响最大的一套书。做了这样一件事的人，虽死犹生。这套书的一部分，至今在我的书柜中，与现今那些阔大华丽的印刷物相比，它依然烨烨生辉！”赵诚说，“八十年代的《走向未来丛书》是启蒙一代人的文化丛书，她用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过去接受的教育，把一代青年学子从过去对世界和历史的单线条的公式化说教中解放了出来。这套丛书可以说改革开放以来在文化上做出了重要贡献，也是当代中国的一个重要文化事件。”
谢：我当年也是“走向未来丛书”的热心读者。从1984年开始，几乎是见一本买一本，前后买过几十本。不论是《激动人心的年代》、《在历史的表象背后》、《让科学的光芒照亮自己》等中国学者的创作，还是《看不见的手》、《人的现代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等译著，读后都有茅塞顿开之感，借用电视流行的说法，这里是思想的盛宴，这里是学术的殿堂。回过头看，我不能不惊叹编委会百科全书式的气魄。跨越学科限制，跨越古今中外，宗旨只有一个：有助于思想启蒙，推动国人接受普世价值，走向全方位的现代化。当今中年以上学业有成的知识分子，多多少少都读过其中的几种。
丁：这些丛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编委会主导，他们先策划组织一批书稿，然后与出版社联系出书。有的丛书，出版社人员参加了编委会，有的仅仅作为责任编辑。知识界人士以自由结合的方式组成编委会，启动新文化的建设，这实际上是公民社会发育的萌芽。这些丛书，不但启发了一代读者，而且培育了一代学者。很多书的作者都是没有出过书的年青人，由此发端，进而成为学界名家。
谢：当然，也有人批评这套丛书里有一部分选题做得不够规范。对外国思想家的著作，有的是编译，有的是缩写，把大部头原著压缩成了小册子。当时中国还没有加入国际版权公约，现在如果采取同样的做法，可能就行不通了。
丁：尽管有缺点，但主流还是辉煌的，而且很难复制。如今，国内几百家出版社，一年出二十多万种图书。其中真正具有原创性，能够给我们这个民族提供新鲜思想的书籍，恐怕还赶不上这一套丛书。前几天有一家大学图书馆的朋友感慨，现在的出版物，值得图书馆收藏的比例太低了。
谢：出版环境不同了。现在，同样是四川人民出版社，他也不可能让“走向未来丛书”再世。那是一个气氛宽松的特殊年代。
丁：阅读的环境也不同了。当年，这些丛书主要是个人购买，大学生、研究生是主要的读者群。我们当年上学，节衣缩食也要买书。现在的大学生，教科书以外的书读得很少，买得更少。下饭馆舍得花钱，买书舍不得花钱。究其原因，一来是校园流行实用主义，缺少追求真理的气氛；二来课程太多，缺少自主阅读时间。中国的大学，课堂授课越来越多。政治课是刚性的，外语课是刚性的，专业课也是刚性的，都不能不修。不但上午、下午排了课，连晚上也要去听课，拿学分。有一所综合性大学，因为校长的偏好，居然把高等数学也列为必修课，不及格不发文凭。理工科学生修高等数学是必要的，经济学、社会学、哲学等专业的学生修高等数学也是应当的，但中文、历史、外语、艺术等专业的学生，应当有不修高等数学的自由。有一些学生，就是因为理科薄弱，才选择的文史专业。硬让他们学高等数学，没有兴趣，真是苦不堪言。教师建议将高等数学改成选修课，校长都不答应。一所大学能开多少门选修课，和这个大学的学术水平成正比。选修课越多的大学，学术气氛越浓。依赖必修课强制学生接受灌输，哪里还谈得上学术自由。在这样的体制下，即使“走向未来丛书”再世，在大学师生里也找不到几个知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