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读到涂光群的回忆录《文坛五十年亲历记》，上下两册。涂先生从1953年到1982年，在《人民文学》杂志当编辑。从这套书中披露的史料可以看出，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中，编辑的工作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在过去的文学研究中，关注作家作品比较多，关注编辑的活动比较少。
谢：这两册本书我也看了。有趣的是，涂先生书中谈到的上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初的小说，在当初轰动一时，如今人们已没有阅读的兴趣了。但是涂先生讲述的发表过程中的周折和编辑付出的努力，我读起来仍然津津有味。比如小说《班主任》能在《人民文学》1977年11月号发表，其实是编辑部在那年夏天看到邓小平复出，就想组织教育界拨乱反正的作品，“多少尽一点文学推动生活的责任”。他们给曾经投过稿的刘心武通了气。刘心武很快写成小说，送到编辑部，当时争论很多，只好请张光年定夺。张光年说：“不要怕尖锐，但是要准确。”编辑又找作者商量修改，终于问世。又比如，宗璞的《弦上的梦》，投稿时“四五运动”尚未平反，主编要求退稿，但身为小说组长的涂先生和几位同事却拖延不退，终于等到时局变化，在第一时间把小说发出来。1979年春天的时候，蒋子龙因为1976年的事，在天津处境很不好，涂先生就派人到天津请蒋子龙写出新作在《人民文学》亮相。这就是后来的《乔厂长上任记》。
丁：在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一批小说提出了新的问题，成为突破思想禁区的尖兵，引起了全社会的轰动。有时，一篇小说甚至触发了一项政策的调整，推动了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作家因而成为人们关注的英雄。其实，作家的努力只是一个方面，那些编辑付出的努力也很重要。历史有相当的偶然性，如果没有编辑的苦心，有些后来在文学史上有过重要影响和意义的作品，也许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谢：有新意的作品，往往同时就是有争议的作品。作为编辑，是把这些有新意的作品推出来，还是压下去？一念之差，有时会影响一个作者的命运。一篇作品发表了，获得了好评，作者可能由此而一发不可收拾，成为有名的作家。一篇作品发不出来，作者有可能就此洗手不干，以后与文坛无缘。
丁：不光是影响到作者的命运，甚至由此会改写历史。一部当代文学史，还不是一部又一部有争议的作品脱颖而出的历史？
谢：我个人感觉，那个时代的编辑和如今的编辑相比，精神状态有很大不同。那时人们总是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把事情向前推动，他们是主动进取的。叫事业心也好，叫责任感也好，总之是有那么一股劲。
丁：这些年，一些人把眼光向后看，谈论老大学、老书局和老报馆。说到职业编辑，不管是编书的，编杂志的，还是编报纸的，至少也有一个世纪的历史了吧。那些优秀的编辑，从鲁迅、胡适、宗白华、叶圣陶到巴金、萧乾、胡风，每个人身上都有许多发现新作，提携新人的故事。如果说“五四”以来的新文化是一座宏伟的大厦，那些优秀的编辑，就是这座大厦的建筑师。
谢：改革开放初期，也有一些编辑为了理想尽心尽力。那时还不是一个消费时代，人们在物质方面要求不高，追求理想的动力却很强，他们只是想让社会进步快一些。这种追求理想的精神，在当时的编辑队伍中，不在少数。不光是《人民文学》，当时还有《十月》、《收获》，乃至《作品》、《安徽文学》等地方文学刊物，都以站在思想解放的前列为荣。那时的编辑，不只是关注文学的创新、新人新作的推出，心里还装着百姓的命运、国家的前途。
丁：这个传统，到现在就不大容易见到了。现在常见的心态是保平安，不求有功，但求无过。但凡可能引起争议的作品，能不用就不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饭碗第一，你也不能说这就庸俗。
谢：但那个时候，也不是没有饭碗的问题，我想还是精神状态出了问题。我不是责怪现在的编辑，主要是环境使然。谁有追求，谁就要承受压力。现在的淘汰机制，越是有理想的编辑越容易出局。
丁：普遍的情况也不能说是饱食终日，无所用心。不少人也在开动脑筋，挖空心思赚钱。我不反对赚钱。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就行。但是，如果办杂志，把版面当作谋利的筹码，就不能让人恭维了。要说待遇，现在的编辑，比改革开放初期，其实已经高多了。但文化追求却一路下滑。
谢：好在如今有了互联网。你有才华，自己在网上就可以崭露头角，不需要编辑发放通行证。否则，不知要埋没多少新人呢！
